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青龙县委党史研究室
侵华日军在青龙推行“无人区”政策的罪行罄竹难书，其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程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一)野蛮的“三光”政策
当时，青龙全县共有1686个村庄，其中1219个村庄被确定为“无住”与“禁作”地带，勒令拆迁。对这些地方明确规定：不准住人，不准存放物资，房子必须彻底拆除，特别是其中300个村庄、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除不准住人外，还规定不准种庄稼，不准进入人畜，如发现人畜，格杀勿论。
日伪为推行这一惨无人道的政策，曾组建和派驻大批反动武装，其中日本守备队750多人，伪满军一个旅2000多人，日本宪兵队30多人，警察讨伐队13个大队2000多人。此外，还有协和会青年行动队、警察署、警察分驻所武装警察、武装自卫团等共7000余人。这些反动武装，根据日本关东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命令，对“无住禁作地带”，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用枪弹、刺刀、烈火强迫百姓迁居、拆房，清室空野，穷凶极恶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烧光
当时全县共有各种房屋96 096间，其中绝大部分因为坐落于“无住禁作地带”，被强令拆迁。然而，世代居住的家园，怎忍轻离！可是日本法西斯命令军政警宪统一行动，带着汽油与火种，分赴各地，进行全县性的大焚烧。凡是被划作“无住”与“禁作”的地方，村村火光起，处处浓烟滚，结果一个个美丽村庄，几天内变成了废墟，有的村庄一次没烧净，又烧第二次，有的烧了三四次、十多次。新城沟乡花果山村，不仅一次烧掉房屋400多间，还将数十户存放柜、缸、锅、杂物的一条山沟点燃，火光冲天，山石直响，大火一直着了数日，至今焦土可见。1943年9月18日，日伪军纠集5000余人，分10路进入花厂峪扫荡，山头、谷口处处设卡，11里长沟处处有兵，连续焚烧、扫荡17个昼夜，数百间房子烧得一间未剩，牲畜、物资多成灰烬，一位60多岁老人也丧身于火海。
1944年1月12日，数百日伪军扑向沙河，驱赶群众，焚烧房屋。全村3个庄600多间房，一夜之间化为火光与青烟，其中损失驴49头、猪200多口、羊300多只、粮食1.5万多斤。从此，一条七八里的长沟变成荒沟，三个自然村变成了三片焦土。
据统计，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中，全县共拆烧房屋87 096间(占总房屋的90％)，烧掉粮食1000多万斤，烧掉其他物资无计其数。
2.杀光
日本关东军曾明确规定：凡进入“无人区”者，不问任何理由，一律枪毙。所以吸血成性的日本侵略军在“无人区”讨伐时，更是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
1942年冬，日伪军在二道沟讨伐时，就用刺刀挑死农民周起祥，用汽油烧死曾好。1943年秋，日伪军数百人再次进入二道沟，刀挑潘玉清、潘玉来，枪杀张玉海、桑利、张万海，抓捕刘青云、李海、李贵于他处杀害。连年过八旬的赵云才老奶奶、柴印的老母，都做了日军远射的活靶子，当场毙命。
1943年初秋，日伪军400多人在崖丈子扫荡时，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在田里射杀农民崔景旺，刀砍李福全及不满10岁的儿子——秃头，用刺刀扎死崔连山的哑巴妻子，将农民崔胜荣、潘老二抓到北马道挑开胸膛。仅这一天，就在崖丈子杀了7人。
1943年夏季一天，日伪军数十人去花厂峪讨伐，在五道岭一个叫水泉洼的地方，发现农民吴永富父子在耪地，日伪军多人将其围住，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将吴永富的儿子刺死，当吴永富试图逃跑时，被日伪军的枪弹打中而丧命。在五道岭发现刘全友一家人藏在房克郎里，日军将全家1男4女皆抓走，除刘全友1人跳崖逃脱外，其余4人(全友妻、2个女儿、1个侄女)全遭杀害。
1943年夏，日伪军数百人到集家区杨丈子扫荡时，首先将群众包围起来，然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用刺刀将农民陈学文挑死后，以火焚尸；将农民夏永生、陈海架在两火盆中间活活烤死；杨贵、杨启、郭来头钻进地窖，被日军用烟熏死；梁顺刚进门的妻子，被日军抬至避人处，遭到轮奸。
1943年8月，日伪军2000多人，在花果山扫荡，用刺刀挑死年近八旬的老人张堂和农民樊克增、樊和。将74岁的韩国清从一丈五尺多高的墙上推下活活摔死，将吴全伶兄弟5人抓到土胡同活埋。
据统计，全县在敌扫荡中被杀者达7200多人，仅花厂峪就死了83人。
3.抢光
在“无人区”除了烧、杀之外，凡是有用之物一律被抢光，粮食、牲畜、衣被、木料、金银……都是被抢掠的对象。1943年，驻牛心坨的日伪军在讨伐时，从“无人区”抢掠大批牲畜、粮食、木材、鸡、猪与瓜菜等物资。牛心坨警察署竟将小蔡峪民房拆掉，用拆下的木料盖了警察署的营房，留下了日伪抢掠的铁证。
1943年秋，日伪军在花果山讨伐时，其中一次就抢走物资1000多驮，赶走绵羊1000多只。日伪军随意宰杀食用，瘦小的绵羊又以每只80元伪币出卖，中饱私囊。
除了粮食、衣被、牲畜之外，成熟的庄稼、瓜菜也大肆抢掠。据调查，1943年一年日伪军就从花果山割走庄稼1500余驮，仅农民蒋安一家一个山洼的谷子就能收10石。日伪当时的原则是：能拿则拿，不能拿则烧，不能烧的则砸。凡是在“无住禁作地带”发现的一切物资，如锅、缸、柜、柴草、木料，一点不留，甚至连碾子、磨、石槽等都要破坏掉，水井也要填进石头。
据统计，在日伪扫荡中，全县被抢走牲畜12.2万余头，抢走衣被等物资折小米5.4万多斤。
日军在青龙“无住禁作地带”不仅烧、杀、抢，而且蹂躏妇女、凌辱老少、践踏中华民族之文明传统，其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1943年秋，数千日伪军在花果山扫荡时，从山上搜出7名青年妇女和一些儿童，凶狠毒打之后，将他们的衣服扒得精光，其中一名19岁的妇女，仅有一兜肚遮羞，还被扯下；一刚结婚的青年妇女，因脚上一只袜子未脱，就被打得翻滚。这些一丝不挂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数百日伪军围在中间，一会儿强迫站、一会儿强迫跪、一会儿强迫扭，百般凌辱，而这群野兽般的日伪军却在四周狂笑。
1943年农历五月初四，日伪军在“无人区”石门子、下窝铺、荞麦岭一带农田里围住正在干活的40余名男女农民，先是将青年农民张兆顺、张全、张旭按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将这40多名男女农民的衣服扒光，分男女两排相对站立，强迫他们做各种动作，稍有不从，即拳打脚踢，枪托击身。青年农民张兆祥的妻子将一盛饭的铁罐扣于怀前，竟被一日军用刺刀挑飞，男青年程玉宽用草帽遮挡，也被踢掉，日伪之兽行世所罕见。
残酷的政治统治
日军在“无住禁作地带”和“部落”里的法西斯统治罪行罄竹难书。
1.修“人圈”、造囚笼、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
日伪军用刺刀与棍棒将山沟小岔的居民赶到便于统治的指定地点，强迫修围墙、筑炮楼、建“部落”。围墙一般高一丈二三尺，宽三四尺，墙上留有垛口，四角有碉堡。群众称之为“人圈”。每个“人圈”留两三个大门，门上有岗楼，岗楼上有自卫团或警察站岗，严格盘查行人。一般是早上日出三竿放行，太阳西坠锁门，遇有“敌情”，十天八天不开门。夜间不准出入，违者从严处罚。原王厂乡公厂部落农民刘春阳，因出围子没有请假，就被自卫团长打得死去活来，鼻口冒血。康丈子部落康自祥，出围子种地，因晚了没放回，第二天却以私通八路的嫌疑罪被打得三个月不能下炕。1943年冬，木头凳大丈子部落贫困农民范庆有，白天外出讨饭，回来时门已上锁，虽经苦苦哀求，仍未开门放入，结果这位身上无衣，肚里无食的善良农民竟活活冻死在荒野。
2.层层建立反动组织，严密监视、管制“人圈”里的人民
当时县、村、甲、牌、军、政、警、宪各种反动组织多如牛毛。村长、助理、司计、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以及每个自然区为一牌的牌长等各级伪职员比比皆是。在一些重镇、要地，都设有警察署、警察分驻所、警防所，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伪满军讨伐队、协合会青年行动队等，有的一部落设一机关，有的一部落设数机关，例如二道沟门部落就驻有警防所警察、特搜队、巡防队、讨伐队、武装自卫团等反动武装人员达300多人。另外，在部落内，凡18—35岁的男青年均编入基干自卫团，36—50岁的编为一般自卫团，有的部落发枪，为武装自卫团；有的部落自备扎枪或棍棒，为普通自卫团。凡是被纳入自卫团的，即不能自由行动，不经批准不能外出，以此来控制青壮年。
3.严格户籍，发放《证明书》，约束人民的活动
日伪下了很大力量登记调查户口，然后强迫群众将全家人按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项写于木牌上，挂在门旁，以备随时查点。而日伪人员多借此出入良家，为非作歹，勒索财物，奸污妇女。二道沟门部落，日伪军多人借机对一年青寡妇轮番凌辱，这个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含恨弃子，投奔他处。
更为恶毒的是，为了限制人民的正常活动，日伪强迫成年男子领取《证明书》。《证明书》上有姓名、年龄、职业，并按上本人指纹、贴上本人照片，串亲、赶集均要携带，就连下地也不能离身，否则就被说成是“八路匪”、“嫌疑犯”，轻者棍棒加身，重者坐牢丧生，因丢失或忘记携带《证明书》而挨打受刑者至今尚存许多。
4.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
日伪用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来维持法西斯统治，哪里有抗日活动，哪里就有人惨遭屠杀。从1939年以来，长沟、二道沟一带燃起抗日烈火，日军就在这一带实行大规模逮捕和屠杀。1942年5月，驻华尖日军和牛心山伪军数百人一次从大转、二道沟、崖丈子抓捕了42人，这些人一部被杀于承德，一部被杀于丹东，幸存下来的仅有1人。1943年初，日伪军又扑向长沟，仅一个晚上就从刘丈子、郭丈子等地抓捕52人，其中杀害23人。
尤其恶毒的是，日伪在“人圈”里安插密探，发展特务，暗地监视群众的抗日活动，什么“思想不良”、“反满抗日”、“私通八路”、“行为不端”……都逐级上报，然后分期分批地逮捕、屠杀，这就是大检举。
检举，有局部小检举，也有全县统一行动的大检举，有一次抓人十个八个的，也有一次抓几十、几百的，常年不断。1942年以后，仅全县性的大检举就有三次：1943年8月13—15日，全县范围的大检举，一次抓1000多人，仅冷口警察署管区就抓捕了50多人。曾丈子一个部落抓走12人，丁丈子连续抓了三次，抓走27人。卧龙池除抓走9人外，还当场枪杀2人。被抓的人，经吊打、压板子、狗咬、筷子枷、烙铁烙、灌汽油、凉水、辣椒面等人间奇刑之后，一部分当即死，一部分送往承德杀害，余者送往东北供作细菌试验或服苦股。经考察，检举中被抓捕生还者，不过十之二三，据统计仅大检举中全县就有3000多人被杀害。
除了对参加抗日的群众实行抓捕外，对于抗日人员家属也进行了全县性的检举，不论男女，不管老少，一律抓捕、刑讯，有的直接杀害，有的送往外地监押，还有的妇女儿童被驱出“国境”。1944年夏，仅从双山子、龙王庙一带就抓捕了几百人，被赶到口里的妇婴多达200多人。
全面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对青龙人民的高压统治是极其全面、残酷的，特别是集家并村之后，更是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日军侵华后，日本政府曾明文规定：“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主要是着眼于进一步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此，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并要积极获取敌方物资。”(《华北治安战》)所以，日军在青龙的一切活动，无不以掠夺为目标之一。
1.掠夺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
据查，在日本占领时，青龙县有22.9万人，按全县粮食总产量计算，每人每年仅持有口粮300斤，已说明青龙是个缺粮县。可是大部分粮食是集中于地主、富农仓库中，农民手中粮食很少，有的是糠菜半年粮，有的只能吃一秋，绝大多数农民是终年以野菜、乞讨生活。然而日本占领后，还要用“义仓粮”、“民生积谷”、“出荷粮”进行掠夺，还要交“地亩附加粮”、“报县粮”、“捐献粮”，每年每亩要交五六十斤乃至七八十斤之多。庄稼尚未成熟，日伪军政机关就派人到各地去核户，然后下达纳粮任务。庄稼刚见黄，伪县公署、兴农合作社就率武装警察到各部落督催，命令快收、快打、快交。等将粮交完，多数农户已是所剩无几了，尤其是集家区的人民更苦。被划作“无住”地带的土地，由于缺工少肥，大幅度减产，被划作“禁作”的土地颗粒无收，可缴粮时却以亩计征，不能少交一粒，否则就要挨打、坐牢。农民们无奈只好含泪向地主借贷交差。
日伪征粮是一大难，而交粮亦属一难关。在送粮时，起早贪黑，人背畜驮，行走十几里、几十里，却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在验质时，日伪又想着法的刁难百姓，不是说有沙子就是说秕子多，明明是一等打二等，明明是100斤称80斤。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叫几声“太君”(日人)、先生、大爷(伪职员)，暗递贿赂，否则就要挨打、受罚。牛心坨部落里有一农民，就是在交粮验质时，被说成是故意掺沙子而吃了一顿棍棒。
除了征收粮食之外，还要以亩计征棉花、麻类、烟干(鸦片)。集家后，有的地方连谷草、秫秸也征收。牛、羊、猪、鸡、蛋都有征收任务。就连小学生也得交铜、铁、血干、人发等物，少交、迟交都要受罚，卧龙池部落徐安、邱振江二人交鸡蛋稍晚，就挨了日本人的打，还让二人相互掌嘴巴，名曰“协和嘴巴”。
2.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侵华日军为了满足军费和行政费用开支，就千方百计地在人民身上揩油，其主要方法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据查，在“集家并村”以后的几年里，仅摊给农户的捐款就有20多种，例如，地亩税、地亩附加税、民生税、门牌税、牧畜税、屠宰税；还有协和会费、村部职员费、自卫团训练费、劳工费、配给费、兴农会费、筑路费、义务奉公费、义款、国防献金、飞机献金……就连“慰劳”日伪军的猪、鸡、蛋、柴、菜，甚至给伪官吏婚丧之“礼物”都按土地摊派到农民身上。上述捐税，有的项目多些，有的项目少些，有的地方一年摊一次，有的地方一年摊几次，但加在一起，每亩地摊派二三十元以上。
3.掠夺农村劳动力
日本占领东北后，就长期从农村掠夺劳动力开荒、筑路、采矿、修工事、伐木。其掠夺方法，一是按照伪《勤劳奉公法》在没有被排上国兵的“国兵漏”中抽调一大批劳动力经过训练，送往各地使用，名曰“勤劳奉公队”；二是实行伪《劳动统制法》，规定25—55岁的男子都有出工义务，从中挑选一部分人去工厂、矿山服役，即所谓“劳工”；三是按照伪《治安维持法》搞“浮浪”检举，把那些无业者、烟民和所谓思想不良者抓捕起来，送往各工地由军警看守服役。上述三项，虽名称不同，但都是“劳工”，都是从农村掠夺的劳动力。从1940年至日本投降，从青龙抓走劳工3500多人。据亲历者证实，这些人在日军的刺刀下吃的是猪狗食，干着牛马活。凡去者十有七八未能生还。
毒辣的精神腐蚀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多次训导侵华日军：要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中国人的人心。所以，日军占领青龙后，即开始进行反动宣传，积极推行殖民文化，全面展开潜移默化的精神腐蚀攻势。
在日伪统治时期，从伪中央到省、县、村、部，层层建立协和会，规定年满16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加入协和会，在协和会受教育。协和会是搞“日满协和”、“日满亲善”的，是极其反动的政治工作机关，是精神文化的领导枢纽，县协合会经常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成立什么宣抚班，利用各种形式，到各部落搞反动宣传。宣传的内容，一是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优等民族，是伪满洲国的祖先、父辈，要称日本为“亲邦”，称侵华日军为“皇军”，并挟制满洲供奉和祭祀日本天昭大神；二是宣扬日本侵华是对中国的支援、帮助，是来中国建设“王道乐土”，是“经济提携”。溥仪的训民诏书曾明文：满洲的“帮基益固，帮运益兴……莫不倾赖天昭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所以，要尊“天皇”、敬“皇军”，对于日军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要服服帖帖，绝对服从；三是宣传日满“同种同宗”、“日满一家”、“共存共荣”。满洲必须全力支援东亚圣战、出人出物，“满洲作日本于一翼”。
相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则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八路军祸国殃民”，“扰乱社会治安”，甚至说，日军的杀人放火都是八路军造成的，发布告、出漫画、演皮影，利用各种形式搞反动宣传。
在社会上对群众的腐蚀极其全面和深入，在学校对少年儿童的腐蚀尤甚。
在集家前后，青龙全县有国民高等学校1所，国民优级学校6所，国民小学162所，而中等学校和城镇小学都要有一日本人掌实权，其他学校校长、主任也都安排亲日人员充任。学校里要挂日满两国国旗，学生要唱日满两国国歌。每天上课前要集体背诵“国民训”，还要向“天皇”遥拜，向在侵华战争中残废的日军默哀，并由校长、主任大讲“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等鬼话。在教学上，大肆充斥奴化内容，大量增加日语授课时间。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在校内见老师、答问题、大部分政治活动都要讲日语，训练时完全按日本那一套进行，强调阶级服从，实行棍棒教育，还要统一衣服，统一鞋帽。在学校只许提满洲，不许说中国，否则会受到处罚。
人民的悲惨生活
由于日伪血腥统治和敲骨吸髓的掠夺，被围进“人圈”的青龙人民，生活尚不如牛马。
1.缺衣少食
多数人家冬无棉、夏无单，十多岁的孩子长年光屁股，十七八岁的姑娘尚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有的是夫妻一条裤，全家一床破被，还有的常年穿万能衣(冬当棉，夏作单，夜间盖身御严寒)，数九寒冬，冻死人毫不新鲜。尤其在粮食上更为困难，二道沟部落，居民近300户，粮食能自给自足者不达十之二三，糠菜半年粮的也只有半数左右，不少人家是交完“出荷”之后，已是仓柜空空。全年只依靠野菜、柳叶生活，年过七旬的赵文株老两口，数月没摸到粮食，最后无病而终。农民赵文忠之妻吃树叶脸吃得铁青，死后嘴里还含着树叶。农民赵坤与七八岁的小儿子，数日不动烟火，老少皆饿死在炕上。崖丈子崔宽全家6口人饿死4口，小菜园周景春全家6口人全部饿死。
2.居住条件十分恶劣
“集家并村”后，数百人、数千人挤在一个“人圈”里，住房面积有的部落每人平均只有一二平米。集家户的住室十分简陋，一般是一棚一门一室一炕，棚很矮，院极小，锅炕相连，多数是炕上住人、地下圈畜。居住十分拥挤。康丈子部落李顺家，一个两幢草棚挤了6家40多口人。宋自友家一家三代24口人挤在一个羊圈中。二道沟门部落里李文林、赵云宽是大伯与弟媳住一室，李安居与赵胜两家17口人住一棚，赵云平、崔善两家10口人睡一炕。许多户不仅人与畜、柴草共室，就连拉屎撒尿都没地方，卫生条件极差。此外，有些户连个棚子也盖不上，这家一宿，那家一夜串房檐，崔丈子李迎春因无处住，活活冻死了。郭丈子赵文之妻在秫秸垛里坐月子，康丈子宋自和妻在窝棚生孩子，于长江、唐顺长期夜宿街头。
3.缺医少药，有病等死
由于居住条件差，所以瘟疫流行，而群众却毫无办法。有的地方一天就抬出十口八口死人，据座谈，牛心坨部落曾在1944年夏，一天就死了17口人，二道沟门部落1944年8月27日这天就有十家办丧事。木头凳大丈子部落李峰的孩子得病，伪警说是传染病不让治，硬是从围墙里扔到围墙外活活摔死。
据调查，自集家到日本投降，青龙冻、饿、病死两万多人。仅老李洞部落在1944年一年就死了200多人，二道沟门部落死了500多人，其中全家死绝的就有50户。康丈子部落仅1944年7月一个月就死了61人。崔丈子进围子时是370口人，到日本投降时仅剩230口人，赵丈子进围子时是68口人，到解放时才剩36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