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兴
平泉县“集家”情况
现在的平泉县境，在伪满时由喀喇沁中旗、青龙县、承德县三县(旗)管辖。
喀喇沁中旗辖：
平泉街(现平泉镇、西坝、城北乡)。
南坡村(现蒙合乌苏乡、平坊乡、白池沟乡)。
黄土梁子村(现黄土梁子乡、双河乡)。
茅兰沟村(现茅兰沟乡、长胜沟乡)。
柳溪村(现柳溪乡)。
平房村(现七家岱乡、双河乡的三家村、傅营子村)。
洼子店村(现卧龙岗乡、沙坨子乡、石拉哈沟乡、三十家子乡)。
杨树岭村(现许杖子乡、宋杖子乡、杨树岭乡、魏杖子乡)。
松树台村(现营子乡、松树台乡、古山子乡)。
七沟村(现七沟乡、凤凰岭乡、王土坊乡)。
荒地村(现西崖门子乡)。
大营子村(现刘家店乡、广兴店乡、双洞子乡、黑山口乡之黑山口、万杖子、大梁底、老窝铺等村、杨树岭乡之铅南沟、狮子庙)。
五十家子村(现五十家子乡、南岭乡之瀑河沿、康杖子、下店乡之干沟门)。
榆树林子村(现榆树林子乡、宋营子乡、范杖子乡)。
打鹿沟村(现台头山乡、打鹿沟乡、高杖子乡)。
承德县辖：
小寺沟村(包括现在小寺沟镇、水泉乡、黑山口之三家、姚杖子、边房沟、五十家子乡之后甸子)。
青龙县辖：
党坝村(包括现在党坝乡、永安乡、大吉口乡、山子后乡)。
郭杖子村(包括现在郭杖子乡、倪杖子乡、党坝乡之朴家院、窑上、南沟门、四家)。
平泉“集家”从1942年开始，先在孤山子、崖门子、大石湖等少数边沿地方进行，1943年在我游击区全面实行，重点是青龙、承德县及以光头山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即当时的柳溪、平房、七沟、荒地、小寺沟、党坝、郭杖子等村。1944年又逐步往东部发展，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才停止。
“集家”基本分三类地区：(1)“集团部落”；(2)“集家并村”；(3)“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
(一)“集团部落”(即“人圈”)
把分散居住的农民驱赶到指定地点，四周修一丈二尺高的土围子，四角修炮楼子，有的还挖护城壕。全县修“集团部落”127个，分布于日伪时的柳溪村、平房村、七沟村、荒地村、小寺沟村、党坝村、郭杖子村等10个村以及南坡村的蒙合乌苏川的单营子、南梁，黄土梁子村的龙潭沟川西山，洼子店村的石拉哈沟和红花沟，相当于现在19个乡，面积154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7.5％：
柳溪村：七家、大庙、下桥头、薛杖子、徐营子、马架子、老杖子、河南店、仓子、高杖子、大窝铺等11个(均是1943年修)。
平房村：杜岱营子、雹神庙、徐营子、九神庙等4个(均1943年修)。
南坡村：单营子(1943年修)、南梁(1945年修)。
黄土梁子村：西山(1943年修)。
松树台村：老窝铺、中心村、杨树底、孤山子、大杖子、二道沟门、徐杖子等7个(1942年“集家”，1943年修围墙)。
七沟村：上平房、东沟门、头杖子、东六沟、榆树林、屈杖子、糖房沟、三岔口、大甸子、七沟、朴杖子、小山沟、圣佛庙、三家、东庄、毛兰沟、白庙子、于杖子、李台子、王土坊、老虎沟、单杖子、东北沟、乱石窑、马家营等25个(均1943年修)。
荒地村：三义庙、荒地、崖门子、杨树底、前杖子、新房子、南杖子、北杖子、杨树沟门(1942年修)、下店、西杖子、于杖子、横墙子(1943年修)等13个。
小寺沟村：胡杖子、水泉、河沟子、袁家店、佟杖子、桥东、桥西、雅图沟、西大窑、单家店、后甸子、仓子、姚杖子、南三家、边房沟、大庙(苏子沟)等16个(均1943年修)。
党坝村：党坝、北沟、河北、煤岭子、朴家院、大庙、山子后、二泉地、党杖子、大院(均1942年修)、暖泉、刘巴店、大石湖、西杖子、大吉口、秦家店、戴家沟、李杖子、北沟等19个(均1943年修)。
郭杖子村：窑上、南沟门、四家、西门杖子、倪杖子、八十亩地、郭杖子、于杖子、金杖子、营房、下营房、黄土梁、王杖子、郝杖子、高杖子、杨杖子等16个(均1943年修)。
大营子村：九神庙、道边、新安村、黑山口(均1943年修)。
洼子店村：崔杖子、莫林营子、陈杖子、安杖子、小碾、庄头营子、于营子等7个(均1943年修)。
杨树岭村：双庙、王营子(均1943年修)。
按年计算：
1942年修18个，1943年修107个，1944年修1个，1945年修1个。
“集家并村”
平泉东部，即老哈河、瀑河以东地区，敌人曾认为是治安确保区。由于从1943年至1944年抗日斗争逐步向东发展，所以从1944年开始在平泉东部地区搞“集家并村”，在这类地区是把山沟里的住户一律搬到大川村落，暂不修围墙，群众称之为“小集家”。这类地区涉及现在的平房、毛兰沟、白池沟、长胜沟、宋营子、卧龙岗、范杖子、广兴店、魏杖子、双洞子等乡，共搬迁225个自然村、800多户，占全县总面积的15%左右。
“无住禁作地带”
敌人把深山老林和抗日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划为“无人区”。这类地区不准住人，不准种地，不准放牲畜，不准打柴。在警戒线上埋上红桩子，对过界人、畜打死勿论。
“无人区”共涉及当时的11个村的部分地区：
南坡村蒙合乌苏川单营子“部落”刘杖子；黄土梁子村龙潭沟川西山“部落”双庙；柳溪村大窝铺、马架子、张营子；平房村七家岱川九神庙“部落”梨树沟门；洼子店村石拉哈沟安杖子、崔杖子；七沟村车轮窖川山湾子、大西天；荒地村曹碾沟、二道沟、孤山子；小寺沟村水泉沟胡杖子；党坝村西杖子川南山霍家村、大石湖、黄木沟一带，山子后川的于杖子，水泉沟；郭杖子村桲椤树川四家的陈家庄以里，毛家沟的周杖子、北洞子，东门杖子的李家庄；松树台村孤山子川头道沟。
总面积为29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9%。
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日伪在修“人圈”的过程中以及“人圈”修成以后，对这里的人民实行了一整套的法西斯统治。
“集家”是先由伪旗警务科提出总方案，再由各警察署协同分驻所、村公所，到实地划定修“部落”的地点、规模、搬迁筑围等，然后通知各户限期搬完，到期不拆房的就派“镐头队”给刨毁，或点火烧掉。反复清查“扫荡”，直到摧毁为止。
全县修“部落”大部分是1943年2月定点，4月开始修，限8月修完。日伪根本不顾农事大忙，规定凡是修“部落”地区必须全力以赴，白天不准种地，否则，被抓住，轻者毒打、罚跪，甚至被打死。有的见到下地干活的就用枪打，群众只好白天修“人圈”，夜间收拾地，蒙合乌苏单营子修“部落”时，警察、讨伐队到处窜，见到种地的不仅把铧子砸了，罚跪石砟子，而且强迫人们互相打嘴巴，朱春等三人不服，被活活打死，七沟上平房修“部落”时，伪分驻所所长张大巴掌，骑着马抓种地的。把农民郑国祥抓住，毒打一顿，白天让干重活，夜间又罚跪石砟子，折磨得几次晕倒。对到期不搬的就给刨毁或烧掉，孤山子扁担梁13户52间房，全部被讨伐队烧光。柳溪村中马架子30多户，锅全被砸碎，房子全被放火烧掉；上马架子一个村就烧了50多户；徐营子“部落”130多户，有90户房子被烧掉；蒙合乌苏单营子180户，有140多户房屋被烧；据不完全统计，原柳溪村被烧房子达1623间。长胜沟大庙张振铎等三户房被烧，张因无力盖房，被逼上吊而死。据统计全县81个“部落”，共烧房5172间，被强行拆毁22 300多间。伪军警为了保证按时修完“部落”，在暂时不修“部落”的地方强抓了一大批人(全县不下两万人)，组成“镐头队”、打墙队，桲椤树川倪杖子是抗日游击区，群众反“集家”不进“部落”，伪军就从宽城一带抓了500多人，强迫去刨房、烧屋，不干就打；大营子村修“部落”时从道虎沟抓了1000多人，在伪军警看押下到新安村去刨房、修“部落”。荒地村西崖门子是抗日游击区，1942年开始修“部落”，群众不搬，抗日游击队去了，把墙推倒两次。1943年夏季又推倒两次。6月份敌人从圣佛庙、西坝抓了1000多人，在三个连伪军和讨伐队看押下去抢修，看谁不使劲就打，几天时间打死7个人。王玉清的父亲70多岁了，有罗锅腰，干活累了坐一会儿被警察看见，施以毒刑折磨，叫老人仰卧在石砟子上，在头和腿部坐上人往下压，还狂笑着非要给他直直罗锅，结果把脊骨压折，当场被折磨死；永安大石湖40里长沟只准修2个“部落”，群众不搬，敌人“扫荡”3次，把40多个村子摧毁了。全县“集家”地区共摧毁自然村1139个，把14 600多户、7.1万多人赶进“人圈”。
日伪对“部落”内的人民实行的是一整套集中营式的管理。
军、警、宪、讨看押：在“集团部落”地区，日伪派驻了大批军队、警察、宪兵、讨伐队。人民群众是在武装看押下生活，在日伪村公所所在地都有警察分驻所，开始十余人，后来增加到二三十人，边远地方还有警防所，各“部落”选拔青年自卫团(30至50人)驻在分驻所。在抗日游击区和“无人区”边界上驻有伪军和讨伐队，各要路口还派驻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以1944年底为例，在“集家”地区就设有警察署2个，分驻所11个、警防所30个，计380余人；自卫团650余人；伪国兵三十三团9个连计1340人。讨伐队有纪东阁队、韩全福队一部、李春队、张雪队、朱胜队、张云生队、夏九峰队、刘奇队等8个队，1200余人。在党坝有日本宪兵队30多人，日本守备队120人，在柳溪、大石湖有日本守备队。在王土坊、七沟、郭杖子、黄土梁子都有日本宪兵队。军、警、宪、讨共4000余人。
发展特务：日伪的特务组织是多渠道的。村协和分会有情报组，但很隐蔽，他们全面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以及民情等情报。军、警、宪还根据各自的需要发展特务，如柳溪、七家岱、孤山子等地就在他们抓走的人中发展了几名特务放回来，为他们搜集情报，所以在“人圈”里的人，说话、行动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抓走。
建立联防组织：在“部落”内把18岁至55岁的人都组成自卫团，轮流站岗，送情报。每个“部落”每天必须向警察分驻所送一次情报。青年还要专门受军训，每人一根木棒子，群众叫“棍儿团”。哪个“部落”有事，发出信号，邻近“部落”就必须出动。
联保组织：实行严格的村、甲、牌制。各“部落”设部落长。甲长管几个“部落”。10至30户为一牌，设牌长。十家连座，一家出事全牌牵连。成年人都发《居民证明书》，出门、上路都要受检查。来客要报告，走了要销号。“部落”有四门，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出入检查，夜间经常搞宵禁。起早贪黑出去收拾地，放牲畜也不允许，不遵守的就要受体罚。
(二)血腥的镇压——大检举
在日寇的铁蹄下，人民忍无可忍，采取不同形式反抗，日寇则进行了血腥的镇压。1942年至1944年进行了三次“强化治安”，也就是强化他们的各种统治办法，一次比一次残酷。群众一句话、一件事稍不注意，就会以“通匪”、“政治犯”、“思想犯”等罪名被抓进监狱，甚至杀掉。1943年1月抗日工作人员在孤山子和头道沟开群众会搞宣传，被特务张志告密，把王海、宋景德、田玉、田旺等4人抓走杀害了；倪杖子村温殿顺家雇了一名长工是外地人，被日本守备队抓起来，硬说他通八路，他不承认，被捆在树上活活烧死。这个村从1943年至1945年被抓走110多人，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进监牢，有的到东北当劳工，共死在外边70多人。郭杖子乡王家沟在1944年春被日伪军包围，把全村老乡赶在一起，让大家检举谁通八路，没人说话，敌人就抓人毒打拷问，甲长张廷玉60多岁了，同情抗日。他说：“你们谁通不通八路我心中有数，可不能胡说……”敌人恼羞成怒，就一撮撮地往下薅他的胡子，胡子拔光了又按在地上毒打致残，这一次就抓走70多人；只有20多人被毒打后放回，其余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或当劳工。最残酷的是1943年1月，全面进行大检举，实际上是一次全面大搜捕，有的村一次被抓走几十人，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柳溪乡徐营子村一次被抓走105人，凡是听过游击队开会的，管过饭的，带过路的，统统被抓走，进行严刑拷问，有5人被杀害，70多人被送去坐牢或当劳工。七家岱乡大地村150多户，由于特务孙振全的出卖，一次被抓走20多人，刘真、孟吉贤、张启荣、张启功、赵广喜、赵国栋、冯义等7人死在监狱。九神庙被抓走30多人，只有2人逃回，其余有的死了，有的无音信。石拉哈沟被抓走40多人，只5人被放回，其余的被送到平泉、承德、营口、锦州等监狱。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检举全县22个“部落”共计有621人被抓，其中被杀害50人，死在监狱25人，下落不明的389人，列表如下：地点被抓人数杀害死在监狱下落不明大地203710九神庙30325崖门子77干沟子65孤山子44石拉哈沟4012125柳溪4030马架子53徐营子105573四家12111小寺沟75倪杖子1101470山子后22上平房3024大石湖120872长胜沟60430茅兰沟20214黑山口33合计6215025389(注：此表仅根据部分受害者及知情人座谈回忆起来的，所以很不完全，但可见日伪血腥镇压之一斑)
残酷的刑罚
日伪对“人圈”内人民的统治，手段凶残，方法毒辣，人民只能俯首贴耳，任敌人宰割，不准有半点反抗，否则就施以毒刑，罚站、夏天晒太阳、冬天扒光衣服冻、跪石砟子、互相打嘴巴子、打棍子等是家常便饭。中等刑罚是手指夹筷子，灌凉水、辣椒水，火油，有的还掺上头发茬子，被灌者非死即残。还有电刑。最残酷的是烙铁烙、背火炉，把人烤得冒黄油。打油锤，把人捆上装进麻袋，抬起来往地上摔；站木笼，木笼四周钉上钉子，人在里面站着，扎得遍身出血。“军犬狂舞”，把人捆上叫军犬咬，人痛得打滚，狗来回跳，日寇在一旁狂笑。各种刑罚30多种，总之，他们折磨人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三)人间地狱
“人圈”是人间地狱，里边的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从住房看，80%以上的户是从外村搬进来的，能盖起房的不到1／3，多数人家只能盖个小马架，或搭个窝棚，有的托亲靠友，一家住三四户。有不少户只能住在畜棚或碾道里，夏不遮雨，冬不避寒，人畜共居，阴暗潮湿，蚊虫、蟑螂、跳蚤、虱子成群叮咬，大批人生疥疮，传染病盛行；从吃上看，70％以上户靠租种土地。进“人圈”后，大片土地不准耕种，种上的地产量也很低，除去交租、交“出荷粮”以及地方官勒索，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大半年只能吃糠、野菜、树皮度命。穿的更可怜，每人每年配给14尺麻布。小孩冬夏光腚，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不上衣服，不在少数。不少人披麻袋片，或一件老羊皮筒，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没有炕席、没被子是普遍的，为了取暖只能靠烧热炕、烤火盆，小孩身上烤出了花，有些人钻到莜麦秸子里睡觉。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加之冻饿，冬季路上经常有“倒卧”。1944年至1945年，伤寒病、“虎列拉”、急性肠胃炎等传染病大流行，有了病既无医疗条件，又无钱治，只有等死，两年中造成大批人死亡，有的人家死成“绝户”。柳溪乡是“集家”重点地区，288平方公里只修了11个“部落”。全乡5300多口人，两年死2100多口；马架子“部落”120户，死了260多口；王琢家14口人死的只剩1口；徐营子“部落”136户，1944年死大人180多口；于会宗在墙上划道道，死一口划一道，划到173道时，他和大儿子一天都死了。徐振说他在1944年6月一天抬出5个死人。有的“部落”死人时“报庙”要排队。老虎沟隋国安家14口人死剩3个小孩逃荒要饭走了。河南店“部落”老单家7户，算是中等户，共41口人死了16口；七家岱川4个“部落”700多户，死了260多口；九神庙“部落”160多户，600多人，死300多口，有13户死成绝户。朱其昌家8口全死在“部落”里。九神庙后山成了乱葬岗子。特别是儿童死亡更多。柳溪川徐营子“部落”136户，三年多死小孩220多个；蒙合乌苏单营子“部落”210户，死近400口，其中小孩240个；七家岱徐营子北沟因扔死孩多，改称“死孩子沟”；荒地村(现崖门子乡)刘起家8口人死了7口，他感到无路可走也上吊而死；郭杖子村(现郭杖子、倪杖子乡)1100多户，两年死980多口，死了人还不敢哭，否则被伪军警听到，说是闹瘟疫，就给封门，全家都得病死或饿死。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修“部落”到1945年光复前，124个“部落”共病饿而死达12 266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无可抵赖的血债。
敲骨吸髓的掠夺
日寇本着“以战养战”的原则，对侵占地区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实行了一套极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
物资上大肆掠夺：群众叫“三干一储”(粮干、麻干、大烟干和强制储蓄)。当时粮产很低，亩均200斤左右，每亩要交粮干(即扣除水分的粮食)30斤，自然粮要35至40斤。日寇为了向南洋群岛贩运鸦片，强制农民每年要有10%左右的好耕地种大烟。每亩交烟干13—18两，还要交线麻干，这些都由专门的粮食组合和鸦片组合严格检质、检等低价收购，农民在这里还要受一层勒索。完不成就要挨毒打，拘留，甚至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等毒刑折磨。另外，牲畜、皮张、绒毛等都有强制任务。
沉重的税负：除伪政府规定的税捐外，地方还任意摊派各种费用，多达30余种，如地亩捐、房产税、人头税、猪头税、车辆税、村公所费、证明书费、甲长费、招待军警官吏费、电线费、修炮楼费、协和会费、飞机献纳金。除此之外，伪官吏还想尽办法勒索，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要敛钱要物，一年到头敛不完的花销。这些花销是在农民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硬是敲骨吸髓榨取出来的。
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布、棉、线、盐、火柴、火油、肥皂……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人每年配给布10至15尺，棉花4两，火油每月半两，盐三四两，根本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这一点物资还经常断供，而且层层卡油，真正到农民手微乎其微。这些专卖品，群众不准买卖，谁贩运就被当做“密输犯”、“经济犯”抓起来，谁家吃顿大米、白面也是犯法的。
由于日伪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大面积荒废。一般的“部落”要荒地15%左右，被划为“无人区”的“部落”荒地30％左右，最多的达50%。据统计，124个“部落”有耕地34万亩，1943年荒废8.8万余亩，占总面积的26%，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畜禽大批死亡。柳溪乡是个山场较好的地区，但畜牧业也遭严重破坏。全乡1943年初有大牲畜1200多头，到1945年仅剩700多头；羊5000多只，仅剩不足2000只。徐营子“部落”原有大牲畜270头，剩百来头，羊1000多只，剩200多只。据1943年统计，124个“部落”有大牲畜1万头左右，死3600多头。有许多户连最低的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不少户完全破产，1944年至1945年就有4240多人外出逃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