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唱斗争哲学
陈永贵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他洞悉大寨村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及时捕捉村民思想中异样的东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使他们和支部的决策始终保持一致，一心想着国家、时刻不忘多给国家做贡献。陈永贵又是征服自然的能手。他了解大寨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熟悉大寨的每一块土地。在他血脉中涌动的坚强不屈的性格，使他领导大寨村民唱响了一曲曲改造自然的时代凯歌。正是通过长年不断地做人的工作、持续不懈地向穷山恶水要产量，数年如一地向国家多卖粮，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最终走出小山村，走向了全中国。大寨是陈永贵和全体村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写就的一部华章。大寨历史是一部农业奋斗史，一部艰苦奋斗史。
然而，曾几何时，革命口号、斗争口号满天飞。及至“文化大革命”，这种口号更是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天下人人喊口号，个个讲斗争，事事说路线。陈永贵和大寨人更是身不由己地事事表态，紧跟形势，说时下最时髦的话，讲当下最流行的斗争语言。对于天下人人都喊的口号，陈永贵自然也一个不落地喊过，有时甚至比别人喊得还要高，还要响。
在那个时时处处事事都充斥着“斗争”、以“斗争”为幸事的年代，不喊是不可能的，但陈永贵意识里的“斗争”，他理解的“斗争”，和林彪、“四人帮”所说的“斗争”还是有差异的：
陈永贵首先把一部大寨人的奋斗史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早在1967年3月，陈永贵就适应政治形势之需要，提出“我们大寨这面红旗，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风浪里出现的，是在斗争中前进的”的观点。1967年9月，陈永贵又在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议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的独特命题，将大寨的成长之路演绎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他牵强附会地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原省委、地委、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大寨人民的死对头。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想把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红旗砍倒。大寨这面红旗，所以能够越举越高，就是我们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的结果。”此后，在各地视察、讲话中，陈永贵无不依时附势，将大寨历史说成是一部充满斗争的历史。
其次，陈永贵把大寨发展史上一些不同的认识问题阐释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如，大寨互助合作时成立了分别由贾进才和陈永贵领导的两个互助组，陈永贵当时本是出于对老老少少的同情，遂退出贾进才组，将老少乡亲组织起来。陈永贵出名后，县里在总结合作化时期大寨“弱组胜过强组”的经验时，将大寨先后出现的两个互助组概括为“好汉组”和“老少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互助组间发生的矛盾被拔高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陈永贵也在各地的巡回报告中顺着别人的说法，隐去了自己曾加入贾进才组的事实，有意把好汉组描绘成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他于1973年9月、10月、12月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湖北省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都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说：
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幼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它“好汉互助组”。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当时我在“老幼互助组”……到底谁看谁的戏呢？那不是老和小的问题，是有没有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
媒体的宣传，陈永贵的演讲，使人们包括一些记者在内，对“好汉组”和“老少组”的叫法坚信不疑，对陈永贵的做法也钦佩不已。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老实肯干、主动让贤的贾进才对陈永贵的工作始终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有力的支持。对上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说法，贾进才没有说什么，他的妻子宋立英曾找领导谈过。直到2001年《人民日报》驻大寨记者站记者段存章重访大寨时，宋立英还含着眼泪对他说：
老段，你写过那么多文章，你信“老少组”与“好汉组”是路线斗争吗？那时候，贾进才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又是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老贾让贤把支部书记担子交给老陈，可不知为什么后来成了以贾进才为首的“好汉组”代表错误路线，以陈永贵为首的“老少组”代表正确路线，一个组胜利吹上天，一个组失败踩在地，我总是想不通呀！
又比如，农业合作社成立后，在陈永贵主持下，大寨党支部制订了10年造地计划，准备用10年时间，把大寨挂在山坡上的土地，修成水平梯田，变成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田”。这一计划对大寨人而言无疑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因此，不少人对此担忧，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本是本着一种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大寨事务，后来也被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陈永贵在山东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湖北省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大会、西藏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上多次讲到大寨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斗争。下面是他在山东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议及此话题时的有关内容：
计划出来了，贫下中农很拥护，那些被打倒了地、富、反、坏坚决反对……可是，贫下中农愿意干的事，谁也破坏不了！这样，把计划通过了。我们就在干中学，学中干，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贫下中农愿意干的事，你地、富、反、坏就破坏不了。你破坏，就批判你，改造你，斗争你。为什么地、富、反、坏反对我们治滩、修梯田，愿意把我们的劳力疏散出去搞副业，拿现钱？贫下中农一讨论，就认识了：他们想复辟，还想过地主生活，还想剥削人。我们把河滩变成良田，粮食多了，收入高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能够兴旺起来，强大起来。所以，他们就害怕我们这样干，怕我们大干、苦干，由低产变高产。地、富、反、坏跟我们作对，这并不奇怪，我们跟他们就是要针锋相对地斗争。这样一来，我们就干开了。
再比如，1963年大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陈永贵提出“三不要”和“三不少”，带领大寨人民自力更生渡过难关，成为我国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颗耀眼明珠。自力更生战胜灾害，这无疑是陈永贵平日里思想工作到位、大寨人思想境界高的结果，是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但“文革”时期，大寨的这一做法被说成了大寨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斗争的结果：
受了那么厉害的灾，国家多次去救济，钱呀，粮呀，物资呀，大寨的贫下中农都谢绝了。慰问时，马车拉着物资，社员们看着那马车，不让东西下车，让赶马车的同志吃点饭，把东西拉回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大寨遭灾以后，地、富、反、坏、右每天成群结队，到处东游西转，进行“参观”，看哪块地冲得厉害，高兴；看哪家社员的房垮得厉害，满意。看完以后，这些家伙到处煽风点火，进行破坏，说：“大寨不能呆了，种地，地基没有了；住房，光荡荡的，你们只有一条路，逃荒。”一说逃荒，贫下中农就回忆起旧社会的逃荒，妻离子散，卖儿卖女。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是逃荒的问题，而是要更多地收粮食。贫下中农说：“地、富、反、坏、右是无孔不入的，一有机会，就猖狂地破坏捣乱。我们今天既不逃荒，也不向国家要这要那。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所以，国家多次给救济，大寨都谢绝了。我们不是要钱，不是要粮，不是要物资，我们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都会有。
还比如，农民出身的陈永贵担任领导干部后一直保持农民本色，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并逐渐在大寨形成了一套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这是陈永贵及大寨干部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的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也被说成是路线斗争。
1973年12月，陈永贵在湖北省视察，曾就干部参加劳动发表过一番宏论，将干部是否参加生产劳动上升到路线高度。他说：
我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我是问基层的同志一年劳动多少天？为什么问这个？我们当领导的权力是毛主席、广大贫下中农给的。如果我们掌握不好权，那就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希望和贫下中农的信任；如果我们掌了权，就不参加劳动，就享清福，我们想一想，对不对？行不行？这样下去，我们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变成人民为我们服务？这不是观点问题吗？这不是路线问题吗？你说参加劳动没有啥，不参加劳动也没有啥，不是，那里边很有啥。这一点要讲清楚。
……
这样一来，大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形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是非常重要的。不这样，你又怎么坚持阶级斗争？你本身就不过硬嘛！你明知不对，但又不敢问，你本身就懒馋，你怎么批评人家，人家还要批评你哩！你又怎么能领导人家去批判资本主义？
第三，陈永贵把学不学大寨和如何学大寨解释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学不学大寨，陈永贵多次以昔阳为例，说明这是路线问题，不学大寨是没有抓好路线斗争。
如1973年12月，他在天津市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到昔阳时说：
1966年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干扰，那时候，不仅冬天不干，夏天也是虚干。那时，是吃返销粮的时候多，即使天时好一点，卖余粮也是六七百万斤。到了1971年，我们就卖给国家8000万斤余粮，等于1966年一年全县的总产量。同样的山河也还是昔阳人，大寨也还在昔阳，产量大不相同。文化大革命前，大寨也在昔阳，为什么全县学不开大寨？是群众不愿意学大寨？是什么问题？是路线问题……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要我们去抓，都能抓得住看得清。
针对有些地方学大寨不得力，陈永贵说，“不是条件决定一切，而是路线决定一切”。
1974年2月他在辽宁视察考察中，针对铁岭地区“土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学大寨力度不大的情况，严厉指出：
一九七〇年北方农业会议后，《人民日报》社论就讲了，昔阳能办到的，难道你们办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那么像铁岭这样地区，这样条件，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今年是四年，明年就五年了，总可以了吧！是不是光铁岭地区这样，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我说不上来。不是条件决定一切，是党的基本路线决定一切……水源公社能办到的，为什么有类似这样条件的办不到？这不只是一个铁岭，恐怕还有很多铁岭；也不只是我们辽宁省，恐怕其他省也有。类似这样的地区和单位，问题从哪些方面去找呀！这是条件不好，灾情大？自然灾害哪里没有？但集体经济可以抗御自然灾害嘛！为什么没有从路线上找呢？我说应该上“纲”上“线”，找我们的差距。
在黑龙江省，他批评说：
要讲条件，我看我们东北的条件比那里（山区）的条件好得多，黑龙江省的条件更好。是条件决定一切，还是我们党的路线决定一切？这一次就更教育了我：不是条件决定一切，而是党的基本路线决定一切。大寨那样不好的条件，能够夺得高产，那么其他地方，比那里条件好的地方，不是应该更多的高产吗？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没有把它利用好呢？这就不是条件问题了，这就是路线决定一切了。
关于学大寨的根本方法，陈永贵同样以昔阳和山西为例，说明只有通过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能学好大寨，把农业搞上去。
1974年2月，陈永贵在吉林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用领导昔阳的现身说法讲道：
学不学大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学不学的问题，是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抓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只有越批路线觉悟越高，那些因循守旧的、落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扫掉。困难就会一个一个地被克服了，还有什么不能办的事？这样一来，人就指挥自然了……这就把过去光在嘴上说的叫河水让路、高山低头变成了现实行动。这样一干，干出成绩来，就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比清楚了。
1974年11月，陈永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指出：
为什么我们省有些地方农业上得不快？是执行路线有问题……农业上不去，一不能怨条件，二不能怨群众。最根本的是路线问题，领导问题。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哪里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真正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头大干苦干，哪里的农业就搞得好，上得快。反之，就得到相反的结果。
对于学大寨为什么由点到面推不开的问题，陈永贵也上升到路线的高度作了分析。
1973年12月，陈永贵在天津视察，指出天津农业学大寨的步子还不大，没有由点到面推开学大寨运动。讲到如何由点到面时，陈永贵说：
点怎么到面呢？就看你执行什么路线。如果用党的基本路线去对照，去检查，去认真贯彻、抓住，就能由点到面。点能办到的，面为什么不能办到呢？昔阳县是办到这一点了。1966年以前，昔阳县总产量十七八千万斤，到1971年，上升到总产为二亿三千六百多万斤，三年翻一番，五年翻两番。如果1972年和1973年不大旱，七年能翻三番。到底是路线问题还是条件问题？同是昔阳的山河，同是在太行山顶上种田，效果就这么不同。
在黑龙江，他又说：
那由“点”怎么就不能到“面”呢……这里边要斗嘛，不斗是不行啊。斗吧！反正是七斗八斗，就是要斗。要停止了斗，那不用说“面”，“点”也怕保持不住。老实讲，我们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路线斗，有什么样的错误路线，错误路线影响在哪里，我们就斗在哪里。我们就是斗了这二十多年。错误路线斗不垮，斗不倒，批不透，批不深，正确路线执行不通，执行不了。还跟错误的思想斗，跟懦夫懒汉世界观斗，这斗起来就多了。大家谁没有斗过？不过是敢斗不敢斗。愿意不愿意斗吧！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斗争取得胜利的嘛！再呢，就是向自然斗，向自然灾害斗，向山河斗。大寨斗争了这么二十多年，山坡上挂着的地，已经变成了一排一排的水平梯田啦，七条干河沟，现在都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啦。
就连充分利用冬闲时间修田整地，将冬闲变冬忙，陈永贵也把它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学大寨运动开展以前，大部分农村一进入冬季，由于天寒地冻，很多农活无法进行，农民便基本休息了。但大寨为充分利用漫长的冬季修整土地，早已将冬闲变成了冬忙。冬闲变冬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是陈永贵立志改变山村落后面貌的一大壮举，但后来他硬说“冬闲变冬忙，这里头的斗争也是激烈的”。
他将北方农村长期遗留下来的过冬闲的习惯归罪于地主阶级，他说：
为什么要冬闲变冬忙？同志们想一想，在旧社会谁过冬闲呢？只有寄生虫才过冬闲。劳动人民给地主干了一年，到粮食一收，不要你了，你回去吧。别说挣他的钱，饭也不给你吃。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冬闲怎么能够过呀！回去没有房，没有粮，又没有衣，又没有钱，那怎么办？讨饭。这就饿死了不少呢！你说谁过冬闲，谁遗留下的过冬闲，还不是地主阶级吗！
在山东省，他又说：
过去是过冬闲的，现在我们过冬忙。大寨的贫下中农说：“只有冬天忙，秋天才能多收粮”。冬天要闲了，秋天的粮哪里来？这里边有道理。旧社会过冬闲是不好过的，冬天饿死的贫下中农是相当多的。那时，我们贫下中农给地主劳动了一年，冬天天冷了，地冻了，不能给地主干活了，地主就说：冬天了，冬闲了，你回家过冬闲吧！辛勤劳动了一年，都被地主剥削了。地主吃的、花的、穿的、住的等等都有了，那他还不闲着？就是夏季他也是不劳而食，不用说冬天了。劳动人民被冬闲饿死了，不劳而食的人冬天舒服了，我们连这个还不清楚吗……现在土地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贫下中农都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不干谁来干！
在辽宁省，他更尖锐地说：
为什么不能把冬闲变成冬忙呢？这里不仅是个闲和忙的问题，其实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也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对于冬闲期间一些地方出现的农村人口外出搞副业现象，陈永贵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倾向，他说：
一年十二个月，从收秋到第二年播种前，除去春节以外，起码也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把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过冬闲了，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留下了方便。我们要认真考虑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干了什么事。我们不是抓党的路线教育嘛？开展批林整风吗？不能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三分之一的时间留给它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松一松，资本主义就攻一攻，你给它放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它不攻你干嘛呢？
第四，陈永贵把大寨、昔阳干部和群众的新想法、新做法、新动态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按照中央的安排，陈永贵每年总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在大寨和昔阳蹲点。他回大寨时，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就连从昔阳带出来的那名贴身警卫都不让住在大寨。这样，一级保卫没有了，他就在大寨、昔阳有了一块自由活动的天地，一块能了解实际接近群众的天地。他要永葆大寨这面红旗，既不能在生产建设上有丝毫落后，又要在政治斗争上紧跟形势。
1973年初冬，陈永贵从北京回到大寨，听说一个学生一次从苹果树上摘下72个苹果拿回家里，非常气愤。也难怪陈永贵这样。大寨党支部历来重视学校教育。早在1958年，党支部就派两名党员管理学校，积极引导学生参加村里的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学校开设有阶级教育课，陈永贵、贾进才等常常给孩子们忆苦思甜。社员在虎头山上栽树，学生们便上山送水；社员挑灯夜战麻黄沟，学生们便到工地唱歌跳舞做宣传。村里开展扫盲运动，学生们包片包户上门教字。大寨出名后，党支部对学校管理更加严格，阶级教育、劳动教育、政治教育一天也没有停过，学校成为陈永贵培养所谓革命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园地。以前，苹果风吹落地后，孩子们都会拾起来交回大队，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气愤之余，陈永贵来到了学校。只见学校纪律混乱，只重视文化课学习，不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按当时的要求，学校的办学方向显然是“错”了。回到大寨大队，见到郭凤莲，陈永贵义正词严地说：“最近全国都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教育部就是回潮的指挥部，大寨学校就是回潮的一个支派。大寨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不允许修正主义占领一寸土地。我们学校的办学方向是：宁要好思想，不要金字榜；宁要小闯将，不要小绵羊！”郭凤莲不假思索地应答道：“有修正主义回潮，我们就坚决批，坚决斗，绝不允许它在大寨泛滥！”在陈永贵批评后，学校立即开始了整顿，由党支部亲自主持，全面总结，分题批判，大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大讲大寨党支部用毛主席革命路线办学的意义。寒暑假，学生统一由大队干部或老农带领参加集体劳动，教师则在寒假进行集训，搞了两个月革命化教育。
党的十大刚刚开过，批林整风掀起高潮，陈永贵赶紧从北京给郭凤莲发回一封信，要求党支部千万要抓好阶级斗争，“大寨人进了政治局，大寨更要抓好阶级斗争，人不能睡觉，枪不能入库。”接到陈永贵的信，大寨党支部立即召开支委会，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分析来分析去，目光集中在木匠贾吉武身上。原因是团支部书记贾存锁说木工贾吉武的老婆几天前曾找她裁衣服，为表感谢，送去一个新做的抿格蚪擦床（一种面食厨具）。贾存锁将抿格蚪擦床上交了大队，怀疑贾吉武是拿了集体的东西做的抿格蚪擦床。此言一出便引起纷纷议论，不少支委反映贾吉武老婆花钱比以前多了。陈永贵恰巧此时回来，听完汇报便亲自组织调查，结果发现贾吉武以大寨集体名义贩木头做家具，近三年中贪污盗窃国家集体资产总值达1169元。陈永贵这下抓住了一条“大鱼”，瞬间，党内党外开始批判贾吉武，上纲上线，唇枪舌战。陈永贵则由此想到昔阳，大寨思想政治工作搞得这么好，还出现贪污盗窃的现象，昔阳县肯定也有此类问题。于是，他在县委常委会上大谈感想，明确指出：“我们县委不能只懂过去的阶级斗争。要学会识别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本领，要敢字当头去抓新形势下阶级斗争。”他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机关厂矿学校大队认真开展一场纠正化公为私的斗争，把反对化公为私和公物还家这项工作抓一下。要在贯彻十大精神中找到我们的弱点和差距，采取措施认真解决，这也是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他还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政治上反复辟，思想上反腐蚀，经济上反蚕食。”由是，一个推广大寨经验，以纠正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为内容的反腐蚀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展开起来。
斗争重心转到昔阳县后，贾吉武的事渐渐淡出，不料又累及无辜。那是1975年12月，昔阳县召开全县群英会，总结学大寨的成果。大寨的郭凤莲、贾存锁、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梁新文、贾来恒、贾长锁作为正式代表，赵存棠、贾田环、赵老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大会。就在大会第二天，一个电话从大寨打来，要赵存棠急速返回。原来陈永贵在追查贾吉武问题：“贾吉武以集体名义贩木材做家具，他用的集体单据从何而来？”三查两查，自然查到了会计赵存棠头上。于是乎，赵存棠成了贪污盗窃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很快，群英会上不见了大寨代表的身影，他们都被叫回，和留在村里的党员一道整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结果，年方二十、党龄尚不足两年的赵存棠被开除了党籍。
赵存棠风波未平，新的现象又引起陈永贵的重视。年轻妇女和小伙子们一个个戴起了名牌手表，还常常到供销社饭店买饭吃。陈永贵听说这些事后，生怕大寨创业所依靠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丧失于一旦，语重心长地告诉郭凤莲：“为私不为公，革命一场空。一心一意干革命，才是真革命。大寨人不能生活上升，意识变化啊！”根据陈永贵的提议，大寨开展了反腐蚀教育，老年人讲了不少大寨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干部们也讲了诸多的革命大道理，陈永贵更以批评的口吻说：“饭店是接待参观团的地方，粮油供应有一定指标。到那里和参观团争食，莫不说大寨精神，连大寨人的脸面也丢尽了。”那段时间，由于政治压力大，反腐蚀气氛浓烈，年轻人摘掉手表偷偷卖了，妇女们也不敢登饭店门了。
在昔阳全县也一样。陈永贵为了多掌握一些实际情况，他不让县里的领导陪着，自己在各公社调研，当地人叫“串村”。
1974年8月中旬，是大暑刚过、白露未到的农闲时节。陈永贵对西寨公社进行了一番突然造访。当他乘坐的吉普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西寨公社时，找不着公社干部的影子，却发现公社给社员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戏台旁还开了个老牛交易市场。陈永贵生气了，对着战战兢兢出现在他面前的西寨领导厉声批评起来，地里长了那么多草，却挂起锄头唱戏了。生产怎样？今年的产量完成完不成？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这不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下午，陈永贵回到县里，又在大会上把西寨公社领导训了一通。
一天晚上，陈永贵坐在车里，发现公路上有一些运粮食的车辆。这引起了他的警觉。昔阳有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数，哪来的这些汽车马车平车？一查发现，原来是昔阳的老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换白面吃。昔阳有的是玉米，但缺少白面，老百姓总是喜欢吃白面的，便假称换麦种搞起了易货贸易。昔阳的各级干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永贵容不得这种有损大寨县声誉的事，他认为这属于搞黑市，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陈永贵下令：“决不允许到河北再去套购小麦。”“谁也不能搞投机倒把。哪里搞，公社党委要负责。批林批孔，不抓这个抓什么！”
从上述陈永贵言唱斗争哲学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文革”期间和以后的岁月里，在他发表的大量讲话中，反复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高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客观上起了错误的导向作用，把学大寨运动引上了偏路。但是也要看到，“斗争”二字在陈永贵这位老农出身的副总理意识里不过是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的代名词。斗争哲学，在他脑海里也不过是“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不得不不断重复的高频词、关键词。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他自然也难脱其俗，加之特殊的政治地位，他不能不因时达变。他抓生产领域、思想领域的“斗争”，口号与行动尽管有所偏激，有时有点儿小题大做，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大寨和大寨县的旗帜，使大寨和昔阳的经验适应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沿着他理想中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迈进。还要看到，陈永贵口头上念念不绝抓阶级斗争，但真实思想并没有非要把农村社员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阶级、两个营垒，也没有组织人对大寨村所谓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如，他把大寨人的奋斗史演绎成一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史，把大寨两个互助组中的贾进才组说成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当宋立英提出反对意见时，他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所以，陈永贵对阶级斗争可以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他讲话口口不离“斗争”二字，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嚣尘上的岁月里，恐怕一定程度上是做给一些人看的，是因时附会，应景而言。
一些记者在回忆大寨、一些学者在研究大寨时，都曾提到大寨人对待地富分子的情况，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写道：
十多年里，大寨发生的坏事错事也是不少的，但我没发现一件轻易给“地富”安上的事。就是在“文革”胡批乱斗时期，我在大寨也没看到一次批斗地富分子的会，戴着帽子或摘了帽子的人都老老实实在劳动。
作家张映泉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陈永贵对地富分子的“保护”：
学大寨正热闹时，我既当过反革命被训过话，也在下乡时随时看见过对四类分子训话的场面。农村的阶级斗争让那些大队民兵连长们治保主任们的威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的甚至几天不训话就心里不舒服。在那些年里，无论到什么地方，要进门之前就先看门口，因为四类分子们都必须在大门口贴一张侮辱人格的《守法公约》。我一问大寨的情况，竟叫人百感交集。原来那一套并非大寨的创造，而是假借大寨商标的假冒伪劣。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寨不知道“守法公约”是什么东西。戴了帽子的地富们也按劳记酬，不因出身不好就扣工分。许多地方粮食不够吃就欺负地富分子，在大寨却不容许这样。就连别处的定期给四类分子训话，也没有搞过。虽说没少忆苦思甜，没少讲阶级斗争，却从没有开专门的会斗争谁。除非你在劳动中不好好干。
大寨每天参观的人不断，来了就要照相，照着地富分子怎么办？不要紧。陈永贵说，地富分子都在看不见的地方。大寨把他们弄在不接触人的地方劳动，既是怕闹出笑话，也是要让他们避开难堪。
谭成健在《大寨——中国名村纪实》一书中更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村喻为“温情脉脉”的村庄：
多种渠道的宣传媒体在外面给大寨描绘成一种最讲“斗争哲学”、“七斗八斗”、斗争的“弦”绷得最“紧”，斗争起来最“狠”的地方，而实际上，大寨刚好相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村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农村人，或者像我这样常往农村跑的人，都记得在极“左”时期农村的情形。艰难地在村子里活着的“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们，是如何接受“专政”和“改造”的：他们胸前挂着写着自己名字和属类的黑牌牌，剔着“阴阳头”，低着脑袋走路，每天集合站队“请罪”，去干那些诸如掏粪、扫街、拔草等“触及灵魂”的惩罚性劳动，想起来揪到台上坐“喷气式”斗一斗。大寨没有这些现象。这些对人格侮辱和体罚的事他们一律不搞。只要这些人和大寨人一样干活，就和大家一样记工、分配。掏大粪一类活儿是青年团员们干的，那是一种高尚的劳动……一次，邻村在“借”地主斗，陈永贵说：“斗可以，但不许打，怎么带走的，怎么还回来。”就是在以后的各种运动里，在大寨受过“触及”的、一些宣传品说成“敌人”、“反革命”的人，也没受过批斗。
二、选派农业干部
陈永贵有句名言：“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这是他在掌握了昔阳县领导权后，为推进学大寨运动和解决学大寨领导权问题而提出的。开始，他主要是在昔阳县境内提拔一些干部。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后，昔阳县被树立为“大寨县”，全国都在“学大寨，赶昔阳”，一些地方要求派昔阳的干部，陈永贵也急于推广大寨经验，于是，便出现了昔阳县的干部派往全省，甚至派往全国的现象。
据说，陈永贵并非选派农业干部之举的始创者。那时候，中央为了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把推广大寨经验作为农业的首要任务来抓。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和陈永贵谈话中提出昔阳不仅要出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凡是好一点儿的基层党支部书记都可以调出来。周恩来的这一想法一开始让陈永贵感到两难。大寨干部、昔阳干部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们深谙农村和农业工作，是陈永贵在昔阳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得力助手，他担心他们的调离会影响到昔阳的工作。而推广大寨经验又是陈永贵不遗余力奋斗的雄伟计划，北上南下传经布道固然是要途，但显然不如亲派干部于各地更有力度。
北方农业会议后，著名劳模、寿阳县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潘华鉴于寿阳自然条件比昔阳好，群众却在挨饿的现实，向晋中地委、山西省委领导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请昔阳的同志来寿阳帮助工作。1973年，贾俊任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后，十分欣赏潘华的这一建议，并就此向陈永贵请示。面对寿阳的现实需求和贾俊的诚心提请，陈永贵只好答应。无论如何，大寨干部走出去，总是一件好事。
1974年春，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山西省委决定，调昔阳县干部张怀英、王贵科、李艾虎、乔素祥、段敏聪、范喜凤、田礼太等八位同志前往寿阳县主持工作，张怀英任县委书记。
寿阳县20万人口，80万亩耕地。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量一亿两千万斤，是山西省有名的产粮县。可是到1973年，粮食总产量降到九千万斤，仅为昔阳总产量的1/2（昔阳县20万人口，40万亩耕地）。
张怀英到寿阳县后，发现寿阳县学大寨不是学大寨精神，而是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有些大队把耕地荒了，去学大寨到沟里打堰造地，结果群众积极性不高。为此，县委提出从实际出发，在现有耕地上精耕细作，还提出寿阳县学大寨坚持“四不”：不搞大队核算；不搞大寨记工法；不取消自留地；不抓大队领导班子中的“五种人”。同时，针对寿阳县派性严重、基层干部更换频繁的情况，张怀英提出：“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产量，更没有稳定的发展。”宣布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年以内一个也不换。由于新领导班子对两派组织一视同仁，只看干不干，不看派不派，对广大干部热情帮助、大胆使用，很快稳定了人心。
两年后，寿阳县的面貌大变，仅卖余粮就达0.5亿公斤，全县由吃供应粮变为卖粮县。为了总结寿阳县学昔阳县的经验，农林部到寿阳县作了两个月的调查。1975年9月15日，在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寿阳县时说：“有一个寿阳县，那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同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
昔阳县干部到寿阳县一炮打响，于是，不断有中央和省里领导向陈永贵要干部支援。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华国锋参观了昔阳县李家庄石坪大队的新农村，对那里长达8公里的走水涵洞和上面500多亩人造平原印象至深。在听了大队书记陈有棠的介绍后，称赞道：“陈有棠，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们老家帮助一下嘛！”华国锋开口，陈永贵自然满口答应。于是，经山西省委同意，调陈有棠和昔阳县干部凌世怀、陈美元到华国锋的老家交城县主持工作。他们到任后，大搞水利工程，改变土地条件，粮食生产得到大幅度提高。
接着，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调到了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平定县是山西省委书记王谦的老家。全县24万人，30万亩土地，但十年九旱，地薄产量少，不少农民常常吃不饱肚子。王谦曾经两次向陈永贵提出要求，希望李锁寿能到平定县去帮助一下，软磨硬缠总算说服了陈永贵。第一次全农会后，李锁寿调平定县任一把手。
李锁寿向以实干著称。1967年，李锁寿挑起了南垴村支部书记的重担。他以陈永贵为榜样，带领群众干部建设大寨田，使南垴三年大变样，成为昔阳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他到平定县上任后，踏遍全县的山山水水，制订出改变平定县面貌的宏大计划。他一面狠抓农业，提倡实干苦干，大搞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增，平定由吃返销粮变为卖粮县，农民再不用饿肚子。另一面，因势利导发展社队企业，增加群众收入。同时，还搞了大规模的“东水西调”工程，满足了全县百姓的吃水用水需求。
李锁寿解决了平定县的吃粮、吃水问题，迅速改变了平定县的落后面貌，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李先念听说了，亲自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1978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李锁寿这样的县委书记》，文章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好的带头人。李锁寿，这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社会主义的带头人。”“有了成百成千的李锁寿这样的县委书记，加速普及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就不难；在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大有希望。”次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县委书记的榜样》，13日，《山西日报》又刊登了《真学大寨的带头人李锁寿》。李锁寿的故事传遍华夏大地。后来，山西省作家马烽和孙谦还到平定县体验了一个多月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改名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直到1995年，《平定报》上还刊登平定县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访问好书记李锁寿》，文章详细记录了李锁寿当年下乡蹲点吃派饭、访贫问苦送米面、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田、“东水西调”工程的艰苦奋战岁月，等等。
后来，榆次县的工作打不开局面，贾俊等领导干部专程到昔阳向陈永贵汇报，说榆次县的班子瘫痪了，换了一个班子也不行，只有昔阳县的干部才能打开局面。他们希望陈永贵派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到榆次挂帅。李七毛人很好，苦干实干，任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因搞劈山改河工程在全国名声大振。1977年秋，李七毛到榆次县主持工作。他狠抓科学种田，亲自蹲点，指导化肥施用，推广秸秆沤肥，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但因他缺乏掌管全局的工作经验，对榆次工作的难度认识不足，工作成绩不是很显著。
1977年10月，王谦又向陈永贵提出要昔阳县派干部解决山西“老大难”临县的吃饭问题。临县是革命老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解放近30年来，42万临县人民一直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经陈永贵同意，山西省委调昔阳县拖拉机厂的负责人刘乃柱、任增禄，西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毛金联等人到临县主持工作。
刘乃柱任临县县委书记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在临县学大寨不搞生搬硬套，要因地制宜。他们和当地干部共同努力，就自留地、集贸市场、劳动管理、核算体制等问题及时制定了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措施，使临县的工作大有起色。
1978年6月23日，陈永贵在大寨接见了临县县、社负责同志，肯定了他们在临县所取得的成绩，并着重谈了临县学大寨中的几个问题。他说：
在座的同志都愿意学大寨，都想把临县的工作很快搞上去，让群众满意，领导放心；如果上不去，那我们就要研究，暂时学哪些，哪些暂时不能学；大寨这里没有自留地，这一条就不能急于学。集体分配的粮食满足不了社员需要，又要把人家的自留地搞掉，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大寨不是没收了自留地产量才上去的……
他在谈了劳动管理、分配和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后又说：“学大寨是多年了，我们要摸索一下，看哪些问题不适应当地的情况，不能照搬昔阳的经验。临县情况不同，自由市场留个尾巴不犯法！不是不学大寨！”
从昔阳县的干部到寿阳县、平定县、临县等地后各有特色的学大寨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永贵在学大寨运动后期对各地学大寨的要求基本上不再整齐划一，不再搞一刀切。这无疑对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1978年，昔阳县外调干部的事再次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不断向陈永贵要人。主持昔阳县工作的李喜慎一次到北京开会，就曾亲眼看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陈永贵要干部的场面。下面是吴思的一段描写：
那天李先念请陈永贵晚上去中南海他的住处看电影，听说李喜慎来了，就请他也一起去……
李喜慎进门的时候，李先念等人正在谈昔阳调出干部的事。李先念见李喜慎进来，说：“这不，李喜慎来了。你们那个陈永贵呀，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各地要人，又有领导动员，陈永贵也急于推广大寨经验。于是，由中组部调遣，已分别在山西省委和寿阳县任职的王金籽、李艾虎、范喜风等人北调黑龙江，原界都公社党委书记张福元先后任职于中央农业部和山西省委，还有的干部到了省级有关要害部门。
昔阳县的干部后来越往外派越多。干部纷纷外调，陈永贵心里喜忧参半。他希望通过输出干部把他创造的大寨经验推向全国，又担心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更怕把昔阳县抽空了。在一次对外调干部的讲话中，他忧心忡忡地说：“都把昔阳人调走了，说好事可也是一件坏事；有朝一日人家要撵你昔阳人，该不会说我陈永贵手长，到处捞权吧？你们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撵回来。我对你们放心，可又实在不放心。我怕的是人家把你们撵回来！”
陈永贵对这些外派干部的要求很严。一次，昔阳县委副书记的李喜慎回家，正好有一辆小车要到大寨，他便搭便车回了家。不想这事让陈永贵知道了，便批评李喜慎道：“不要车去车来，公家的车是办公事的，回家嘛，骑自行车不行吗？我这是国家专门派的，不坐，上头又要批评。”李喜慎说他是搭便车，没有坐专车。陈永贵说这也不行，人家不知道你是搭便车，只说我们干部搞特殊化。
这些外派干部，品德是很好的。他们到异地上任后，多以陈永贵为榜样，苦干实干，将改变当地面貌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身先士卒，勤政廉洁，不占不贪，绝大多数可称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时任榆次县县委书记的李七毛亲自担起担子在厕所里掏粪，被誉为“社会主义实干家”的李锁寿后来谈起自己在平定县的工作时，说：“我在平定这么多年，不敢白抽平定人民一盒烟，不敢白吃平定人民一顿饭。我不干好对不起人啊！”
然而，这些外派干部本是整日里同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素养不是很高，多数人缺乏驾驭一县之经验，也确没有治理一县之能力。而且，将昔阳县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严格说并不完全符合党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陈永贵当年的担心自然在后来不幸被言中。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共山西省委开始陆续调整“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调出的不称职干部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纠正“昔阳干部遍山西”的倾向，一些相关省份也着手解决昔阳县的干部满天飞的问题。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有一些是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等。这些干部分布在山西省直单位、各地市县和外省工作。他们多数是为推广大寨经验而调出的，其中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这38人的任职情况是：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从昔阳县调出这么多干部，并且还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的确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这种不正常的干部任用情况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在解决昔阳县干部遍山西的问题时，中共山西省委本着负责的态度，派人对从昔阳县调出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分析。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些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的本质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但由于提拔太快，缺乏领导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担负不起所主管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而且在省委的调查中，有的昔阳县调出干部自己也感到了力不胜任，主动要求上级调整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中共山西省委认为，这样的干部是多数。这些同志中有的到新的领导岗位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也有的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盲目推行大寨、昔阳一套具体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中共山西省委同时还指出，昔阳县外调干部还有另外一种类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头头，有的甚至是打砸抢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这种类型的干部是少数人。他们调出昔阳县担任领导职务后，不仅积极推行大寨极左经验，而且大搞封建家长式领导，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此后，各地对一些不称职的昔阳县干部进行了调整。昔阳县派往外地的一大批干部陆续被从各自的岗位上调整下来，有的被降级使用，有的又辗转调回了昔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