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地调研
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于1973年9月22日在大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
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二十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换心换肺的话，想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五十八，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四十多岁才扫盲。三十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我的担子来。
……
这次回昔阳，和群众一起，受到了鼓励。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干。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绝不怕困难。群众和我一起想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条是下狠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第二条是努力向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学习，快一点提高工作能力；第三条是请中央允许我尽可能在下面做一些工作，或者每年有一定时间在下边工作和参加劳动，更好地深入群众，了解实际。
此后，按照中央安排和各省之邀，陈永贵带着一帮昔阳大寨干部，开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调研，一方面宣传推广大寨和昔阳经验，另一方面指出当地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
1973年9月24日，陈永贵到甘肃视察工作。其时，甘肃省正在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陈永贵一到兰州，便在甘肃省委负责同志冼恒汉、皮定钧、胡继宗、张忠、年继荣等陪同下，到达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场，会见了全体代表。25日至27日，陈永贵深入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先后到榆中、定西、会宁、靖远等地检查指导工作，观看了机井、水平梯田、队办工厂、水泵站、庄稼等，还分别听取了定西地委和定西县委、会宁县委负责人关于本地农业生产以及几年来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汇报。28日下午，陈永贵同参加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座谈中，陈永贵就如何发挥先进单位的作用、把先进典型经验迅速在面上推开，作了指示，提出了任务和具体的要求。30日下午，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举行大会，陈永贵应甘肃省委之邀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陈永贵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大寨走过的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十年造地到搬山填沟造平原，从“六三抗洪”到“七三抗旱”，他将熟记于心的大寨历史娓娓道来，将大寨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干苦干，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的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一一数来。接着介绍了昔阳县开展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和几年来学大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大寨大队和昔阳县今后的奋斗目标。在回顾大寨和昔阳奋斗历程时，陈永贵反复指出，不是自然条件决定一切，而是路线决定一切。条件好，要利用它；条件差，要改造它。发展农业生产，不能坐等自然条件自己变化。他还强调说要想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干部必须参加劳动，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干部只有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同甘共苦，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工作才能做得扎实，头脑才能清醒不转向。
这次会上，陈永贵还讲到甘肃的全面发展问题。他说：“你一口人六七亩地、七八亩地，广种薄收，卖粮不多，其他也没有发展起来，花钱很少。你一口人种四亩粮食，一亩牧草，一亩林，一亩药材，这还没有钱花？现在你种那么多，反而产量少。也可能你种的亩数少了，肥集中了，精力集中了，就会来一个产量多。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们这里到处都是土，还不能植树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他希望甘肃“省、地、县、社、队团结一致，上下拧成一股劲，加强领导，大干大变，彻底改变我们甘肃的一些地区的落后面貌。”
10月2日，陈永贵结束对甘肃的调研后，于3日到达西安，在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的陪同下，先后去兴平县北马大队、长安县王莽公社和南五台公社的一些大队及水库工地进行检查指导。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干部会议，陈永贵同志在会上向省、市、地、县、社、队六千多名干部讲了话。陈永贵在介绍大寨和昔阳走过的道路时，再次强调路线的决定作用，指出，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大干苦干，努力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他还强调指出，现在工作搞不好，关键在领导干部身上，干部要切实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的影响，去掉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懒汉懦夫世界观，要刻苦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扫除种种思想阻力，推广昔阳县四级干部坚持“一、二、三”的劳动制度的经验。谈到陕西的农业生产时，陈永贵的口气也比在甘肃讲话时硬了许多，他提了不少意见，尤其对南五台公社提出批评。他说：
我走了几个公社，特别是到南五台公社看了一下。那里的土壤、水利条件都很好，但是旧的土地没很好地改变。收了秋种夏，地不闲。为什么不平整、加工？看劳力的多少，留一部分地出来，进行加工、平整、改造。第二年种上秋，不一定减产，甚至还要增产，这完全是有条件的。年年种了收，收了种，土地什么时候能改造好？类似这样的情况要改变。
6日，陈永贵又由西安到榆林地区检查指导工作。在榆林视察期间，陈永贵先后到榆林县上盐湾公社党街子大队、鱼河公社新农村大队、芹河公社蟒坑大队和其其汗大队检查指导，同干部社员交谈了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和经验，还看望了在新农村、蟒坑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勉励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7日下午，陈永贵向出席榆林地区贫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地、县机关干部三千多人讲了话。他对榆林的学大寨运动给予了肯定，他说：“榆林地区的条件是好的，情况也是很好的，即使有些地方的条件差，地、县、社、队的同志有决心，能够创造条件来改变这个不好的条件，我感到这一点确实想得很好，做得也很好，所以说榆林地区今后的变化可能是很大的。‘穷则思变’嘛！只要上下连成一股劲，还怕变不成好条件！榆林地区今年就有很大的变化，不是不吃国家的供应粮，能够自给了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973年12月，陈永贵又赴天津、湖北调研。
12月9日，陈永贵从北京赴天津指导工作，当天先后到武清县大顿邱公社后河淤大队、北郊区双街公社郎园大队、东郊区大毕庄公社赵沽里大队和大毕庄大队检查工作。11日上午，陈永贵出席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并作报告。天津各市区、郊区、县的负责同志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机关干部、贫下中农、企业事业财贸职工、学校师生、解放军指战员三十多万人听了报告。当天下午，陈永贵在市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到宝坻县检查工作，视察了该县窦家桥大队，并和参加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的县委、郊区区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先进公社、大队的代表进行了座谈，对天津市农业如何大干快上作了指示。
12月12日，陈永贵又风尘仆仆到湖北省检查工作。从13日至16日，陈永贵深入湖北5个地区26个县、市调研，行程1500余公里。期间，陈永贵观看了沔阳排湖排灌站、枣阳东郊水库和应山徐家河水库，听取了荆州、襄阳、孝感、黄冈4个地委和南漳、保康、黄陂、浠水4个县委的汇报。在保康县和浠水县十月大队、钟祥县周岗大队、新洲县刘集公社等地，分别和劳动模范、基层干部、下乡知识青年、妇女干部进行了座谈。视察中，陈永贵做了多次讲话，他强调指出，各地要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联系农村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大干促大变，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尽快把农业搞上去。17日，陈永贵向湖北省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作了报告。翌日上午又向参加会议的地、县委书记、省直各部、委、办、局和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的负责同志作了讲话。下午，陈永贵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旧居和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并到武汉钢铁公司检查工作。
像几乎所有的老农一样，陈永贵对土地有着至真至诚的热爱。他爱修地，合作化以后就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建设，最终把大寨的700多亩土地打扮得花团锦簇一般，也常以主政昔阳期间亲自规划指挥建造6万多亩土地而自豪。出了大寨和昔阳，他第一眼看的就是土地。在天津和湖北，他多次流露出对广阔平原和江南水乡的羡慕之情。
在赞赏这些地方拥有肥沃土地资源的同时，陈永贵又对他们没有实现高产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天津，他毫不客气地说：“天津，也有的是利用了好条件，取得了好成绩。不同的是，昔阳县全县411个大队都改变了不好条件。天津如果也是队队都像这次大会的典型那样，天津的吃粮、吃菜问题也就解决了……天津的典型是突出的，但面上的步子还不大，走的还不快。为什么不能由点到面？”
在介绍了昔阳已经修大中小型水库200个，到1980年准备再修600个，以蓄足水浇田种水稻，并准备通过套种和移栽的办法，实现昔阳种水稻由一季稻到两季稻的飞跃后，陈永贵自豪地说：“这才叫新套套，这才叫新办法，这才叫奇迹。”并语气很重地问道：“昔阳县太行山顶变江南，你们天津这样广阔平原怎么办呀？”
在批评中，他给天津提了很多建议。他说，天津“广阔平原，一天日照，蒸发量大，再加上你们这里人多地又少，肥料足，条件好，能够种两季。但是种两季，水的消耗量就更大。所以说，你更需要抓水。不用说你种水稻，种旱田也要抓水。抓不住水，今后还要吃苦头。”他又指出，“天津市这平地，你们这里道边、路边、渠边、底边，潜力是不小的……有种粮潜力，也有栽树潜力。你看路旁，栽树条件有多好，如果要管理好，潜力不小呀！当然，多年来进行了加工、平整、改土、开渠，这是大多数。但也还有些队潜力还不小哩，还没有种满种足。寸土必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是平原地区，不靠山，难道说没有植树造林条件？我看更有植树造林好条件。种点树，造点林，砍下点树枝树梢当燃料，就能腾下秸秆还田。今后我们工业支援农业任务越来越大，化学肥料越来越多，不想办法解决有机肥料问题，单纯靠化肥，那个地种来种去就成了钢砖地啦！就不是海绵地了。为什么呢？最主要的是缺了有机肥料。化肥上的多，有机肥更不能缺，缺了以后，土壤就要起变化……我希望我们这些平原地区、缺燃料地区，利用那么多的地边渠边，那么多路边，那么多的房前屋后，解决燃料问题。不能完全解决，也能解决相当一部分。腾出秸秆来还田，调剂土壤，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肥料。”最后，他说：“天津农业要上去，各方面条件都有，别说其他，垃圾就是好肥料，污水作用也很大，城市人口那么多，支援点劳力也可以，工业力量大，可以大力支援农业。条件那样好，还不应该达到《纲要》？天津一九七四年会上《纲要》，一九七五年会过“黄河”，会上得去的。”
1974年，陈永贵的足迹更是遍布神州大地。
元旦刚过，陈永贵便于4日来到济南，开始对山东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检查指导。翌日，陈永贵在山东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报告，他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线，介绍了大寨大队2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山东省委、省革委会，济南军区的部队，山东省军区，济南市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山东省直各部门和济南市的干部，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两万五千余人听了报告。当天下午，陈永贵又视察了历城县锦绣川水库。
1月5日，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在萧县郭庄开幕。郭庄是安徽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被誉为“安徽的大寨”。陈永贵到安徽后，对安徽的“昔阳县”萧县、涡阳县、濉溪县进行了调研，重点考察了萧县郭庄大队。8日，陈永贵出席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1月10日，陈永贵又冒雪到安徽六安、霍邱、金寨等县指导工作，参观了淠史杭沟综合利用工程模型和11个单项工程模型展览以及梅山水库、红石嘴枢纽工程等，并会见了六安县三十铺公社关塘大队的干部和群众。
对安徽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陈永贵比较满意，他由郭庄说开去：“大寨是山区，它是搬山造田；郭庄呢，它是平川，它是改碱，治碱造田，总起来我们两个大队是差不多的。那里的搬山造田，如果要不苦干，不大干，不流汗，是不行的。郭庄的治碱也同样地大干、苦干、快干。不苦干不行，不大干不行，不流汗不行。同志们，我想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都一样，每一个县、社、队也一样，如果说我们不苦干，要改变生产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有安徽省委、地委、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帮助，在安徽省出现了相当多的大寨。”对郭庄，更是赞许不断：“我看了郭庄大队，使我最感动的是各个行业上的广大青年，朝气蓬勃进行辛勤劳动，各个方面都有接班人。如果没有一个苦干精神，恐怕也不能够改变郭庄的条件吧。那么大的盐碱地，经过深翻垫土，终于把盐碱改变了，由低产变为高产了。郭庄经验不仅在改造盐碱地适用，在改造平原与山区也都适用。”将大寨和郭庄比较，陈永贵谦虚地说：“这次看了以后，感到我们的缺点不少，有点成绩，成绩不大。”
1974年1月25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全国各地还沉浸在节日温馨的气氛中，陈永贵却已带着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昔阳县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棠、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支部委员兼副大队长赵志武、洪水公社党委书记张斌、界都公社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由昔阳到石家庄，然后直飞沈阳市，开始了对东三省的视察。
陈永贵是第一次来东北三省。东北三省广阔的平原，平展展黑油油的土地让他兴奋不已，感慨颇多。但在视察中，看到那么肥沃的黑土地没有长出好庄稼，黑土地上有些地方还是旧面貌，他惋惜痛心之余，心里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对东北三省提出了批评。
铁岭就是陈永贵在辽宁反复批评的一个典型。“我们看了以后，类似铁岭地区这样的条件，拿到我们那里，那就好得不得了了，那粮食该有多少呀？地靠人种，粮从地出，人勤地不懒。地放在那里你总也不理它，还是旧的模样，产量上不去，你怎么能够满足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水源公社和铁岭地区相比，我们有点考虑。为什么在水源能办到的事，在铁岭办不到？”
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中陈永贵的意：“我也看了一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样好的条件，黑油油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呀！平展展的、黑油油的土地，也不用像大寨那样搬山造田，劈山改河，就能有田种。你耕在那里，那里有土，那里有田。条件是好，但是，要比比产量，说实的，不高！”
视察中，陈永贵还就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批评。如在黑龙江省，他批评了在他们田间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田间管理，也有问题。有些地方管理水平还不高，肥料还不足，草苗互争。你为什么不把杂草消灭呢？让地里的养分满足作物的需要。有人说不用改革耕作制度，谁都会种地。意思就是用不着什么科学种田。我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创立新的制度，不是说一句就能办到的。搞科学种田，这个斗争非常艰巨呀，不是那样简单的事。种地是种粮食的，是种作物的，不是种草。我们那地就找不到一根草。种田，在地里能够找到杂草，那算什么种田呢？不仅要认真地种好，同时还要管理好。你种上不管，怎么能够高产？有的地方种上了，到收的时候就不注意了，把粮食大量都撒在地下。抓还抓不住，抓住又丢了，这又是什么事呀！我们那里一颗粮食也不能丢的，种好、管好、收好、打好、保存好。夏季在田间管理的时候，要是有谁在劳动当中不注意铲掉一棵苗，起码要开两晚上社员会，做检讨。就是这样慎重。同志呀，这是集体经济，可不能马马虎虎的呀。我们大寨的“三深”的问题，我还要讲一讲。什么“三深”，就是深耕、深种、深中耕，我们那里叫深刨。这“三深”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加厚活土层。我看有些地方长庄稼的土层，几乎是三、二寸厚，那不用说高产，低产也不保险。
批评归批评，为了激发东北三省农业学大寨的信心和决心，他又反复强调东北三省发展农业的潜力很大，如他说辽宁省：“那么广阔的平原，也有山区，不管平地、山地，旱地、水地、涝洼地都有潜力。”“我们走马观花，在沿路上看了以后，感到铁岭地区和其他地区都有潜力，铁岭潜力更大。”并以水源公社为例，指出水源公社就是辽宁省充分利用土地潜力的一个典型：“如果我们辽宁省都像水源公社那样除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和储备粮以外，平均每口人能够给国家提供一千二百斤余粮，即使辽宁省非农业人口比较多，辽宁省的粮食也是用不完的。”说到吉林省改变土地面貌时，他指出：“这里不是造的问题，而是改的问题哩，不像我们那里造地那么困难，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用那里30%的力气，就可以变成平展展的土地，所以，潜力很大。”
鼓完了劲，介绍完了大寨和昔阳，陈永贵又给东北三省农业发展提了不少建议。
首先是要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变冬闲为冬忙。他说：“冬季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大好季节，错过这个季节，我们就说了空话，计划就不能落实。”针对东北地区冬天天寒地冻的实际情况，他又提出：“这里气候寒，零下二三十度，冰冻三尺，你搞农田基本建设是跟土斗争的，这土冻了你怎么去搞……这里要有个很好的计划。我们冬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预先就要做好安排……你要等地冻了再去挖地基，三十个工、四十个工也不顶未冻之前一个工干一天，那就误了时间也做不下活来，群众就不满意了。”
其次是基层干部要参加劳动。陈永贵在辽宁省时指出：“我们的面貌没有很好改变，去那里找原因？就在领导班子里找，一找就找到了。‘车皮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就看你带不带。”在黑龙江，他强调：“我们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跟群众打成一片，对革命是有利无害的。对我们基层同志来说，也同样是这样，是有利无害的。”
其次是科学种田。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他两次提到深翻土地。他说：“还有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地不秋翻。因为什么？说秋翻把底下沙子翻出来了，因此，不能秋翻，要改成春翻。这里既然土地多，地广人少，那么春天又翻、又种、又施肥料，你能做过来？秋翻地底下沙子翻出来，春翻就翻不出来？后来说，春翻也不翻，就是照着旧陇道种。这就更麻烦了。毛主席讲深耕、深翻，有那么多指示，难道深翻这条，不适合你们这个地方？”“毛主席对农业有那么多指示，我们究竟落实得如何？比如说深翻的问题。有些地方不仅不深翻，而且还不翻。这春不翻，秋不翻，怎么能种好田呢？”
在东北三省的视察中，陈永贵还针对外地盲目学习大寨评工记分办法，谈了大寨实行该办法的前提和基础。他说：
过去那种烦琐哲学，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劳动管理，我们把它改变了，改变成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去挂帅……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很好。想做到这一点，这要贫下中农有较高的觉悟，有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把集体经济当成自己的命根子才能行。不然，你搞这办法是搞不通的。这就是说，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毛泽东思想挂帅，贫下中农有较高的觉悟，有带头人，有强有力的骨干力量才能办。你没这个，稀里糊涂地回去搞，大寨干啥你干啥，可是大寨有啥你没啥，这怎么得了呀！
1974年11月，陈永贵又到雪域高原西藏自治区视察调研。视察期间，陈永贵对西藏人民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农牧业连年增产的情况非常满意。在林周农场和澎波农场，他参观了农场的打麦场、种畜场，听取了农场近年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产和上缴粮食逐年增加的汇报，高兴地说：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哪怕是地处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寒地区，只要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就能把宝藏挖出来，创造奇迹。在接见西藏自治区各地（市）委和部分县委负责同志时，陈永贵说，西藏自治区人民方向明，决心大，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积极创造条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大家都在学先进、找差距、提措施、订计划、表决心、争上游，劲头很大，这是可喜的形势。21日，陈永贵在西藏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会报告中，一开始即对西藏自治区农牧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他说：
在这短短的五天时间中，自治区党委给我安排了很好的学习机会。看了这次会议的一些典型材料和简报，对我启发很大……看到了西藏各族人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在十分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封建迷信思想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取得了新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祖国的西藏高原大放光彩。
陈永贵还在西藏自治区期间，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1月20日在昔阳县开幕。12月6日，陈永贵从西藏自治区赶回来出席会议，并作讲话。此次讲话明显不同于他在各地的报告。他一上来便大讲全国大好的农业形势：
先说一说农业的大好形势吧……全国的农业战线出现了一个大干快上的好形势。在连续十二年丰收以后，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年。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农业学大寨运动规模很大，声势很大，大寨式的社、队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批大寨式的县。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大城市的郊区，变化很大，提高很快，是大干快上的好形势。全国有一批县、市粮食亩产量已经超过了《纲要》、过了“黄河”。淮河以北的地区，有一批县、市过了“长江”，淮河以南还有平均亩产超过一千六百斤的县。这些地方，对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的“三年行不行”的问题回答得很好，很干脆，很振奋人心。
说完了全国，陈永贵又回到山西省来：“山西好不好？山西农业也是好形势。”“今年全省的粮食产量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很快，他话锋一转：“在娘子关里，我们是好形势，但走出娘子关看一看，听一听，我们就不能不脸红，不能不心跳。为什么？因为同兄弟省比起来，我们是成绩不小，差距很大。我们的干劲不如人家大，进步不如人家快。人家是大踏步前进，我们有点像小脚女人走路。”
针对山西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有些地方农业上得不快的情况，陈永贵在会上逐一分析、批评了时下的五种说法：“大寨、昔阳的经验好是好，就是办不到”、“昔阳县敢那么批资本主义，咱就没那么大的胆子”、“这几年，我们的产量上来了，学大寨运动也搞得不错了”、“俺是想干哩，就是基层干部不好好干，群众不听招呼”、“现在干扰太大，干不成”。
批评完了，他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对我们山西来说，这叫形势逼人，不上不行，非上不行。”
如何大干快上？他又具体提出了四点要求：抓紧抓好批林批孔；抓紧抓好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抓紧抓好落实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
最后，他强调说：
同志们，明年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的第五年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给我们划过两个问号，第一个是“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第二个是“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对第一个问号，很多地方的回答没有及格，有的是交了白卷。对第二个问号，回答的时间只有一年了，这叫最后一个机会，回答也得回答，不回答也得回答，哪个县委也躲不过。希望大家像个干革命的样子，拿出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来，拿出拼命干的勇气来，拿出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写出一个好的答案来。
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省，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对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引意义。会后不久，广西、湖南、江西、湖北、贵州、云南、福建等省的省报先后刊登了陈永贵讲话和郭凤莲、王金籽的发言，并同时发出省委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社员群众认真组织学习讨论，通过学习，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加快各省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步伐。
就在各省深入学习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之时，陈永贵又带着郭凤莲和南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于12月23日南下广西。次日，陈永贵一行出席正在召开的广西自治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在给广西的意见中，陈永贵多次提到要因地制宜学大寨，不能盲目学大寨。他说：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不能山西那里砌涵洞，我们广西也砌涵洞，平展展的地，还砌什么涵洞呢？山西那里山多，河沟少，大河、小河、支毛沟，什么形式都有，就要因地制宜来进行规划。
……
过去，我们有些地方学大寨是学偏了的。去大寨参观，看到大寨的新村好，好像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是用新村调动起来的，他就也搞新村。糟糕，他这么一搞，反而把群众的积极性打掉了。大寨的积极性真的是用新村调动起来的吗？郭凤莲同志不是讲了嘛，是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出来的……可是，有些地方参观回去，不是先搞农田基本建设，而是先搞新村，他反而说这是大寨的经验。
……
再一个问题，大寨是大队核算，他也不顾条件，更不考虑人们的觉悟提高了没有，具备条件了没有，他回去也搞大队核算。这就有闹麻烦了。你小队还经营不过来呢，你搞大队核算，不是更没有办法来经营吗？你还没有积累大队核算的经验，没有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要搞大队核算呀？
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年多时间里，陈永贵就这样尽一切机会到各地视察、调研，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受到了热情款待。他去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自己第一次去的地方，看到什么也很新鲜，了解了各地的自然风貌、生产条件，为分管农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地情资料。每到一地，他最关心的是学大寨的情况，并竭诚想把大寨和昔阳的真经传送到各地，从而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向高潮发展。其间，他确实发现一些学大寨的典型，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也发现不少后进省份、县份，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当然，其中也免不了因缺乏深入了解而作出一些过分指责。但用心是良苦的，处处体现着真诚和善良。尤其是提出因地制宜学大寨和强调不要不顾条件搞大队核算，完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也符合中央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所重申的《农业六十条》的政策规定。
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筹备时间达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其人事安排对日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议在排除“四人帮”的重重干扰后，取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成果：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由于毛泽东仍将反修防修看作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并考虑年轻化和又红又专的要求，因此，陈永贵、吴桂贤、孙健等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担任了副总理，其中陈永贵在十二位副总理中排名第七。
对于陈永贵这一次的任职，毛泽东和周恩来早有考虑。在研究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即已敲定。人代会开会前夕，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把陈永贵请到医院里，跟他谈了让他担任副总理的工作安排。总理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一听，又喜又忧，想了想自己没文化，还是不干为好。他对总理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还是不要干这个副总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讲从古到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从斗争中涌现的。时势造英雄嘛！
四届人大会上，按照大会程序，副总理由总理提名，周恩来公布国务院副总理名单后，大家一举手，又一鼓掌，就通过了。所以，陈永贵后来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时的陈永贵身兼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大寨党支部委员。这就使得一些党政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大寨公社本来是大寨大队的上级，但由于大寨大队有陈永贵这样一名大人物，他们从来不敢不请示就定夺大寨的事。相反，有什么事，倒经常到大寨找陈永贵汇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昔阳县委、晋中地委甚至山西省委与大寨的关系上。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要作报告。陈永贵办公室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总是整齐地放着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各个部门都有。对于习惯了和土地打交道、识字不很多的陈永贵来说，批阅文件确实不很擅长。每次从大寨回北京时，他就半开玩笑对乡亲们说：“媳妇回婆家了，回去就不自由啦。又是开会，又是文件，不如干几天活出几身汗痛快！”直到1977年，新华社几个记者到他的住处，他还笑着指着一大堆文件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不过，重任在肩，在其位谋其事，既然担任了分管共和国农业的副总理一职，陈永贵就必须积极应对。
陈永贵口才很好，善于演讲，“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起来的新见解，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因此，只要是在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不论是在内部做个报告，还是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都难不住他。读文件、批材料显然不是他的强项，但又是他必须完成的工作。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由他从昔阳带来的秘书先看。到晚上，秘书把重要的文件放在案头，陈永贵就一件一件仔细阅读，具体批转。
陈永贵阅读文件倒是不很费劲，看书看报看得多了，他对常用的汉字都能认下来，每天的文件他都要过过目，要不他心里没底，第二天开碰头会时他不好发言表态。
对于一些需要他表态的材料，他同意的，就在上面画个圈，或写个“同意”。有些他实在弄不懂的材料，他就看别人怎么办，主要看李先念、华国锋他们，他们画圈，他也跟着画圈。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仍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进京后，一不迁户口，不脱农籍，二不拿国家工资，他既当国务院副总理，又当农民；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各种会议、研究各种问题，又在回到大寨后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一直保持着干部和社员的双重身份。记者冯东书在谈到此问题时说：“他这样做，是在按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一项革命，表示自己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陈永贵在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生活仍然非常俭朴，仍是一身农民打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身穿对襟袄，吃饭的标准也很低。“早晨是小米粥馒头老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如吃面条就炒一盘苦瓜。”陈永贵身居高位仍遵循平民本色，丝毫不示张扬，不羡奢华，保持了一种勤俭美德。
共和国的副总理不仅要处理繁杂的国内大事，对外还要处理敏感的国际事务，各方面都要求有很高的素养。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遇到的第二件难事就是代表国家出访墨西哥。
过去，陈永贵这位非凡的中国农民，在大寨这块黄土地上不断迎接过前来参观的外国宾客、国际友人。1966年9月27日至10月18日，陈永贵作为中阿友好代表团成员，还曾飞出了国界，访问了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担任副总理后，他的外事活动日益频繁，1975年3月，应墨西哥政府的邀请，陈永贵以副总理身份率团赴北美大陆，回访墨西哥。
墨西哥是拉美很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埃切维里亚政府反霸权主义的态度较为明朗，在拉美和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73年4月埃切维里亚总统访华以来，中墨两国关系发展迅速。陈永贵此次出访主要是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墨政府也想借助我国的国际影响，增强其地位，同时借鉴大寨经验，推动本国农业生产。我方对本次出访高度重视，先后八次在京西宾馆召开访墨准备工作会议，由外交部进行具体的训练和研究出国的一切事宜。3月3日，邓小平同意外交部《关于陈永贵副总理访问墨西哥活动方针的请示》报告。《请示》提出在陈永贵访墨期间，适当介绍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发展农业生产和初步解决粮食问题的体会。陈永贵作为代表团团长更是高度重视，先后阅读了很多有关墨西哥的资料。经过学习和培训，从访问内容到国际礼节都作了充分准备。
3月27日，陈永贵飞抵墨西哥。三月的墨西哥，鲜花盛开。陈永贵一行所到之处，人们总是献上大捧大捧的鲜花。这里的人对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比较熟悉，陈永贵时常可以看到欢迎者举着他头戴白毛巾的大照片。访问期间，墨西哥全国正在放映中国科教影片《大寨田》。陈永贵就在这种浓浓的大寨热氛围中开始了墨西哥之行。
3月28日上午，陈永贵向墨西哥独立纪念碑和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革命战争期间的农民领袖萨帕塔将军的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参观了国民宫和墨西哥全国人类学博物馆。之后，陈永贵特地到墨西哥总统官邸“松林”别墅正式拜会了埃切维里亚总统。当陈永贵一行走进客厅时，迎候在那里的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高兴地对他说：“欢迎你来墨西哥。”宾主落座后，双方就几年来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陈永贵说，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今天我们在墨西哥再次相会，感到格外亲切。陈永贵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赠送一对大熊猫。埃切维里亚总统对这一表达中国人民友谊的礼物，表示感谢。随后，总统和夫人热情地邀请陈永贵一行观看他们参观大寨时的照片。中午，埃切维里亚总统为陈永贵举行了欢迎午宴。
29日至30日，陈永贵一行在墨西哥水利部长、农牧业部长、土改部长、埃切维里亚总统的儿子阿尔瓦罗·埃切维里亚以及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墨西哥西北部的重要农业区——索诺拉州和锡那罗亚州。这两个州过去是干旱地区。由于墨西哥人民在此兴建了大片的灌溉区，采取了培育良种等措施，索诺拉州变成了墨西哥著名的粮仓，锡那罗亚州则成了墨西哥蔬菜和其他多种作物的一个重要产区。在索诺拉州，身穿民族服装的村社农民像过节一样，手里举着陈永贵的画像，奏着民族乐曲热情欢迎陈永贵的到来。两天的访问过程中，陈永贵一行参观了一些水利和灌溉工程，农业研究中心，小麦、玉米和其他作物的良种试验田以及一些棉花和蔬菜加工厂。他们还分乘四架直升飞机旋绕飞行了近三百公里，鸟瞰了群山环抱的三个大水坝和灌溉系统。这两个州在农业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成绩，给陈永贵留下了深刻印象。
3月31日至4月1日，陈永贵一行又访问了墨西哥东南部的塔巴斯克州和恰帕斯州。在这里，他们既领略了墨西哥的古老文化——奥尔梅克文化遗址、玛雅文化遗址和金字塔，又参观了墨西哥新建的养猪场和最大的内察瓦科约特尔水坝。墨西哥古老文明和现代建设都深深地感染了中国客人。
在墨西哥访问的八天中，陈永贵一行几乎跑遍了墨西哥各个州。其间，陈永贵最留意最关心的是墨西哥农业的发展情况。墨西哥是著名的玉米王国，陈永贵对墨西哥培育玉米优种的经验十分重视，曾在墨西哥的玉米试验田里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临走时，还要了一些玉米种子，带回大寨试种。墨西哥遍布原野的水坝等水利工程，尤其是大量使用的喷灌和滴灌设备，更让陈永贵看得眼馋，不时地夸奖墨西哥的水利搞得好。访问结束时，墨西哥政府特意赠送中国政府几套滴灌设备。其中赠送大寨的那一套，陈永贵回国后就让人铺到大寨的田地里。
1975年4月5日，陈永贵一行正式结束对墨西哥的友好访问，离开墨西哥回国。
三、搬出钓鱼台
1974年8月陈永贵进京后，最初住在京西宾馆，中央给他配备了秘书、警卫和服务员，室内的设施也是国内一流的。出身农民的陈永贵，住在这样豪华的环境中，感到太奢侈、太浪费，就连服务员按规定在楼道内开启的一盏大吊灯他也觉得太耗电。他专门把服务员叫到自己房间，说以后不要开大灯，有个小灯看得见就行了。在田间劳动惯了的陈永贵在这里很不适应中央领导下午晚上办公上午休息的习惯。他总是很早起床，忙着叠被子扫地，好像怕这活儿被服务员抢去似的。
在京西宾馆住了不长时间，陈永贵就产生了搬家的念头，几次向周总理提出搬家的请求。后来按中央的安排，他搬进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本是古代帝王垂钓的地方。金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建台垂钓，明代永乐之后，这里是达官贵戚的别墅，许多文人学士游园赋诗于此。清代乾隆皇帝爱其风光旖旎，定为行宫，营建了养源斋、清露堂、潇碧轩、澄漪亭、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1958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并接待应邀来华参加国庆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央在钓鱼台风景区营建了富丽堂皇的钓鱼台国宾馆。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前夕，这里迎来首批国宾。此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钓鱼台国宾馆景色优美，远处西山泉水通过玉渊潭流入院内，曲折迂回于亭台楼阁和林木石桥之间，把原钓鱼台行宫和新建的宾馆楼连成一片，古今相应，珠联璧合。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常年敞开着，但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里面还有许多岗哨，戒备森严。当时住在这里的，除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外，还有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一人一座配备有高级设施的小楼，陈永贵入冬后搬进去，住在钓鱼台3号楼。
住在风景宜人的国宾馆，这是多数人的梦想，但陈永贵仍然感到不舒服。一则因为这里太清静，有种被封闭的感觉。当时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和一名贴身警卫三个人住在一幢楼房里，没有任何熟人。如果中央叫他开会，他就有事干。不开会的时候，他就苦了。没有多少文化，他读不了小说也不爱看书，好多专门性文件又看得不是太懂，闲下来的时候，总希望有个人说说话，聊聊天。可是，白天大家各有事干，就连天天进房间清理卫生的服务员也按照规定只是干活，不说话。只有到了晚上，秘书、服务员等来看电视，陈永贵才能逮着说话的对象，房间里也才会充满生气。当时陈永贵享受的是一级保卫，他想去哪儿，秘书都要请示保卫部门。常常因保卫制度所限，陈永贵不能自由行动。山西老乡、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进入岗哨里三层外三层的国宾馆。陈永贵觉得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既不能随便出入又不能自由同外界接触的环境里，自己很难了解群众，很难了解实际。二则因为他和“四人帮”关系紧张。当时，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王洪文自知资历不深，要在中央站稳脚跟，必须寻找更多的政治伙伴，无帮无派的陈永贵自然成了王洪文的发展目标。王洪文要么打电话找他谈话，要么请理论教员为他讲课，要么通知他参加16号楼的学习（王洪文住在16号楼）。对于王洪文这位党中央副主席的命令，陈永贵不能不服从，可又从心底里反感。陈永贵对江青也不感冒，尤其恼火她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当举国上下都批所谓的周公时，陈永贵安排大寨和昔阳只批林批孔，只字不提批周公。当然，最大的对立面还是张春桥。张春桥一向以“理论家”自诩，没有些许的谦虚谨慎，这让陈永贵很恼火，更不能容忍他对周恩来总理的不恭。早在陈永贵进京不久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因为由谁出任装甲兵司令一事，两人小吵了一架。1974年年底，陈永贵到南宁参加广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向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诉说了自己和张春桥闹别扭的事。许世友不久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议上训陈永贵。这样一来二去，他和张春桥的关系自然越来越僵。
在这样一个警备森严、慎言慎行的豪华住地，陈永贵所能做的就是看文件、批文件、学理论，一天到晚除了文件，就是到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就苦了习惯于生活自由、说话无拘禁、看书认不得许多字、劳动又没去处的陈永贵，尤其是在王洪文处的“学习马列主义”，使陈永贵“每次回来都筋疲力尽犹如大病一场。”他常常找理由离开，要么是去调研，出席各地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要么是回山西指导农业，回他魂牵梦绕的大寨，但天南海北跑完了，他还得住进钓鱼台。
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反复权衡后，陈永贵于1975年4月致信毛泽东，要求对自己实行“三三制”，并申请搬出钓鱼台。他在信中说他对中央的工作很不适应，希望能到下面做一些具体工作，或者每年有一定时间在下边工作和参加劳动，更好地深入群众，了解实际。他还具体提出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面上跑，三分之一的时间蹲点、回大寨的“三三制”方案。他又说，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市生活很不习惯，宾馆门岗也很严，下面的一些老同志、老劳模见一面很不方便，自己担心与外界隔绝，请求主席批准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对此举非常赏识，欣然批准了他的“三三制”，并赞成他的搬家请求。毛泽东在陈永贵的信上批示道：“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
1975年5月3日夜，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这是毛泽东结束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后首次和大家见面。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要求政治局内部要“安定团结”。会前，毛泽东和到会者一一握手，在同陈永贵握手时，对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在正式议题前，毛泽东又表扬了陈永贵，说他提出的“三三制”很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陈永贵提出的“三三制”，毛泽东说，陈永贵下去了，你们下去不下去？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
1975年8月中旬，搬出钓鱼台国宾馆的陈永贵，在国管局安排下，住进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23号。那是一处平房，原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宅院，有一个挺大的院子，院子分前后两个小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后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银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整个院子经过重新装修，设施虽说比不上钓鱼台，但也很高档，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当时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有两辆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
在京西宾馆和钓鱼台国宾馆，都有专门配备的服务员、炊事员，生活费用实报实销，除了抽烟，别的都是供给制。搬到交道口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陈永贵派了个女服务员，他觉得不方便，没要。又换了个男服务员，陈永贵又觉得浪费，也没有要。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没过几天也被他打发走了，理由是：“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年轻时一块打烧饼耍手艺的穷兄弟、那时在大寨供销社做饭的王计科请到了北京。王计科不大会炒菜，只做一些昔阳大寨的百姓家常饭：早晚饭食小米稀饭或疙瘩汤，馒头、花卷加咸菜，午饭多是面条，很少吃米饭、炒菜，但陈永贵觉得吃得舒服。后因王计科年纪大了，又考虑到还经常叫华国锋、纪登奎等到他那儿吃饭，就找来了在大寨接待站当炊事员的郭建设。郭建设，小名石头，人年轻，家乡饭拿得起来，又会炒菜，陈永贵的伙食改善了不少，中午常常炒点菜，冬天还吃点羊肉，但从不买鱼虾和鸡鸭，陈永贵嫌贵。
住在这里，陈永贵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一方面大寨、昔阳来的人、各地的老朋友可以随便出入，他还争取到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回大寨，这让他多少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另一方面，这个院子给他带来了诸多生活的乐趣。陈永贵一气在院子里种了4棵苹果树、2棵梨树和2棵葡萄树，还开出了1块小菜园，种上了西红柿和其他蔬菜。每天，早早起床的他，就在院子里干活，或拔拔草，或松松土，显得轻松自在。从他的办公室、卧室到餐厅有一条专设的通廊，但他不愿用，让人把门锁上了。每天，他都要先到院子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穿过院子才到餐厅，不论是刮风、下雨、抑或下雪，他天天都要从院子里穿过。到了夏天，他不愿进餐厅，就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圆桌，坐在马扎上用餐，享受那种如同在乡村时的惬意。
搬到交道口后，由于出入方便，来往客人便多了起来。大寨的乡亲、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陈永贵喜欢人多，并总是热情地招待客人，拿出最好的东西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事事关心，乐乐呵呵，老乡们还留下来住在他家。
陈永贵还爱喝点儿烈性酒，酒量也不小，但他抽烟抽得更凶。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会见外宾，视察工作，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他就改吸香烟。香烟比旱烟劲小，他吸起来，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间，捂在嘴上使劲吸，一根接一根。那时的烟没有过滤嘴，他一根没吸完，就把烟头里的烟丝拧掉一点，然后拧进一根新的，接着吸。开一上午会，他吸一上午烟，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烟头。陈永贵不常抽好烟，他抽不起，抽的多是三毛七一盒的“三七”烟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烟。但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很可观了。当时，中央要求高级干部自己承担会议费用，如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吃饭，每月大会堂财管部门就会给“陈永贵处”下单子，饭费、茶费、烟费列得清清楚楚，张银昌拿着这个单子去交钱、交粮票。
这一来，使不拿国家工资的陈永贵难免在生活上有些拮据。他当时的全部收入共有三部分：一是山西省每月补助60元，1977年涨到100元；二是国务院管理局每天给他1.2元的伙食补助，每月36元；三是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劳动日（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是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1.4元到1.5元），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这三笔钱加起来当然要比他担任副总理所应享受的待遇低得多，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改善改善生活，就申请报客饭补助。这符合国务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下来了。结果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生气了：“报什么客饭？”他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工作人员只好退掉。
当时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但照样得花钱。陈永贵生活很俭朴，花钱很仔细，尽管生活账目由张银昌管理，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拉面。石头觉得有贵客来，就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嘛。咱就这伙食。”
陈永贵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事时总想出去转转，看看郊区庄稼的长势，了解了解京城百姓的生活。住在交道口，有这个条件了，可他是中央要员，他的外出行动由中央警卫局统一负责，无论到哪，总是前呼后拥般层层将他“保卫”起来，这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于是，他渴望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拥有一份自由的天空，能像原来那样独来独往一番。吴思所著《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记载有陈永贵试图摆脱警卫自己一个人逛商店的一件事：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溜溜。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位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银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涌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人家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嘛。”
不少有关陈永贵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到陈永贵一次“擅自”上街理发，遭来群众围观一事。一天，陈永贵乔装打扮一番，穿了一件黑布衫，戴了一顶旧草帽，帽沿盖住眉梢，完全一副地地道道的农民装扮，便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张银昌和警卫班的战士担心陈永贵的安全，像往常一样保持一定距离监护着陈永贵。陈永贵走在大街上，心情顿觉舒畅痛快。他看见一个专给老头们刮脑袋刮胡子的理发店，便兴致盎然地走了进去，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坐下边抽烟边等着理发。轮到他时，理发师问道：“您来啦？理个什么？”“剃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一摘草帽，理发师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直发愣：“你是咱们的陈副总理吧？”陈永贵摆摆手，笑了笑：“不是，你认错人了！”张银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理完发，陈永贵叫张银昌交钱，理发师傅却死活不收，张银昌扔下理发钱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都想亲眼看看陈副总理，亏得警卫维持秩序，陈永贵才得以顺利开溜。
这样几次争取自由失败后，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时，这位“笼子里的大人物”就在院子里来回走走。实在想出去转转时，就再精心化装一番，戴一顶帽子或穿得更神秘一点，但也只能到附近商场转转。每次从外面转回来，陈永贵总是叹口气说：“成了活商标了，不能出门啦！”
直到陈永贵下台后，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才可以一个人上街随意溜达，敞开心和大家聊天了，才重新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自由。
1973年9月下旬，陈永贵在甘肃省定西县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