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从1976年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种种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在城市，调整部分职工工资、支付加班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发奖金）；提高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在农村，实行减轻或免征（低产缺粮生产队）农业税、降低农用物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社队企业等措施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先后召开计划、铁路、工业、财贸、煤电、运输、粮食等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开展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性运动，工业交通各部门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恢复正常，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7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067亿元，超过计划4.4%，比上年增长10.7%。其中，工业生产总值3728亿元，超过计划3.6%，比上年增长14.3%；农业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粮食产量5655亿斤，比上年减产71亿斤，但农业总产值1339亿元，仍比上年增长1.7%（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2.37亿元，比上年增长1.6%。进出口贸易总额272.5亿元，比上年增长3.2%。全年财政收入874.5亿元，超过年初预算指标6%，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收入水平。当年财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收不抵支的状况。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32.8亿元，比上年增长7.1%，库存总额增长12%，市场供应情况开始好转。1978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发展。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滋长起来。早在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社论，就作出了“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的估计。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提出：不能满足今年工业增长10%的速度，12%的速度也不满足，要争取更高的速度。强调今后“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197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在“新跃进”的指导思想下，政府决策部门不断拔高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
华国锋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他没有认识到，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是一种低基础低水平上的恢复性质的增长。华国锋在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国民经济扭转了‘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走上了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在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又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年多中间，我们挽救了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使它开始转上持续增长、健康发展的轨道。国民经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是表现在一个或几个部门和地区，而是表现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
为研究加快发展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组织“新跃进”，从1978年7月6日起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开了两个来月，一直延续到9月11日。
会上有两个重要文件值得注意。一个是7月28日胡乔木的长篇发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个是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李先念讲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报告强调实事求是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指出：“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
会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和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会议还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强调放手利用我国资源，要利用外国资金，要从外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措施。
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跃进”，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会议的整个调子是要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华国锋的提法是“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对各项经济指标，这次务虚会又在已经过高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基础上加码。陈云对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就已表示过不同意见，看了务虚会的简报，觉察一股急躁冒进之风正在形成，分别对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和谷牧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国务院务虚会后，加快了引进项目的谈判步伐，有的部门突击签订谈判协议。到年底，共签订了78亿美元协议，其中31亿美元的协议是在1978年最后十天签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化工项目）基本上没有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造成很大损失。
“新跃进”实际是“新冒进”，因其以盲目引进为突出问题而被称为“洋跃进”、“洋冒进”。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造成了一系列新问题。到1978年秋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的增长不能适应工业增长的需要，甚至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轻纺工业许多重要产品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品种不多，市场供应不充分；各个工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基本建设同时进行的项目过多，许多工程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妨碍职工、企业、地方、中央部门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设备、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全国重点企业的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和原材料消耗指标分别只有43%和55%，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有24%的国营工业企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亏损。这些矛盾和失调的情况，只有进行必要的调整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