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叶剑英提议与中央决策
1978年9月下旬，为解决理论界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
邓小平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邓小平明确表态和打招呼以后，来自高层的压制有增无减。甚至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成“非毛化”、“丢刀子”、“砍旗”。刚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组织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汪东兴听说此文是按《实践论》思想写的，即说“重温《实践论》好”。熊复就拿《重温〈实践论〉》做了正标题，于9月19日送给中央常委审阅。叶剑英感到理论战线上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国务院务虚会的方式来讨论解决，故在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那时，邓小平刚出访朝鲜归来，正在东北视察；中央领导人10月出国访问活动又较多，于是中央决定理论工作务虚会推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行。
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宣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的决定。12月31日上午，刚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央宣传系统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上同大家见面，发表重要讲话。他还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决定，1979年1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希望有关单位，就需要打破禁区的理论问题，列出清单来。
2.会前的准备
1979年元旦刚过，胡耀邦、胡乔木就为准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忙碌起来。他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胡乔木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三是胡耀邦写好一篇《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应胡耀邦的约请，在中宣部碰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究竟什么含义，科学根据是什么，继续使用好不好？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是否始终存在？应当怎样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提出质疑，并明确表示否定的倾向。胡乔木提出的这些问题，对开好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很好的引导。
1月6日，胡耀邦为即将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写好了一篇讲话稿：《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引言》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是要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引言》肯定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议一议还有哪些禁区、哪些精神枷锁应当继续破；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胡耀邦还提出具体任务：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
1月7日至11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在11日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讲了开法和具体要求。
在正式开会之前，胡耀邦1978年12月31日上午在中央宣传系统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胡乔木1979年1月3日在中宣部碰头会上的讲话等六个文件，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先印发给出席会议的同志阅读。
3.会议第一天
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共有160余人，主要是理论宣传各界的代表。一些在党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作为特邀出席者也参加会议，受到热烈欢迎。还有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领导同志，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等。
因此会前，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已经印发给到会成员。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没有再念他的讲稿。他宣布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以后，就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理论战线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今年撰写理论文章以及会议的开法等四个问题讲了意见。
关于总结经验和教训，胡耀邦说：可以总结两年来的，可以是十年来的，也可以总结三十年的。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目的是使今后的理论宣传、理论研究搞得更好，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胡耀邦着重讲了理论宣传战线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讲一讲。一是对待干部，绝不能轻易打倒；二是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种缺点、那种错误，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防止片面性，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搞得更有说服力、更好、更健康，避免或减少错误。他还说到，对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事情，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
胡耀邦提出今年要撰写一批理论文章。分两个方面：一是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没有批深批透的，甚至还没有触及的问题；二是目前出现的新事物，提出的新问题。
对会议开法，他说，第一段主要是小组会，开到26日，春节（28日是阴历正月初一）休息；2月1日继续开，开到12日左右。第一段开完后，休会一星期到十天，准备向中央汇报。第二段拟以中央名义召开，开十天左右，请各省派人参加，会议扩大到400至500人。大会发言由各组安排，也请特邀的同志发表意见，作些指导。会上，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还要讲话。在北京开会的同时，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收上下呼应的效果。
4.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从1月19日起，会议分五个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揭发批评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的错误，进一步分清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的是非上面。
1月19日上午，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位同志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联合发言评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遭到压制、打击，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的经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以及在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肯定的情况；对双方的主要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指明：“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联合发言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坚持“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李鑫等同志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会上对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也作了程度不同的检讨。其中对中办、毛著编办副主任李鑫等的揭发批评更多一些。2月2日，李鑫在小组会上讲“两个凡是”的社论的错误问题。承认“我犯了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表示“社论是我主持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任”。他讲了社论的写作背景和经过，并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分清是非方面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用大量事实，说明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5.探讨理论问题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另一个重点。
引起许多人关注、讨论得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认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个包含着若干正确论断，同时又是一个不完全的、包含着一些错误的、并被严重歪曲篡改了的理论体系，赞成保留；多数人主张抛弃，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只要我们正视“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就不难决定对这个理论应取的态度。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会上谈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有同志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或始终存在，这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位同志对二十多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和分析，得出结论：“证实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1957年初所作的讲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现状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时又指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阶级状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是导致八大所确定的战略转移未能实现的主要祸根。
民主问题也是会上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指出：“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指出，领袖终身制的效果是不好的，民主选举比较好。另一位同志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上就会出现羡慕资产阶级民主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终身干部制对发扬民主是个大障碍。
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单是经济学家，也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第二组一位经济学家深刻地指出：不能用以什么为纲来代替按比例发展。而且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每个时期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不是每个时期都是“以钢为纲”。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上，着重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而不应该放在提高发展速度上。
会上不少同志提出：“历史研究要解放。”他们说：“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讲实话，讲真话，不能按照某种现成结论，简单地服从一个现成政策。”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6.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无论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还是探讨理论问题，都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如何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我们党应该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
有人指出：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禁区要继续打破，而最大的禁区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许多禁区问题都涉及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方面绝不能动摇，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强宣传。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对毛泽东同志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是不是搞“非毛化”？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与会者作出响亮的回答：“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第三组的一些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简要的总体评价。其中一位说：我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是不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毛泽东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但是从五七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是严重的，几乎把革命断送。
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但远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完满完成。
7.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要求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理论宣传战线的任务。与会同志从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出发，对此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与会同志指出，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有四个问题：（1）学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的根本学风。把正确的理论与真实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的目的。（2）理论民主问题。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不准探索，不敢探索，理论工作就没有生气，理论就不能发展。（3）理论研究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的关系问题。这些年实际上只搞理论宣传，不搞理论研究。（4）理论工作的党性和科学性问题。二者是统一的，其中根本的是科学性。
关于理论民主问题，有同志指出：因为理论属于思想范畴，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发扬民主尤其重要。我们既要反对理论工作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也要反对把理论问题不加分析地简单地看作是政治问题。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反前一种倾向，结果把一切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不承认有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这也是极左的一种表现。对发扬理论民主，他提出三点具体建议：（1）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三不主义”。（2）“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以前，由于在理论讨论中发表不同意见或对革命领袖在理论方面一些提法有相反看法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人数不少，要认真进行清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以平反。（3）出版一个内部讨论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总的原则指导下，自由发表意见，深入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许多同志提出，要发扬理论民主，必须批判《**********》。要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平反；要坚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平等的原则；在理论研究中提倡自由讨论；不能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等同起来。
来自教育部门和院校的同志指出：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是我们党的整个理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课教师近一万人，是我们党在整个理论宣传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应该加强和改善，而不是因噎废食、削弱和取消。政治课内容要彻底改革，不然就无法适应当前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这个伟大战略转变。
8.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出现的偏差
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展开，“左”的和右的思潮此起彼伏。1978年秋冬，思想解放运动受到保守僵化势力的攻击。当时走在思想解放前列的领导同志中有好几位姓胡。极左派比附，把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说成是“五胡乱华”。有顺口溜在社会上传播，指名道姓地说什么“胡耀邦‘胡说’，胡乔木‘胡写’，胡绩伟‘胡编’，胡启立‘胡来’，胡克实‘胡闹’”，把中国的秩序搅乱了。还说，胡耀邦和胡乔木是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尽拉奇谈怪论的调子。在沙滩老北大红楼前西侧的那垛矮墙上，出现名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张贴的长篇油印传单：《必须批判胡乔木、胡耀邦的修正主义》，并广为散发，明目张胆地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批判了“凡是”派，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退了极左思潮，可是右的社会思潮又泛滥起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有些地方就出现少数人闹事。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会议召开期间，错误思潮泛滥的情况有增无减，且有不断蔓延之势。
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武汉、广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八十多个。其中有些是被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在北京，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中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1月6日，任畹町等散发《中国人权宣言》的传单。北京市一名女工同一些上访人员组织“公民上访团”，到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闹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的油印刊物。北京公园服务处工人魏京生主编的《探索》是其突出代表。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期间，这个刊物登载文章，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这个油印刊物在北京、天津广为张贴、散发、出售。贵阳有八个工人，到北京宣布成立“启蒙社”。发展组织，宣扬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观，用大字报给卡特写信，要求访问美国。3月，几个头头又在北京成立“解冻社”，发表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这股错误思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不少参加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个别人还直接间接地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在理论务虚会召开以后，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的。在探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会上出现的某些观点确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社会上出现了错误思潮蔓延，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出现了一些右的偏差，会议第二阶段当然就很难按原定计划进行下去了。
9.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讨论于2月15日结束。3月28日复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召开，名称加上了“全国”二字，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3月27日上午，邓小平就准备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现在该讲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坏事斗争。要把少数坏人和群众分开来。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理论要为政治服务。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
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讲话中肯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也肯定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观点提出批评。
针对当时正在蔓延和泛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潮，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历史具体的、充分说理的批驳。同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了具体深刻的阐述。
邓小平在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开宗明义指出：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扼要分析了中国国情“至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指出：“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
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项进行具体的、充分说理的分析。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段，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论。邓小平用五四运动以来60年历史，说明中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通过历史具体的分析，说明中国现在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间所取得的胜过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的进步，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论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项原则时，邓小平着重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深刻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的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同时，针对少数人闹事打着民主的幌子来淆惑视听，邓小平着重强调，“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他郑重地说：“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时，邓小平通过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的具体分析，运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事实进行对比，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确实犯过错误，但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每一次都是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主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论述“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提出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新的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提出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讲了意见。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等。
邓小平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10.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对邓小平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组讨论了三天，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在4月3日结束了。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与《引言》相应，称为《结束语》。
胡耀邦在讲话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接触到当时议论纷纭的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问题，他说：“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30年过去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当时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怎么样？站得住站不住？
第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生的最具重大意义的事情，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最重要的成果。有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完满了。
第二，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是邓小平对第一阶段的评价，胡耀邦在《结束语》中加以征引，表示赞同。30年过去了，回头来看，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是发扬了民主风气的。从总体上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
第三，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批评意见，实践证明是切中肯綮的。邓小平提出批评关心爱护的态度、分寸的把握和悉心引导的方法，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11.理论工作务虚会后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后，理论界有人继续在公开场合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上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斗争，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979年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依法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委会宣布禁止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宪法上规定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讲话，将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同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把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最近与一些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他还严肃地指出：“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为了保证安定团结，他“建议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规定必须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不允许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合法化、公开化，并提出依法取缔、处罚和处理等八项要求。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同军队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谈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他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但是，在随后进行的批判却受到抵制，文艺界的一些人反而同情被批评者。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邓小平于1981年7月17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当前思想和文艺战线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就要亡国。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着重对《苦恋》进行了批评。并指示《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
1981年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贯彻邓小平7月谈话，讨论、部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纠正软弱涣散状态。会议提出“三个必须做好”：必须做好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必须做好对1980年底以来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错误言论和作品的清理，选择其中一些主要的错误的东西加以批评；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必须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
根据邓小平7月谈话和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精神，《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的署名文章。《人民日报》10月7日转载。文章指出，《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文章分析和批评了作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11月25日，《苦恋》作者给《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写了《关于〈苦恋〉的通信》，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的思想转变和对于批评由衷感激之情。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软弱涣散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暂时受到了抑制。但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很快又再次泛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