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栴在宁夏古代历史文化上做的一件最令后人称道的事，就是亲自编修了宁夏第一部志书《宣德宁夏志》，开宁夏修志之先河。
地方志历来被称为“官修政书”，多为地方主官视为德政要务。父母官赴任一地后，往往是下车伊始，设置志馆，延请一方名儒、才子和乡耆，广征典史，通力合作，众手成志。所以志书一般不是个人的著作，也非一人之力可毕其功于一役。而《宣德宁夏志》却是朱栴一人撰修成书的。朱栴为什么要修宁夏志呢？一是明初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永乐十六年（1418年）六月，朝廷就曾诏令全国纂修郡县志；二是与朱栴此时的处境、心情有关。宣德年间，朱栴曾多次请求入京朝觐，但宣德皇帝的理由是：“诸叔祖及伯叔多欲来者，皆已谢却，今独从叔祖之言，众将谓何？”并搬出祖训：“亲王年逾五十不朝，此祖宗垂训子孙以优待长老之礼。”这样，朱栴只好死了“内迁”“南返”的念头，坐下来撰修宁夏地方志，以此来消磨时光。不想这样一来，倒成就了朱栴的一大事功。
据专家考证，朱栴《宁夏志》稿本，大约是宣德三、四、五年间开始撰写，基本完稿于宣德末，所以今人将这部志书称为《宣德宁夏志》。该志正统年间刊刻。原版毁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刘之乱”，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栴九世孙、十代庆王朱帅锌（号永斋）重刻并序。该刻本明后期失传，现日本国国会图书馆存有孤本。公元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藏《宁夏志》的影印本。公元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忠礼先生的《宁夏志笺证》，该《笺证》对《宁夏志》作了深入地研究。
《宣德宁夏志》分上下两卷。卷上分载：沿革、分野、风俗、疆域、城垣、街坊、山川、土产、土贡、坛壝（wěi）、属城、古迹、寺观、祠庙、学校、贡举、人物、孝行、名宦、名僧、死亡事、津渡、陵墓、桥、园、坝、河渠、盐池、屯田、职官、驿传、牧马监苑、公宇、祥异、杂志等。卷下分载：文、题咏（诗）、词等，近约4万字。
单就这部志书的内容而言，其质差强人意。由于宁夏这块地方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仍，史料搜集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朱栴有生花之笔，也难为无米之炊。但这本志书的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是宁夏方志的祖本，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人们常说，存史、资政、教化是地方志的三大主要功能，而存史则是其前提和基础。《宣德宁夏志》的价值正是主要表现在它的存史意义上。从本志产生的年代上看，它撰写于宣德年间，所记载的内容，除了追溯事物发端外，着重记述了宁夏地区从元末至明宣德末的各项事业和各方面的大事。而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纷起、战乱频繁的动荡年代。甚至直到明朝开国以后，整个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残元复辟势力与明廷的激烈军事斗争和对峙之中。所以正史和其它史籍对于这一阶段历史的记载一般都较简略或失误较多。虽然正史中前后编修过《元史》和《新元史》，但对于西北地区的记述，疏漏之处之多早已引起史学界的批评。而《宣德宁夏志》则是我国现存的西北地区明代最早成书的唯一一部志书。从全国来看，洪武至宣德间修成的方志，现存的也不过12种。可见对于《宣德宁夏志》的存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宣德宁夏志》的存史价值还表现在它补史之缺和证史之讹方面。如对于宁夏地区于“元末复置行省”的重要问题，该志提供了唯一的、十分宝贵的资料。现在几乎所有正史、野史和笔记等史书，都只记载了宁夏曾于元初创设过行省，后合并于甘肃行省而降为宁夏府路的定论。而《宁夏志》独家提出宁夏在元末又恢复了行省的建制。现经史学界多方考证认为，《宁夏志》记载的史实是可信的。再如，关于宁夏地区设置军卫的时间问题。《宁夏志》记为：“洪武九年……立宁夏卫。”《明史·地理志》云：“（宁夏）洪武三年为府。五年，府废。二十六年七月置卫。二十八年四月罢。永乐元年正月复置。”按《明史》所记，宁夏在洪武二十六年前不曾设过卫，但查阅《明实录》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的内容，发现多处使用“宁夏卫”的名称和军卫官员的任免与具体人名。如果在此期间，连宁夏卫都还没有设置，何来军卫名之出、卫官之任免呢？显然《明史》所载宁夏置卫时间是错误的，而《宁夏志》的记载是正确的。更何况朱栴就藩宁夏的时间正好是洪武二十六年，他怎么会弄错呢？
尽管这本志书所记史事简略，事多不悉，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朱栴创编宁夏志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其功当不可没。更何况这又是一部国内少有、西北独有、海内外罕见的珍稀孤本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