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无形资本具有超额收益性，是目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国有企业的无形资本数量和质量将最终决定着国有企业的真实竞争力。因此，实现无形资本再造，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也必然是目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必须采取的对策。
再造理论的最初起源是来自于企业管理理论。是经过若干管理学专家的研究和发展逐渐形成的。
一、再造理论的起源
再造的思想早已有之，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的再造。但是，变革的思想本身并不能促成变革。变革的思想只有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变革。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市场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日本企业成了美国企业的强劲对手，持续的低速发展给美国企业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1991年美国经济破天荒地出现了负增长（-1.2%），更加深了经济衰退的印象。相对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结构和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成了美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枷锁。改造企业的呼声，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少数企业从80年代开始的企业再造探索，带动了90年代以来大范围的企业再造运动。在这场管理革命运动到来之间，管理学家们早就对在新环境下企业的管理理念、组织体制、经营模式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应做的全面变革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1957年，行为科学家麦格雷戈（D。M。McGregor）发表了《企业的人性面》一文。在该文中，他将建立在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管理观点称作X理论。X理论的观点是，多数人不能自我管理。因此，需要另外的少数人从外部施加压力。传统的组织结构、管理政策和措施都反映了上述观点。与其相应的管理手段是一靠金钱刺激，二靠严厉惩罚。麦格雷戈指出，在人们的生活还不够丰裕的情况下，“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当人们达到了丰裕的生活水平时，这种管理方法就无效了。因此，需要有一个关于人员管理工作的新理论，把它建立在对人的特性和人的行为动机的更为恰当的认识基础上。于是，麦格雷戈提出了Y理论。Y理论主张“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融合”，尽管“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W。Taylor）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也强调“雇主和雇员的真正利益应该是统一的和一致的”，但是麦格雷戈把尊重员工人格当做企业管理目的的本身。对企业员工的人性做如此超脱的理解，是那些限于世俗眼界、精于监督防范的经济学家们所达不到的。也正因为如此，企业的主管们一直也未能在实践中做到真正实现尊重个人的人性管理，行为科学家赫茨伯格（F。Herzberg）等人于60年代倡导的趣味工作法一直也没有得到推广。Y理论是企业再造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1961年，行为科学家利克特（R。Likert）在《管理的新模式》一文中提出四系统理论，其中的第四系统是利克特设计的新型、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一系统采用参与式管理方法，其领导风格是所谓的“职工导向型”的，它体现了利克特提出的“支持性关系原理”，即要想使组织具有高生产率，领导者必须使每一成员确信该组织中的一切交往与活动对他都是有支持性的；这样可使他们建立并保持一种高度的自我价值感，体验到自己对组织的重要性。利克特还特别强调工作群体的核心作用。所谓工作群体，是指一个小型组织，它应取代单个的人。成为组织构成的基本单元，由此构成一个新型的组织模式，即群体模式（Group Pattern）。利克特指出，领导要想充分利用每位下属的潜能，就决不能把他视为个人，而应视为一个或多个有效运行的工作群体中的一员。利克特的群体模式与企业再造理论所强调的以流程小组来构造新型组织的观点是一致的。
196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动力学家、教授弗雷斯特（J。Forrester）发表了《新型企业的设计》（A New Corporate Design）一文，提出了在电脑技术条件下新型企业的构想。十几年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Naisbitt）在读到这篇文章时，惊叹弗雷斯特竟能在那么早以前就能正确地预知未来的企业必须如何改造，并称这篇文章为指导再造企业的最佳蓝本。弗雷斯特在文章一开始就大胆提出：“在技术方面，我们敢于进行大胆的试验去证明那些新的构想、掌握新的知识，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社会结构方面，我们通常只是建议对习惯的做法做一些谨慎的修改，而不敢进行大胆的试验和革新。这是为什么？”他认为，在新型的企业中，必须取消上下级关系。因为“独裁式组织结构对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不管这种独裁式控制在早期作出过多大贡献，总之，越来越不合时代的需要了”。弗雷斯特认为，电脑将会在打碎金字塔式官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预言，在新型的企业中，将出现一种由个人经过自由磋商而形成的“不断变化的关系结构”。他在文章的结尾告诫人们：“对现有的组织实施渐进的变革，是无法迅速实现企业的变革的啊！”“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用新的形式，从头做起，建立一个崭新的组织。”弗雷斯特30多年前的预言，在今天的企业再造运动中正在变为现实。
1972年，未来学家托夫勒（A。Toffler）将一份企业改革咨询报告提交给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这份报告中的改革策略由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于1975年付诸实施，报告的内容于1985年以《适应变革的企业》（The Adaptive corporation）为书名出版。在书中，托夫勒写道：“我们眼下正经历一场经营管理上的危机，因而不得不对我们大型企业的运作方式、结构，乃至任务、目标，一一加以审视。”他在书中指出，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企业组织带来巨大的压力。“昔日的产品、管理流程、组织形式也大都不灵了”。在原报告中，托夫勒告诉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经理们：信息之重要，可能超过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在书的序言中，托夫勒写道：“变革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了：凡属企业，务必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各项基本观念，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妥即弃；否则，将落到历史博物馆里陈列品的下场。”由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是世界信息技术的代表，托夫勒预言：“这场以贝尔系统（即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分化改组为重头戏的通信革命中，恐怕没有哪一家公司，没有哪一国经济，能够不受它的冲击。”在原报告中，托夫勒建议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实行“非标准化生产”，建立“众星拱月”状组织模式，彻底改革管理流程。作者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展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改革方略。
1985年，奈斯比特和阿布尔丹（P。Aburdene）出版了《再创企业》（Reinventing the Corporation）一书。该书可以看做是对弗雷斯特《新型企业的设计》一文的丰富和发展。他们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如何采取改革行动，特别是对如何打碎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和如何建立新型的企业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策略。作者分析了企业创新的10点考虑，认为企业创新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吸引杰出人才，公司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和发展的环境，把企业创办成一个能让员工“干到老、学到老”的大学校；针对这一目标，公司经理的新职责是：辅导、教育和培养；过去那种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必须让位于网络式、工作群体式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模式下，人们可以互相学习，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资源，同时每个人又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支持与帮助；企业将由一些自我管理的工作组构成，企业要赋予自我管理小组更大的权力。并强调，公司创新进程中的一个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远景规划——这是一种关于公司发展的理想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的全新意识。这要求领导创新工作的公司领导具有超凡的综合工作能力：既有形成远大抱负的想象力，又有将其付诸实践的实际能力。对公司来说，只有确立来自直观和心灵相结合的宗旨或目的，才能真正抓住员工的心。如果缺乏远大抱负，公司和它的员工都不可能走得远，远大抱负是员工工作动力的源泉。可以认为，到《再创企业》一书出版时，企业再造理论已见雏形。
二、再造理论的发展
1988年，组织学家戴维斯（S。M。Davis）在《2001年的管理：现在管理将来》一书中，分析了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时空性质发生的变化，对企业在信息社会的管理理念和经营策略进行了哲理性思考。书中写道：“每个企业都可以对从产生需求想法到实现消费过程中的每一步进行周密的时间计划，并力图尽量减少这段时间。通过提高效率，一般能将这段时间减少10%～20%。如果你想更大幅度地缩短这段时间（如缩短50%以上），这就需要重新认识生产、分配以及交付这些活动本身了。”戴维斯指出，可以用信息技术来重新构造企业的价值增值链（例如：研究→开发→生产→分配→销售）。他特别强调了学习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认为“尽管资源的增长是有限的，但是，学习却是无限的，是最根本的可再生资源。”戴维斯在1991年出版的《2020年展望》（与比尔·戴维森合著）一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信息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指出如果信息植根企业，衰老的企业便能恢复活力并派生出新企业。书中列举了大量关于有远见的企业家如何以新技术改造旧企业，从而取得惊人效益的生动事例。戴维斯的研究对企业再造理论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
1990年，圣吉（P。Senge）博士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圣吉以他的老师弗雷斯特教授的《新型企业的设计》一文的构想为基础，融合了其他几种出色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发展出学习型组织的蓝图。圣吉认为，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是持续学习，并详细论述了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改进心智模式、建立共同远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的核心。通过五项修炼，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进而形成一种符合人性的、有机的、扁平化的组织，即学习型组织。他还分析了学习型组织的一些重要特征，如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远景，组织由多个创造型团体组成，组织具有“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结构，等等。《第五项修炼》出版以后，管理学家奥伯莱（R。Aubrey）和科恩（P。M。Cohen）出版了《工作的智慧》一书。该书详细分析了员工在事业生涯中“一边干，一边学”的五种学习技术，即陪伴、播种、催化、示范引导与收获。五种技巧循序渐进，呈螺旋式上升状态。在一个人的事业生涯中，循环往复的不断学习，构成了多个学习周期。圣吉等人的研究，是企业再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3年，哈默教授和钱辟先生出版了《再造企业——工商管理革命宣言》一书。该书对企业再造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书中称企业再造是工商管理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是开给美国企业的一剂“猛药”。两位作者把这次管理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并取分工理论直接起作用的领域——业务流程作为革命的突破口。他们的理论宣传和亲自参与的企业再造实践，把企业再造运动推向高潮。继《再造企业》出版之后，哈默与斯坦顿（S。A。Stanton）于1995年联合推出《再造革命》一书，这是一本指导企业再造实践的手册；哈默于1996年推出《超越再造——以流程为中心的组织怎样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一书，该书分析了企业再造运动对人们生活和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人们如何做好思想准备。后两本书的出版是对企业再造理论的丰富、发展和进一步诠释。至今，企业再造理论仍处在发展之中。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企业再造思想是由若干管理学家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渐形成的。到哈默时期逐渐成形，并由哈默用“Reengineering”这一词语命名企业再造思想和实践，成为企业再造理论集大成的第一人。由于哈默博士是电脑学教授，尽管他连续出版了几本论述企业再造的专著，其理论体系仍不够完善。企业再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尚有待于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
三、企业“再造工程”产生的背景
按照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哈默（M。Hammer）与詹姆斯·钱皮（J。Champy）的定义，企业再造是指“为了飞越性地改善成本、质量、服务、速度等重大的现代企业的运营基准，对工作流程（Business Process）进行根本性重新考试并彻底改革”，也就是说，“从头改变，重新设计”。为了能够适应新的世界竞争环境，企业必须摒弃已成惯例的运营模式和工作方法，以工作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运营方式。
企业再造理论的产生有深刻的理论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技术革命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和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西方国家经济的长期低增长又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些管理专家用3C理论阐述了这种全新的挑战：①顾客（Customer）——买卖双方关系中的主导权转到顾客一方。竞争使顾客对商品有了更大的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顾客对各种产品和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②竞争（Competition）——技术进步使竞争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越出国界，在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上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美国企业面临日本、欧洲企业的竞争威胁。③变化（Change）——市场需求日趋多变，产品寿命周期的单位已由“年”趋于“月”，技术进步使企业的生产、服务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下发展起来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面对这些挑战，企业只有在更高水平上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在低速增长时代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在这种背景下，结合美国企业为挑战来自日本、欧洲的威胁而展开的实际探索，1993年哈默和钱皮出版了《再造企业》（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一书，书中认为：“20年来，没有一个管理思潮能将美国的竞争力倒过来，如目标管理、多样化、Z理论、零基础预算，价值分析、分权、质量圈、追求卓越、结构重整、文件管理、走动管理、矩阵管理、内部创新及一分钟决定等。”1995年，钱皮又出版了《再造管理》一书，提出应在新的企业运行空间条件下，改造原来的工作流程，以使企业更适应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一全新的思想震动了管理学，一时间“企业再造”、“流程再造”成为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哈默和钱皮的著作以极快的速度被大量翻译、传播。与此有关的各种刊物、演讲会也盛行一时，在短短的时间里该理论便成为全世界企业以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IBM信用公司通过流程改造，实行一个通才信贷员代替过去多位专才并减少了九成作业时间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
四、再造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检索中，与“再造”有关的书目达972条记录之多，在超星图书馆的检索达39本，其中，与国外企业再造理论详尽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国内学者陈永忠和郭健于1988年12月出版了《大企业经营机制再造》一书，内容涉及市场观念的再造、产品质量的再造、管理体制的再造、集团的重组兼并、企业文化的重塑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个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再造的概念和定义，但是却直接应用了再造的字眼和实际的内涵来解释国有企业机制的再造问题，与国外的企业再造理论不谋而合。文中始终没有提及国外企业再造理论的发展，但是却直接运用了企业再造理论中重新塑造和彻底改造的精髓来统领全书，因此，这是一部国内研究企业再造理论的最早著作。
自此之后，1989年罗德润、石沿文、黄学忠等联合出版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与经营机制再造》一书，与陈永忠和郭健对再造理论的研究如出一辙，基本的内涵与意义都是与企业机制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国外企业再造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逐渐引进国外企业再造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予以发展。1995年杨朝阳博士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小林裕著的《企业经营再造工程——改造企业的简易守则》一书，国外企业再造理论在国内得到了传播。1996年12月，张金成教授与其几个同事出版了《再造工程——企业竞争力的新支点》一书，书中对哈默和钱皮的企业再造理论进行了详细客观的介绍，文中对再造的理解与国外企业再造的内涵基本一致。这表明国内学者关于企业再造的理论已经与国际接轨。
但是，国内学者对于企业再造的研究没有局限于以信息技术为背景，以业务流程再造为核心来指导中国的企业改革，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把再造理论进行了泛化，除了业务流程再造以外，应该把再造的理念扩大到涉及企业的各个领域。归纳来讲，对再造的理解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将企业再造的主要内容界定为过程创新、过程改善、过程再设计，主要是对企业业务流程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和彻底的再设计，这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二是将再造上升为企业战略层面，以战备——结构——过程为思路，进行企业战略调整，结构重组以及业务、财务、组织方面全面跟进，是从总体到局部的全面变革。国内学者对企业再造的理解是基于第二个层面的，单纯的业务流程再造是企业再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申米玲，2003）。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企业再造的内容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认为广泛的企业再造的内容可分为4个部分：业务再造、财务再造、组织再造、流程再造。业务再造的要点在于立足于长期战略而对企业业务活动范围进行的调整、平衡，涉及放弃一些业务和兼并业务，即通过一系列兼并、剥离和分立等构造企业新的业务组合。财务再造涉及调整企业的资产、债务组合，对股东支付更多的红利、调整现金收入结构等。财务再造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举债收购或杠杆收购。在美国，财务再造在一定程度上已取代业务流程再造而成为企业主要的业务战略。组织再造涉及企业结构、制度的变动，旨在提高企业队伍的效率。组织再造是企业对环境变动的有效反应。组织的设计在于按最优的方式确定和协调整个企业的业务活动。内部流程再造是“将组织的作业流程做根本的重新思考与彻底翻新，以便在成本、品质、服务与速度上获得戏剧化的改善”（申米玲，2003）。
国内关于企业再造理论的研究不仅向综合化发展，而且也不再仅局限于企业范围进行研究，而是广泛涉及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个领域，关乎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多方面。如政府再造、企业家再造、金融体制再造、民营经济再造、企业文化再造、灵魂再造、领导能力再造、智力再造、肢体再造、文学再造、村庄再造等，再造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国外关于再造理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企业，也出现了政府再造、企业家再造等研究，因此，再造理论越来越成为一种分析工具，成为一种方法论，而不再局限于流程再造。再造理论的泛化应该说无可考证，因为关于再造理论的书籍太多，再造成为一种时髦的词语满天飞，海量的数据难以进行分析。下面罗列一些最近十几年出版的与“再造”有关的书籍，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该词的多元含义。
（1）《软件再造：面向对象的软件再工程模式》，作者：Serge Demeyer stephane，Ducasse Oscar Nierstrasz，莫倩、王恺译，页数：182，出版日期：2004年10月第1版。
（2）《会计再造：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启示录》，作者：林钟高、魏立江，页数：333，出版日期：2004年4月第1版。
（3）《联想再造》，作者：李建立，页数：232，出版日期：2004年3月第1版。
（4）《流程再造：理论、方法和技术》，作者：梅绍祖、[美]James T。C。Teng，页数：361，出版日期：2004年2月第1版。
（5）《再造空间：室内空间的分与隔》，作者：田宝川，页数：58，出版日期：2004年1月第1版。
（6）《突破：再造领导学习力》，作者：于和，页数：174，出版日期：2003年11月第1版。
（7）《都市社会的微观再造·中外城市社区比较新论》，作者：叶南客，页数：318，出版日期：2003年4月第1版。
（8）《中国大型工业企业战略性再造研究》，作者：任佩瑜，页数：752，出版日期：2002年8月第1版。
（9）《再造魂魄——企业家精神与民族工业的世纪对话》，作者：徐林、吴秀生，页数：310，出版日期：2002年2月第1版。
（10）《八天再造企业家》，作者：崔巍，页数：337，出版日期：2002年2月第1版。
（11）《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作者：[美]奥斯本·普拉斯特里克，谭功荣、刘霞译，页数：415，出版日期：2002年1月第1版。
（1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再造工程》，作者：仝志敏、王丽娟，页数：246，出版日期：2000年12月第1版。
（13）《知识经济与经理人再造》，作者：王志平，页数：242，出版日期：2000年10月第1版。
（14）《再造中关村》，作者：李涛，页数：356，出版日期：2000年9月第1版。
（15）《“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作者：朱文华，页数：434，出版日期：2000年3月第1版。
（16）《投融资体制改革·再造经济扩张的持久良方》，作者：李秉祥等，页数：345，出版日期：1999年8月第1版。
（17）《二十一世纪经济谁主沉浮知识经济：从微观再造到宏观重组》，作者：李廉水，页数：459，出版日期：1999年5月第1版。
（18）《拒绝与再造》，作者：沈奇，页数：337，出版日期：1999年12月第1版。
（19）《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作者：乔力，许总著，页数：299，出版日期：1999年12月第1版。
（20）《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修复与再造》，作者：赵德伟，页数：176，出版日期：1998年7月第1版。
经过多年的发展，再造理论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方法论，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是指对某领域的特定对象进行系统地彻底地思考，通过多种手段使该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再造理论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卫生等多个领域都被广泛应用，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