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菲特已经是一位公众人物，不过他的私人生活依然是一如既往地平淡安逸。
和其他的首席执行官不一样，他从不会事先预约时间，而是愿意直率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凯瑟琳· 格雷厄姆的儿子比尔· 格雷厄姆问巴菲特什么时候去探访他方便时，他答道：“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华盛顿邮报》的总裁理查德· 西蒙斯对他的房间的简朴宁静表示不可思议，墙壁都刷成了翡翠绿色，房间里甚至连一个牛或者熊的雕塑也见不到。在一个玻璃罩下面是一台古老的爱迪生牌股票行情收录器、一张《奥马哈太阳报》获普利策奖的奖状、几张家庭相片，还有一张本杰明· 格雷厄姆的老照片。房间里摆着一张格子长沙发，沙发上落了一层灰，表明了这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摆设。巴菲特没有电子计算器，没有股票行情机，更没有电脑。“我自己的脑袋就是电脑。”他曾经这样向一位记者说。当他在办公室里面时，理查德· 西蒙斯说：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事会发生。
实际上和一般的首席执行官相比，巴菲特的时间总是显得很富余。他似乎每天都过得悠然自得，偶尔还会惬意地喝上几罐加了樱桃汁的百事可乐。他老是坐在红木桌旁悠闲地看书，惬意地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他只会在极少时候用电话与外界联系一下，他有三条专用电话线路分别通向所罗门兄弟公司、美邦公司和高盛公司。
爱吃爆米花的资本家曾经有人说，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时会使人感觉回到了一个纯真无邪的年代。一位年轻的投资经理塞什· 卡拉曼曾经和这位亿万富翁在波士顿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共同吃了顿早餐。塞什· 卡拉曼觉得巴菲特和“传说中”的一样，只是安静地站在服务台前等待，在他身边也没人跟他搭讪，甚至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吃的是长条香肠和几个鸡蛋，估计是全美国最后一个爱吃长条香肠的人了。”曾有一次好莱坞制片人诺曼· 李尔在奥马哈机场碰到这位稍微有些发福的亿万富翁时，误把他当成了司机。巴菲特十分平凡的脸上总是戴着副玳瑁眼镜，头发也是稀疏杂乱，手里握着车钥匙，唯有那杂乱的眉毛略微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
一位作家亚当· 史密斯曾在《超级货币》中写道：“这位功成名就的中部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豪自己当司机，自己理财，连他住的房子都是1958 年花3.15 万美元买的。他就仿佛是美国许多经典故事中描绘的那样，用正义和品德击败了大都市的相互欺诈，用执著坚持应对瞬息万变的现代快节奏生活。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当中包括著名的基金经理马里奥· 加贝利，还有艾奥瓦州苏市的专栏作家埃皮· 莱德勒，他们和巴菲特都是相见恨晚。巴菲特给几百万平凡的美国人民提供过家庭投资意见。此外他自己还是华尔街的专栏作家。
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巴菲特由于他的平民化色彩而广受欢迎。赞美他的文章会用“噢，原来是沃伦· 巴菲特”或者“爱吃爆米花的资本家”这样的调笑字眼作为标题，在文章里面描绘的是他自我讽刺的幽默和淡然的生活作风。卡罗尔· 卢米斯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报纸上说：“巴菲特并没有对这些称颂的报道津津乐道。”不过后来证明这话说错了。曾有人问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财务总监维恩· 麦肯奇巴菲特发生过什么变化，麦肯奇说现在的巴菲特比起之前要开心得多了，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喜欢镁光灯和引人注目。
事实上他一直都很享受别人的关注，只不过过去在他的舞台下并不能吸引到很多观众而已。他一向健谈，喜欢开玩笑，并且喜欢让自己名垂青史。但是他更善于在接受采访时把自己伪装成轻松惬意但又衣着寒酸的低调模样。他经常兴奋地谈起自己的工作业绩，不论是和朋友、同事交谈或者在发表演讲时，他都很乐意夸大自己过去取得的业绩。他总希望包装自己的过往，让那些都变得完美。巴菲特的旧友唐纳德· 丹利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经营的第一台弹子球游戏机是自己买回来的，但巴菲特后来总是跟别人说是他们一起掏钱买的。小学时代的玩伴鲍勃· 拉塞尔也说，他们曾经做的一套为赛马者设计的“必胜马仔系统”，那时是用铅笔写出，然后复印之后拿到赛马场去兜售的，不过巴菲特说的则要夸张多了，把它说成是正式印刷的。
但是，巴菲特的许多说法并不会夸大自己的成功，相反还隐去了很多雄心壮志和精打细算。例如，他形容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由于与本杰明· 格雷厄姆的不解之缘，却不愿说是哈佛大学没有给他录取通知书，所以他就只能决定去稍差一级的学校读书。
另外，他说自己舍弃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工作去奥马哈不是为了成为“小池塘里的大青蛙”，创建巴菲特合伙公司也是听取了朋友的意见，这些可以表明巴菲特并没有居功自伟。《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描写说当巴菲特从纽约返乡回来时，他的合伙公司已经开业3 周了。他曾说过，让他当汤姆· 墨菲的支持者的点子全部是出于墨菲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把自己的经历描绘成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他个人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原因。
事实上，朋友们很喜欢他的一面就是他的为人认真而坦诚，从来不会口不对心。
诺曼· 拉尔说：“他一生都在给人快乐，他几乎没有缺点。”这样的感觉也是巴菲特真诚坦率、精力充沛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形象造成的。他待人随和但却并不草率，意志坚定却又绝不是一个苦行僧。
巴菲特可以把生活中的平淡都转变成幸福。有一回《纽约客》杂志说他“经常喝百事可乐，还喜欢在里面加一点樱桃汁调味”。巴菲特以前在奥马哈的邻居唐纳德· 凯奥曾经拒绝与年轻的巴菲特合伙，现在他已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了。他刚好看到了这篇报道，当时就被激怒了，于是他马上给巴菲特写了一封信，说要让他尝尝另一种“琼浆玉液”。经过几次联系之后，巴菲特决定尝试一下新的“红色可口可乐”。唐纳德· 凯奥回忆：“在试饮期间，巴菲特对红色可口可乐上瘾了。”事实上，巴菲特每天都要喝5 罐，并且他经常像小孩子一样给唐纳德· 凯奥写信说自己喝得有多开心。有一位来访者形容，在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薯片和几千个红色包装的可乐瓶子。后来在1986 年的白宫招待会上，唐纳德· 凯奥有一次碰到了巴菲特，他觉得这位老邻居一点都没改变：“这家伙还是那么热爱生活。
每次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召开年会时，巴菲特就等到了最令他兴奋的时刻。
以前在奥马哈，只有稀稀疏疏的少数几个当地股东参与在国民赔偿公司的餐厅举行的股东大会。不久后，当零星有一些外地股东前来参会时，巴菲特就把会议地点改在红狮饭店的地下室里。等到了1986 年，大批的股东如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他就只好租下了宽敞的有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股东们拿着他的报表，仿佛清晨枝头的小鸟一样挤满了奥马哈这片森林。在那里面包括巴菲特的崇拜者、基金经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纽约的银行家、退休的富人和追求财富的年轻投资人。他们有些人西装革履，有些人穿着短袖衬衫，有些人来自东部，有些人从南部赶来，还有的来自西海岸。别的公司的股东大会可能不会吸引任何人，因为很多议程就像是在浪费时间，但这次来奥马哈参加股东大会的竟然达到450 人。在会议结束后，巴菲特带股东们参观了B 夫人的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那时B 夫人正指挥员工从卡车上卸下价值1 万美元的东方地毯。
会议举办的那天名流云集。每张桌上都放着咖啡壶，此外还有装满了红色可乐的大瓶子——公司指定的“官方饮料”。绝大部分与会股东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大约都在5 年以上，这样的忠诚度在华尔街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把一生的积蓄都买了这只股票。股东们对他如此眷恋，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巴菲特就像是他们心中的神。他们会关注巴菲特的一举一动，好像他的每个动作或者表情都值得用相机拍下来挂在墙上做纪念一样。他们觉得兴奋和荣耀，因为他们认为尽管自己不是天才，但却发现了一个天才。他们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学”，它的门下都是一群忠心不二的虔诚教徒。
当巴菲特同芒格走上演讲台时，充满崇敬之情的人们会突然间安静下来。台上摆放着一罐红色可乐，仿佛是教堂里的圣餐一样。巴菲特快速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而后立刻就进入了问答环节。他会故意冷着面孔说，如果提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离席，他说话的时候可不行。随后的几小时，他们俩开诚布公地谈到了公司年报的各个方面，回答一些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业务的问题。
巴菲特总是会抢尽所有风头，他逸兴飞扬地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说得眉飞色舞。
他喜欢看见那些相熟的面孔，喜欢见到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喜欢见到由于他而变得更加富有的人，比如安格尔医生以前并不富裕，这时候他名下的财富已经超过1500 万美元。巴菲特曾经和一个朋友说，他认为自己是在绘制一幅巨作，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羡慕不已。可能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如同神一样的地位正是他连一股股票都不想卖的原因，他把股东大会当做了一种盛典。他可能对通货膨胀、B 夫人和公司的管理问题侃侃而谈，并且回答许多关于投资、大都市公司和本杰明· 格雷厄姆的问题。他还偶尔引用某个简单的小故事来阐明道理，使人听起来如此的悠闲自在，好像演讲者根本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在一个夏日里惬意地躺在安乐椅上闲话家常一样。
平平淡淡才是真巴菲特从来没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他对待金钱有着特殊的观点。在一年夏天，巴菲特全家去加州圣西米恩的威廉· 兰道夫· 赫斯特城堡度假的时候，巴菲特曾经表述了自己对金钱的鲜明观点。当导游仔细地介绍赫斯特城堡里的窗帘、地毯、古董等所有东西花了多少钱时，巴菲特听得简直无聊透顶，于是他不耐烦地说道：“别再絮絮叨叨地说他是怎么花钱的，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
此外巴菲特的财富观念可能还影响了他的政治观，不过绝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方式。大概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当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他最终宣布脱离父亲，确定了自己完全独立的政治观点。和很多亿万富翁甚至一般人都不同的是，巴菲特确定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建立在个人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却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所面对的恐惧之上。那时候是一个多事之秋，有几件大事使得他觉醒。像广岛事件一样，古巴导弹危机使他感到非常震惊。据他的朋友理查德· 霍兰德回忆说：
“沃伦感到害怕，他开始对导致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如何避免战争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他总是在计算世界因为发生核战争而毁于一旦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在那个时候，巴菲特阅读了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伯特兰· 罗素的很多作品，并且接受了罗素的许多国际主义观念。作为一位不可知论者，罗素坚信自己最终必然走向死亡。他觉得，想要保护整个社会避免受到核战争的威胁，就一定要依靠全社会的整体力量。巴菲特的父亲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和反政府主义者，但是巴菲特却意识到政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反对共和党人对大众权利的淡漠，巴菲特决心脱离父亲的政党转而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士，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迈出了巨大一步。他的父亲也是他最好的朋友，那时他正在与癌魔苦苦抗争，并且共和党是他父亲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1964 年冬天，霍华德的病情更加严重，巴菲特每天都会去医院陪伴父亲。但是其中的一天晚上，他和父亲关于改变政治派别进行了一场交锋。就像他对查理· 芒格所说的一样，在许多问题上，他并不能确定父亲的立场是不对的，不过他不希望自己像父亲一样在“政治观念上煞费苦心”。
第二年春天时，父亲的病情愈加恶化。得悉父亲病危的消息后，巴菲特非常难过，但是他一直都把这个坏消息埋在心里。过了几天，巴菲特回到家中时，女儿发觉他的脸上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他几乎一言不发、万分悲痛，”她回忆说，“我记得当时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他说‘你爷爷今天已经过世了’，然后就上楼去了。
大概有500 名悼念者参加了霍华德· 巴菲特的葬礼。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许多人都赞扬了他的正直与热忱。在葬礼自始至终，巴菲特都一直保持沉默。不久，他离开了奥马哈城，也没有告诉任何朋友他想要去哪里。后来他回到凯威特广场时，在他对面办公桌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的大幅照片。但是即使这样，他最好的朋友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巴菲特一直都是孩子们心中的楷模。不过巴菲特对待孩子就像对待他的合伙人一样，是一个绝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的冷静的人。他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也会积极鼓励他们，然而他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每当周六的时候，他都会把女儿苏珊带去办公室，就和父亲曾经带他去办公室一样。他会同儿子小霍华德玩橄榄球，并且还辅导彼得的数学功课。不过巴菲特很少和子女说到可能会暴露个人情感的话题，比如关于他自己父母的事情。
他总是对小苏珊疼爱有加，不过却在情感上忽略了儿子。霍华德在家里的孩子中排行第二，是个小淘气包。父亲不愿意表露情感的做法经常使他感到难过。“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以为他不关心我，”他说道，“其实我错了，因为正是同样的特质才使得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他为人处世能够不掺杂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