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庭文章萃君门，良史犹称司马尊。七十卷书终始备，三千年事是非存。李陵设若无先见，王允何由有后言。古庙风霜香火冷，白云衰草满平原。
——[后金]完颜璟《司马太史庙诗》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是《史记》。《史记》一书原名叫《太史公书》，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官司马迁所著。如今，司马迁的英名妇孺皆知。他流芳千古的宝贵遗产《史记》，也成为了我国史学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从事古代历史、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们必不可少的典籍。在西汉武帝之时，出现了如此伟大的巨著并不是偶然的。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强盛的大帝国，武帝时期更是它繁荣的高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
潇洒一太史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三十七岁，继承父职出任太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去世之前任太史令，有志于撰述汉王朝的历史而未成。元封元年，在临死之时，他郑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编著完汉王朝的历史。司马迁此时继任了太史一职，这是他生平活动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以学者身份用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影响社会的开端。他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又接受了良好教育，再加之他青年之时曾离家出游，这一切都使得年轻的太史具有完成父志的决心和信心。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司马迁自己曾说“迁生龙门”，龙门是一座名山，它横跨黄河两岸，两岸皆断山峭壁，相对如门，黄河穿山而过，自高而下，水流湍急，奔放倾泻，声如万雷，富于神奇色彩。而司马迁出生的韩城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太史令是替皇帝掌管天文历法、占卜祭祀、记录国家大事的官员。太史令官阶不高，俸禄仅六百石，相当于下大夫，在当时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色。司马迁的先世本来是周朝的史官。司马谈也是一位善于学习并学问十分渊博的人。司马谈在汉朝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杨何是汉初传《易》的著名儒家学者，官至中大夫。黄子即黄生，好黄老学术，曾经在汉景帝时与儒者辕固生辩论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性质问题。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对司马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谈勤奋好学，他学识渊博，熟悉天文历法和诸子百家之学。而且由于职务的便利，他能够广泛接触古今经籍。他曾打算写一部通史，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就去世了。司马谈还常常以自己的远祖当过史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不仅希望自己能继承祖业，当好一名史官，而且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司马迁也以史官为业，因此，在后来对司马迁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他时刻都在向这一目标努力，指导和教育司马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和学问。据史料记载，司马迁自幼刻苦好学，在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等一些古代的书籍。
前136年，司马谈被举为贤良，到京城长安为官，并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史令。尽管官阶不高，但有机会接近皇帝和一些著名的学者，阅读宫中秘藏的书籍，这也正是司马谈梦寐以求的事情。由此，也为司马迁一生的走向奠定了基础。司马迁跟随父亲来到长安，这样，他就有机会向当时著名学者公羊学家董仲舒学习《春秋》，跟着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等儒家经典，博通天文、历法和诸子百家，大大开阔了眼界，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学者了。
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年轻的司马迁准备到各地旅行，增长见闻，采集传说，搜集各种史料和考证各种史实，为以后写《史记》做准备。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经南阳（今河南南阳），越过汉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渡过长江和洞庭湖，来到汨罗江畔。汨罗江是我国古代著名大诗人屈原自沉身死的地方。司马迁面对滚滚的江水，缅怀着这位伟大诗人爱国的一生，不禁为之动情，他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在长沙，司马迁还凭吊了去世才四十多年的政治家和辞赋家贾谊，贾谊曾被贬于此。司马迁在长沙搜集到许多关于贾谊的逸闻轶事。
此后，司马迁溯湘江而上，来到了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这里有一座九嶷山，传说当年舜帝把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后，便到各地去巡游，在南方生病去世后葬在此地。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找到舜帝的遗迹。但是，九嶷山雄伟壮丽的景色，却深深地打动了他。以后，他又在湘西的沅江一带，搜集到了不少关于舜帝的动人传说。其中一个传说讲舜帝死后被葬在九嶷山，他的两个妃子，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寻夫至九嶷山，二妃悲痛哭泣直至啼血，使这里的遍山竹林都溅满了斑斑血泪，据说这就是斑竹（又称湘妃竹）的来历。
司马迁随又顺江而下，登上了巍峨的庐山。庐山周围河流密布，纵横交错，都汇于大江。他考察了大禹疏导九江的传说，追寻大禹的足迹。然后顺江而东，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据说山上有一深不见底的山洞，当地人称为“禹穴”，当年大禹进去过，并且在里面藏过书籍。司马迁在当地人的引导下，也进入山洞观察了一番。司马迁还知道，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为了报仇雪恨，也曾经在这里卧薪尝胆，后来终于打败了吴国。司马迁还在这里搜集到各种逸闻轶事，如找到了当年秦始皇所立的石碑，并且把碑文抄录下来，这都为后来写作《史记》准备了不少珍贵的相关材料。
司马迁离开会稽山后，渡过钱塘江北上，来到了太湖附近的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姑苏山下是吴国的都城，当时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就住在这里；秦朝末年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也是在这里举起反秦大旗的。司马迁来到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搜集到一些关于吴王夫差、春申君黄歇和项羽等人的历史材料，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为后来撰写这些人的事迹作了充分的准备。
离别会稽山渡江北上，他首先来到了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淮阴是秦汉时期著名军事家韩信的故乡和封地。韩信父母早亡，家境贫困，只有祖上留下来的一把宝剑，他便经常佩戴在身。韩信平时以钓鱼为业，过着贫苦的生活。母亲去世之后，无以为葬，他就把母亲的坟地选在又高又宽的旷野之中，周围可以住万户人家，这显示出韩信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后来他果然做了刘邦的大将而被封侯。司马迁把听到的这些传说都写进了《史记·淮阴侯列传》当中。
司马迁渡过淮水，沿泗水向北，来到了鲁国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曲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乡，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司马迁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衣冠、礼器，目睹了儒生们演习礼仪的情景，流连良久不愿离去。随后，司马迁又驱车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后来又到孟子的家乡邹县（今山东邹城），游览了秦始皇曾刻石颂德的峄山，并在这里学习了饮酒、射箭等礼节。从邹县向南，到了薛城。薛城是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孟尝君以善于养士而著称，只要是有一技之长，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不拒之门外。
司马迁离开薛城继续南行，来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也是秦楚、楚汉交战时的必争之地。司马迁在这里了解到项羽少年时代就与众不同，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学剑，只是喜欢学习“万人敌”的本领。当秦始皇巡游到达会稽时，项梁、项羽叔侄二人也出来观看，项羽看后，说：那个家伙，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后来确实如此，项羽率领五路诸侯灭掉了强秦，但最后自己也没能长久，刘邦把他给消灭了。司马迁了解到这些事实，着实为这位英雄的气概所折服，同时也为他的悲剧而惋惜。彭城也是一个英雄人物辈出的地方，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就是在这里高举义旗发动起义的；西汉初的一些名臣将相如萧何、韩信、周勃、樊哙、夏侯婴等，皆是在这一带登上历史舞台的。于此，司马迁听到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成为《史记》中的精彩内容。
后来，司马迁又访问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是战国时代的强国，最后为西部的秦国所吞并。在大梁，司马迁搜集到了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故事；最后，又途经洛阳，入函谷关，回到长安，结束了近两年的实地访问和考察。
这次实地考察和访问对司马迁的思想和今后的著述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首先是识见的开阔。此前，司马迁所经历的基本上是书斋生活，并没有亲身感受社会和大自然。他通过这样一次长途远游，广泛地接触到各种人物，了解了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体会到了下层百姓的一些愿望和情感。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提高了他写作的思想水平。其次，司马迁长途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实地调查，为将来撰写《史记》积累材料。最后，司马迁通过实地调查和民间采访，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说的真伪与不足，极大地补充和修正了文献的不足和错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使得司马迁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李陵之祸起
司马迁经长期游历后回到长安，不久，被举荐并通过考核，当上了博士弟子。一年后，他被汉武帝授予郎中一职。郎官是汉代官僚机构中的一种属官，带有一种预备、实习的性质，分为议郎、中郎、侍郎和郎中四等。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的任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郎官官位虽然不高，但他们在皇帝身边活动，倒也十分荣耀，一旦外调，往往得为“长吏”，所以成为富家子弟求仕进阶的必经之途。而郎中又是郎官中最低一级的小官。按照往常惯例，郎官多由二千石高官的子弟及富家子弟充任，司马迁以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史官子弟得为郎中，实在是不容易。这样，司马迁又能常常接近皇帝，了解朝廷大事，并且有了跟随皇帝巡游四方的机会，这使司马迁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此时的司马迁正是风华正茂，他为出任郎中而高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忠心耿耿地跟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开始巡游郡县，省察民情。武帝首先巡幸了三河地区，司马迁作为郎中，侍从前往。武帝先到了雍（今陕西凤翔），祭祀了青、黄、赤、白、黑五帝。然后东北去夏阳到河东（今山西夏县北），当时，河东太守没有料到皇帝到来，弄得措手不及而自杀。到汾阴，立后土祠，并按照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仪式举行祭礼。祭礼完毕后，南渡黄河，经荥阳，回到洛阳。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的《封禅书》和《平准书》里记载了这次随武帝巡幸的见闻。
元鼎五年（前112）十月，武帝又幸雍，祠五帝。后西行过陇、坂山（在今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境内），到了陇西郡，郡太守也不曾料到武帝会来，也是因来不及供应饮食等，惶惧而自杀。武帝又西登崆峒山，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率数万骑于新秦（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围猎，然后回到甘泉。司马迁对这次伴随武帝西行印象很深。
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代表朝廷去慰问那里的少数民族属国和新设的郡县，并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这是司马迁自入仕郎中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司马迁这次奉使很可能是向驰义侯传达汉武帝征讨西南夷的命令，并在西南夷置郡后，继续巡视当地的社会治安与民族风情。如在成都，他搜集到不少刚刚去世的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一些传说，后来于《史记》中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总之，通过这次出使，使他有机会对西南地区广大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为他日后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提供了实践舞台。到了次年，即元封元年，司马迁回到长安向武帝复命。
司马迁回到长安时，武帝刚刚离开京城，前往泰山去举行祭告天地的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其父司马谈作为太史令自然也在前往之列。司马迁回到长安后没有停顿，急忙去追赶封禅的队伍，以便赶上这难得遇到的盛大典礼。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和西南夷之后，心情十分高兴，为了向北方的劲敌匈奴显示自己强大的力量，决定于当年十月，亲自率大军十八万，耀师朔方，向匈奴示威。武帝从云阳（今陕西淳化）出发，北向经上郡（今陕西绥德）、西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五原（今内蒙古五原）等郡，过长城，登单于台，直达朔方，布阵于北河沿岸，威震匈奴。回京时祭祀了黄帝，然后回到甘泉，祭泰乙神。此后，过缑氏（今河南偃师南），到泰山封禅。但是，司马谈在途经嵩山时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不得不留在了洛阳。几天之后，病情加重，等司马迁赶到洛阳之时，司马谈已是奄奄一息。司马迁也不得不留下来侍候父亲。
临终之时，司马谈把自己的想法和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了儿子司马迁，他说：我们的先祖一直是当太史的，后来尽管衰微了，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能在我们这里把祖业给断送了。我知道你有远大的志向和振兴祖业的愿望，并且具备了当太史令的条件。我死之后，你一定要请求皇上允许你接任太史令。如果能如愿，你一定要把我已无法完成的论著完成。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太平，上有明君，下有忠臣义士，他们的功业需要流传后世。我作为太史令而没有把它记载下来，总是感到不安，现在你一定要做下去。司马谈带着遗憾走了。司马迁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立即赶往泰山向武帝复命，接着参加了隆重的封禅大典。
早在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河南濮阳瓠子口决口，向东南直注巨野大泽，流入淮、泗，夺淮入海，使河之南十六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武帝曾派汲黯等动员十万民工堵塞，但刚刚堵塞，旋即又被冲毁。后来尽管多次派员派工，亦没能很好治理，二十多年来，瓠子口不断决口，使得大片土地连年歉收。元封二年（前109），司马迁又侍从武帝参加了负薪塞河工程。在祭祀过万里沙神祠和泰山后，武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指挥民工塞河。他看到河堤上人手不够，便命令群臣及侍从官员从将军以下都得背草填塞决口。几万人在河堤上忙碌工作，场面十分壮观。经过这次修复，黄河此后近八十年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灾。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河渠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在这一段时间内，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主持了太初改历的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倡议进行历法改革，制定新的历法。因为制定新历法是改朝换代的象征，也是举国瞩目的大事，所以制定新的历法是新王朝建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在我国古代，人们相信“五德终始”说，认为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
秦亡汉兴，汉应该属于何德成了问题，多年来一直未定，成为当时统治者的一大心病。武帝即位之后，亦曾考虑改制事宜，只是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说，不喜欢儒术，因此，也没有成行。窦太后去世后，到了太初元年（前104），改制已经势在必行了。
汉朝建立后，一直是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但这一历法不够精确，出现了误差。司马迁不满意旧历，便在元封七年，也就是太初元年和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建议修改历法。武帝同意进行历法的改制，制定新的历法《太初历》。司马迁是这次改历的倡议者和主持者，《太初历》的完成，主要功绩在司马迁。司马迁不仅参加了制历的测算，提出了新历元和采用夏正的主张，而且还重新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距度。应当说司马迁这次改历武帝也十分高兴，于是，武帝下令改元，于太初元年五月，始用《太初历》。司马迁这次修改的历法，采用的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又沿用十九年七闰法，使历法与农时季节相适应，有利于农业生产。《太初历》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历法，也是我国最早根据实际观察解决争论而制定的历法，它的颁行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这也为后来司马迁撰写《史记》一书中的《天官历》和《历书》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即被武帝任命为太史令。他继承父职出任太史，这是他一生活动的转折点。从此，司马迁有条件继承父亲的遗志，整理自己搜集到的大量材料，开始从事史书的撰写工作。
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纸张，司马迁阅读和研究的是一捆捆的竹简和一卷卷的帛书。查阅起来十分不方便，但是，司马迁却以惊人的毅力，用了五年时间阅读了宫内珍藏的全部图书，并且作了大量的笔记和记录。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工作。但不久，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司马迁在刚着手写作《史记》不久，因为替孤军奋战、粮尽援绝而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辩解而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迫害，被处以当时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的宫刑。李陵，字子卿，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善骑射，为人谦让，甚得人喜欢，少为侍中，后为骑都尉，英勇善战。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因派到匈奴去的大臣被无理扣留，于是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击匈奴右贤王，同时，武帝还派骑都尉李陵负责为李广利护送辎重作为后援。
李陵接到命令后带兵出发，北行三十日，行程千余里，到达了浚稽山（今蒙古国图拉河与鄂尔浑之间），随后安营扎寨，并把所过山川地形画图派人上报武帝，受到武帝的嘉奖。但是，李陵大军很快被单于所统三万骑兵包围。匈奴见汉军人数不多，发动进攻，由于李陵指挥得当，匈奴无法靠近，最后，匈奴军队败退，死伤数千人。单于大惊，急召左、右贤王八万余骑攻击李陵，李陵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南行数日，至山谷中，此时，汉军伤亡已十分惨重。匈奴军队加紧包围，轮番攻击，尽管汉军伤亡很大，但匈奴还是不能攻克。单于有些担心，就想退兵。这时，有一个叫管敢的军官因受校尉的侮辱，逃亡投降了匈奴，向单于报告了李陵军队的实际情况，说李陵军队没有后援，孤军奋战，箭已用尽且无粮食，只要派精锐骑兵用箭射击即可攻破。单于遂下令围攻李陵军。李陵见军队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就命令士兵分散突围，如有得脱者归报天子，相约突围后至遮虏障会合。半夜时分，李陵率十余人突围，结果遭到数千骑匈奴兵追击围堵，虽然奋力拼搏，终因没有后援而战败被俘，最后，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大为恼怒，而各位大臣皆不敢多言，只是把罪责全部推到李陵头上。当时，司马迁却不同意众人的做法，他向武帝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李陵事亲尽孝，交友诚信，常常想着报效国家。如今他行事稍有欠妥，但那些大臣们的言语也有些片面，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率领军队不过五千，却多次打得匈奴死伤无数，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最后跟敌人拼命。尽管后来身陷重重包围而遭受失败，但他却大量杀伤敌人，功劳也足可以昭示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没有为国捐躯，是想找时机报效汉朝。但是，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并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司马迁与李陵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友谊，只是司马迁觉得李陵平时待人不错，况且这次失利又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李陵犯的是死罪，而且，汉武帝心中还有一点点不可告人的小目的。也就是说，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讥讽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无功无能，诽谤贰师将军，一怒之下，将司马迁投入监狱。一年后，武帝听说李陵在匈奴很受器重，单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李陵如今正在为匈奴操练军队，更是怒火中烧，把司马迁定为死罪。
汉代的刑律规定，被判了死刑的人，如果不想死，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钱财来赎罪，或者接受一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最终结果，或者是倾家荡产，永世不得翻身；或者是蒙受巨大的耻辱。如果出赎钱，数量是五十万钱，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下，极少有人能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来。而另外一种就是忍受残酷的宫刑，又称之为腐刑，也就是把男子的生殖器阉割掉。司马迁家境并不宽裕，没有那么多的钱，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没有一个人来前来帮助，实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而若拿不出钱来，就只能接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会令人以后生不如死。司马迁想到父亲临终之时的嘱托，他现在还不能死去，必须活下来，实现老父亲的遗愿，完成《史记》一书的撰写工作。思来想去，司马迁最终还是选择了宫刑。《史记》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使其忍受着精神的折磨发愤写作，把自己的痛苦和爱憎，全部融进著作里面。
千古之绝唱
司马迁活了下来。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在监狱中接受了宫刑。受刑后，他心力交瘁，痛不欲生。为了《史记》的写作，他才不得不强制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体力还没有恢复之时，他就再次拿起刀笔，继续伏案写作《史记》。正是由于遭受到这样的坎坷，才使得他体会到人间世态的炎凉和艰辛，看清楚了汉武帝“盛世”背后的黑暗，因而其著述也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前96年六月，汉武帝大发慈悲，赦免天下罪犯，司马迁终于走出了那个令他生不如死且终生难忘的地方，重获自由。出狱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掌管诏诰文件的起草工作，是宫廷中的机要职务。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学仍是非常欣赏，考虑到他受过宫刑，不便于再和其他大臣往来以及外出担任使者，授予他中书令一职十分合适。同时，这一职位对于司马迁而言，也是因祸得福，使得司马迁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宫中的大量藏书，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著述。因此，司马迁在公务之余，便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注到《史记》一书的写作上。
前93年，司马迁的一位好友任安给他写信，劝司马迁利用与武帝接触较多的机会向武帝多多推荐人才。司马迁看了这封信后，内心十分痛苦。原来自己的好友并不了解自己的用心，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还能活下去。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苟且偷生，为了荣华富贵吗？这使司马迁十分伤心。自己强忍奇耻大辱，不是为了显身扬名，而是要把《史记》完成，了却父亲死前未竟的事业和遗愿。为此，他写了一封自传式的长信，说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任少卿是任安的字。
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谈到了他已经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可见，在前93年，司马迁已完成了《史记》初稿。又过了两年，司马迁基本上完成了全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还讲到，他要把《史记》一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后来，司马迁把这部巨著交给了女儿杨夫人保存。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太清楚司马迁的下落了。《史记》一书是司马迁本人写成，并不属于官方所修，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皇家的藏书。
那么，《史记》一书又是如何留传下来的呢？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
杨恽，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担任左曹一职，因向宣帝举报霍氏阴谋废除汉宣帝，有功封平通侯，由常侍骑升迁中郎将，很快又因作风谨严升任诸吏光禄勋。不久，因与太仆戴长乐交恶，被诬免为庶人。杨恽被免为庶人后，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书信中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因此被朝廷以大逆不道罪处以腰斩，妻子儿女流放酒泉郡。据史料记载，杨恽好史学，习《太史公书》（《史记》一书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从三国开始才被称为《史记》）。杨恽是一个聪明好学的人，他从母亲那儿知道了外祖父一生的经历，以及写作《史记》一书的苦难历程，所以他对外祖父的这部巨著爱不释手，当作稀世珍宝来收藏和学习。尽管杨恽后来被处以极刑，但由于他当时显贵的地位，再加之杨氏好学之传统，《史记》一书的流传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史记》一书发凡起例，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书体裁的先河。其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了上下三千年间的历史传说和史实，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主要是依照年代顺序，来记录以帝王为中心的历代大事，以展示历代政治兴衰更迭之轨迹；十表，也是按照时间顺序，以谱牒的形式，专门为帝王将相所列，来条析历史大事；八书，以事为类，主要记述了各个朝代中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是典制的专史；三十世家，主要记载了各诸侯国的兴衰，包括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七十列传，主要是一些官僚、士大夫、名人等的传记。这些人物传记有专传，有合传，也有寄传和杂传等不同种类的形式。其中还有一些不像人物传记的篇章，记载关于少数民族和邻邦事迹等。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这五种不同形式的体例互相配合，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下三千年的社会面貌。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全书的中心，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就社会阶层而言，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游侠、医卜以及屠夫；从疆域来说，近至祖国山川，远至朝鲜、大宛；就事实而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靡不毕集。对汉以前的典章、文物、政治、经济以及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诚然，这五种体裁并非都是司马迁自己所独创，而是有继承又有创造。但是，这也是司马迁不朽的功勋之一，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史书体裁，也就是纪传体。这在我国历史编纂上的发凡起例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在我国新史学产生以前的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一座人们难以企及的高峰。
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它继承了以往历史著作的传统，把几千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又于八书中总述其历史背景，最后在年表中排比年代，从时间上加以补充。这样，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
司马迁在整理历史资料时，涉猎广泛，范围较广，有书本的，有档案的，有自己实地采访的，对于这些丰富的史料，他审慎地进行了选择和考订。一方面显示出一个出色的史学家的突出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一个史学家的优良品格。因此，有的史学家认为司马迁与其所著《史记》一书，充分显现出以上两个方面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尊重史实、接近百姓、变通发展。
“尊重史实”就是说《史记》一书忠于客观历史实际，敢于“直书”。按照后人的解释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在《封禅书》和《货殖列传》中敢于直书，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愚昧，连汉武帝求神仙、信方士等事都给予冷嘲热讽，表现了分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之情。如《殷本纪》中所述之殷代先公先王，经近代发现的甲骨文对勘，差错甚少，可见，《史记》中引用材料基本可靠。这种直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因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由此，亦被后人称之为“良史之才”。
“接近百姓”是说司马迁在思想情感上比较接近下层百姓。《史记》一书非常重视民心向背，认为下层百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憎恶。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有褒有贬，爱憎分明。在书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世袭王侯、贵族公子、大小官员，而且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栩栩如生地记叙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和项羽的英雄事迹。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同商汤灭夏、周武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和历代统治者对陈胜、吴广的诬蔑大不相同，说明了司马迁的进步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史记》这种重视人心向背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是使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历史著作中闪现出耀眼光辉的原因所在。
“变通发展”是说司马迁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如司马迁把秦统一东方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来阐述，以此来说明秦国原来是一个西方边陲小国，但经过了襄公、文公、穆公、献公、孝公等几代君主的苦心经营，历时百余年，逐渐由一个弱小国家变为一个强大国家，最后称雄诸侯。直到秦始皇执政以后，经过十年的兼并战争，才统一天下。所以，秦的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变化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司马迁著述《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意思是说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在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原因。如他所作的《李斯传》，就是通过李斯一生的经历，来揭露秦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研究天人关系。在这里，司马迁实际是指历史变革与个人的关系。司马迁认为人谋可以影响历史，时势也可以影响人。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通古今之变”即注意考察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换言之，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也就是《史记》一书的基本精神所在。
《史记》不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纪传体史书，在史学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在文学上也有着卓越的成就。其叙事简明扼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更是生动活泼。鲁迅先生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非常确切的。《史记》问世后两千多年来，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历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不从《史记》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文化名人，而且是世界上的文化名人，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正因为这些伟大的贡献，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