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预先设定的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首先提出及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在沈阳军区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再搞三年五年吧？我说你们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关于及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同意。
10月11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工会七大致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向全国宣布了重点转移的决策。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新的任务，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共有212人出席会议。他们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其中有的是中央委员，也有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议分六个组：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项：（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同时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华国锋指出，我们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是鉴于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到了胜利结束的时候，同时又是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要求我们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
2.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同时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针对华国锋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由有关机关去解决的主张，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出重大历史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列举了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的问题。中央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会议简报将陈云的发言全文刊出，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纷纷发言赞成并发挥陈云的意见。大家都认识到，不解决这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3.中央政治局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话，宣布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他说：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多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1975年发的23、24、26、27号文件，1976年发的2、3、4、5、6、8、10、11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该作废。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曾经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但是，经过审查，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得到与会同志的充分肯定，认为上述决定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好传统，对实现安定团结有重要意义。
4.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对天安门事件中央仍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直到1978年下半年，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阻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在党内、在社会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邓小平复出后，这方面的思想和行动更加公开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天安门诗抄》的出版、话剧《于无声处》的公演，就是集中表现。
为弄清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388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
8月9日，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因四五运动受到迫害的北京房修二公司机械大队推土机司机、22岁的共青团员韩志雄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宣布为韩志雄和贺延光这两位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青年彻底平反。艾青作《在浪尖上》赞颂四五运动中的英雄，此诗传诵一时。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1月15日的《北京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指出：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的是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肯定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胜利。
5.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解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后，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两个凡是”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在小组会上，大家对一些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政治局委员，其中对汪东兴、纪登奎两人更加尖锐。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揭发和批评，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在各自所在的组作了程度不同的检查。
6.中央人事调整“不能下，只能上”
邓小平11月5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1月14日才回国，所以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邓小平回国后，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会议上，并在许多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关于中央有错误的几个领导人的处理问题，邓小平说：
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在此之前，有人曾提出过增加政治局委员管组织宣传的建议。在此之后，与会者提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加人的意见就逐渐多起来了。
12月1日，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没有转到讨论经济工作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又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通过他们向会议打招呼。邓小平作了重要谈话，再次讲到中央人事调整问题，他说：
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三个人，一个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
7.一定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在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对“两个凡是”等问题的批判的过程中，与会同志以亲身的经历和切肤之痛，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几年，“左”的错误在党内登峰造极，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大家比较一致和集中的结论是：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破坏。为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的讨论中，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加强法制建设，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
粟裕在发言中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谭震林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诉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张震发言批评说：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应总结教训：（1）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2）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闭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3）政策多变，失信于民。（4）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
胡耀邦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为了很好地总结党内民主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叶剑英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问题。
他指出：
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8.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他强调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他又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指出：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净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要在经济政策上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他说：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虽然是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近20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盛赞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说这个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9.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对于会议的情况，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概括。华国锋说：
中央开了三十六天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二百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集思广益。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中间，同志们对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