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准备在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9位同志列席了全会。
全体与会人员，除中央主席、副主席外，按地区分为6个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
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通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之后，宣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
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会议头两天的讨论
各小组在会议前两天的讨论中，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1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还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体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法就是用经济管理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权机构改革。一是党、政要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是党专政。党是起领导作用，是领导一切的，不是讲党直接专政。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
同一天上午，西南组有同志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讨论后，向中央提了五点具体建议：（1）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2）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3）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4）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5）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3.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常委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介绍，看了四人的书面检讨后，颇为不满。对这四人的批评便成为12月20日以后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20日，有同志向西北组提交书面发言，对汪东兴提出比较系统的、严厉的批评：
汪东兴同志的这个检讨，令人大失所望，和他所担负的职务是极不相称的：
一是上推下卸；二是避重就轻；三是应付交卷。
建议中央考虑他本人的请求，免去他所兼任的一切职务，以利于汪东兴同志加强学习，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同时，希望汪东兴同志尽快地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建议中央下发各委员和各单位，以利监督汪东兴同志改正错误。
各小组对纪登奎的问题进一步揭发和批评，有三十多人发言。他们指出：不解决纪登奎同志的问题，河南就安定团结不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有困难。必须解决好纪登奎同志的问题，否则河南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是心有余“纪”。
各小组对陈锡联问题的揭发与批评，较多地集中在他捧毛远新和在东北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当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虽然四个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和他有直接联系的，有的实际上是因他的错误而犯的，但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基本上没有人提华国锋的错误或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更多的是对华国锋所作的自我批评的高度赞扬，有的甚至还替华国锋的错误辩护。不能不说这是党内个人崇拜等消极现象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
4.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安排
会议的前三天，大家的注意力放在历史问题和几个犯错误同志的问题上，对会上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这三个文件，各组发言中很少涉及，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泛泛而谈。
从12月20日下午开始，各小组的发言开始比较多地涉及这三个文件。有从宏观方面谈农业和农村问题和两年计划安排的，也有不少是对这三个文件的内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中南组有同志希望，文件要充分反映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民主问题。东北组有同志建议，计划安排和体制改革都应当体现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先走一步，发展快一些，使一部分工人农民生活先好起来以及权力下放、给下面以机动权的精神。西南组有同志认为，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努力调动社队干部的积极性；二是要落实好农村经济政策。西南组还有同志指出：20多年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经验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很多方面搞的是“左倾”盲动。他列举了14种表现，说：我们党吃“左倾”盲动的苦头太大了，应该总结这个教训。建议在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文件中把这个意思写进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胡乔木受中央委托，综合各组汇总上来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的两个文件，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再次进行修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决定（草案）》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决定（草案）》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决定（草案）》对不少政策作了新的规定，与原有政策相比有很大突破。如：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规定三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要逐步提高到18%；规定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1年至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并减少50亿斤，绝对不许购过头粮；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逐步相应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适当补贴；规定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降价10%至15%；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要发展小城镇建设；要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村干部的积极性；等等。
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5.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会议期间，各小组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增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人选均表示满意，一致积极支持。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九人。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中共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开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供中央参考。1978年10月25日、12月2日先后两次拿出方案上报中央，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泛征求意见。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就中纪委组成人员问题第三次向中央报告。报告中说：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60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是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按我们党的状况，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我们认为，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99人是适宜的。中组部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附上了他们提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
根据这一方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组成人员是：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女），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常委帅孟奇等23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其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人物：如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的帅孟奇；有年仅39岁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多吉才让；有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主要负责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有在基层辛勤工作，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女公安干警刘丽英；有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确实如中组部向中央所汇报的那样，这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是很有代表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的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中组部提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
6.全会公报的通过
12月22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会，华国锋讲话。他着重讲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指出，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把握好五个“一定”：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第二，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三，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第四，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第五，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陈云也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很高的评价：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会公报，是全会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12月22日，各小组重点讨论公报稿。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公报写得很好，同时，对公报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为写好公报花费了很多心血。
全会于12月22日通过了公报稿。23日，胡乔木又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意见，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当天下午6点，中央常委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开头讲了会议的概貌，以及通过的文件和人事决定。公报的主体分五部分，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主要成就。
第一部分主要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公报》指出：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二部分主要讲经济问题，包括体制改革、农业问题等。《公报》指出：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要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部分主要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健全民主与法制问题，《公报》指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部分主要讲思想路线问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评价。《公报》指出：
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五部分主要讲党的民中集中制、党规党法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公报》写道：
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它以其特有的成就和建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邓小平也以其推动伟大历史转折和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功绩载入史册。
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该刊1979年第1期序言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