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甘肃高台县文物工作者在该县新坝乡光明村发现一方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镌刻的族谱碑。此碑青石质地，高1.14米，宽0.4米，厚7.5米。拱形碑额，雕卷云纹饰，篆镌“王氏族谱碑记”6字。碑身正面镌刻楷书凡18行，660字，主要叙述了当地王氏一族自明代嘉靖初年从山西汾州府孝义县尚义坊迁居肃州的过程及族谱碑修篡的相关事迹。碑身背面共242字，楷书镌刻王氏八世族谱计74人名讳。族谱碑记正文由孝义王氏族人时任临巩兵备道的王裕心撰写。据高台博物馆赵万钧馆长称，该碑是迄今为止在河西地区唯一发现的明确记载明代河西移民资料的碑刻文献，它的发现，对于明代移民研究、谱牒研究、晋商历史，乃至明史和西北开发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碑发现后，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引起学界及王氏族人们的高度关注，一时间众说纷纭、联想颇丰。为切实弄清这块族谱碑的真实情况和相关史料价值，2010年初笔者利用指导我校历史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契机，为学生制定了相关题目，进行实地考察，对此碑发现经过和碑刻内容做了采访和抄录。现就该碑所涉及反映的一些问题和信息结合正史和地方文献做浅显考述，以求方家指正。
一、王氏族谱碑碑文
王氏族谱碑现供奉在高台县城西南67公里的新坝乡光明村的王氏祠堂里。据该村族人现年55岁族的王禄寿讲，光明王氏家族自明代迁居肃州后曾数易其居，清康熙后期东迁至高台红崖堡东上坝村，嘉庆年间迁居现光明村。凡迁，族谱碑皆随之迁移供奉于新建家庙中。“文革”中“破四旧”，王氏家庙被拆毁，族谱碑因石质细腻，有人提出要砸碎做成磨刀石，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族人王延祯召集部分族人商议，连夜将石碑运出埋藏于田埂下，躲过了被毁的噩运。后来生产队修建办公室时，几个族人又偷偷将碑从地下挖出砌在墙里。直到1978年，这块碑才正式从墙里挖出来，安置于该社的文化室里。2009年，所有王氏家族后人集资修建了一间祠堂，将这块族谱碑正式供奉在里面。目前，这块族谱碑虽经三百多年风雨浸剥，边角稍有损坏，但碑体比较完整，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为便于考述，现将族谱碑全文抄录断句如下：
（碑身正面）
王氏族谱碑记
余家世居山西汾州府孝义县之尚义坊。自余曾祖讳宁于嘉靖初旬年间与二三族兄弟侄贾游甘肃，积资各以千百计。曾祖以耆年归籍不复出，而二三族人时往时归，竟有家于肃而不复归者，至于今盖百有余年矣。余族祖讳廷儒及其子英，每向余辈言肃州风俗人情与物产丰腴、赋徭之轻省，贾游其中者视为乐土，久处而忘其家，良有以也。盖余曾祖归籍而务稼穑、教子孙。祖讳廷言，封文林郎；父讳政，登进士第；余不才，亦侥幸接先人之武焉。而余叔道及其子若孙，家皆丰富。余兄一心为选贡生，余弟毅心为国子生，余侄开泰为庠廪生。而余亦有一子曰开远，二孙曰钸、曰钰。则曾祖之后可谓昌矣！余以乙亥之秋备兵西宁，亡何，调临巩。丙子岁，适当大阅，余例应陪直指阅河西。拟于役之便，诣肃得会族属而叙其宗谱，只以寇虏交讧，藩封重地，备兵者势难他往，不果焉。继而有肃中族人王氏前者来皋兰，备道族众慕余之忱。问其生齿，曰：“可二十余丁也。”问其生计，曰：“殷实者三四家，贫乏者二三家也。”问亦念及故乡否？曰：“贫者艰于行李，富者累于产业，间有一二思乡者，欲就余而定其向往。此来之意也。”余咨嗟叹息久之。夫族人在原籍者，余曾祖一支，今见在凡三世，余弟侄子孙辈约十五六人。其他存者倘两枝，约十余人。则肃中族众，几倍原籍，良可羡也。惟是百年之事，父子相传，今犹能口道之，知肃州王氏与孝义王氏，实为一体。自此以往，事远人亡，将不可复识矣，不亦深可叹哉！故为叙其本末，使后人有所据而考焉，虽百世可知也。肃族诸人，当稽其先世初籍于肃者几人，某人为今见在某人曾祖、某人祖、某人父；某人兄弟几人，为某祖、某父所生。各立一祖，等而下之，枝分派别，详述其讳，勒之石碑，期于世世相接，垂之久远，勿遗亡也，斯不负余惓惓合族之极思云。
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正月吉旦 赐进士第诰授奉政大夫钦差整节临巩兵备道王裕心撰
（碑身背面）
王氏节辈宗枝
太高祖：王继光
高祖：王得林 王得林 王得熊
曾祖：王成 王库 王忞 王凤 王金 王宁 王银 王鸾 王孝 王能 王旻
四世：王廷臣 王廷现 王廷贵 王廷州 王廷洗 王廷佑 王廷新 王廷言（文令郎） 王廷相 王廷甫 王廷儒 王廷几 王廷宝
五世：王容 王进 王印 王云 王德 王鹏 王宾 王政（进士） 王道 王科 王登 王英 王俊 王法
六世：王一乾 王一宗 王一焕 王一位 王一朝 王一福 王一羕 王一瑺 王一魁 王一远 王一心（选贡生） 王裕心（进士） 王毅心（国子生） 王良心 王锦心 王锐心 王一制 王一合 王一秀 王一俊 王一化 王一煌 王一照
七世：王开敬 王开勳 王开远 王开泰（庠廪生） 王开宪 王开恭
八世：王钰 王钸
二、碑记修撰者王裕心其人
这方王氏族谱碑镌刻于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修撰人是“赐进士第、诰授奉政大夫、钦差整节、临巩兵备道”的王氏族人王裕心。关于他的事迹，《明史》无传，乾隆三十五年修《孝义县志》记载：
王裕心，字元涵，明天启壬戌年进士，王政之子。初，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疏讼杨涟之冤，陈魏当罪恶，留中不报。转户部郎中，司银库，岁终，献羡余十万两。上称为清官第一。历任大名，宁夏，兰州，榆林道，皆有政绩。晋右佥都御史，巡抚西安，累立军功，西人赖以安堵。致仕归里，值闯贼遇害。
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王裕心为明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三甲第117名，初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在他在朝为官期间，正是阉党魏忠贤专擅朝政、惑乱圣听，朝局危难之时。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人“激扬讽议”，上疏弹劾魏忠贤，以大量事实列举魏忠贤24条罪状，请求对魏忠贤“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但昏聩的熹宗不但没有处罚魏忠贤，反而认为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作出“下涟疏，严旨切责”的决定并驳回了其他人的上疏。杨涟本人遂连遭魏忠贤迫害而于次年七月惨死狱中。杨涟虽死，但朝廷正义之士反对魏忠贤的斗争并未停止。年轻有为的王裕心此时也加入了弹劾阉魏的行列，为杨涟等人鸣不平。据史书记载：
（天启五年）八月，署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蔡毅中，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徐伯征、姚士儒、孙世裕、董天胤，学正王永兴、蒋绍奎，学录聂云翔、杜士基，典簿万民憼，典籍陈烈公，疏劾魏忠贤。
然最终结果仍是“上不问”，后“四疏请告，亦不许”。不久，王裕心转任户部郎中，管理银库。由于他善于理财、清正廉洁，国库年年盈余，并因此被上称为“清官第一”。这是当时封建社会人们对官吏的最高褒扬。
此后他转入行伍，历任大名、宁夏、兰州、榆林兵备。对此经历，碑记中没有详细说明。不过碑记中，他曾曰：“余不才，亦侥幸接先人之武焉，”亦可推测其家俗有尚武之传统，他转入行伍亦在情理之中。碑记同时也提到他在乙亥之秋即崇祯八年（1635年）秋备兵西宁，后调临巩（兰州皋兰），并于丙子岁（崇祯九年）陪直视察河西军事，可知这段经历是真实的。
崇祯十二年（1639年），王裕心任陕西副使管榆林中路兵备。此时，正是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陕北、晋南一带民变迭起，民生不安。为防止起义蔓延，剿灭变乱，他曾向明廷兵部上呈手本，提出应对复杂局势的方略：一是鉴于“秦晋分界，互诿难防”的现实，提出陕、晋各道“兼制协捕”，一切军务边情、民生吏治，沿边府佐互相统摄；二是严督守备、操守、坐堡等官，整饬兵马器械，修葺边墙城墩，与副参游击防御地方，禁戢盗贼。一旦流寇生发，应随地相机调度，协力擒拏，不得观望逗遛。三是建议地方招垦荒田，催督民屯。各地仓场粮草管理、军需供应、稽查奸弊，听理词讼、军吏选拔等事宜兼辖一体考成。最后还向明廷表白自己将“持廉秉公”，与众官“同心共济”，努力做到“边备修举、寇警荡平、地方宁谥”，不辱使命。他的建议是否得到了明廷的采纳，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裕心作为一方军事要员，在复杂混乱的战局面前，不像有的官员那样坐等观望、委缩不前、明哲保身，而是忠实履行使任，冷静分析局势，提出应对策略，表现出一个封建官员应有的操守。
或许正是他在兵备任上“皆有政绩”，崇祯十四年（1641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监察陕省之军政。《陕西通志》卷二十二《职官三》“巡抚陕西都御史”条记载：“王裕心，山西孝义人，崇祯十四年。”至于其在任上“累立军功，西人赖以安堵”的业绩，史无明载，且他任陕西巡抚的时间也仅一年，便致仕归里。《孝义县志》说他后回乡后“值闯贼遇害”亦无具体细节。不过从他后期在榆林、陕西任上力主剿灭起义军并累立军功情况看，后被起义军所杀也是可能的。死后便葬乡里。《孝义县志》载：“明大中丞王裕心墓，城西北三里。”其墓至今还保存于孝义市楼东养鸡厂。
碑记中王裕心在追述其先祖事迹时，称其祖王廷言封文林郎。案：文林郎为隋唐以来文散官名，无实职，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文林郎。王廷言事迹现无从考证。碑记又称其父王政登进士第。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王政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三甲第117名。《山西通志》卷一百一十四“人物”记载：“王政，字正之。”先后担任河南宜阳、河北清苑县令，以裁冗费、抚流亡、不阿权贵为人所称，后官至刑部主事。其兄王一心为“选贡生”，其弟王毅心为“国子生”，均以读书立业。由此可知，从王裕心祖父开始，他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在这一支王氏家族中颇有影响。
正是由于孝义王氏特别是王欲心在西北的影响，崇祯十年，王裕心在临巩兵备任上奉命视察河西军事之际，迁居肃州的王氏族众“慕余之枕”，请他述其宗谱，枝分派别，撰写了这篇碑记。
三、孝义王氏迁居河西的经过及相关问题
据碑记记述，肃州王氏世居山西汾州府孝义县之尚义坊。明嘉靖初旬，王欲心曾祖王宁与族众二三人“贾游”至甘州、肃州一带。数年之间“积资各以千百计”。后王宁因年老回乡，不再复出，但其他族人仍来往于山西与河西之间，殖货经商、维持生计，以至于后来“久处而忘其家”，遂定居肃州（明代高台隶属肃州），繁衍生息。到崇祯年间王欲心在皋兰应肃州族众之邀，撰写这篇碑记时，肃州王氏已定居一个多世纪，经历5代，族众“几倍原籍”。且虽世事沧桑，年代久远，但肃州王氏犹“父子相传”，知与山西孝义王氏“实为一体”。
对于山西孝义王氏迁居肃州的经过，碑记的记述大抵是清楚的。但是关于王裕心曾祖等众何以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到甘肃一带谋生的原因，碑记没有说明。或许是祖上家道艰难、不易述说，或许是王裕心本人也因为“事远人亡”、“不可复识”的缘故。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势做一些大致的推断。
明代汾州府属山西承宣布政使司，辖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石楼、临县、永宁、宁乡等七县（州），大体位于晋中地区。明初由于政治、经济、自然、军事等原因造成了山西人口的大量外迁，促成了山西人商业观念的形成，助长了山西人外出经商的社会风气，而晋中地区尤为突出。顺治《云中郡志》卷二《方舆志》“风俗条”曰：“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明清时期山西著名的晋商名门如平遥李氏、介休范氏、侯氏等，就出自这一地区。因此，这一带崇商观念炽热，经商之风盛行，经商殖货成为一般百姓在遭受各种危机和动荡之后谋生的主要手段，且行商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世居汾州孝义的王氏何以以“贾游”，即所谓“挟轻资牵车走四方”的方式外出谋生。
此外，明代山西人口外迁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类型之多，除军事政治原因外，其根本是由于“地狭民稠”，“土瘠人贫”，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其野不足以养其民。”而最主要的是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据统计，明清时期的山西，大致每8年大旱一次，其中明代的276年中，就曾大旱44次，平均每6年一次。如把局部地区的旱灾算上，几乎就是十年九旱。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尤其是特大水旱灾害的受灾范围相当广阔，每次旱灾几乎是全省或整个北方地区大旱，灾情极其严重，波及晋、冀、陕、豫接壤的广大地区，造成毁灭性灾害。而明代嘉靖初旬恰恰是山西旱灾频发的一个时期。据《明史》卷30《五行志》：
六年，北畿四府，河南、山西及凤阳、淮安俱旱。
七年，北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大旱。
八年，山西及临洮、巩昌旱。
十年，陕西、山西大旱。
连年严重的灾荒，造成山西许多地方“赤地千里”、“饿莩盈野”、“饥人相食”、“死者枕藉”，导致“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在这种“大为伤惨”、无法生存的境况下，一般百姓只有外出逃荒求生。碑记所记王裕心曾祖及族众二三人在嘉靖初旬“贾游”外出谋生，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致。
自古以来，甘肃河西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王朝或割据政权对此高度重视，无不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开发和经营。其中，移民实边、驻戍屯守成为历朝历代经略河西一贯而有效的做法，河西也因之成为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地之一。汉唐如此，明清亦然。在整个明清时期流入河西的移民不仅数量大而且类型多，既有国家强制性垦荒型和军事屯垦型移民，也有卷入流民潮的移民和部分商业性移民。但无论什么性质的移民，之所以能够在河西得以安身立命，进而繁衍生息，这与河西地区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一个时期国家和地方特殊的政策密切相关。
首先，河西地旷人稀、宜农宜牧的良好自然条件，为大量移民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明代的河西，北控蒙古瓦剌，南制藏族各部，西御关外诸蕃，是“据三秦之上流，控全陕之扼塞”的“关陇重地”，既是明王朝的国防前哨，又是中西交通的要冲。因此，整个明代在河西的行政建制主要是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都司卫所制度。洪武十二年（1379年）始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下辖庄浪卫、凉州卫、镇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左、中、右、前、后卫、肃州卫、西宁卫等12卫和镇夷、古浪、高台、碾伯等5个守御千户所。
永乐元年（1403年）又设甘肃镇，统辖河西15卫所。按明代卫所兵员定额，约5600人1卫，1120人1千户所计算，明代在河西的驻军至少在八万人以上。这些卫士或是从征而来，或是征集而至，或是由投降的故元将士所组成，他们的驻防实事上构成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移民。而且明代的军卫战士必须携家属前往戍地，更使军籍移民的规模扩大，从而形成明代河西地区庞大的移民社会。如此庞大的军籍移民驻防河西，在当时交通不便、转输困难的情况下只能就地解决给养，而耕战结合的屯田就成为最有效的方式。
明代河西的屯田主要以军屯为主，辅之以民屯和商屯，不仅规模大，而且成效相当显著。据《明太祖实录》卷249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凉州等卫十有一所，屯军三万三千五百余人，屯田万六千三百余顷。”据此可知当时人均屯田约48.7亩。若照此数估算，则洪武十三年整个河西地区军屯当有245.448万亩，约24545顷，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按当时亩产量60斤左右计算，当年河西军屯总产量约有1.47亿斤，除去每亩10斤种子，净收获1.23亿斤，河西驻军平均每人1704.5斤，军队给养绰绰有余。虽然甘州、肃州等卫军屯未必都如此，但总体而言，差距不会太大。“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并非虚言。与此同时，招募流民组织开展的民屯和为鼓励商人在河西屯田以换取盐引的商屯也取得相当的成效，一时期“屯利大兴”，从而保障了各类移民基本的生活。这一切既得益于河西土地资源的相对宽余，更得益于河西宜农宜牧的良好绿洲农业基础。
其次，扶持奖励与轻省政策相结合，为招徕人口和移民固本安生创造了前提条件。为使移民边取得积极的效果，进一步促进河西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廷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一是为移民初到垦田无偿提供农具、耕牛、籽种等基本生产资料。二是免去屯田初期的税收，一般“水地三年后起科，山地永不起科”，或“候五年成熟，照例起科”；甚至在一个时期规定，“抛荒地土，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其旧曾起科，荒芜年久，仍要用力开垦，应纳籽粒一体蠲免。”三是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和奖罚制度，如永乐二年（1404年）颁行的“屯田赏罚例”，对督促各级屯田官员恪尽职守依制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于百姓垦田也实行奖惩，如规定“果有父子兄弟相率力耕者，即以姓名开呈，动支官钱，买办羊酒花红犒赏。惰农自安者，各举人数，量加惩治，以警其余”。四是地方组织人力修复、新建了大批水利灌溉设施，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推行，不仅吸纳的大批劳动力，也为移民安心从事生产，固本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大量军队的驻戍屯守以及完善的防御体系，确保了一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安全，为移民生产生活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环境。明初的河西三面临蕃，经常受到蒙蕃各部的侵扰。但明廷鉴于河西重要的战略地位，从一开始就在河西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分守要塞，出击外敌，使蒙蕃各部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遏制。特别是“关西七卫”的设置，有力地拱卫了河西。与此同时，明廷通过在河西筑长城、修关隘、补城垣、立屯堡、设驿站，构筑起了一道道严密的防御体系，并辅之以严格的巡守制度，有效地保卫了走廊的安全，为河西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
第四，明代的河西走廊，周边民族众多，民族间交往也十分频繁，特别是以政府主导下的茶马互市和朝贡贸易为主体的商业活动极为兴盛。在这里既有实力雄厚，自出财力，自垦边地，自艺塾粟，自筑墩台，自力堡伍，屯田积粮或输粟至边以换取“盐引”、“茶引”贩卖盐茶的富商大贾，也有躲避关卡、不顾禁令，携带物资私相贸易的奸商贩客；既有南北而来的蒙、藏商队，又有来自西域诸蕃“名为朝贡，实图贸易”的朝贡使节。河西许多地方因此成为商贸流通的集散地。史称：“肃州之地，远避遐荒，舟楫少通，而蕃夷交集，宜若无所贸易。然各省商旅咸聚于此，东无所阻，市之鬻贩不拘时，黎明交易，日暮咸休，市法平价，众庶群集，以此极边之地而有如此富庶。”众多民族的不同需求以及区域经济差异导致对外依赖性很强的社会特点，吸引了大批外地商贩云集于此，为他们在这里谋求生计、逐利淘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明代，河西成为各类移民主要的流入地之一。世居山西孝义的王氏家族在嘉靖初遭遇连年灾荒，无法生存的境况下，外出“贾游”谋生，最后也因此辗转流移到的河西。河西良好的生存环境，很快使他们在短短几年中“积资各以千百计”，以至于部分族人留恋此地“风土人情与物产丰腴、赋徭之轻省”，“贾游其中者视为乐土”，最终“久处而忘其家”定居于此，成为后世肃州王氏的先祖。
四、王氏族谱碑的价值
王氏族谱碑是迄今为止在河西地区唯一发现的一方明确记载明代一家族迁徙历史和谱系的碑刻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首先，就河西移民史而言，明代无疑是河西移民的一个高峰，这仅从当时数量众多的军事屯垦型移民便可得证。同时，正史和地方史中亦有许多因获罪谪戍甘肃记载。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年，“诏发安东、沈阳各卫恩军三千六百余人往戍甘肃，人赐钞锭五”。正统元年（1436年），“令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如仍不首，虽首而所报人口不尽，或辗转逃移、及窝家不举首者，俱发甘肃卫所充军”。此外还有众多个例，如洪武时河南太康人陈敏，“起举人，为滨州训导。谪戍甘肃”。浙江青田人刘荐，“洪武三十年，坐事戍甘肃，筑室于甘之鸡山……著述自乐”。四川青城人牟伦，“由进士任监察御史，因谏言谪肃州”。赵逐仙，“原任太常卿，谪肃州”。河南献县人刘硕，洪武初“以通经举任代府教授，后谪甘肃……年七十八卒。墓在张掖县南”。山西阳城张慎言，“起家曹县令，擢监察御史。天启中，数直言忤魏忠贤，谪戍甘肃”。等等。故有“甘州等卫隶兵者多谪戍之人”之说。但这些仅仅说明明代河西移民的主体——军事屯垦型移民，而其他类型特别是自发流入河西的移民在各类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以往的论述都只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而王氏族谱碑却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详尽的实例。
其次，人常言，明代的商人“非晋即徽”。尤其是晋商，行商之迹“几遍行省”，偏远的甘肃也是晋商云集之地。史称河西商贾“乃多陕晋人”。其间也不乏一些晋商大贾出资行善的事迹。如肃州东关城外一里水磨河公济桥，“先年止独木，以通徒行者。嘉靖二十一年，山西民张玺买大树数株，修理各处桥梁，遂建”。城北门外镇朔桥，“凡遇水溢潮，行人未便。嘉靖三十五年山西商人乔耀买木雇工，同二僧人修建此桥，地起通道，桥立石柱，使后人便于行，又建庙于桥北”。城南门外东一里南清水桥，“嘉靖三十五年，山西商人杨栋发心修理，于是沿门告助米粮、雇工，再化木植为梁柱，运石块以砌根基，经行者甚便”。城中南街弥陀寺，嘉靖年间数被火灾，“殿舍尽煨”，三十六年，山西商人乔耀等“施财愿修”，“时居士雷尚德、李春等共助成事，修理渐完”。这些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无疑都是明代开“中盐”、“中茶”制度的受惠者。然这类商人毕竟是少数，“拥有高资者寡”。更多者则是象王裕心的祖辈一样，或走县串乡，或坐列贩卖的中小商人，而史书对此却鲜有记述。王氏族谱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晋商在河西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再次，王氏族谱碑正镌碑记，背刻谱系，是一方典型的明代“刻谱于石，以垂永久”的族谱碑，为研究这一时期石刻谱碑提供了样本。尤其是族谱碑记明载肃州王氏自明代嘉靖初年从山西汾州府孝义县尚义坊迁居河西的过程以及孝义王氏八世谱系和74人名讳，对研究山西王氏的分布流迁、节派宗枝、字辈排行以及地方谱碟特点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此碑距今已有三百多年，能保存至今，无疑也是一方珍贵的地方文物。
（2010年8月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