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是6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文革”的洗礼，这段人生经历锻炼了他的毅力，造就了他较强的心理素质。1988年，陈杰和他的学友们一共70人，被国家公派留学，这样，陈杰便开始了在日本十几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陈杰真诚地说道：“60年代的人，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我是1981年上的大学，我和我的同学们当时就觉得国家就靠我们这些人去做事。”可以想见，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有着一种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陈杰谈到，出国后反过来对自己的国家看得更清楚了，评价也更为客观。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历史上留日学生反日的不少。虽然陈杰在日本国立大学任副教授，却一直不肯加入日本国籍，因为在他的心里从出国的那一天开始，就抱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归祖国。所以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后，他带着他的家人毅然告别日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回到国内开始了芯片的研制和创业。
他说，自己现在的心态很好，干劲十足，因为这是在为自己做事情。在日本的时候，工作很轻松。他坦言道：“在日本的大学工作，做学问是最好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压力，很轻松很自由，但我的内心无形中总有一种寂寞感。”陈杰承认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思乡情节很重。
与一般的留学生相比，陈杰是十分幸运的。他是公派留学，刚到日本不久就拿到奖学金，接下来就是专心地学习。拿到博士学位也是一路绿灯，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而不像其他留学生一样，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刷盘子刷碗，生活得很艰苦。陈杰说自己也打过工，但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实践。
陈杰说，40岁左右的留学生，与日本人相比，在技术和心理素质上都不差。但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心理素质差，一开始工作时积极性很高，但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工作不踏实，好高骛远。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智力有，但是能力和毅力不够，需要加强锻炼。
当问到陈杰在遇到来自工作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时是如何解压的？陈杰说：“我们这辈人，经历的磨难很多，遇到困难也不怕。我会找合作伙伴和朋友们商量一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时常告诫自己，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就好了。”也许正是陈杰拥有如此良好的心态，在关键时刻不放弃，才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针对目前思比科正在从事的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的研发，陈杰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芯片设计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目前就像美国的西部大淘金时代。只要把握了好机会，就有可能成功。”对于高端芯片的开发，陈杰说：“国家确实要从产业政策上扶一把，至少要为国内的新兴企业创造一个能与国外巨头公平竞争的产业环境。2004年，国内130万像素手机卖到每台7000元，但当时国内手机公司就是因为没法拿到摄像芯片，错失了市场良机。”说到这，陈杰表现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但随即，陈杰用坚定的语气说道：“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改变这种状况，不希望它重演。”
要研发高像素的芯片，也就意味着需要高投入。风险越大，利润也就越大，这是经济学上的定律。如果与国外公司合作，核心技术就是芯片，这就需要有关方面在产业政策保护上要加强。举个例子，比如国外生产的鞋，只要你稍有一点儿用了他的设计，人家就要追究你的责任。因此，要充分用WTO的规则对新兴产业进行保护。对于新兴产业，应该‘围一个栅栏’，给它一个竞争的环境和成长的环境，那样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会更加的迅速。
与其他产业相比，芯片这一高科技产品更需要各方面的关注。这是一个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的神通广大，更需要有高性能、高技术的支持，以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并受到严密的保护，光靠一个或几个高科技公司，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研制出高端的产品，就不愁没有市场，而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而是国际市场，并有力地打破现有的垄断模式。
为了打破垄断，陈杰博士和他的创业团队，就像“中星微”的邓中翰和他的合作伙伴一样，为打造一颗强有力的“芯”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工作。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他们的一腔爱国之心和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和已取得的骄人的业绩鼓旗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