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很多股东都愿意把大量股票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不过巴菲特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只是在过年时给每个孩子和他们的配偶l 万美元。
在巴菲特看来，他的孩子都十分开朗坦率。他们也都像自己一样渴望成功，只是不像父亲那样年纪轻轻时就名扬于世了，他们都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他们三个都是在大学就中途辍学了，他们不仅早婚，并且婚姻都不顺利。经济上，孩子们都继承了祖父留下的遗产，父亲则帮他们在伯克希尔· 哈撤韦进行了投资。因而，他们每天无所事事还是能成为百万富翁。
1抠门的父亲
“如果因为出身富贵，手里就有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免费食品券，我认为这是有悖公平的。
1980 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愤慨的文章，讽刺那些富豪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巴菲特认为，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财富，代表着一堆“承兑支票”，最终目的是要造福社会。他抨击的目标对准了富豪赫斯特，因为赫斯特将自己的大量钱财挥霍在极尽奢华的圣西蒙城堡上，因而抢占了“大量本可以用于其他社会福祉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巴菲特也瞧不起那些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豪。例如，晚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却多次声称分割了多少财产”。巴菲特觉得从公正的角度来说，杜邦家族或许认为“自己明察秋毫地发现政府发给低收入者的食品券效果越来越差了”，然而他们“私人发放的食品券却多得根本用不了”。
杜邦家族当然不会了解巴菲特家族。巴菲特有一个堂弟是出租司机，一个侄子在爵士乐队表演。他们当中部分人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不过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从不会损公肥私给他们什么关照，也绝对不会透露任何内幕消息。他觉得，假如家庭成员之间没有经济依赖这种令人讨厌的东西，相互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无间。
此外关键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上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不再给孩子们经济帮助。他很担忧给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品券”可能不利于他们的前程，所以拒绝给他们任何的经济帮助，但即便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都认为这样的帮助是应该的。
巴菲特的这种想法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当格雷厄姆的门徒们在讨论给自己的孩子们留多少财产比较合适时，巴菲特说有几十万美元就足够了。拉里蒂什反驳说：“沃伦，你错了。如果孩子们在12 岁时还没被宠坏，那他们就不会被宠坏。”那时候正准备让儿子接管《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 格雷厄姆说：“在这一点上，我和沃伦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巴菲特其实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们，并且他也是个宽容、开明的父亲。他支持孩子们沿着自己心目中期望的足迹去奋斗，每当有人遇到事业或婚姻上的困难时，他总会十分耐心地劝导他们。不过一旦涉及金钱的时候，他的态度立马就会来个180 度大逆转，变得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仿佛他的孩子们就像刚和他一起开始经营生意的伙伴。他的这一做法的确有许多聪明之处，巴菲特对待孩子时就好像在职场打拼一样，从来都不存在折中的余地。当女儿苏珊想要20 美元在机场泊车时，她都一定要给父亲带回发票。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必须要签署贷款合同，白纸黑字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从始至终公事公办。
由于平日里巴菲特的这些限制，所以当他给孩子们1 万美元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到非常兴奋，仿佛收到了几百万美元一样。当孩子们还只是学生时，巴菲特曾经给杰里· 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不希望过早地给孩子们一大堆钱，至少也要等到他们自己搞清楚“树上怎样才能结出果子”时。逐渐进入青年时代的苏珊、霍华德和彼得觉得父亲依然把他们当做尚未成材的幼苗。其实在他们心里也同意父亲的做法，还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不过他们仍然忍不住想，就像霍华德曾说的一样，为什么他不能“表现得态度柔和一些”，有时候孩子们也会讨厌父亲心中这种非常固执的想法。
女儿苏珊曾经卖掉了一些股票，买了一辆保时捷跑车。她在婚姻失败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且和凯瑟琳· 格雷厄姆保持联系。凯瑟琳· 格雷厄姆帮她在《新共和》报社找了一份从事管理的工作。1983 年苏珊再婚，她的丈夫阿兰· 格林伯格是一位律师，不久后成了国会的一名法律顾问。巴菲特和妻子对格林伯格都非常满意，他是那种长相平凡不过却性情温和的人。
在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圈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珊所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都卖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只好把房子的一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只保留了一间很小的厨房。苏珊怀孕后希望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在孩子出生后能再添张桌子，并且开个通往后院的小门。她算了算，大概要花3 万美元。苏珊当然明白父亲不会为她付钱的，所以就向父亲申请贷款，然而父亲开出的利息却很高。
最后，巴菲特还是拒绝了。
“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巴菲特劝她说。他们好好地谈了一次。巴菲特解释说，假如他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橄榄球队的四分卫，如果只把球传给子女那是很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一样。这个比喻十分“合理”，但并不“合情”，仿佛苏珊只是个外人，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她最关切的利益。这也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
在苏珊快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时常卧床不起。她的朋友凯瑟琳· 格雷厄姆时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凯瑟琳惊愕地发现苏珊只有一台非常小的黑白电视机，她劝她买台大点的彩色电视机。当苏珊说她买不起时，凯瑟琳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巴菲特的女儿说出来的话！不管怎样，巴菲特自己都有台大屏幕彩电。凯瑟琳立即就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这回巴菲特终于软下心肠，为苏珊买了台好点的电视机，不过凯瑟琳依然忍不住替他感到丢人。
或许赚钱就是巴菲特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巴菲特似乎觉得所有人也都只关心钱。
他可能觉得苏珊会以钱来衡量新电视，就好像他自己一样，或许这样的礼物将改变女儿活泼开朗的性格。然而在苏珊眼中，它只不过是台电视而已。
然而苏珊非常崇拜父亲，很愿意接受父亲的意见。她觉得厨房事件只不过使她了解了父亲的一部分而已，她曾说：“父亲是个很坦率的人，只是不给我们钱罢了。
巴菲特适合做什么样的慈善事业巴菲特的慈善之心就好像给孩子们钱花一样，使他感到非常矛盾。即使是为了慈善事业捐款，也一样让他感到心里不畅。巴菲特心里总是有个疙瘩，假如让他掏钱，就等同于减少了自己手中能够用来赚钱的资本。
很多年以来，巴菲特基金会都是一个笑谈。当1979 年巴菲特已经拥有1.5 亿美元时，基金会的资金捐赠总额只有区区72.5 万美元，那时他个人只捐了38453 美元。不过在1981 年巴菲特着手实施伯克希尔－哈撒韦慈善计划后，苏珊和他用它来帮助基金会的事业。巴菲特慢慢增加了公司的捐赠额，当然捐赠额的增加额度赶不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上升得那么快。等到了1990 年，每一位股东都能够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中为自己支持的慈善机构每股捐上6 美元，巴菲特和苏珊也用这个渠道捐出了300 万美元。
这个捐赠计划的明智之处还表现在，它并不需要巴菲特为它掏腰包，这仅仅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数以亿计的海量财富中的一小部分。他个人没有为基金会掏一分钱。
甚至连伯克希尔－哈撒韦捐赠计划提供的那部分捐助也和他那40 亿美元资产没有任何联系。
巴菲特的朋友们也时常指责巴菲特的小气。不过他们明白他很热心公益事业，也了解他省钱绝对不是为了自己挥霍。从私人角度来看，他们有时觉得巴菲特十分“慷慨”。只是有一个例外，他每到圣诞节总会匿名汇给儿时好友鲍勃· 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此外还有，在那些必须涉及钱的问题上巴菲特也不小气，例如他会给别人手写一些发人深省的信息，或者为他们及时地提出意见。但除此之外就连亲密朋友向他借钱，即便是为了急用，他也总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巴菲特对慈善捐赠的淡然，极大可能是由于20 世纪70 年代他在格林内尔学院的经历。那时候，他的好朋友罗森菲尔德建议他加入了学院的校董会，巴菲特为这家位于艾奥瓦州的小艺术学校带来了滚滚财源。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学院用l360 万美元的捐款收购了代顿市的一家电视台，不久以后又以480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然而使得巴菲特感到寒心的是，他发觉学校认为天上掉下来的这笔横财来得太意外了，这笔钱根本没有用于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只是被那些教授不知羞耻地挥霍掉了。
这促使巴菲特对高校捐资完全丧失了兴趣，虽然他仍然为很多学生提供了奖学金。
格林伯格学院形容道：“巴菲特宁可被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开一张支票。”有一次他的母校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筹资人来拜访他时，他竟然连门都没让人进，虽然他还是母校橄榄球队的铁杆球迷。
巴菲特对待慈善事业的想法可能有点像从事投资。他不主张慈善事业“多元化”
建议把基金会的钱用到一些“崇高”的事业上，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他也期望自己的所有捐款都能够物尽其用，他认为很多捐款都被那些筹款负责人浪费在奢华的午餐上了。有一回巴菲特邀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别墅度假，巴菲特曾经问出了一个久经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来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你们会怎么选择？”
他仿佛是在找寻慈善事业中像可口可乐那样的价值洼地，找寻一种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劳苦大众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慈善事业。虽然这种想法在股票上能行，不过对公益事业却不太合适。有些计划需要资金支持，比如医学研究方面，然而研究成果却不能总是立竿见影，资金捐助人或许会承担一定的损失。在其他一些社会行业，如艺术领域，巴菲特觉得作出“最大的贡献”可能并不现实。换句话说，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像衡量可口可乐公司的利益那样简单，不过巴菲特习惯了见到“具体的成效”。
因为这些限制条件，他认为自己很难找到一种适合捐赠的公益基金。巴菲特基金会表面由格林伯格掌管，事实上最后的决定大权还是掌握在巴菲特和妻子手中。
尽管如此，有两项公益事业是巴菲特非常关切的。打从广岛事件之后，他始终担心再次爆发核战争，但是核裁军可不是普通公民能力所及的。巴菲特对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 凯南的主张非常欣赏，乔治· 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就积极主张核裁军。1984 年，巴菲特了解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谈判专家威廉· 尤里正在研究避免突然发生战争的方法。他请威廉· 尤里到波士顿丽兹卡尔顿酒店吃饭，并表达了自己对于爆发毁灭性核战争的担忧。巴菲特让威廉· 尤里举个例子来形容一下未来的形势。威廉· 尤里说如果桌子上有成千上万枚白石子，当中还有一枚黑石子，如果有人每天拿走一枚石子。可以预见的是迟早有一天，或许100 年以后他一定会捡到那枚黑石子。那也就是核战争。
威廉· 尤里建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建立“危机缓冲中心”，两个地方能够通过电话和传真直接沟通，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快速进行便捷的交流。
巴菲特对他说：“我支持你，我想资助你10 万美元。”（最后巴菲特基金会实际捐助了20 万美元。）不过一直到冷战结束，巴菲特对裁军能做的一直非常有限。
巴菲特对所有社会情况最关注的就是对人口的控制。比如，1990 年巴菲特总捐款额的75% ，也就是170 万美元全部用于计划生育、性教育、人口控制和堕胎权利法案当中。苏珊和巴菲特对此都非常关注，不过两人之间分别有关注的重点。苏珊在第三世界居住时感慨颇深，所以非常关注妇女的生活状况，巴菲特则是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那些问题的。在一定程度上，他就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一样，担心人口过多可能引发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食品、住房，甚至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巴菲特的这两个担心都非常现实，目标都是为了减少或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幸事件，例如战争和人口危机。然而，他却不愿从自己的巨额财富中拿出一部分用来捐赠给那些在世的穷人、病人和文盲，也不想为当地的音乐厅、博物馆、大学和医院捐款。因为只关心宏观经济和未来，巴菲特的慈善观念使人觉得与现在没有什么联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他觉得传统的慈善事业是在“耗费”他的金钱。从另一个方面看，捐款假如能够用于控制人口的话，巴菲特觉得那也是一种“投资”，好比是在全球范围内赎回股票，这样将来要求分享这个大蛋糕的人数就会慢慢减少。
在巴菲特关注人口控制方面有一点是十分奇怪的，那就是他并不因为人们获得了他的资金援助而高兴。巴菲特时常会问别人对公益事业有什么好想法，仿佛全天下的公益事业都是乏善可陈一样，不过他的这种探问往往是无疾而终。巴菲特时常觉得善款的接受者可能并不配拿到这笔钱，所以慈善捐助的“食品券”对捐助者与受助者都没有好处。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恩惠时也同样非常不安。有一回他在奥马哈城的古德里奇甜品屋买了一份巧克力麦芽糖，却发觉身上最小面额的钞票都是100 美元的，甜品屋兑不了零钱。有位认识巴菲特的老人刚好也在这家店里购物，所以就很大方地为他付了钱。不久后，巴菲特一定要还她这1.5 美元，然而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忘记了这位老妇人叫什么名字了，这真的是让他觉得太难受了。可能是良心不安，后来他终于找到那个老太太，把钱还给了她。
1990 年，在大家纷纷议论巴菲特是一个吝啬的富翁几年之后，巴菲特终于作出了慷慨的表态，出资筹建了舍伍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是为了奥马哈当地的慈善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虽然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得多，不过它表现出年已60 岁的巴菲特终于考虑到是奥马哈生他养他，他却好像没有给这座城市任何回报。
使奥马哈人倍感意外的是，虽然巴菲特是个出了名的小气鬼，不过他的团队意识却非常强。在政治上，他不屑捐赠的态度并没有决定他的保守主义主张，他强烈要求政府必须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一些利益集团服务。在1977 年大家还没有开始攻击“特殊利益集团”之前，巴菲特就尖刻地批评“社会上许多既得利益团体有这样一种恶习，他们靠选举来转移经济问题，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
在那之后，巴菲特时常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些对于经济问题的评论和主张。
那些文章的主题大致是鼓励要“把比萨饼做大”，而不仅仅是“重新分割比萨饼”。那当中包含的一个观点就是应该把所有贸易逆差全部取消，而不需要再使用配额、关税和烦琐的审批程序。在这样的设想下，成熟的市场自己就会了解需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和制造多少双阿迪达斯跑鞋，不过这需要建立在一个可以掌控进口和出口总量的系统之下。巴菲特这一设想的条件是全社会关注整体贸易平衡，而不只是在几个行业的逆差和顺差之间控制平衡。
尽管巴菲特并不反对政府分发解决实际问题的“食品券”，不过他对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始终都是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巴菲特曾经在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里描绘了一个带有寓意的“稳定岛”——这是一个假设的人口数量稳定的社会，大家互相支持，制造用不尽的大米和葡萄酒。因为这是个“富有人情味的岛”，劳动者将让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真正老有所依。然而，当退休者越来越多后，用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出，劳动者必须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工作，并且自己却喝不上酒，目的只是使得前辈们可以喝到法定数量的酒。
巴菲特的很多建议都表现出了新保守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要约束人们的贪婪本性，却不是依赖他们的“性本善”。
在巴菲特认为，似乎每个人都希望从他身上捞上一笔。凯瑟琳· 格雷厄姆觉得巴菲特的自我保护可能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管是面对公益事业或是在其他方面，巴菲特紧抓钱袋子是实现自己控制力的一种方式。当他还是个孩子，还在给凯瑟琳· 格雷厄姆的《华盛顿邮报》当送报工时，他就不允许母亲动他的钱。
发财以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998 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也是一样。比尔· 盖茨偶尔地会把手中的微软股票卖出一些，李· 艾柯卡同样会卖掉一些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不过巴菲特对他疼爱的股票哪怕一股也不舍得卖出。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每每暴涨，却从没为他的银行里增加一毛钱。
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巴菲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这时候捐出去的一小笔钱已经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零钱了，它预示着未来可以赚取的大把美元。巴菲特曾说：“我想，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哪怕等我去世后还会继续存在。”他希望把自己的股票留给妻子苏珊。他们商量好不论是谁先离开这个世界，另一个在世上的人都要把它捐赠给基金会。在他持续了一生的赚钱和攒钱之后，最终社会就能够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仍然使人觉得非常固执。到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事实上只要巴菲特每年从他的海量财富中拿出1%，就能够为社会解决非常多的“严重问题”。
人们可能会觉得，他对于财富的控制欲表明了，他好像不只要控制自己的生活，还想控制自己的宿命。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种心结，相信自己在人生的伟大行程中是不朽的。拿巴菲特的“人心不可测”的想法来分析，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掌控，或许能够给他提供一种一生都不必忍受恐惧侵袭的安全感。可能与林肯一样，在这一场战斗终结以前，上帝是不应该呼唤他的。只要他还在不断积累财富，他的使命就始终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