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方学知识的一个特殊领域，西夏文本学于19—20世纪之交随着已经消亡的西夏语文字记录的发现而产生。追溯历史，广义的东亚，包括今天中国及所属地区，也包括日本和越南，从6世纪末起就令世界所注目。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崩溃后，经过长期的战乱和动荡最终所建立的新的统一国家——唐朝（618—907年），使东亚获得了文化与文明的统一。这其中中国的汉字、佛教和儒家学说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这一时期，唐朝周边地带相继出现和建立起了一些不同民族的政权或独立国家，如吐蕃、南诏、渤海国，以及一些传统的游牧国家，如突厥、回鹘、黠戛斯等。而同样地处东亚，势力日渐增强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一部分并不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
南诏与游牧国家吐蕃互为近邻，他们未曾深受中华文明的习染。因为，他们与日本、朝鲜，甚至渤海国不同，他们不仅把唐朝视为高度文明的近邻，同时也把它视为自己的敌人。
唐朝在10世纪初崩溃后，曾经的一些“近邻”和“传统的游牧部落”随着契丹辽国（916—1125年）、党项西夏国（982—1127年）和女真金国（1115—1254年）的出现变得强盛起来。这些在中原国家日益衰落和崩溃的情况下建立的、意识到走“自我之路”的国家，其文化在所统治的范围内流传至今。早在突厥、吐蕃和回鹘时期，为自己民族语言创立文字的思想开始实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人们都喜爱它，而正是由于对自己语言的敬重才产生了对文字的渴求”（ТФ，КН.1.С.80）。由于排斥中国的汉字导致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的相继出现。不过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借鉴了汉字的形制，只是外形上存在一定差别。后来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使得他们的文字在19世纪末的时候仅仅残存在了十几方石碑上。1909年П，К.科兹洛夫探险队首次发掘已经消亡的、废弃的哈拉浩特城（黑水城）山脚平地上的喇嘛墓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手写和木刻印刷的完整的西夏文献“图书馆”（科兹洛夫，1923年）。此后，人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思考着西夏文字和文化的命运，并且深信，在契丹、西夏和女真三者之中，西夏抑或党项不可能成为某个不可解释的特例。当然，也有过一些非常广泛的、用金国时代契丹文和女真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这些文献，包括西夏文文献，尽毁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蒙古人征服的战火之中（手稿未经判定即被烧毁）。黑水城喇嘛墓地西夏文献的发现，与其说是规律性使然，毋宁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接手这项研究工作的学者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仍然无法破解契丹文或女真文写成的文书的秘密。不过，在西夏文手稿中发现了几页用女真文书写的文稿，这意味着曾有过这种混写的手稿。
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这部分西夏文献供进行与这些已经消失的10—13世纪文明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进行某种未知语言或研究不够深入的语言书写的文书的研究，首先要破解该文字所属语言系统的属性。在大量的党项（西夏）文书发现之前，西夏党项文字的属性已在石刻上得以确认（凉州碑和居庸关石刻）。早在黑水城西夏文书发掘之前，法国汉学家М，Г.毛利瑟的研究中已经能够解读这种语言文字的深奥涵义。毛利瑟利用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郊区白塔附近得到的西夏文经书——《妙法莲华经》，认定这是一本汉文原本的西夏文译本。在一个未知名的中国学者已部分地用汉字注解试通的基础上，他不仅首先破译了几十个西夏文符号，还对其文字的性质（表意性）和语言语法（西藏缅甸语系）规则提出了非常可靠的见解（毛利瑟，1904年）。所以，在西夏文字方面，也只有М，Г.毛利瑟以一个专业汉学家的水平进行过实质性的研究。
科兹洛夫探险队从黑水城附近的喇嘛墓地发掘的文书运抵圣彼得堡后，А，И.伊凤阁从中发现了一本名曰《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和汉语对音的字典（1190年）（伊凤阁，1909年，1231～1233页），他利用其中大约一千个番汉对应的字符，解读了许多已经发现的西夏文献。但由于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层面解释西夏文字的实质，仅仅认可这是一种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绝对真实的文字体系，因而研究人员仍无法搞清楚西夏语文学者所使用文字的构成方法。
自《掌中珠》字典发现后，便开始了西夏文本学的第一阶段：鉴别文本。首先校对从汉文翻译过来的西夏文书是否与汉文原本一致，在此基础上用二者等同对应的字符确定西夏文字的意义（或用汉语拼音标注），并对字典内容进行补充。在这一方面，不应该忘记伊凤阁教授。他早在1918年前就收录编纂了3000个西夏字的字典（伊凤阁，1918年，799～800页）。可惜这部字典“毁于”国内战争的战火之中，从科学院出版社的档案内丢失。不过，好像伊凤阁于1937年遭到逮捕时就没有在那里，从克格勃那里得到的答复也证实档案里没有这个材料。后来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石滨纯太郎，特别是Н，А.涅夫斯基（聂历山）等都做过这项工作。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聂历山作为一名俄国的研究人员，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东方学研究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字典出版，甚至（死后）还获得过列宁奖金。
聂历山把同一时代的西夏文文书准确地区分为译自汉文和译自藏文的文书，以及西夏人按“样本”自己编纂的（如字典、发音表、文件、法律等）反映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文书。关于译自藏文的文书，所有的基础研究工作还有待于将来。或许，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反映12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流派形成、藏传佛教与当时西夏、中原佛教的联系、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影响及结果等问题正期待着研究者有重大的突破。但目前还没有特别熟练地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
关于译自汉文的文书的研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进行得很顺利。这项工作的原理同汉文和藏文以及其他语种的佛经翻译工作基本上没有区别。不过，译自其他语种的佛经目前尚未发现，但有回鹘僧侣参与翻译活动的记录，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有译自回鹘语的文书和他们翻译梵文经书的信息。
译自汉文的文书按照其内容分为非宗教（世俗）和宗教文书。但相对于全部的西夏文书，从理论上还有未弄清楚的内容，或许还可能存在道教、基督教（景教）文书，甚至可能存在摩尼教和属于伊斯兰教的经书。只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发现这类经书，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有关译自汉文的佛经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判定经文和某些具有特别意义的经籍，以及翻译提要和确定翻译的时间。在与流传至今的汉文佛经原本核对时发现二者在结构（章节）上存在相似性与不同性，在某些内容方面也存在差异，传播佛教术语的方法也同时译自汉语和藏语。通过与原本对照，对西夏语的词汇进行补充。在这一方面，王静如教授、西田龙雄教授曾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王静如，1931—1932年；西田龙雄，1977年）。类似研究结果与敦煌汉文佛经的研究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所判明存在于11—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的佛经的全部内容，与现代中国《大藏经》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性。对于大部分西夏文经书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
鉴定出与汉文或藏文原本无关联的西夏文佛经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这些经书（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的确译自汉文佛经，但汉文原本早已散佚，或是译自一些没有流传至今的汉文伪经。二是经文（如释义、注解、说明、讲道等）由某些西夏佛教徒创作，反映了他们对各种佛教经典经义的理解。因此，应该将这一部分佛经看成是佛教范畴正宗的西夏作品。当然，甄别这些佛经也非常困难，不过，这一领域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
佛教内容的经书占全部西夏文手稿和木刻印刷书籍的80—90%，其余将近20%的经书暂时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或大体近似的鉴定。显然，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即便“发现”了部分汉字经书，如果尚不清楚，还需要按照佛教术语找到那些当时翻译时的原本；如果已搞清楚或原译本找到，应确定所研究经文每一片段的位置。这甚至对于敦煌的汉文经书，都曾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顺便说一句，对于残卷以及未完成的工作）。为及时完成这一工作，曾吸引了大量的人。但只有熟练的佛教徒、《大藏经》（等同于译自藏文的文本，那时只有藏语原本）专家着手这项工作，才能避免大量的人员参与。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工作呢？是为了搞清佛教史上这样一个现象，即作为西夏（党项）的佛教，可以确定11—13世纪汉文和藏文佛经传布的范围，寻找当时佛经和现代佛经的相似性和不同性。搞清楚那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西夏国的居民情况。因为对于大多数西夏民众来说，佛教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后来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有信仰的佛教徒以及那些正在研究其宗教信仰历史、其本身就属于佛教流派主要经义形成的人而言，这是非常神圣的经书。
如果说到世俗（非宗教）文书，则在这种情况下译自汉文的文书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回头看看西夏文译汉文经籍（《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1966年）和军事著作（《西夏文译〈孙子〉》，1979年），与汉文原本相比，立刻就会发现很明显的不同。有时是正文内容，而更多是正文的注解。相比较这些西夏文经典的正文和注解，在今天都被认为是规范的和标准的。这在《论语》以及其一开始就无人知晓的注解中曾出现过，虽然后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献中找到了如今已失传的注本（吴其昱，1969年，298～315页）。吕惠卿《孝经》注本久已亡佚，据说不久前在中国找到了。最后，应该提及一下《孟子》的注解残卷，该残卷目前尚未鉴定。
我们不会对每一个具体的情况都加以讨论，但西夏文献的确为中国文化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或许不是西夏学家能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在宋代中国流行过哪些文献和注本？这些文献是附和当时时代的形势流传至今，还是与其不同？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及如何要选择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标准文献？如果后者已成为宋朝统治者的附属品，则用什么解释西夏翻译家们的选择？比如，如果敌视11世纪的宋朝，那么如何偏爱较早的唐朝的传统呢？同样，在中国北方的女真族金国建立后为什么还与宋朝有着某种隔绝？由此，就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些在南部戈壁沙漠中遗失的喇嘛墓地文献中出现的问题。这对于西夏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都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研究中也遇到了一些伪经，即那些显而易见是译自汉文的经书，但这些伪经的汉语原本已经不知去向。在这里援引不久前的一个例子，在整理一本还没有公布的文书时发现，其开头部分已经残缺，但结尾部分有它的名称，在甚至阅读了《孔子和坛记》后，这个名称也很难搞明白。仅仅清楚的是，这件文书在讲述孔子如何与某个老翁相遇，内容大体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常常是道家和法家一系列指责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有关。该文书中孔子的反对者和胜利者——“老翁”，也许就是老子的一个化身。至于这一故事的作者，已难寻踪迹，但其中的主人公却被载入《庄子》第31章，文章标题是“渔父”。文中所描写的情节和主题思想都基本吻合。不相吻合的是所描述的故事中人物的数目，西夏文书中是三个人：孔子、老翁和孔子的学生子路，而在《庄子》第31章中是四个人：孔子、渔父和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显然这篇西夏文书，毫无疑问是该情节的另一版本，没有被列入《庄子》，在12世纪时还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存在过。之后，该文失传，而保存到我们今天的只有西夏文译本。这并不意味着这恰好是《论语》的西夏文注本，其原本在西夏文本公布之后已在福建省找到，或可能是吕惠卿的《庄子》注本，据说，好像是在中国发现的，中国学者在各省大档案馆里查找，都没有找到原本和这篇文章。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是今天这篇文章已经失传，并不被人所知，西夏文译本的公布使人们回忆起了它，并促使人们在中国哲学史文献范畴中去追寻它的踪迹。
中国文学使大部分西夏世俗文学的内容更加明朗化。如果没有具体的参照系，很难确定其来源。这在К，Б.克平发表中国百科全书（类书）西夏文《类林》（唐代和宋代的《类林》）时就出现了，那时只有中国学者的努力才得以找到散布在朝代历史和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传记原本（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1993年）。而事实上，仅从名称而言，他们是以西夏文书写的，但其译解则没有提出一个同义的汉文名称。
该文的作者完全意识到了出版其他类书时的这种困难，这类书甚至并非译自汉文文本，而由西夏人自己编纂的，但几十个例子证明这其中包含了众所周知的、当时流行的中国作品的一些情节。那时的小说都以这样话作为开场白：“从前，有一个人……”，因此，只有根据内容或类似的情节，才能找到它直接的来源。部分情节甚至连我也不能确认，显然，只有中国学者、乡土文学家将可以做到。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12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西夏作者已经将大部分中国文学视为“自己的传统”，阅读过西夏文学的西夏人都相当地熟知这个传统。无需参照系，因为在中世纪，众所周知，对作品的编译以及对作者的认知要求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背景等。在这一部分得出结论的同时，还需说明，译自汉文的世俗文献同样研究的还不够充分（如：中国古籍索引、兵书《六韬》、《黄石公三略》等）。
那些用音乐语言表述、被称之为“变文”的作品是一类特殊的文本。这是民间和官方的文书，其形式模仿汉文典籍以及西夏法律典籍。关于后者，1149—1169年间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典，1987—1989年）和1212—1215年间对其所做的补充《新法》和《亥年新法》，应该说比较特别。在复制中国作品宝库的典籍时，西夏法学家拒绝盲目遵循唐代法典（《唐律疏义》）和宋代法典（《宋刑统》）的形式。他们采用了与中国传统法律有别的法典结构，实际上其行文结构与现代法典相吻合。这种形式的根源暂时没有被发现，在中国法规中可以看到它们，甚至受到西方的影响。当然，促使西夏法学家们排斥中国传统的原因也不清楚，尤其是部分法典起草者还是汉人。
在西夏法典中我们正在寻找基本的法律术语（司法观念、法治文化、中国法起草标准）表述的引进来源，但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这种表述形式的材料。
曾按照“样本”编纂的字典——《掌中珠》，其内容分为“天”、“地”、“人”三个部分，《文海》和《文海杂类》是按照汉字韵书《广韵》的体例；在中国词典学及“发音表”中，同音词和同义词好像没有绝对直接的雷同现象。在那个时代，西夏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法律思想、有非常熟练的语文技能的语言学家，不能不令人惊讶，而这一切尚在等待着权威的、综合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的“西夏语言学”来说，最大的瓶颈是缺乏统一的、大家公认的语言语音学重构体系。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任何语言语音的重构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至少在笔者看来，应建议资深的语言学同行识别那些大家都认同的东西，包括统一的字符转录，选择简单的书写方式，以方便非语言学同行们的研究工作。
有关西夏语语法，К，Б.克平（1985年）继聂历山和石滨纯太郎、当代杰出的学者西田龙雄和索夫罗诺夫之后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还有一些在意义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祈祷文”，或尚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西夏语语法学是一块搞不清的处女地。
研究人员特别是中国的同行们，试图在中国西南地区藏缅民族中找到一种最接近已经消失的西夏语的语言，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普米族的语言，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西夏人可能的直接的后裔（或发源于四川省的西夏人祖先）。但这一领域，在考察该地区语言方面还有望取得可喜的成绩。毫无疑问，随着年轻一代研究力量的介入，在研究西夏语语法和语言语音学重构方面会取得新的成果。在这方面，有望在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各族语言和西夏文献方面都彼此取得前瞻性的进展。
此外，研究还惊奇地发现，公元前4世纪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西羌族与党项族和普米族传统之间具有相似性（克恰诺夫，1996年），甚至彝族和西夏党项民间造世神话也具有相似性，这首先令人关注的是造世的飞禽（仙鹤、白鹤）（《义海》，1997）。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化不仅是党项文化（汉语和日语术语都没有将西夏居民的种族区分开来，汉语称西夏人，意思是不仅仅是指党项人，而是指西夏国的全体居民），如果曾不是一个融合体，那么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将是三种文化因子的联合，居住在西夏境内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以及其他的民族都把佛教和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要看看过去和现在的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的文化，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我们正在西夏文化中寻找道家学说，只是很难说，道教曾经是否仅仅是属于西夏汉人的财富，或者也被党项人利用和信仰过（藏族和回鹘有可能，虽然未必肯定，特别是人们的个人生活远离道教）。我们也在考察，在西夏国家政体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上百年且令党项人悉心仿效的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在那里也有当地的传统和萨满教派的宗教信仰，“萨满”这个词已经普遍进入当代语言，这是一个女真词汇，与佛教和儒教并存，顺便说一句，契丹曾广泛地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成果。我想再次指出：那个喇嘛墓地所发现的那些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契丹文和女真文文书，会改变和修正我们关于蒙古统一之前中国宋代作为整个东亚文化代表的观点吗？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夏文文献研究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好的文献版本要确定其性质，如果是译自汉文的西夏文文书，就要找到其原本或内容相近的版本，但这很少，准确点说，少得可怜。因此应该同时掌握该文献所涉及的全部领域的相关知识，如笔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实践（汉语字典史《文海》，1969年；对仗格言汇集《新集锦合辞》，1974年；（远东）中国传统法律《法典》，1987—1989年；中国西南地区民间神话与传说《义海》，1997年，等等）以及克平的研究实践（家族关系《新集慈孝传》）。否则，你将无处着手。对于西夏文献整理研究这是“西夏文本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已经非常好地被年轻的一代西夏学家代表所掌握（《十二国》，1995年）。
近年来，西夏文献的研究因П，К.科兹洛夫搜集的主要文献的刊布得以扩大，这项工作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进行。随着文献的大量刊布，国际上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方便，我想，为将其单独出版，将会吸引一批热心于研究的新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正在失去对文献的垄断，而首先在中国西夏问题的专家数量将不断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西夏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由史金波教授负责领导。在能够识读西夏文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已经占据第一。此外，中国台湾也涌现出了几十个研究西夏历史、考古学和文学的专家学者，目前他们暂时还不会识读西夏文，但他们正在积极从事中国物质文化遗产起源的研究。对于中国而言，西夏作为10—13世纪中国历史最为复杂的一页，“西夏研究”（西夏学）对于中国民族史、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构成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曾在当今中国境内存在过的中原国家与周边国家相互关系的模糊理论观点，在中国的历史科学和决定中国正确起源方面占有明显地位。
目前，世界东方学领域有二十几个能够识读西夏文的研究者，相对于这样一个不大的东方学研究领域，如西夏学来说已完全足够了。我想，西夏文本学的主要特征及特点已在上文做了阐述（虽然这样的阐述可能最终与西夏文本学无关），但其研究无疑具有非常好的前景。现在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特别是在我国，当一千多件文献需要修复、几十件乃至上百件文献需要鉴定时，在那里，一些小小的意外惊喜（或许是更大的意外惊喜）正在等待着研究人员！
译者按：本文译自Е，И.Кычанов，ИсторияТангут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Факультетфилологиииискусст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o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8，c.493—501。（Е，И.克恰诺夫《西夏国的历史》，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艺术系，2008年，第493～501页。）
Е，И.克恰诺夫（1932—），俄罗斯西夏学专家、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教授。
（2011年8月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交流论坛交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