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有时会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既没有顾问也没有下属。他坐在几张发黄的报纸和父亲的照片前，安静地享受爱默生式的恬静与孤寂。几个时辰静静地滑过，连电话铃声都不曾响起。他追求的并不是电脑屏幕上的某个技术分析图，而是某个公司的潜在价值。他追求的是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企业或商人，比如老牌鞋业公司、零售商本杰明· 罗斯纳、霍雷肖· 阿尔杰、《世界百科全书》、严谨的汤姆· 墨菲、新贝德福德的肯· 蔡思和影响力无处不在的可口可乐。他也不会根据“一时的阴晴圆缺”来抉择，而是按照他的祖父、父亲和本杰明· 格雷厄姆认同的投资原则和建议。巴菲特不是圣贤，他也只是一个凡人，当然也会犯错，不过他的出色表现或许能够唤醒人们对曾经过往的美好回忆。
1做最长寿的人
由于巴菲特财富的迅速积累，到了1996 年年初，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已经达到了每股40000 美元。巴菲特害怕公司的股票被投机者盯上。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存在任何问题，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去保护它。这一回，巴菲特决定把那些投机的承销商全部打倒，方式就是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的
股份。
就像股票拆分一样，巴菲特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B 类普通股。这种股票的面值为原股票的1/30，预期销售价格也相当于原来股票的1/30.股东可以继续持有原来的A 类普通股，或者选择用1 股A 股来兑换30 股B 股（巴菲特自己选择的是继续持有价格更高的A 股）。很明显，假如只是考虑价值因素，这不过是把一块大的比萨饼分了30 份而已。
不过，许多中小投资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是购买更便宜的B 股。
巴菲特随后的所作所为依然是其他的首席执行官都不曾做过的，他告诫道，这时伯克希尔－哈撒韦3.6 万美元的价格已经高到了他自己都不想承受的地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内在价值依然在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它的股价增长速度似乎越来越疯狂。巴菲特曾经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告诫股东：“有一点难以避免，有些年份公司股份的表现会不尽如人意。”简单来说，假如股东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或者其他公司的股票出价过高，实际上就是在赌公司的这种高速增长会一直维持下去，并且会持续很多年。
巴菲特让股东要考虑以后的做法使得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也使得他们开始担心最害怕的灾难将会发生。曾有股东和老朋友坦率地说：“我们对巴菲特的健康状况都极为关心。
分析“巴菲特溢价效应”，也就是巴菲特的存在带来大于股票真实的价值，是股东们一个不变的话题。人们害怕一旦他去世可能引发股票抛售的恐慌，虽然巴菲特一再坚定地说他的去世绝对不会影响到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控制的可口可乐公司或者其他资产的价值。除了在极特殊的场合之外，巴菲特极少评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价值到底多么大。他的做法不过是公布应该公布的公司信息而已，股票的投资则由市场来决定。
然而，关于自己的长寿问题，巴菲特比任何人都关心。他多次玩笑地说在他死后几十年里一定要显灵来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姐姐多丽丝研究家谱时，巴菲特对她说他只想了解先人们都活了多久。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发表见解道，科学家目前还没发现年龄与财富之间的巨大联系，他认为他们绝对没研究过年龄与巨额财富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次，当一个股东问他成为美国首富后还有什么希望时，他马上说道：“做最长寿的人。”甚至在选择结婚伴侣时，他也是和一个希望帮助人们与死亡斗争的女人结婚。
或许对死亡的恐惧进一步增加了巴菲特积累财富的动力，这一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个十分理性的不可知论者，绝不会麻痹自己。他有一种想要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冲动，他想要的不是简单地赚钱。他对自己的朋友、房子，喜欢的食物、股票和股市都有深厚的感情。需要指出的是，他曾经说过不是想要经营一家公司，只不过是拥有一家公司。在朋友芭芭拉· 莫罗眼里，他离开奥马哈去华盛顿读书那个阶段是他的性格形成期，他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离开家乡的。他始终在积累财富但很少出售。他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喜欢买进，卖出则另说了。”他在全部职业生涯中实际上都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股票，而从不愿意卖出。
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会议召开之前的那个春日清晨，有人在奥马哈碰见了他。他坐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往返于奥马哈城的各大饭店之间接待他的客人。巴菲特坐在前排，热情地拥抱来访者，包括来自沃顿的老朋友的遗孀、本杰明· 格雷厄姆的学生、他下属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等等。假如翻看巴菲特的相册，你会发现那些人在不同时期进入了他的生活。穿着简单的巴菲特妙语连连，使得100 多位虔诚的教徒、朋友和仰慕者仿佛来到了他的乡村俱乐部。
下午的大会依然在波深珠宝店举办。桌上摆满了鱼子酱、树莓饼、猕猴桃饼、奶酪蛋糕和烤得红红的牛排，一旁摆放着珠宝和精美的瓷器。一支四人乐队在边上伴奏，穿着礼服的侍者托着衬有天鹅绒的钻石盒子和一瓶瓶香槟往来其间。
巴菲特在里边的一个房间里和几个好朋友打桥牌。随着宴会迈入高潮，巴菲特随意地走进去，停在了钻石耳环的柜台前。股东们鼓起勇气三三两两地向他拥了过来。
巴菲特对他们负有责任，不光是由于他的事业，更是认为他们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波深珠宝店中的大部分面孔巴菲特都很熟悉。巴菲特说，他能认得伯克希尔－哈撒韦7500 名股东里面超过90% 的人。他和秃顶的天文学教授詹姆斯· 厄尔打招呼，自豪地回想起1957 年厄尔的父母向巴菲特合伙公司进行投资时的情况。巴菲特说他记得伯克希尔－哈撒韦100 多万股股票中每一股的所有人，不可想象还有哪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对自己公司这样的如数家珍，他们可能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每次当哪一股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转手时，巴菲特都会在脑子里记上一笔，仿佛有人上了或者下了他的电车似的。
这可能也是巴菲特对拥护者如此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同他不可思议的成功相比，他的忠诚更是世所稀有。他一生中对于老朋友和旧习惯忠贞不二。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 图恩在他的著名的《财富之王》中是如何形容的：
事事皆有定数，没有任何东西是从来不变的。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变，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也必须转变。华尔街上无人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甚至连一丝怀疑都不会有。
以前热衷于债务投资的亨利· 克拉维斯和佩雷尔曼等人这时已经对财务杠杆失去了兴趣，从90 年代开始投资股票了。不过巴菲特一生中关注的热点好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投资方式，不管是60 年代股市欣欣向荣的阶段，还是80 年代杠杆投资盛行的时候，再或者是90 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泛滥的年代。巴菲特所找寻的一直是他老师称为“内在价值”的不会削减的投资真谛。
在投资生涯中，巴菲特历经了从本杰明· 格雷厄姆式的“价值型”股票到“成长型”股票的转变。华尔街对这样分类情有独钟，类似艺术评论家区分白描和立体派艺术作品一样。不过这种分类实际上对于艺术家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对巴菲特来说，成长型和价值型的区别是很细微的。他觉得某行业的增长潜力就是它的价值，而它的资本则是自身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个特定价格上，可口可乐公司的潜力代表着好的投资价值；假如价格过高，情况就不同了。
重要的是巴菲特把所有的投资都当成“价值投资”，他觉得其他的说法都不确切。
在所罗门诉讼案发生一年后巴菲特评论说：
“如果连与投资额相应的回报都得不到，那算什么投资？故意以高于股票计算价值的价格买入，希望很快就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充其量只能叫投机……”
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看不到这一点。加州奥兰治县的财政官员不假思索就大举举债，用自己都搞不懂的利率衍生工具投资于公立学校、道路和供水系统基金，最终该县的财政弄得负债累累。实际上，“内在价值”这个概念几乎大家都已经忘却了。在这个评价标准和“投资热点”快速变化的世界上，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短暂的。只有在批评家进行评论时，油画才算有人欣赏，然而真正的美感存在于欣赏者的心里。对奥兰治县来说，美不美完全由这个县的经纪人美林证券决定。事实上双方都不了解什么叫美，却都愿意投机。换个角度来看，这种缺乏说服力的做法只是一种对常见的软弱和平庸的证明。
假如说人们没有爱默生那样的心灵诉求，那是由于人们没有找到能够引导他们前进道路的启明星。现代社会的相互联系使我们都变成了胆小的专家，只有从标有“成长”和“衍生”字样的分类栏中去探寻投资线索。相同的，由于缺乏内在价值体系，教育者的说教和评判显得空洞无力。他们只能回到模棱两可的矛盾理论，而后用晦涩的语言来掩饰心中的恐惧。当缺乏有力的观点时，林林总总的理论就会产生，成为必要的替代品。然而，社会的生命力就被减弱了，不光华尔街如此，甚至于整个工业界、教育界、政府和公众也是一样。
不过巴菲特与众不同，他非常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他曾说“我没有必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共事”。能够说出如此豪言壮语的人、首席执行官或者政府官员可以说凤毛麟角。
留下生前身后名或许在巴菲特去世时，他留下的遗产会令卡耐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著名人物创立的基金会相形见绌。巴菲特基金会也许会成为全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目前最大的是福特基金会，资产规模达到70 亿美元）。不过巴菲特最大的业绩并不是他留下的钱，而是他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作出的贡献。在他脑子里始终在勾画一个大胆的想法，假如他进了坟墓，伯克希尔－哈撒韦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续写辉煌。实际上他强忍悲痛地向投资者们承诺，不管他和妻子谁先去世，“要交的税和遗赠都不会引起股票的大量抛售”。
假如巴菲特和芒格同时被车撞了，或者巴菲特来不及确定一位接班人，那么公司将由巴菲特选中的“第三人”来经营。关于这个神秘人选到底是谁，甚至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就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交易完成后，巴菲特曾经表示，假如“芒格和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卢· 辛普森可能负起责任。
另外，公司还会由巴菲特仔细挑选的董事来掌控。他指定妻子和儿子霍华德为公司的董事，借以保证公司绝不会舍弃它的使命（另外的董事包括巴菲特、前董事长的儿子马尔科姆· 蔡思三世、芒格和奥马哈商人小沃尔特· 斯科特）。他的家庭成员将成为基金会运作的行使者。“归根结底，”巴菲特不久后说道，“我们是在为‘被车撞’做准备。
1995 年，虽然他没像其他职场精英那样刻意节食，不过65 岁的巴菲特还是身体健康。他的早餐一般是一碗花生和一瓶可乐。汤姆· 墨菲约他观看超级比赛的周末，他为明天的早餐点了香草冰激凌和巧克力酱。当巴菲特的朋友们对他的健康状况开玩笑时，他煞有介事地对他们道：“当人们经过我的棺材时，我希望他们会说，‘看看，他显老吗？’
虽然巴菲特依然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不过他对成功的兴趣已经有所下降。儿子们说他比往年过得惬意多了，彼得也看不到父亲还像脑子里装着滴答作响的闹钟那样忙个不停了。
巴菲特能够生活得如此惬意，艾丝翠绝对是居功甚伟的。巴菲特觉得自己带给了她自尊，自己也由于她的存在而提高了生活质量，这无疑是种互惠的关系。每当他们一起出去时，例如说去牛排屋时，他们看起来与奥马哈的一对普通夫妇根本没有区别，偶尔巴菲特还抱着她。艾丝翠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也很有幽默感，有一回她对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说，和巴菲特共同生活“是她最好的工作”。巴菲特最要好的朋友乔· 罗森菲尔德也曾说过：“艾丝翠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她不介意他随时离开，她很有自由精神。
虽然是这样，巴菲特的心还是眷恋着苏珊，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地方见面（例如在巴黎参加可口可乐的董事会）。巴菲特对于自己的这种做法也很有几分黑色幽默，他曾对朋友说，他不想和苏珊离婚，原因是她太有钱了。
慢慢地，巴菲特在用钱方面略微变得大方一些了。他用自己的125 万美元购买了奥马哈一支棒球队25% 的股权，这可是为家乡这支勉强维持存活的球队雪中送炭。
1993 年当B 夫人百年大寿时，他和以往一样献上了鲜花和喜诗糖果，并且还开出了一张100 万美元的支票，帮助B 夫人把以她名字命名的表演艺术中心扩建一家儿童剧院。
他的个人花费也增加了不少，例如他拿出更多的钱用来旅游和增添新装，虽然他的壁橱里好些衣服都旧得掉色了。不过相对来说，他的花费和善举与他的海量财富相比依然不过是九牛一毛。
工作依然是巴菲特的生命，而吃什么或者住在哪里他并不关心。他还是自己开着那辆深蓝色的林肯车。他从来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房车和房子，可能有他也不会感兴趣。
有一回在拉古纳海边的别墅度假两周期间，他一共只走出家门三次——两次去看电影，一次去吃中饭。他还是喜欢打桥牌，一般是在他不愿用于工作的计算机上玩，其他的几个玩友则在数千英里之外。
只要他在奥马哈就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人们开车经过法纳姆大街时，总会特意把车速放缓，几乎慢到快要熄火的地步，他们都会好奇地注视着那幢普普通通的房子。巴菲特也能够从厨房看到他们。他在那儿享用冰激凌、可乐或拿着报纸和年度报告怡然自得。房子里只有他和艾丝翠两人，此外身边没有保姆，更不用请人做家务，他们只是雇了一个每隔一周来一次的清洁工。艾丝翠还是会去买打折货，偶尔可乐促销时会装上满满一车回来。
作为亿万富翁确实让巴菲特很开心，他用不平常的方式感受着这种幸福。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金钱无法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也无法让别人爱上你，不过“它会使你身处的环境更有意思”。巴菲特现在交际越来越广泛，包括许多的首席执行官、政治家还有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 卡斯帕罗夫那样的名人。1994 年夏天，他和美国总统比尔· 克林顿共同在马撒葡萄园打了一场高尔夫球，随后一起去凯瑟琳· 格雷厄姆家吃了顿平静的晚餐。更使人羡慕的是，他此时同比尔· 盖茨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尔· 盖茨比他小26 岁，还是美国首富的有力竞争对手。虽然比尔· 盖茨是个技术专家，而巴菲特对于技术是觉得非常头疼的，不过当他俩在一起时会有很多话题。他们两人都算是人上人，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大部分首席执行官一样可能有些许任性，而且都富可敌国。打从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橄榄球赛上认识以后，他俩就成为忘年之交，1995 年还一起携妻子到中国旅行。
此时他发觉，假如自己希望推广巴菲特教义，常常会是听者云集。他时常奔走于大学、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非正式团体举行的仪式，讲述他的经历，吸引尽可能多的人登上他的电车。
他的生活中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就像布法罗的一位法官曾经对他可能有垄断报业的野心的说法一样，可能人心就是“深不可测”的。
然而巴菲特作为大众人物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巴菲特那种突破平常人名垂青史的渴望使他成为美国民众心中的一个独特形象，他不光是一个伟大的投资家，更是美国资本主义事业的代言人。他启示了一代人应当怎样去定位经营，他证明了股票和垄断不一样，投资更不是只凭运气的玩笑。他证明了投资也是一种可理解的、能够把握的事业，和它背后代表的具体经营业绩是相关联的。巴菲特掀开了华尔街的神秘面纱，表明它与一般的商业大街并无二致，或许确实带有一丝神秘色彩，不过却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参透的。
和人们熟知的华尔街的狡诈阴险不一样，巴菲特是为数不多的不是通过伤害别人而获取巨额财富的投资家中的一个（当然除了他在布法罗的做法之外）。用芒格的话形容，他尽量争取不做一个“可怜的守财奴”，他把投资人和被投资人都看成伙伴，并且从不靠运气取胜，也绝不会给自己留什么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