打造枪杆子之余，国民政府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随着革命政府力量的增长，收支开始好转。1924年4月，驻北京的公使团决定将关税余额的一部分拨交广东政府。伴随着两次东征、平定北江、荡平南路的战事，政府统治地区由广州周边扩展到广东全省，财政才得以步入正轨。
廖仲恺遇刺后，宋子文继任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上海后曾追求盛宣怀家的七小姐，盛夫人却认为宋家不过是个传教士家庭，门户不匹配，因此阻挠了这段恋情。这位洋气十足的宋家大少爷做事很有魄力，他决定统一财政，收回各军以往截留的税款，军队由驻地就地筹饷改为财政部统筹办理，逐渐建立人们对通货的信任，然后通过销售国库券向社会借款，并禁止赌捐，改革弊政，奖励储蓄。1924年广东全省财政收入为798万元，1925年9月起一年间已增至8000万元，增加9倍之多。这笔收入的80%用于军费，为北伐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1926年4月，奉、直、晋三系军阀组成“讨赤联军”，总兵力50万，在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迫使国民军撤退到了绥远。
在南方，孙中山后时代的革命政府正在摩拳擦掌。军阀实力被国民军吸引在北方，期待多年的北伐时机已经成熟，革命政府决定趁机出兵北上。新兴的国民革命军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进行了两年的训练和装备，经历了1925年统一广东几次战役的磨炼，已经士气高昂。
战争获胜的首要因素是财政和物资的支持。苏联支援12万条枪和每个月30万银元的经费，日后的五大元帅之一加伦将军策划并在幕后指挥了整个北伐战争。
参加北伐的实际兵力有七八万人，其中广东军队的每月薪饷标准大致是：士兵10元，班长12元，少尉排长32元，中尉排长40元，连长60元，营长120元，团长300元。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士兵每月伙食费约2元，作战时粮食由公家供给，所以一个士兵的薪饷可以养活一个两口之家。财务账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诈勒索和贪污现象。
与之相比，同是参加北伐的广西军队的待遇却很差。广西经济落后，士兵每月合计只有伙食费小洋6元，官长不论高低，一律为12元。因此有了“广东人出钱，广西人打仗”的说法。
胜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各级都派了政治委员，以便向每一个士兵宣传为什么而战。同时建立了极为苛刻的军纪。两个教导团的黄埔群英具有坚定的信仰，成为革命军的中坚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士气高涨。每遇大敌当前，无论敌人炮火如何猛烈，下级干部及党代表一齐振臂呼喊口号，然后带头冲锋，前仆后继，无坚不克。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不断壮大。
北伐军不扰民、不抢掠、不抓壮丁，在庙宇和公用建筑中宿营。由于纪律严明，他们深受爱戴，美名远扬。农民给士兵充当间谍、向导以及为伤员抬担架，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传单以破坏敌人士气。
北伐军和军阀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军阀的部队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但他们每到一地便征用民房，强迫当地商人负担费用，并擅自征用当地劳力。奉军士兵在前线流血，而将领在后方日夜拼命打麻将，狂嫖滥赌。如此的军队，与万众一心的革命军作战，自然是很难取胜。
1926年底，革命军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1927年2月占领浙江杭州。3月15日攻克南京，24日攻占上海。至此，革命军控制了长江流域，控制了华南和华中的10个省份。蒋介石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由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军官一跃成为军事领袖，令人瞩目。
1926年9月，出国考察的冯玉祥从苏联回来，加入了讨伐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战斗。这时他的国民军数万人正从南口前线溃败到绥远，全军精神颓丧，士气不振。所经之地千里荒无人烟，正当酷暑季节，白天烈日炙烤，夜晚又寒气逼人。部队饥一顿饱一顿，士兵逃亡、违纪的事不断发生。
冯玉祥在五原收容部队，誓师参加北伐，挥师南下陕甘。陕甘两省本是贫瘠之区，连年用兵，民力已尽，加上大军云集，所需粮饷多，财政拮据之状可以想见。国民军入陕后一连数月，全省收入每月仅有数万元。官兵每月每人发伙食费四元五角，后来增加到六元五角，行政人员月薪分为二十元和十元两种。士兵食不果腹，军衣破损不堪，个个面有菜色，人人满身虱子如叫花子。伤病者没有医药，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能用布袋裹着埋葬，名日“革命棺”。
1927年12月，国民军进入河南，投入大规模战斗，但此时军费只存五百现洋，无法支撑军需。万般无奈下，就用这最后一笔钱来购买纸张，印制“流通券”向市场采购军需物品，商民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假钱，部队只好强制推行，共发出千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这时期，苏联提供的装备给予了雪中送炭的帮助。1925年苏联就向冯玉祥提供过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援助，包括18000支步枪、90挺机枪和24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飞机十余架。1926年他从苏联回国后更得到了数万支步枪、数千万发弹药等物资，总价值达八九百万卢布，连广东政府都没有获得那么大的军事援助。冯玉祥在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控制了西北数省和河南。
自曹锟贿选和冯玉祥兵变，本就时断时续的共和法统彻底终结，中国此时已经失去中央政权，段祺瑞所谓的“临时执政”没有任何宪法依据。但是段祺瑞本人有社会号召力，所以西方列强还是循例正式承认北京政权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但是1926年4月段政权垮台以后，列强彻底对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开始承认广州政权为“事实政府”。
北伐中，“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震天响，受到反帝教育的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外国租界。1927年春天，国民政府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列强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的20个交还给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上海租界还保留着，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租界的司法审判权交还，中国政府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
在广东北伐军和北方国民军夹击之下，曾经威震中原的吴佩孚大帅兵败潦倒，一路转到四川白帝城安身，其狼狈状比落难的刘备有过之无不及。意外的是，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专程到此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愿供给私人借款100万元、步枪10万支、小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帮助他东山再起。这个条件自然极其诱人，可是对吴佩孚不发生作用。
吴佩孚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了结。”这位有原则的军人终身奉行“四不主义”（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借外债、不蓄私财），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他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在民族气节上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