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北方农业会议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举国动荡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使粮食生产很难适应社会需求。加之，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全国掀起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备战备荒提上议事日程，更觉粮食生产之紧迫。为了扭转1967年至1969年农业生产连续三年下降和停滞的被动局面，为了解决南粮北调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并于1970年秋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筹备工作从6月初开始。6月2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京、津、晋、冀、鲁、内蒙古、豫、鲁、辽、陕、甘等北方十省、市、区农业会议，促进粮食生产上“纲要”的问题，以彻底改变“南粮北调”的局面。说是十省，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考虑到青海、宁夏、江苏、安徽四省区的情况和要求，又同意这四省参加会议。这样，原本计划的十省农业会议变成了十四省农业会议。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之前，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等人到昔阳县考察。
下午3点，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和省级领导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又上了虎头山。时值盛夏，茁壮的玉米被骄阳晒得叶子微微有点打卷，谷子已经抽了穗，密密实实地挤得风雨不透。看庄稼的长势，1970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创一个历史纪录。晚上，昔阳主持日常工作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李韩锁等人，在大寨接待站的饭厅里向纪登奎汇报昔阳的整党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情况，陈永贵也在场。李韩锁说到基层领导班子的情况时，说有的班子里混进了阶级敌人，有的干部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变成了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热心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的是老好人，他们不抓阶级斗争，那里就开展不了学大寨运动。昔阳通过整党解决了领导班子中的这些人的问题，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天换地的斗争。纪登奎听着李韩锁的汇报，谈起他在河南、河北做过调查，那里有些基层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开口分田地，闭口打土豪，白天干，黑夜跑，没有功劳有苦劳。由此，他把一些大队过去所谓“不学大寨，反大寨”的几种典型，概括为“五种人”，并认为昔阳县学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所谓“五种人”，指混进领导班子中的坏人、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民主派”和“老好人”。
第二天，纪登奎等在陈永贵的陪同下，考察了昔阳的水利工程以及城关、安坪、界都、洪水、皋落等公社和武家坪、厚庄、南垴、石坪、西固壁等生产大队。其时，昔阳县学大寨方兴未艾，政治空气甚为浓厚，以兴办农田水利工程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建设高潮迭起，到处都可见闸沟、改河、修水库的场面。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据随行记者冯东书回忆，“他站在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面前，总爱把我叫过去，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的觉悟提高以后的能量。”
大寨之行给纪登奎留下了深刻印象。纪登奎提出要建设大寨县；昔阳就是大寨县的样板。他强调建设大寨县，要解决一个学大寨“学根本”的问题；学根本就是要像大寨那样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一代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的新型农民。
纪登奎离开昔阳半月之后，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于8月25日在昔阳召开，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亲临主持。8月31日，会议移至北京，纪登奎出席讲话。参加会议的代表远远超出了预定的14省，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各部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代表共1259人，其中北方14省的代表940人，有省、市、县的代表，也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代表，甚至还有支农各行业的代表。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一次全国性的农业工作会议。
陈永贵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运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点，以“路线斗争”为主线，系统介绍了大寨和昔阳学大寨的经验。他说，学大寨“是一场深刻的大革命”，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在学大寨运动中，要“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实行“大批促大干”的有效方法，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同时，他还根据纪登奎前期视察时的讲话精神，汇报了昔阳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的具体做法，点名批评了著名劳动模范张老太、凤居公社黄岩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存科、大寨公社武家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元会、界都公社西固壁大队队长李玉明、赵壁公社南思贤大队党支部书记赵顺成等人的所谓变质问题。
张老太是昔阳县刀把口大队的老支书。刀把口是老解放区，在抗战时期，张老太就以发展畜牧业成就惊人被誉为太行老劳模。建国后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永贵并称“昔阳三枝花”，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全国影响很大。多年来，他所领导的刀把口大队是昔阳县农、林、牧全面发展的一个先进典型。他靠牧业起家，学大寨时期，仍坚持以牧为主，养羊养牛养驴养马，养这些牲畜自然得买进卖出，被别人看成是贩卖牲口，说他搞投机倒把。
北方农业会议上，陈永贵批评张老太“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得太行区劳模会上张老太的话：“组织互助，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理想。“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寨来，必须进行更换。”1971年底，昔阳县委向全县发出《关于张老太、张成山犯走资派错误的通报》，说“张老太明目张胆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已经由一个‘太行劳模’变成了一个犯严重走资派错误的人。”通报还宣布撤销张老太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4月中共昔阳县委才为张老太平反昭雪。
陈永贵批“五种人”，经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宣传，开启了全国整“五种人”的先河。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在《大寨大队到昔阳县——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昔阳县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的要点，解决社、队的领导权和社、队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问题”，并具体列举了“五种人”的表现。从此，各地农村都把“五种人”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不同范围内开展了对“五种人”的批判，程度不同地干扰了农业生产。
北方农业会议第一阶段主要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期间，代表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听了昔阳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苦干工程，大受感动。
会议的第二阶段（9月1日至9月13日）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学大寨的问题。代表们的发言照例大多是当时一些批判“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倾向”的套话。会议这样安排，完全是为了迎合当时盛行的“革命大批判开道”的工作方法。
9月14日，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着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要求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认为《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同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上相适应的，应稳定不变；要改大队核算，需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应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工分挂帅”，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做法；要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给生产队一些自主权。显然，代表们的意见是对当时泛化的大寨式样，即各地推行的偏离正确方向的所谓大寨经验的否定。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意见构成了对前两个阶段会议内容主题的改变，成为会议的主要导向。
此次会议两易其地，三分阶段的特点，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形势的特征：一方面，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相比，极左思潮虽然失去了狂热的势头，但仍然十分广泛、严重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迫切需要，纠正“左”的错误、落实政策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
两方面的特征反映出两种导向，不仅反映在会议上，以9月14日会议转入第三阶段为标志，会议实际上分为导向不同的两个阶段，也清晰地表现在《人民日报》9月23日发表的社论《农业学大寨》和10月5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之中。
《人民日报》发表的《农业学大寨》社论一方面充斥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搞好斗、批、改”之类的时尚语以及对大寨的赞美语，称“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说“昔阳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提出要“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让大寨之花开遍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社论并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要求各地回答：“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另一方面，社论在回答“学大寨学什么”这个“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时，重申了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上对大寨经验的概括，“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只有正确地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落实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保证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一方面指出“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在论及党的农村政策时，又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动；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要制止随意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物资等。
对于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极左做法，这个报告指出：“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不顾条件，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有点形‘左’实右的思想苗头，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要求“一定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克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这个报告进一步批评说：“目前，有一些领导干部，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有些人“不是用革命带动生产，用一好带动三好，而是用革命代替生产，用一好代替三好”。
尽管北方农业会议上陈永贵竭尽全力宣传大寨和昔阳学大寨经验，昔阳被树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要求各地“用三到五年时间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像昔阳县那样建成大寨式县”，会议还提出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但侧重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重申《农业六十条》的基本政策原则，扭转再次出现的“过渡风”和“共产风”，恢复农业生产。因此，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农村工作实际上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方面，大寨被进一步明确为方向和路线斗争的典型，《人民日报》1971年1月17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把大寨看作生产典型，还是看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反映”，学大寨运动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学不学大寨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既定标准。另一方面，纠“左”和落实政策的举动也在农村干部和群众抵制学大寨运动“左”的做法中逐步生成发展起来，会后，全国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部署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着手恢复《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关于保留自留地、发展多种经营、实行生产队核算等做法。由于中央和地方多方面的努力，使得1970年的全国农业生产摆脱了连续三年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
从1970年冬开始，各地农村在学大寨、赶昔阳的口号下，普遍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全国共有近百万名干部、1亿多农民参加了农田基本建设。除普遍整地、修田、修渠、修塘、兴修小型水库和打井外，还兴修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后，又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70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4000多秒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670平方公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兴修了一批蓄洪工程，整修了一批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入海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大大提升了黄淮流域抵御洪涝旱灾的能力，使黄淮流域基本水利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文革”后期的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搬山填沟造平原
1970年，对于大寨和昔阳无疑是一个新起点。这一年，大寨粮食亩产首次超千斤，总产达37.5万公斤，又创历史新高。昔阳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60公斤，过了“黄河”。《山西日报》于11月26日发表题为《大寨红旗旗更红，粮食亩产超千斤，大寨公社谱新篇，快马加鞭垮“长江”，昔阳人民奏凯歌，今年一跃过“黄河”》的通讯文章，讴歌了陈永贵领导下的昔阳县所取得的生产成绩，文章说：昔阳“全县第一次涌现的亩产过千斤的大队就有十二个，著名的大寨大队由去年的平均亩产九百四十二斤增加到一千零七十斤。亩产过‘长江’的大队由去年的十四个增加到六十个。今年第一次试种的三百亩棉花，也取得了平均亩产皮棉八十多斤的优异成绩。”其时，北方农业会议刚刚结束，陈永贵所领导的昔阳县以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政绩，被正式认定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式县，中央将学大寨运动的中心口号确定为“学大寨，赶昔阳”。
全国学大寨，赶昔阳，令陈永贵兴奋无比，也使他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大寨没有新举动，没有新成就，昔阳没有新套套，没有新突破，人家学什么？
如何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永保领头羊的地位？陈永贵认为“改造农业基本条件是很重要的”。“大寨改造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潜力就没有了呢？潜力有，再搞它几百年也不能没有。”他要继续在土地上做文章。
那几天，他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虎头山，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这经他一手改造出的大寨田，常常对着那些突兀在七沟间的小土山、土柱子发愣。大寨的土地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变成了海绵田、高产田，但仍是一条条、一块块，拖拉机开不进去，水上不去。陈永贵看着看着，当他的目光落在村里的打谷场上时，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搬山填沟造平原”开始形成了。他想，如果将七条沟间的小土山、土柱子都搬倒，大寨会出现多少大块平地呀！这样，山区的机械化路子就更宽了。
沿着虎头山路，陈永贵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现场支委会。他一边走一边指点着一座座的小土山，兴冲冲地谈着自己的想法。支委们听了陈永贵的设想，无不赞同地说：“提起山区的机械化来，过去总是只从一个方面想——如何使机械设备适应山区的地形；没想到还有另一方面——如何改变山区的地形以适应机械化的要求。真的搞了搬山填沟造平原，这两个方面就结合起来了，这个主意好！”
支委会开过后，重新安排虎头山的大胆设想又提到社员会上讨论。要将高产的大寨海绵田毁掉，很多人心痛，想不通。陈永贵一面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破旧立新，创造未来”的道理，一面发动群众批判大干到顶的思想。
白驼沟、后底沟、麻黄沟是1953年陈永贵开始实施《十年造地计划》后第一批治理的沟。1970年冬，搬山填沟造平原的战役又在这几条沟打响。
1970～1971年，在合作沟（白驼沟）和麻黄沟的汇合处，砌石坝50多米，碹涵洞100多米，劈掉3座小山包，共动用石头1950多立方米，动土1.7万多立方米，新造耕地20多亩。同时，又起高垫低，扩坝展堰，将原来的梯田变成了人造平原。
在后底沟，用定向爆破搬掉了6座小土山包，将小块地拓展成大块，梯田变成沟坪地。1971年，又在后底沟展开大规模的人造平原工程，一连平掉9座小山包，共填了4条大沟，动用石头1.53万立方米，动土57.26万立方米，使后底沟的三条沟连成了一条沟，由原来高低不平的40多块梯田，改建成12块平地，最大的一块达到20亩，耕地增加了60亩，扩大到80亩。
在麻黄沟，1970年冬，先炸掉一个小山头，将沟填起，使地块由小变大，石坝由短变长，又接连推掉8座土包，造出大块平地。是年冬，又把合作沟和团结沟中间的一道大梁削平，将沟填起，使坡梁地的面积缩小，沟坪地面积扩大。
初战告捷，陈永贵“一九七二、七三年就更大胆了，大山头也敢爆破它，狼窝掌、老坟沟也搞了”。1972年冬，陈永贵先是在老坟沟搬山造地20亩，后又带领大寨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狼窝掌。四战狼窝掌，要建设大寨最大的一块平地，社员们争着上工地立新功。这次治理狼窝掌不再全靠人力，而是改用人、车、机一齐出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综合作业。经过一冬春的战斗，搬掉6座小山包，新修成16条大石坝，动土42.82万立方米，总投工21万多个，造成沟坪地50亩。
葫芦嘴是治理后底沟时遇到的一块硬骨头，这座高30米、宽50米、全长1华里的土山，四周像墙壁一样陡峭，很难发挥推土机的威力。1971年，200多大寨人迎着刺骨寒风，顶着鹅毛大雪开进了葫芦嘴工地。“半边天”主动请战，妇代会副主任郭凤莲担当开路先锋，挥动镢头在崖壁上抛出一个个坑，一步一步往上攀。随后，十多个姑娘沿坑攀上，排成一行为推土机开路，终于使推土机开到山上。推土机铲掉表层的虚土后，碰上了里层搅着碎石的红胶土。这种土“湿了黏糊糊，干了一把刀”，推土机呼哧呼哧直喘气，却铲不动它。于是，大家又制定了用炸药爆破的方案，由赵素小等6名民兵担当爆破手。开始，赵素小在山上一连挖下10个炮眼，装上药，同时点燃，欲放排炮，结果发现并未炸下多少土。他叫来炮手们反复研究，炮眼打成直的是不是不如有点弯度呢？于是，他们把炮眼一直挖到土包的中心，到一定深度后拐弯，结果爆炸的冲击力在土包的内脏发生威力，炮起土裂，冒着烟尘，社员们挥锨舞镢一拥而上，推土机也乘势推进，工程进展大大加快。
在四战狼窝掌的战斗中，二级伤残军人赵周义（安排在果园干活）找到梁便良，死缠活磨要到工地。梁便良拗不过他，只好答应让他到了狼窝掌。赵周义在战争中负伤，胸部留存着两块子弹皮。他在工地上抬石头，几百斤重的巨石从沟里经坎坷不平的山路抬到坝上，使他的伤口常常作痛，但他仅靠几个止痛片维持，照干不误。一次，抬石头下坡，铁绳突然滑动，走在前面的赵周义被大石头压倒，砸在了锁骨上，众人急忙将其送至大寨公社医院。但他只住了两个星期，就悄悄办了出院手续，又上了工地。
民兵连长石桂林也是一个伤残军人。1971年，麻黄沟造平原时，他担任打山洞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在伸不直腰的洞里抡锤打眼，装药放炮，整整干了40天，完成了任务。1972年12月29日，狼窝掌工程启动那天，石桂林来不及抖落老坟沟搬山造地战斗的风尘，第一批来到狼窝掌工地。次年1月2日，石桂林和另一名社员往大坝上抬石头，突然从山上滚下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他身上。鲜血一滴一滴地洒在狼窝掌大坝上，石桂林再没有醒来。死时还紧握抬杆的石桂林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时代战歌。
北方农业会议后，陈永贵带领大寨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同时，在农业机械化方面迈开了更大的步子。大寨使用机械较早，在1957年他们就购置了柴油机、锅驼机，用蒸汽动力和内燃机动力，带动粮食加工、饲草加工等机械，部分地解放了劳动力。北方农业会议后，大寨在农业机械化上提出“两改造、两适应”：一是让山地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即改造自然面貌，搬山填沟，把小块变大块，梯田变平原，小路变大路，让拖拉机、汽车、推土机等上虎头山，进狼窝掌。二是改造农业机械。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专业研究人员结合，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先后设计和试制了单缸液压推土铲、铲茬机、抓石机等适应山区使用的机械，特别是和科研、制造单位结合，设计试制了小型履带拖拉机，适应了山区耕作。
大干四年，大寨共搬倒大大小小33座山，填平了15条沟，移动了近70万方土和石头，把2900块地改造成了1500块，把全部坡地建成了水平梯田，其中有1/2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耕作。到1975年，大寨农田基本建设共投工7.35万个，由小块变大块的耕地110亩，重新整修梯田130亩，改造沟地150亩，建成小平原210亩。
早在大寨搬山填沟造平原伊始，陈永贵就提出“大寨、昔阳要出产量、出经验、出人才”。为此，他指示农田水利工程要做到“规模大、声势大、遍地开花、全面跃进”。于是，这个向大自然开战的人造平原的战役在全县打响。
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有一条2公里长的大河沟，沟两边的山坡上挂着30多亩地。北方农业会议前，大队算土方、算石方、算劳力、算投资，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干不了改造大河沟的工程。1970年冬，在北方农业会议后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大队党支部决定根治大河沟，在沟里碹起2000米长、3米多高、3米多宽的涵洞，洞里走水，洞上造田。社员们一天两顿饭吃在工地，每天超体力劳动13小时，原计划用两年完成的工程只用7个月就完工了。
1970年，洪水公社治理宋家湾的工程开工。他们因陋就简，在工地上办起了木工厂、铁厂、车辆修配厂。工具坏了自己修，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造，并在5里外的北山找到了石窝。开始打坝时，只有几个人会垒，大家就在干中学，学中干。结果，8个月的任务提前4个月完成，共打坝1200米，在干河滩上造出了300亩良田。
1970年冬至1971年春，安坪公社安坪大队先后治理了炭窑沟、杏花沟。这两道沟一前一后，共长3.5公里。他们在炭窑沟修了一个可容水4万方的小水库，打了1000米长的坝，修了260米长的涵洞，一共新增地50亩。1971年冬，又在虎威沟下游新造地50亩。
1972年，昔阳大旱，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农田基本建设不宜铺得太大；不少地方出现了“外出抓钱、各奔前程”的情况；有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不声不响地下了马。陈永贵得悉后，连续召开县委常委会、县级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公社党委书记会，进行整风，发动全县人民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讲总路线、大讲外地学大寨的形势，大讲大寨和全县人民的干劲。两个月的整风后，陈永贵重新制订了冬春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划，提出了“沟里建库、河里打坝、蓄水保土、水土并重”的综合治理方针。从1972年11月起，652项工程相继上马，全县80%的劳力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工程规模之大，上马人数之多，为历史之最。
三都沟横贯三都公社，全长10.5公里，因为工程艰巨，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治理。1972年秋，三都公社成立了公社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有经验的社员组成的治沟指挥部，跑遍了三都沟的一条主沟、七条支沟和八座山头，对整个地形作了勘测，制定了“统一规划，加强领导，水土并治，分段治理”的治沟方案。秋收一结束，公社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公社干部到三都沟安营扎寨，和全公社18个生产大队的2000多名主要劳力一起根治三都河。他们在50多天的时间里，共投工15万个，动用土石方170万立方，碹涵洞11000米，使11公里长的三都沟变成了500亩小平原，还修建了7座水库，打深井5眼，修蓄水池13个，修干渠5条，发展水浇地3000亩。
1973年，瓦邱公社在大西沟搞人造平原。80多个劳动力不分昼夜地干了5个月，共投工1.4万，建成平原3亩。
李家庄公社处于昔阳县和平定县的交界处，是由阳泉进入昔阳的北大门，此处的“界牌岭”荒芜已久。1974年，李家庄公社的专业队、民兵、青年、妇女一起上阵，拖拉机、汽车、小平车一起出动，整整干了3个月，修成了50亩的小平原。
据统计，北方农业会议后，昔阳县在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方面，1971年共干了790多项，1972年共1278项，1973年共1882项。
1972年的大旱，使陈永贵对昔阳已有建设有了一个新认识，这就是在抓土的同时，还要重视抓水。陈永贵后来回忆说“开始主要抓了土的工作，大抓了改土，劈山改河，打坝造田，但是忽视了抓水的问题。”由是，经历1972年大旱后，陈永贵又在全县大办水利工程。河上水库工程、杨家坡水库工程、三里沟水库工程、石坪水库工程、潘掌水库工程、桑园水库工程、白羊峪水库工程等纷纷上马。
陈永贵大办水利工程，政绩突出，效果显著。1973年12月他在农林部、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总结说：“我们大抓水利，抓水抗旱，整整抓了一年，也还抓出点效果来。过去，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社队，连人畜吃水也没有解决，更不用说抗旱了……经过一九七二年的大旱，大抓水利，全县三分之一的社队人畜缺水问题，全部解决了。现在，大部分已经吃上自来水了，都是通过地下安水管解决的。”“经过解决人畜吃水问题，这些社队也想办法抓自己的水利问题了。他们打旱井，修水库，抓了不少水利工作。”1975年，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发言中也讲到，北方农业会议以后的五年时间里，在多少年来号称无水可取得昔阳县，建成了195座小型水库，完成了4190多项小型水利工程，把640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特别是在大旱三年中，发展的水浇地面积等于“文化大革命”前20年发展水地面积的6倍多，等于解放前原有水地面积的28倍。
搬山填沟造平原为的是适应农业机械化。昔阳县委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学大寨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造平原的不断出现，昔阳农业机械化步伐加快。到1975年，全县农用卡车、拖拉机、推土机已达到500多部，动力排灌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和场上作业机械，发展到8097部，土地的机耕面积占到总面积的1/3.
在北方农业会议后的五年时间里，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存在偏差，但昔阳人民在陈永贵领导下，还是真抓实干了一番。在机械化程度不高、改造自然能力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陈永贵领导全县人民在治沟、治水、治山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奇迹。直到1995年9月在太原召开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期间，姜春云副总理考察了昔阳大寨后，仍然感慨地说：“我国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先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建成了一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和基本农田，这些基础设施，为我国粮食产量迈上六、七、八、九千亿斤大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昔阳大寨“在我国取得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这一世界罕见的成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经受大旱考验
1972年春，昔阳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整个春天，昔阳都没有下一场雨，地里干土盈尺，无法下种。陈永贵及时提出“天大旱人大干，抗旱抗出水利化，抗旱抗出大丰收”的口号，号召各党支部组织社员挑水点种，抗旱保苗保丰收。
在陈永贵的号召下，大寨出现了“千军万马抗旱”的动人情景。赶马车的、烧砖的、做粉条的社员也拿起了扁担，铁匠、木匠、石匠也拉上了小平车，一个紧接一个地投入到抗旱行动中。青年突击队担负了开渠浇田的重任，铁姑娘队则担着水桶满山走，专浇高坡上的地。经过昼夜不停地奋战，总算是下了种，捉了全苗。
但干旱仍在继续。当地有句农谚：“五月十三磨刀雨，六月十三发大水”（指农历），意即即使在干旱最严重的年份，五月半照例有场小雨，六月半也总要发大水。可是这一年，从种到收，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直到秋罢，大寨全年降雨仅242.3毫米，不及正常年份的二分之一。全县除5个公社在7月上旬下过几场小雨外，其余15个公社从5月至8月滴雨未落。
严重的旱情影响到庄稼的生长。一天，陈永贵在回大寨的路上，不住地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立即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这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在随即召开的支委会上，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
训完了支委，陈永贵又出了一招：“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这是他惯用的办法，他要通过向大寨开刀，达到全县上下齐行动、共保苗之目的。在大寨支委“要求县委通报批评”后，陈永贵毫不客气地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了大寨，并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大寨发现问题后是如何改进工作，如何移苗补苗的。
这一招果然厉害。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补得更是一棵不缺。然而，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只达到0.7349亿公斤，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大寨尽管有多年的田间管理经验，有大寨田的威力，粮食产量也减产一成。
1972年的干旱一直延续到1973年6月初，整整17个月昔阳没有下过透雨饱雪。当1973年的春播时节临近时，整个昔阳5条大河全部断流，水库旱井悉尽干涸，80%的土地无法下种。虎头山上也干得冒烟，路上浮土掩踝，风吹遮目，就连耐旱力极强的“海绵田”也干到一尺多深了。而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他们蹲在地里用手刨坑，察看墒情，不无担心地说：“干了这么深，地怎么个种法？”
情况如此严重，这是一场比1972年更严峻的考验。眼看玉米播种期已至，土壤湿度尚达不到应有要求，陈永贵再次显示了不向大自然低头的气魄，他认为：“大灾就意味着大变，现在这场大灾，又不知道叫咱变成啥新样呢！”因此，他向全县发出了“一年旱大干，二年旱拼命干，三年旱夺高产”的响亮誓言。
为了对付干旱，陈永贵督促全县动员抗旱保苗。那段时日，他正在北京，昔阳的工作就由张怀英出面主持。县里买了几百个橡皮水袋，大的能装三四吨水，放在卡车和大拖拉机的拖斗上，小的能装半吨水，装在小平车上，往地里拉水。
昔阳县是个大山区，车辆少，水源也少，为了抗旱抢种，只能搞人海战术。当时，县里把所有可以动员出来的人全部动员了，“拢共仅有7万多劳动力的各队社不怨天尤人，不靠天等雨，呼隆一下出动了9万多人，许多学校放假，商店关门，老人儿童上阵，全县1948平方公里土地到处都有不愿做干旱奴隶的人们。”一切可运水的车辆都被利用起来，县里所有的卡车、拖拉机、马车、小平车，一齐出动往地里运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担水点种。小学生担不动水，就一人拿两个酒瓶，或者拿上脸盆、暖壶等装水。乡村大路、田间小路、山坡羊肠小道随出可见运水车辆和担水的人们，准备播种的土地已经犁开沟挖好穴，人们将拉到地头的水，担到地里，灌到沟里穴里，等水渗到土里后，再用镢头把干土和湿土搅拌均匀，种上玉米种子。一担水一般可以灌10个坑穴，种10株玉米。
时在县委机关供职的孔令贤后来曾回忆起当年的抗旱，他说：
困难的是水源。河已干涸，库无蓄水，就发动群众翻山越岭找水，利用一切小泉小水。许多地方拉运、担挑一趟水来回跑30多里路，一天3趟。直到最后连含矿物质多的废弃煤窑的水也抽上来使用。我所供职的县委机关以部门定点帮助大队抗旱。无论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事，无例外地每天都到农村担水。担水这活是重体力劳动，莫说长途，仅论从地头往地里担水，头一小时尚可，以后便感觉腰酸腿疼，头昏眼花。最难受的是担水的第二三天，扁担一上肩辄有浑身散架之感。为了搞好抗旱播种，县里专门成立了指挥部，频繁地开会布置、督促检查、现场指导。印象最深的是解决“地雷”“道轨”问题。由于土壤严重缺水，底层无墒，不少地块在穴播或沟播时浇上水边很快抱成团、结成塄、如地雷、道轨一般；这样播种是很难捉苗的。为此县里一再强调抗旱播种要讲究科学，浇上水后一定要搅匀干土和湿土，以增加墒情。
就这样，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凡是能运水的人都派上，凡是能想出的办法都使上，一切为了抗旱，一切为了抢种，一切为了秋后的收成。全县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五十多天，硬是把二十余万亩玉米百分之百地种满了。与此同时，全县的水利工程纷纷上马，捷报频传。
虎头山上，又一次出现了不屈的大寨人与黄土地的对抗。一辆辆运水的汽车拖拉机，一队队担水的男人女人，一群群刨坑点种的老者壮汉，构成那时节特有的画卷。有了上一年的抗旱经验，大寨人这次做得更细、更认真，他们为担水点种制定了八道严格的工序：一、按照一定要求的株距行距、大小深浅，一个挨一个地刨坑；二、坑内浇水；三、水渗下去，再把坑里的土刨虚翻活；四、种子要点到坑中央，不许稍偏；五、种子旁施农家肥；六、离种子稍远一点，施用化肥；七、磨耢覆盖；八、人工整地。
这八道工序的制订，使得播种的用工量大大超过了往年，也为秋后粮食的丰收提供了根本保障。按着这八道工序的要求，大寨在40天的时间里，高标准地种下了整整500亩玉米。事后，赵素恒做了个统计，大寨抗旱播种时期，总共担水12万担，刨穴100万个，每亩平均240担水、2000个穴。
陈永贵借着赵素恒的话，感慨地将之概括为“千里百担一亩苗”，并说这场抗旱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随后，他给中央写了封信，汇报昔阳人民抗旱的情况。随后，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分社记者杜虹以及《山西日报》记者魏旭光、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驻大寨记者段存章，以昔阳抗旱为主题，写了长篇通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于7月25日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天大旱人大干”的口号很快传遍全国。
1973年6月初，天终于下了场透雨。由于久旱的土壤含热量高，庄稼长得飞快，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9月，陈永贵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视察了全县20个公社，看着绿油油的田野，满心欢喜又把握十足地断言：“今年比七一年可能还要好，最低也能顶住一个七一年。”9月21日，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他又说：“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向中央写过报告，说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这在全国反响很大。春天和夏天是两个没有见过，秋天怎么样呀？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增产。”
陈永贵此言一出，媒体立刻又开始炒作：“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
然而，毕竟是经历了17个月的大旱，面对还长在地里的庄稼，往昔的估产经验也就未必见得还准，那年秋天又遭受了风灾霜灾，“没见过的大丰收”似乎更显得有些不靠谱。1973年，经过昔阳全县人民的拼死拼活，“一根扁担，两只铁肩”，“千里百担一亩苗”，秋后在粮食生产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当年全县产粮0.746亿公斤。其中，大寨粮食总产达38.5万公斤，平均亩产又达513公斤的新高。在大旱之年能有这样的收成，已是十分难得。“文革”以前，昔阳就是风调雨顺粮食产量也没有上过亿。1973年全县粮食总产值与大减产的1972年相差无几，与“最低也能顶住”的1971年相比，则少了将近40%。然而，陈永贵已发出豪言，报纸已将昔阳宣传得沸沸扬扬，不兑现产量无法向社会交代。于是，昔阳县委被迫组织公社书记汇报秋后产量，落实征购任务。
秋后汇报会时，陈永贵不在昔阳，城关公社书记李艾虎第一个汇报，他估摸了一下，就按1966年城关全公社粮食产量数字报了上去。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公社书记都按这个基数报。陈永贵从北京回来后，大家觉得无法向陈永贵交代，又第二次报产量。于是，“一个‘大丰收’的奇迹出现了。经陈永贵最后‘确定’，1973年的粮食产量为1.195亿公斤。”
昔阳县这样一报，就接近了大丰收的1971年1.2亿公斤的产量，虚报产量近4500万公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60%以上，相当于1967年以前昔阳一年的粮食总产量。
这一报，也报来了昔阳全县吐血大卖粮。是年，陈永贵下令给国家的粮食不仅不能少卖，还要像往年那样超额完成售粮任务。于是，昔阳把多年积攒起来的709.5万公斤储备粮全部挖空，又把社员的口粮从260公斤压到230公斤，同时猛砍饲料粮，勒紧腰带硬是售粮2500万公斤，超过包购任务1250万公斤。
这样卖粮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来1972年昔阳就多卖了余粮。那年昔阳大旱，大寨人省吃俭用，提出每人节约35公斤粮食。晋中地委给了昔阳400万公斤供应粮，但陈永贵谢绝了。他说：“我们要走大寨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大寨人“为了减少国家负担，能省吃俭用，我们全县也按大寨那样。”这样一来，人人少吃35公斤，就省下了700万公斤，一共“节约”了粮食1100万公斤。结果，“不仅没有吃国家的供应粮，还卖给国家三千万斤粮食，超过应包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多。”1972年粮食本已减产，社员又多卖了粮，生活自然会出现困难，而1973年建立在虚报产量基础上的大卖粮，更加剧了这一困难。
陈永贵曾在1958年坚决抵制过“浮夸风”，宁可不上天安门，也不放高产卫星。然而，在1972～1973年特大干旱考验面前，虽然昔阳县委领导和昔阳人民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但在荣誉面前，却失去了冷静。1973年昔阳人民苦干实干实实在在取得的0.746亿公斤的收成被虚报为1.195亿公斤，虚报了近4500万公斤。一世美名毁于一事，也为后来批评昔阳、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甚至否定大寨典型的人留下了话柄。
四、进入中央政治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势下举行的。就国内来说，“文化大革命”经过全面夺权，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缓解了天下大乱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稳定“文革”的既定格局，同时发挥党的最高组织形式的权威，重建党的各级组织。但就国际环境来说，南方美越战火仍在燃烧，中国的南大门很不太平；北方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边境冲突不断，尤其是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两国军队武装冲突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中央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过激估计和对反修防修必要性与两条路线斗争激烈性的“左”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反修防修，就要选用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尤其要选用基层的产业工人和农村贫下中农等体力劳动者，让他们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陈永贵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他既是出身贫寒、毛泽东亲定的劳动模范，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拥护者。在1968年11月19日至23日的昔阳县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举为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九大上，陈永贵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过一次会议。代表大会上，陈永贵和山西老劳模李顺达还双双当选为中央委员，也是山西仅有的两名中央委员。而当时陈永贵的上级，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还只是一名候补中央委员。
1970年11月21日至26日，中共昔阳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委书记。1971年4月12日至14日，中共山西省委三届一次全委会在兴县蔡家崖举行，陈永贵当选为省委书记。
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第三次访问大寨后，陈永贵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学期为3个月。当时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讲课，以提高这些中央委员的理论素质。尽管陈永贵对读理论书、尤其是马列原著感到很头疼，但他学得很认真。学习班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陈永贵就和王洪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主要讨论党的十大政治报告和参加修改党章的工作，同时还研究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等问题。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就十大代表的产生、王洪文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等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会议还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陈永贵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陈永贵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党的中央机构。陈永贵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关于陈永贵当选的经过，吴思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是这样讲的：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的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至此，陈永贵由一个扫盲识字的农民，进入了中央决策层，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令陈永贵心潮起伏，更让大寨人激动万分，小小山村顷刻间沸腾起来。
十大闭幕后，陈永贵乘专列返回大寨。车到阳泉，车站已经是人山人海，阳泉人民、平定人民和许多路经此地的旅客，为农村出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欢呼。车到昔阳，他的老朋友、老领导、老部下们，早已守候在车站。专为他准备的小车，载着他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大寨。
回到大寨，他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十大召开的情况。他首先回忆了十大开幕时的热烈场景：“等了时间不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出现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向在台上和台下的代表们打招呼，代表们鼓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代表们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陈永贵说到此处，昔阳县三级干部也鼓起掌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陈永贵继续描述道：“二十四日下午的大会开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外走，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啦，毛主席才往外走。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这位宁折不弯的刚强汉子潸然泪下，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人岗位上。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陈永贵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进了中央政治局，后来又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固然是他一生奋斗和各级党组织对他培养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和当时毛泽东的用人思想密不可分。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大力提拔工人和农民分子。
早在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春节座谈会）上就说过，历来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972年7月，他又在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和驻西德（当时的联邦德国）记者王殊等人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由于毛泽东认定选用工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防止干部队伍“变修”的有效手段，是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途径，因此，当时有一批文化基础较低的工人、农民直接升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永贵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北京某工厂工人倪志福、陕西咸阳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后来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女售货员李素文也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津的工人孙健后来也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要到中央工作了。早在十大召开以前，中央的调令刚下达，陈永贵便着手考虑大寨的人事安排问题。大寨是他20年苦心经营的得意之作，是他毕生心血所系。由谁来接任党支部书记，这关系到大寨未来的发展，陈永贵必须反复权衡、缜密思考。此时，大寨党支部已有24名党员，一批新生力量正在形成。陈永贵将在职的领导成员——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宋立英、贾承让、郭凤莲，支部委员贾来恒、贾存锁、贾长锁、郭爱莲，一遍遍在脑海中过滤，一个个在脑海中比较，最后范围缩小，目标锁定在贾承让、梁便良、郭凤莲身上。三人各有优点，贾承让资历老、有能力、有经验；梁便良正值盛年，威信高，任劳任怨；郭凤莲聪明肯干，有文化，脑子灵，嘴巴快。相较之下，贾承让年龄偏大，思想趋于保守，开创精神不够，梁便良则缺少文化，又不善言辞，还是郭凤莲让陈永贵感到更合适、更放心。陈永贵日思夜想，又和有关领导交换意见后，于1973年6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大寨党支部大会。会上，26岁的郭凤莲经选举接替陈永贵担任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仍然保留了大寨党支部委员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