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宽城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其范围：东起青龙河西岸的双松汀，西抵滦河东岸的兰旗地，长约150公里；北自冷岭子(后延伸至锦承铁路南)；南至长城，宽约100公里，遍及现今行政区划的25个乡镇、180个村。这块“无人区”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宽城的“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是同步进行的。大体分为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在青龙国民优级学校召开有全县各机关、各协和会、各警察署、各村公所头目参加的“集家并村动员大会”。大会由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宣读《青龙部落建设通告》及《集家并村命令》，而后县协和会本部、日本宪兵队头目讲述所谓“集家”工作意义和具体时间、方法、步骤。大会决定把大地村作为首批试点，并成立县集家工作指导部，主任由西岛宽兼任。大地“集家”试点组织机构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组，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子队。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备队、县本部驻孤山子中队、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大地协和会分会、大地村伪自卫团共350人在集家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所谓“协同作战”。集家工作组组长由伪民政科科长桑春担任，副组长由伪民政科街村股股长王子合担任，组员3名(其中1人是翻译)。动员大会后的第3天，大队人马窜赴大地。
集家工作组副组长王子合设计《大地标准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赏识。此方案规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线上建立3个武装防备“部落”，即大地、熊虎斗、木匠屯，需迁22个自然村。“部落”规格200米见方，四周修筑石墙，墙高3米，宽1米，四角设有炮楼，东西大门两个，墙上加设铁丝网，警戒线放在突出位置，墙外土壕围城。“部落”间隔5至20华里。据王子合在1984年供认：“那时山区部落建设以方形为原则，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岗，以有利我方军政活动，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后，任务交付各班，武装班负责武力督迁，巡视班负责巡回检查，协和会搞欺骗舆论宣传，拆房子队负责拆烧，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烧，拒者——抓，逃者——杀。搬出搬入限定10天，违者以“反集家罪”论处。最惨的是松树沟8个自然村，瓦房沟3个自然村，120户、500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远的是十几华里，700多间房子全部拆烧。被赶到“部落”的居民只好先露天居住。在“集家”中，枪杀刀挑、活活烧死13人，至于挨敌人棍棒的不计其数。当时敌人把老百姓赶入“人圈”后，紧接着划“无住禁作地带”。规定“部落”10华里以外全部是“无人区”，并埋上“无人区”界碑(1米见方的标准板石，松树沟、破城沟将此石保存到建国后，到“文革”期间被损坏)，然后宣布“部落”法规，给自卫团配备武器。
敌人在这里折腾1个半月，宣布所谓试点(也叫实验区)圆满结束。强迫22个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进入“人圈”，在敌人刺刀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烧毁房屋800多间，毁地1600多亩，划为“无人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以上。
试点结束后，伪青龙县政府组织各级要员到大地进行所谓参观学习。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村村派驻集家工作队；到1943年3月，宽城境内修筑“部落”99个，“集家”自然村1382个，“集家”28 100户，占总户数82％，“集家”人口 124 000 人，占总人口的85％，“无人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以上，毁地23万亩，损失房屋23 000间。
“治安肃正”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其残暴手段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日伪军在“无人区”里的主要暴行。
烧光：就是彻底烧毁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条件，使游击根据地庐舍为墟，林木为灰。宽城“无人区”烧得最惨的是王厂沟、松树沟、大汉沟等三大川游击根据地。1942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在一个半月里，去王厂沟讨伐7次，烧了7次，全庄230多间房子被烧得片瓦无存，十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住的“猫山户”，敌人更不放过，放火烧山，一片片山林化为灰烬，漫山焦土。元宝盖张兴华家被烧8次，最后没啥可烧的了，敌人一看院外碾子轴、井梁架是木头的，便倒上汽油给烧了，碾子给掀翻了，水井给填死了。那时节，村村户户碧血殷殷，烈焰腾腾。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里烧房(不包括拆毁)9800间，烧死牲畜11 000头。
杀光：就是敌人企图把反满抗日人员斩尽杀绝。他们采取“扫荡”屠杀、检举屠杀、狱中屠杀、秘密屠杀等多种形式，在宽城“无人区”境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主要惨案有：
大屯惨案：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人为搜捕周治国游击队，以报峪耳崖金矿、城子岭、三道关的惨败之恨，伪青龙警务科长、绰号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纠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关、孤山子等日伪军300多人，对大屯实行血腥大屠杀。一个400多户的村庄被杀害187口人，烧房530多间，杀绝了14户、50多口人，有19户各剩下只有1口人。刘振久一家10口人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5口。当时仅13岁的幸存者侯永会，被敌人一连捅了7刺刀，至今背上仍留7处伤疤。这场惨案中还烧死毛驴10头、猪120口、羊350只，烧毁粮食30万斤。
暖河塘惨案：1941年4月26日，驻承德70多名日军武装护送3只军用货船，从滦河直下。到宽城贾家安被何子桥抗日部队阻击，敌人气急败坏，下午4点多钟，敌人疯狂扑向暖河塘，刀砍火炼15人，17户人家有15户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妇庄”。
王厂沟惨案：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敌人为彻底摧毁王厂沟这块抗日游击区，伪热河省警务厅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于友三讨伐队和孟子岭、喜峰口等日本守备队近5000人，对王厂沟9个自然村实行灭绝人性的8天大屠杀、毁青。庄稼逐块割，山林逐座烧，猫山守土抗战的居民被逐洞杀，8天毁庄稼700多亩、屠杀百姓112人，其中杀绝45户、90多口人。王厂沟的关界村有31口人，只剩下关贞瑞1人。当时关贞瑞7岁，全家6口，被杀5口。爷爷为保护3个孙子，被敌人割掉舌头，挖掉双眼，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岁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亲被敌人蹂躏后开胸剖腹悲惨死去。
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是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实行“梳篦山林”、“断臂绝瘤”，几乎哪天都有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943年9月13日，张雪涛讨伐队去井家庄讨伐，将1名抗日人员抓捕，绑在苇子沟西河套木桩上，给150多日伪军打了活人靶。据参加打活人靶先开第一枪的张雪队队员宁永满在1966年12月29日审讯中供认：“那次讨伐烧了井家庄11户，55间房子，抢走毛驴7头。‘人圈’外连人带物一齐搜查，那个抗日人员骨头还挺硬，我头枪没打心口窝上，他还骂我狗娘养的，熊种一个。”据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讨伐“扫荡”制造大小惨案153起，其中屠杀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组织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7次，1942年伪青龙经费总开支5 087 627元，其中“讨伐”、“治安”费为2 350 003元，占总经费的44％。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无人区”人民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见于“人圈”内，在“人圈”内也实行检举、屠杀。伪满制定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内乱罪、背叛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50多种，尤其是规定“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条款，给日伪军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无限特权。
1942年3月9日，伪青龙宪兵队、警务科对大地、熊虎斗、榆木岭、椅子圈、唐杖子等24个村庄实行一次大检举，抓捕420人，惨杀340人，其余判刑。仅唐杖子一处就杀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敌人在宽城搞了三次大检举、大屠杀，伪热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镇判决，抓捕213人，在宽城街南山根杀死164人，其余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伪热河省警务厅特高科长高石(日本人)亲临宽城坐镇指挥检举，抓捕1500人，杀死410人，当劳工630人。
有的检举纯属拿着中国人民生命当儿戏。1943年1月13日，宽城日本宪兵队带着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让相面先生相面认定哪个是八路军，哪个是共产党，结果当场胡乱点名，抓走27人，杀害8人，其余判刑。更为荒唐透顶的是1942年春，驻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围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张着嘴，敌人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妇，亲朋好友前去道喜，宽城特搜班闻讯赶到，从新郎、抬轿人、贺喜人中检举10多名送往宽城。
从1943年至1945年初，敌人搞检举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杀人之多极为惊人。1943年12月30日，敌人在全县99个“部落”里搞大型检举，残杀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山家湾子两个“部落”，从1943年到1945年检举46次，被检举341人，被杀79人。
1943年夏，伪青龙日伪机关别出心裁实行“防范月”，在特务股长赤种(日本人)指挥下，在宽城境内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个月。
敌人的屠杀，凶狠残暴，花样翻新，亘古少闻。什么“断食空腹”(不给饭吃，强迫招供)、“倒栽莲花”(倒头活埋)、“军犬舞蹈”(让狼犬扑身乱咬)、“内滚绣球”(把人脱光衣服放进钉满钢针的木箱里，盖上盖顺地乱滚)、“电磨粉身”(把人放在电磨里碾成肉酱)、“枪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敌人练习刺杀)、“钢针刺骨”(用钢针扎入致命处)、“火烧活人”(往人身上倒汽油，点燃烧死)、“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捆在一起，像虾一样投入水里淹死)、“木桩勒马”(把人绑在木桩上活活勒死)、“电动绞死”、“开膛取心”等等。1944年5月8日，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吉尾带领大地特搜班去南沟门讨伐检举，将青山口村抗日干部王福、邢金堂抓捕，带到大地小西沟门，毒刑追问八路军情况，王、邢二人至死不说，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将二人开膛把心肝取出。当场，叛徒马君捧着两位烈士血淋淋的心肝对其主子说：“食人心脑聪，吃人肝眼明。”日本鬼子吉尾当场吃掉心肝，并赏马君10块银元。至于灌煤油、辣椒水、凉水，压杠子，砍头，刀铡，那是到处可见的刑法。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损失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检举抓捕21 750人，其中杀害13 400人。
抢光：就是抢空游击根据地一切财物，不让抗日人员立脚生存。敌人每次讨伐“扫荡”，除杀人，抢财、抢物、抢牲畜外，还要抢人。1943年初，姜大讨伐队去县西野鸡峪、椁椤台、蘑菇峪一带讨伐，抢来20多名青年妇女，威逼嫁给手下官兵。据《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暴行》一书中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宽城“无人区”被抢走大牲畜250头、猪羊6.8万只，抓丁要夫75万人次，抢走衣服14万件。
“人圈”是人间地狱，吃、穿、住、行无法言状。
吃无粮：由于天灾敌祸，土地荒芜，有许多“部落”连年颗粒不收，只好夏吃野菜冬吃糠，树皮扒尽山菜吃光。王厂沟刘殿阳全家5口人，有一角子(折合一市斤)小米吃了半个月，小米没了，没办法把枕头糠倒出来吃掉了。那时，富人过年肉山酒海，穷人吃糠咽菜。有的户到过年用柴禾换点豆腐渣就算过好年了。
穿无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见人躲在“避羞坑”里的事不足为奇。一年四季换不上衣服，几件衣服全家人轮换穿的比比皆是。
住无房：有的住碾道棚、门洞子、破庙，即使有个住处的户也是马架子房，拥挤不堪。隆冬满屋飞雪，炎夏臭气熏天。晚上睡觉能盖上破麻袋片、破簸箕就算将就户。蔡家峪“部落”周占尧妻大雨季节生孩子没处生，只好把孩子生在水没膝盖的碾道里，起名叫“水生”。
行不让：“人圈”实际上是个“集中营”，人们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检举、查户口家常便饭，一天出入身带“许可证”，通过岗楼如过鬼门关，浑身上下搜个遍。1942年腊月，王厂沟刘殿甫因外出超过规定时间，岗哨不让进“部落”，结果冻死在碾盘上。1943年6月，破城沟肖印发因下地种萝卜误了时间，被敌人活活打死。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早上菜，晌午汤，晚上糠粥照月亮。
“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没衣裳。
“借债、上吊、坐监牢。”这就是日寇制造的“人圈”里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不仅这样，“人圈”一到夏季，污泥浊水满地，苍蝇臭虫成灾，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疥疮广为流行，每天冻、饿、病死屡见不鲜。1942年夏季，大地“部落”传染疥疮，死了30多口人。当时人们说：“生疥先由手上行，腰里转三转，屁股扎老营，毒气归一就丧命。”蔡家峪“部落”800多人，平均每年疫病而死100多人，从1942年到1945年，死了300多人。家家陈尸，户户嚎啕，人死无人抬，就地房中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建设部落，自兴乡土”的“人圈”生活。据统计，八年抗战时期，全县冻、饿、病死在“部落”的有85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