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
——[唐]崔涂《读汉武内传》
汉初儒学兴
前202年二月，刘邦于定陶（今山东曹县北）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同年五月，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由此，在秦王朝灭亡五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西汉王朝。
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语“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于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于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这样，西汉王朝就有了比较强大的军事体系。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
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刘邦开始对儒生的态度十分恶劣，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市井秽语满口，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可是，到了后来，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据《全汉文》卷一记载，他在《敕太子书》中这样说：我生当乱世，正值秦朝禁学，自己也认为读书无益，但自从我称帝以来，常常思考这一问题，其实读书能够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图，“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后来，刘邦在路过鲁地时，还“以太牢祠孔子”，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最初的谩骂、鄙视转变为敬重、尊崇，主要是当时残破的社会现实所迫。汉初，经济极其凋敝，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新兴的西汉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有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汉书·高帝纪》记载：当刘汉天下初定之时，高祖（即刘邦）命令萧何编次法规律令、韩信重新申明军纪，命令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创制礼仪，同时还命令陆贾撰写《新语》一书。我们从上面几项可知，律令、军法、章程都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而叔孙通创制的礼仪和陆贾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语》一书，应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有人说“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是有其道理的。这主要是从陆贾撰著《新语》一书而言的。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称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但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虽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儒生三十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前204），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多变，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着楚人装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生称为“鄙儒”。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所处时代，列国林立，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中进行选择。而到了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参天的皇权大树，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被录用。何况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儒学大师，在当时那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犬”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对刘邦说：儒家学者，实在难以同您一起攻城略地，但能够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之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立刘邦做了皇帝。当时，仪法混乱，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热衷于争功论赏，有的甚至于在酒醉后乱打乱闹，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伤脑筋。而叔孙通看准了机会，在刘邦感到越来越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刘邦当时还不怎么相信，便随意说：你可以试一试，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之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当礼仪在朝廷上演示之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处，开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率大军亲征英布班师回朝经过鲁地时，到孔庙祭祀了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亲自祭祀孔子之后，诸侯卿相到鲁为官，常常拜谒孔庙后才走马上任。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孔之事。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孙通进位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进入到了汉朝的统治阶层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订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施行着。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了西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还有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东汉更是“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他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前198）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至于叔孙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是如何用孝来教导太子的，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朝见太后时，每次都必须清道。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当复道修建之后，却发觉汉高祖刘邦的衣冠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后世子孙怎么能从宗庙道上行走呢？刘盈听罢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又劝阻他说：人主没有过错。如今已经建成，百姓也都已经知道，现在拆除它，则表示了您有过错。“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依照叔孙通所言去做了，此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必经过复道之下了。
这一方面说明了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一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谥号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胡适曾对此评论道：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言，但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黄老之学术
西汉开国之初，满目疮痍，城乡破碎，土地荒芜，民生凋敝，饿殍载道，整个国家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人民群众亟需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也给新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育，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严酷事实的本身要求最高决策者尽快制定包括经济在内的较为宽松的政策，偃武修文，实施正常的统治秩序，迅速修复与改善破败纷乱的局面，否则，就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安，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就无法维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正能满足汉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黄老之学很快流行起来。
黄老之学是指“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学说，它在先秦以“稷下学派”为主要代表。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老子》；一个是战国时期伪托“黄帝言”的诸书。黄老之学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总规律，在各种事物中普遍地起着作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分析社会矛盾时，它用阴阳观念论证刑德，以阳为德、阴为刑，认为“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先德而后刑，顺于天”。主张把德政与法治有机统一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些思想是对《老子》消极无为思想的积极改造，为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提供了理论根据。
鉴于西汉初期的社会状况，文武兼备、刑德并用，讲求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可谓正适应这一环境，所以，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共鸣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汉初，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一般老百姓，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信奉黄老学说，较为典型者有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曹参、陈平、王生、田叔、黄生等。汉文帝崇尚黄老之学，史料记载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汉文帝统治之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废除酷刑，以及亲躬籍田、崇尚节俭等，这一切都体现出黄老思想学说的一面。而汉景帝自小就是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应当说，在推行黄老思想、执行黄老政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还应是窦太后。她通过汉文帝和汉景帝施加强大的影响，把国家大政方针都纳入黄老思想指导之下，她几次打击和排斥儒家，批判法家，使黄老思想独尊于朝廷，为汉初黄老思想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黄老之学对于汉初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时代思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根据余光明先生的研究成果，略总结如下：首先，黄老学说所主张的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思想，为制定王霸杂之的汉家统治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黄老学说中的法治思想，不仅对汉初定法、立法和执法影响至深，也与汉初定法、执法的情形基本相符。第三，黄老学说中的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西汉初年也为统治者全盘接受，并成为现实。第四，黄老学说中的“以民为本”的保民、养民和爱民的思想，是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五，黄老学说所阐述和提倡的崇尚节俭和朴实的道德思想，在汉初的名臣将相中，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使西汉初年的官僚多具廉洁奉公的良好作风，在官场中造就了一种清廉的气氛。总之，西汉初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黄老学说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使西汉前期社会得以稳定，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强大的西汉帝国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断绝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尤其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给了儒学东山再起的机会。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初显学。黄老之学是兼收儒、法，汇合阴阳之说的产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汉初崇尚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上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然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儒家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情况下，能够复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的宽松学术环境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纠正，当然更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所以汉初在思想领域又出现了诸子并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发挥着影响。汉初当政者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初仍处于“显学”地位。特别是前191年，汉惠帝正式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之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此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也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汉初儒家经学虽然和其他学派一样处于民间传授的地位，但其学术活动的规模及传授教学内容的重要性，都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汉初儒学教育的兴盛为儒家复兴并登上独尊地位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方便。如前所述，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布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是一个“不修文学”、近乎文盲的乡间无赖。他对那些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对黄老之学和儒学同样是一窍不通，这使他对各种思想学说没有任何偏爱，皆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极力向刘邦推介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刘邦对儒家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孙通订朝仪，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之尊严。尝到儒家礼仪的甜头后，他开始对儒家另眼看待，对儒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不好儒”发展到“好儒”。刘邦之后汉统治者的崇儒术、重儒生，实际上是刘邦崇儒、重儒思想的发展。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使儒学得到转机，儒家学者抓住机会，使儒家学说灵活变通，在汉代初期站稳脚跟，逐渐复兴起来。
第三，黄老思想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机会。任何正确的施政方针都应该张弛适度、宽猛相济。黄老之学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应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弘气势。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社会下层，豪强兼并，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对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强有力的对抗措施。这些负面效应，说明黄老学说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事实证明儒学确实“可与守成”，这为它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此外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学在汉初复兴的内因。汉初儒学复兴，主要靠几个人物，其一是叔孙通。在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根据汉初统治集团人士多小吏出身和武将少习文化的特点，既部分袭用秦朝旧仪，使萧何等秦时故吏能顺利接受；又遵循简易可行的原则，使粗鲁无文的武将们容易做到，更充分考虑到当时“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社会现实，使朝仪在整体框架上既能为文武群臣所认可，又能为国家经济实力所允许。然而叔孙通毕竟只是一位通晓儒家礼仪的博士，他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同样，他也只能借助诸如制订朝仪及宗庙仪法等具体事务来证明儒学并非像法家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儒学要复兴，上升为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偏见，从理论上证明以儒学治国安民的必要性，并以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实用，让统治者相信只有儒学才会使长治久安的理想变成现实。这一任务自然不是只熟悉礼仪的叔孙通所能完成的，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汉初另一位儒学中兴人物陆贾身上。
陆贾利用和刘邦贴身的机会，“时时前说称《诗》、《书》”，以期对刘邦潜移默化，转变他对儒学的态度。虽然这位自恃居马上而得天下的汉家天子常以大骂作为回答，但陆贾在比较前朝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逆取”和“顺守”的不同，使刘邦心服口服。
陆贾作为新时期力倡以儒学治国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实用的主张，不仅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陆贾的努力虽未能使儒学全面振兴，但终究为日后儒学的大行于世创造了条件。部分儒生先后走进汉初的朝廷，使儒学在黄老学说走红之时也占有一席之地。
汉初经过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这时，儒家学者贾谊在坚持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出某些切实致用的政治原则。他把实行礼治作为当务之急，同时不忽视仁义，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贾谊对政治的实质和仁义作用的理解较之他的前辈要现实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学是最适宜治国安邦的。贾谊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
在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学在汉初虽未能成为统治思想，却也复兴起来成为显学，使统治者对其不能等闲视之。直到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在综合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回顾汉初儒学的发展历史，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既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又注意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融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观念，还勇于吸收他家之长，弃己之短，以保持本学说必要的张力和活力，这是儒学在汉初黄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复兴，并产生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儒术之独尊
黄老“无为政治”的主张虽然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其“因循为用”，漠视礼制的态度既严重破坏了等级制度，又大大助长了人民目无法纪的心理，导致经济繁荣而社会不安、政治不稳。汉景帝末年七国之乱的现实足以说明黄老学说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拿不出解决的良方，即便是靠“削藩”和镇压手段，也只能奏一时之效。可见黄老学说只能作用于一时，而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长治久安之道。无情的历史表明，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于是儒学遂被尊崇。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欢积极向上的儒家学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一个历史过程。他即位之初，还因崇尚儒术发生了一场风波。武帝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门。又安车驷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为朝制兴革的顾问。武帝的举措引起了黄老学派的不满，随后赵绾又建议不向东宫奏事，意在架空崇尚黄老的窦太后，惹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将赵绾、王臧逮捕，迫其自裁，并罢免了窦婴、田蚡。武帝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让步，暂时停止诸般兴礼作乐举措。武帝虽然遭受挫折，却仍不放弃尊儒的努力，他在选拔贤良方正时，留意收览儒生，授以官职。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从此确定了任博士官职的特定学术资格，这是尊儒的重要体现。他还鼓励学者研读儒家经典，使五经传习更有系统。
前135年，窦太后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朝中执政大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启用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在前130年的举贤良文学对策中，他问怎样才能使“阴阳和”、“民不犯”，又欲闻“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著名儒者公孙弘的对策，深得武帝赏识，被武帝亲自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公孙弘进入仕途之后，由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来官职不断升迁，布衣大儒公孙弘最后被擢为三公，封平津侯，这一来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为了廓清思想疑虑，确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权威，武帝多次下诏策问，一代鸿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统治的关键，主张以教化为主导，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他主张以仁义礼乐教民，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古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强调“教化行而风俗美也”，认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还引古证今对更化问题进行了一番议论，这些深深打动了踌躇满志、正欲大举更张的汉武帝。“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天下思想的建议，他认为汉初七十年，黄老大用于世，由于它既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又不重意识形态建设。使人们缺乏信仰，思想混乱。而政治上的大一统，决不允许“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熄，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但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之学，定儒学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
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前124年，根据丞相公孙弘的提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他建议：“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在公孙弘等人的奏议中还提出有关招生、考察和任用制度方面的措施，可见博士弟子制已经具备了作为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定，应当说这是汉代官方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公孙弘等人的奏议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制度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指明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广教化，最理想的状况是“乡里有教”，但在一切需从头做起的情况下，其步骤应该是“建首善自京师出，由内及外”，即首要任务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学。兴学的捷径是“因旧官而兴焉”，因为当时政府已设有专门的五经博士，这些人都是现成的师资，只要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额的学生，就可以开展教学活动了。博士弟子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方正式的学校教育活动。
公孙弘的这个建议为博士弟子参与政治铺平了道路，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自此之后，博士弟子员额不断增加。自武帝接受公孙弘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广设学官，使学而优则仕，就把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把一种学术与利禄直接挂起钩来，于是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论”是从理论上论证儒学独尊的必要性，而公孙弘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则使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法律上的保护和物质上的保障。
从此，博士除参与有关的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使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儒学阵地日益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由孔子创立后，经不同学派的阐述，内容与要点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汉武帝尊崇儒家，五经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睐的是公羊之学。当时所尊崇的经义，主要是董仲舒杂糅阴阳五行说而创立的新儒家学说。董仲舒青年时期曾跟随公羊学派的大师子寿学习《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他担任过博士官，那时，他就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家学说。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颁布了“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要求各地的官员推举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荐到了京城。汉武帝曾经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在这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观点，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他说：一个国家如果要走下坡路，上天就会发出一些灾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当权者不知道省悟，上天又会利用一些自然灾异现象来警告他使他害怕；如果这样，他仍不思悔改，那么这个国家就将面临着灭顶之灾。董仲舒告诉汉武帝，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就是后人所称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武帝不仅接受了他“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为相。
到了西汉中期之时，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现实利益的驱使势必会导致儒学内部的分裂。随着黄老之学的失势，各家学说纷纷兴起以回应时代的挑战，然而由于各自内在的因素，它们被一一淘汰，最后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独霸天下。而这时的儒学显然存在文化区域上的差别。
董仲舒所传授的儒学属公羊学，于当时，即是指《公羊春秋》。《公羊春秋》虽也强调宗法等级制度的建设，但其主要精神是强调大一统和“大义灭亲”，贯穿着严法的精神。其矛头是针对诸侯王的叛乱活动，目的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的权威。汉武帝正是看中了这种法制精神。到了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出现了阴阳五行化的趋向，以之附会经义的妄怪之论也随之产生。在江都王刘非那里，董仲舒经常宣扬公羊学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可是在当时，汉武帝的兴趣在于“王者承天意从事”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不是对阴阳灾异学说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讲灾异也遭到了汉武帝的反感，使得他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
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