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充当着帮助公司进行融资的角色。时过境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尔街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掌握了主动权，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都只能对他们唯命是从。并且恶意收购了还拥有了一种全新方式，那就是垃圾债券。而就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德崇证券公司开创了这一做法的先河，别的公司只能接受他们开出的价格，不论价格有多高。这样看来，20 世纪80 年代与过去高歌猛进的投机时代似乎极其相像。事实上，在以前投机年代主张股票迅速转手做法的弗雷德· 卡尔现在则在极力地炒作德崇证券公司的垃圾股票。
1“悄悄地投资，打枪的不要”
一直以来华尔街都充斥着投机和兼并的活动。但是，整个华尔街的结构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财富》500 强公司现在已经被养老金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样的大投资者所控制。那些家伙的叫价一向很高，操控着市场。以前，大股东对某家公司（至少是对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的承诺能够有效地防止公司被收购，但是现在这种承诺的时限不会超过半天。冠军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 西格勒抱怨说，他的股东变动太快了，很难记住他们的面孔。
现在巴菲特也转变了自己的观点。以前，他完全站在股东的方面来看待华尔街，步入中年后，他的观点已与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更加相似，就像理查德· 门罗和安德鲁· 西格勒一样。他时刻警惕操纵股市者，以防他们在董事会议室里掀起风浪，对由于收购风潮带来的股价猛涨也是时刻关注。有一次巴菲特从心里感觉到了和之前投机时期一样的忧虑，华尔街的投机风气有些过头了。不过巴菲特这次不想洗手不干，他很想做成几笔大交易。
巴菲特开始玩这种刺激的游戏始于1985 年的4 月。在华盛顿的那几天，巴菲特接到了大都市公司董事长汤姆· 墨菲打来的电话。
“沃伦，你可能不相信，”汤姆· 墨菲兴奋地说，“我刚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你快点来教教我该怎样付账。
早在70 年代早期巴菲特就认识了汤姆· 墨菲。1977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下了大都市公司3% 的股份，但在股市上运作一段时间后又抛出了，后来巴菲特形容这种决定“简直是疯了”。同一时间，墨菲和他的副手丹尼尔· 伯克每次大笔的运作都会提前和巴菲特商量一下。有一次沃尔特· 安纳伯格准备卖掉他媒体帝国中的《电视导报》和《每日赛马快报》，巴菲特说：“墨菲，我们两家各出一半买下它们怎么样？”他们一起到比弗利山去面见安纳伯格，开价10 亿美元，却被拒绝了。他们只能退而买下了斯维森冰激凌公司，仿佛两个手里拿着10 亿美元就难以入睡的人一样。巴菲特一直希望能和墨菲合作，他说墨菲和伯克这两个搭档是美国商界里最棒的。在他们旗下的大都市公司已逐渐发展为一个集广播、有线电视和出版业为一体的媒体帝国。
可以说在很早的时候巴菲特就已经对美国广播公司感兴趣了。在60 年代末，美国广播公司已准备转手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但被美国司法部否定了。这桩买卖失败时，巴菲特正在太平洋股票交易所。他这样对芒格的助手爱德华· 安德森形容：“要知道，美国广播公司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股票交易者手中，每个人都有控制它的机会，我手头要是有这么一大笔钱就好了。”1979 年，巴菲特已经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一部分股份，1984 年再买了一部分。在接到墨菲的那通电话之前，巴菲特早已拥有了7% 的美国广播公司股份了。
墨菲觉得美国广播公司的地方电视台就像是一棵摇钱树，遍布全美国的电视网更是价值不菲，因而他对这家公司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在1984 年后半年，大家都发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希望能够提高一个公司对一家电视机构最高持股比重，这样会使兼并一家电视机构更加简单。因而墨菲马上拜访了美国广播公司79 岁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莱昂纳多．H．戈登森。他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的大楼里见到了他。“莱昂纳多，墨菲说，“我不想被你从39 层扔下去，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莱昂纳多· 戈登森也没有把他真的扔下去，因为他很清楚这群喜欢搞公司兼并的人已经盯上了自己的美国广播公司。假如他们成功了，就很可能会把他用毕生心血打造起来的公司毁于一旦。如果莱昂纳多· 戈登森真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墨菲应该是最好的人选，至少公司在他手里还能保持其完整性。在那两天后，巴菲特在纽约见到了墨菲和伯克。
巴菲特开始说得很小心：“想想它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墨菲和伯克马上就明白了。尽管大都市公司拥有像《妇女时装日报》和《堪萨斯城星报》那样的报纸，不过圈外人对它们不很了解，而且墨菲和伯克的生活也像隐士一样。假如现在收购完成的话，墨菲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喜欢在上班途中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就必须得和开着豪华跑车的影视红星们一同共事了。
尽管墨菲对巴菲特的细心十分感动，的确生意一旦开始必然对自己平静的生活状态造成影响，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前进。
另外在巴菲特心里还有一个墨菲和伯克都不曾想到的担忧：一旦大都市公司买下美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残酷的并购风暴会把大都市公司也卷进去。
“那我们该怎么办，伙计？”墨菲问。
“你最好有头900 磅重的大猩猩给你撑腰，”巴菲特回答，“一个拥有大量股票的人，是不会不顾价格高低随便卖出的。”并且，这个人一定要富有、忠诚。
“你愿意当大猩猩吗，伙计？”
据巴菲特后来回忆说，真的是直到那时才想到自己可能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可当时他还能想到别的大猩猩吗？伯克原来还觉得一切都搞定了。但是墨菲刚一提议，巴菲特就列举出了前进途中的两个麻烦。
首先，大都市公司在布法罗还拥有一家地方电视台。一旦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了它的股东，按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电视台与《布法罗新闻报》不能共有。
巴菲特可不会卖掉这家报纸，他形容“我把毕生精力都投入这家报纸了”。所以，墨菲只得同意卖掉他的地方电视台。
相比之下第二件事则更为棘手。同样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原则，巴菲特不能同时兼任《华盛顿邮报》和大都市公司的董事。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感情深厚，与格雷厄姆一家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因此巴菲特需要慎重孝虑。
几个人在纽约分开后，巴菲特飞回了奥马哈。左思右想之后，他觉得不当《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也能持有它的股票，而与《华盛顿邮报》的关系并不会改变。
所以巴菲特当晚打电话给墨菲，提议由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每股172.50 美元的价格买下大都市公司300 万股股票，这是当时的市场价。墨菲十分高兴马上就同意了。换句话说巴菲特将以5 亿多美元买下大都市公司18% 的股份，这将是他与B 夫人交易额的8 倍，并且是他第一次在传媒业的投资（《华盛顿邮报》）的50 倍之多。这样大都市公司可以依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支持来买下美国广播公司了。在与美国广播公司谈判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负责电视网事宜的是一位波士顿负责并购事务的副总裁布鲁斯· 沃萨斯坦。这个矮胖又邋遢的银行家想要抬高价格，他在替客户工作时就像一头精明的狐狸。大都市公司开始的报价是每股110 美元，因为布鲁斯· 沃萨斯坦的讨价还价，墨菲、伯克和巴菲特被动地把价格提到每股118 美元，这已经是美国广播公司近期股价的两倍。即便这样，布鲁斯· 沃萨斯坦也还是不满足。3 月12 日，墨菲痛苦地来到纽约第三大街世达律师事务所的摩天办公大楼，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律师约瑟夫· 弗朗，大都市公司准备放弃了。不过约瑟夫极力地挽留他，说事情还有救。
两方人马于当天下午在世达律师事务所再次展开了谈判。巴菲特的对面是一群80
年代的代表人物：约瑟夫· 弗朗早在50 年代就开始在股海沉浮了，现在每一次大的兼并案都会出现他的身影。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夙敌马丁· 里普顿现在代表大都市公司与他谈判。布鲁斯· 沃萨斯坦则带来了为美国广播公司撑腰的一群银行家。一场拉锯战就这样展开了。
严格说来大部分的论战都是在巴菲特和布鲁斯· 沃萨斯坦二人之间进行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迈克尔· 马拉迪对这两人之间的明显差异感到诧异：一个来自中西部，为人坦率，言语随和；另一个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年轻有为，开朗沉着。沃萨斯坦发现巴菲特随口的几句玩笑就能打开谈判中的沉闷气氛，但是双方的差距还有l 亿美元。慢慢地，沃萨斯坦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他坚持除了收现钱之外，他还要求对方保证美国广播公司的股东有权购买大都市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合同签订以后还能保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我们想，巴菲特是个精明的家伙，他要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要卖呢？”沃萨斯坦回忆说，“我们希望能够留一手。
巴菲特对此不能接受，他对他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讨厌卖股票。沃萨斯坦反驳说，美国广播公司的股东仍有权再得到些利益。而后，他带着美国广播公司的人离开房间，谈判陷入了停滞。
然而当双方不久回到谈判室以后，巴菲特眨眨眼说：“我想将来我会后悔的。”他宣布接受沃萨斯坦方面的条件，交易就这样成功了。美国广播公司一方非常惊讶。现在双方必须得算算这笔交易到底值多少钱了。沃萨斯坦他们开始用计算机计算一大堆数据和公式，大都市公司方面则由巴菲特来计算，他只是胸有成竹地心算了一下就行了。
巴菲特方面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国广播公司，不过沃萨斯坦方面获利更大。
芒格对这笔交易一点也不感兴趣，巴菲特则不一样。他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期望很高，他现在已经成了它最大的股东。巴菲特的预言果然不错，不久后他的确对这个决定后悔了。
这笔交易中巴菲特给大都市公司开出的股价相当于16 倍的市盈率，如果在他的恩师格雷厄姆看来，这个出价实在是太高了。巴菲特也向《商业周刊》坦言：“对我的这个交易决定，格雷厄姆未必会赞成。”巴菲特觉得他们大可以从美国广播公司下属的电视台中榨取到更多的利润。然而事实上，事与愿违。股价在不断上涨，伯克希尔－哈撒韦要发展，巴菲特需要大笔流动资金，并且这时候小规模的投资是没用的。除了美Buffett 国石油领域之外，美国广播公司这笔价值35 亿美元的收购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不过这一纪录也没保持多久。紧接着出现了一股收购狂潮，而且很多情况都是恶意收购。投资银行也放弃了传统的方法，刚刚收完一个企业的佣金，转身又会把矛头对准它。很多小型企业甚至兼并了一些行业巨鳄。华尔街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
此时那些套利者风生水起。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能在华尔街翻云覆雨了，至少他们也是公司的大股东了。在巴菲特做成这笔大生意的同一周，《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上登出了号称“油神”的石油投资商T．布恩· 皮肯斯的照片，他形容自己是那些“思想古板”的企业家的死对头。就像他这样的报业企业家从没打算在买下企业后进行什么改造，他只想买下足够多的股票，而后等着股票涨价了就转手出去，从中牟取暴利。
当然被兼并方高级管理层的一些手法也并不高尚。许多首席执行官用股东的钱来贿赂套利者，让他们离开，好保住自己的饭碗。更有甚者一些大公司，如沃尔特· 迪斯尼公司等被素尔· 斯坦伯格威胁，被迫付出一大笔钱以息事。菲利浦石油等公司担心被投机猎手卡尔爱康盯上，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表现不够出色，甚至于大举借债，让公司负债累累，从而避免那些企业狙击手瞄准他们。
来吧，这里就是“港湾”
但是这样恶劣的投资环境并没有困扰巴菲特，相反还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听到好多首席执行官说自己已是危机重重。他突然产生个念头，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当一下救火队员，由于它的老板向来就有遇事不慌、处变不惊的品格。不用融资它也能够快速采取行动，假如一个被逼上绝境的公司首席执行官不想被那些兼并者吃掉，也不想采取贿赂对方的笨蛋行为，他很可能会走第三条路——把公司出售给巴菲特。所以巴菲特在报告中把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比作一个避风港：“对于合适的行业和合适的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
机会在1985 年的秋天自动找上门来了。斯科特－费兹公司是俄亥俄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综合型企业，其业务范围从《世界百科全书》到柯比牌吸尘器多种多样。不过它在华尔街可不值一提，直到1984 年董事长拉尔夫· 斯奇利计划以每股50 美元的价格买下它的控股权。这个价格不算高，只比市场价每股高出5 美元。投机商愿意出价53 美元，以为这已是最高价了。没多久，投机商伊万· 波亚斯基出价每股60 美元。这个可恶的投机商凭借着自己与德崇公司的关系谋取了巨额的利润。当然人们不可能知道，伊万· 波亚斯基进行了很多非法的股票操作（一旦曝光，他是要进监狱的），这是那些暴发户们的宿命。说话絮絮叨叨的斯奇利讨厌为波亚斯基卖命，不过波亚斯基坚持索要400 万美元的“放弃费”。斯奇利拒绝后，问题就变得很棘手了。波亚斯基拥有斯科特－费兹公司7% 的股票，他极有可能选择别的买主抛售出去。斯奇利企图策划一次新的杠杆收购，出价每股62 美元，不过计划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这样下来，公司的很多股票都被波亚斯基这样的短期投机商买下了。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公司转手卖掉。斯奇利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别的买主。
斯奇利在1985 年夏天得知李尔兄弟手里持有公司6% 的股票。这兄弟俩是新兴投机商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手里掌握的股票不多，不过债权不少，就这样已经收购了一系列小公司，这让斯奇利感到非常心悸。兄弟俩知道杠杆收购有着非常大的威力，所以也开始关注斯科特－费兹公司的前景。拉尔夫· 斯奇利也真是命途多舛，80 年代的美国的确太残酷了些。
事实上巴菲特也买进了很多斯科特－费兹公司的股票，他在很早时就关注着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投资回报也十分丰厚，并且，《世界百科全书》也是巴菲特希望插手的出版领域（他从小就读过它）。在得知斯奇利的情况后，巴菲特觉得自己出手的时机到了。10 月，他给拉尔夫· 斯奇利写了一封短信说：“我们现在拥有贵公司25 万股股票。我们对贵公司印象一直很好，不会做不友好的交易。如果您有意寻求买主，请给我打电话。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几乎惊呆了拉尔夫· 斯奇利，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他同意在芝加哥与巴菲特和芒格会面，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第二天早上，即10 月23 日，巴菲特开出每股60 美元，并且是现金支付。拉尔夫· 斯奇利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这是实盘，不能中途放弃；第二，没有“放弃费”。一般来说，这样的交易信息会提示给一家投资银行，不过巴菲特并没有聘请投资银行。巴菲特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让他回去准备合同。一周后，巴菲特以3.15 亿美元的价格又买下了一个聚宝盆。
巴菲特这次交易的资金其实来源于另外一桩交易。同样是在10 月，菲利浦莫里斯公司以高价收购了通用食品公司。作为通用食品公司最大的股东，伯克希尔－哈撒韦从中赚到了大笔的利润。“我并不算高兴。”巴菲特平淡地说道，这下公司的股价又能创个纪录了，达到每股2600 美元。那个月《福布斯》杂志的资产10 亿美元以上的富翁排名里面就有巴菲特的名字了，就在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 沃尔顿、IT 巨人佩罗集团董事长罗斯· 佩罗和房地产大亨哈里· 赫尔姆斯利的后面。
几次公司的收购让巴菲特赚到了大把的钞票。不过，虽然巴菲特赢利颇丰，但他还算不上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同收购狂潮的代表人物罗纳德· 佩雷尔曼相比较，巴菲特依然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但他们二者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有很强的购买欲望，并且对公司的判断也十分的敏锐。作为投资者，他们也很相像。佩雷尔曼运用的高科技手段较少，老是拿钱说话。佩雷尔曼眼光独到，但从根本上讲，他应该算是个金融家而不是一个优秀的经理人。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他说，他大约每周要读10 份公司年报。
但是佩雷尔曼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他经常进行恶意收购，巴菲特则不然。佩雷尔曼仅仅对控股权有兴趣，这一点也和巴菲特不一样。他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巴菲特每次都是以上市公司的股东身份参与交易，他所赚取的利润和他所持有的股份比重相一致，而大多数的交易人都是靠内部渠道来赚钱的。
当巴菲特买下斯科特－费兹公司的同时，佩雷尔曼使用了一条华尔街上的游戏必杀技，一旦使用就可能致某家独立的公司于死地。科尼· 布鲁克在《猎者盛宴》杂志上形容道，佩雷尔曼对露华浓的进攻好比阶级战争一样。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贵族董事长迈克尔· 博格里斯觉得佩雷尔曼和德崇公司的金融家都是“开当铺”的。他坚决拒绝了收购要求，并挑明公司是绝不出售的。佩雷尔曼则回应说迈克尔· 博格里斯是典型的古板企业家。博格里斯在巴黎有处豪宅，有自己的佣人，佩雷尔曼称那里为博格里斯城堡。大多数人看来，这场战争显得很奇特。佩雷尔曼的武器PP 公司的规模只有1.45 亿美元，但是露华浓至少价值10 亿美元。然而通过垃圾证券融资的佩雷尔曼海还是占到了优势，他买下了露华浓，博格里斯失业了。事实证明，博格里斯说露华浓不卖的话错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买卖的。
1985 年11 月，巴菲特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讲台上作了关于恶意收购的分析。参加研讨会的包括企业首席执行官、银行家、并购律师以及诸多学者，其中著名律师马蒂· 利普顿也包含在内，他在露华浓防御战中受的伤还在流血呢。对这些人来说，公司间的收购活动已经习以为常了。大都市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之间的交易才过8 个月，很多细节还没终结，更多的并购案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华尔街的财富流动之快让人目不暇接，露华浓收购案的律师费和投行费用就高达1.2 亿美元。因此，可以想见这么多人跑来这家常春藤校园不是来吃一顿晚饭的，而是想拜见巴菲特。毫无疑问，每个人心头都在想着露华浓的收购案，不过巴菲特只是做了一场即兴的演讲，避免了提到那件事，谈的是喜诗糖果公司和他自己。自从他11 岁时买了三股城市优先股以来，他从事投资已有40 多年了。在他那些遥远的记忆中，对他来说，股东们是“理所当然的老板”。
巴菲特从不否认股东能够从那些收购的事件当中获取利益，像他自己就从通用食品公司的收购中狠狠地赚了一笔。他说：“因为我母亲今晚也在这儿，所以我承认我也玩过股票投机。”所以他也曾经从这种做法中谋利。然而，股市的投机商越来越多，这也让他深感忧虑。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他的老相识，很多还是他的朋友。他从心底里对这些恶意收购的案件感到担忧。
或许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经济学领域也起到了作用。因为只要有人出价进行收购，看不见的手马上就会起作用，结果是可能会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巴菲特一直被两件事困扰，不知其缘由何在：第一，虽然知道一些经营良好的公司常常会以低于实际价值很多的价格被出售……
理论上，收购对公司的弊端是有益处的，这种做法能够帮一些企业除去那些枯枝。
在理想的经济模式中，资产将流向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理论上他们能最高效地利用这些资产。
但事实上，即便是优质的公司股票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在良好的状态上，如大都市公司，股价可能也不高。但股市投机者往往会抓住种种时机，这并不是由于墨菲和伯克是大树上的枯枝，只是由于他们公司的股价不小心跌进了深谷。甚至布恩· 皮肯斯也埋怨说，石油公司通过“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兼并其他石油公司，要比在地下采油划算得多”。华尔街可能今天炒石油，明天就会炒股的。在巴菲特看来，这并不是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而是经济学大赌局。像汤姆· 墨菲这样的人因为被别人用钱搅局导致公司破产，对这个世界来说可没有什么好处。
另外，巴菲特还发现恶意收购会严重扰乱市场价格，这一点让他更加担心。商人就像政客一样，他们花别人的钱总比花自己的钱大方得多。好几个首席执行官都告诉过巴菲特，假如公司会给他们报销的话，他们肯定会坐头等舱，去豪华餐厅用餐。
那些股市投机者在收购一家公司时往往花费比实际价值更多的钱，这就像借鸡生蛋一样。华尔街对垃圾债券的巨大追捧也提供了大量来之简单的钱，垃圾债券成了一种“虚假货币”。最后不管谁借到了最多的钱，都把钱用来实现自己的并购计划。巴菲特对此大为生气。
这种说法欺骗了很多人，所以局面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依然会延续。巴菲特说：“我个人认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垃圾债券将一直存在。
巴菲特的这段话对于1985 年的美国经济界来说，可以说影响巨大。垃圾债券的发展势头迅猛，违约现象时有发生。投资者纷纷盯准联合百货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公司、梅西百货公司和特朗普公司等优质企业以及许多申请破产的公司。
巴菲特还指出，这种垃圾债券的发行人和承销商一样都是赚足了钱。在巴菲特看来，收购行为就像是在吸毒，华尔街只能不断地用垃圾债券这个“针头”来刺激自己的肌肤，因为华尔街已经因为毒瘾而麻木了。巴菲特预言说：“除非遭受重大挫折，否则垃圾债券不会消失，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986 年，大都市公司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购完成不久，巴菲特的脑海中常在思考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大都市公司的管理层照常去凤凰城度年假时，巴菲特突然现身。他对他们说，现在有许多投资人是按“每小时变化的股价”来决定自己的忠诚度的。巴菲特发誓他的投资理念决不会朝三暮四，直到他进入坟墓的那一天。实际上，可能他进入坟墓之后，也不会发生改变。
成功是有理由的“有人问我，万一我在路上被卡车撞了怎么办，我一般会说我为那个肇事的卡车司机感到难过。因为我已经安排好一切，即便我没了，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无须卖出一股股票。我是言必信、行必果的。
巴菲特之所以曾经作出这样的承诺就是为了防范像布恩· 皮肯斯或克拉维斯这类投机商。他不但给了墨菲和伯克代理他股票的权利，并且保证他们有权限制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否出售股票。甚至于到最后他连改变主意的选择权都已经没有了。
巴菲特还尝试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些问题，或许这样墨菲就可以专心经营而不用担心遭人收购了。但巴菲特还有来自个人和职业发展的动机。“个人因素”在这次投资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巴菲特曾经对一位记者说：
“我愿意在有生之年都保持和大都市公司的合作。这就像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你不会在5 年后卖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虽然如此，这笔交易的确有问题，这在交易还没完全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了。电视的广告收入锐减，美国广播公司的生意一路下滑。不管是娱乐类或是新闻类的节目皆是如此，该电视网评级只能屈居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末席。不久后它还在棒球、橄榄球、冬奥会和两个制作糟糕的电视剧节目上严重亏损。它的成本控制也毫无章法。
巴菲特的一个朋友曾经形容：“我想巴菲特不清楚美国广播公司有多么浪费，它的管理又有多混乱。”而据彼得的回忆说：“一次父亲在检查费用清单时，竟然发现美国广播公司有一次付给一位园艺师的费用就高达6 万美元。”伯克在谈判时甚至于被美国广播公司气派的大楼吓了一跳，走廊的墙上挂满了著名画家杰克森· 波洛克和威廉姆· 德· 库宁的名作，后来为了应付年度负债表上的赤字，美国广播公司不得不把这些名画都卖了抵债。美国广播公司转手后第一年，它就从原来的赢利1.3 亿美元演变为亏损7000 万美元。假如墨菲和伯克没有减少开支，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当墨菲首次去洛杉矶时，公司的娱乐节目部派了一辆高级加长轿车去接他。但后来墨菲再去时只好改乘出租车了。他关闭了纽约总部的私人餐厅。不久，墨菲和伯克把整座大楼都卖给了一位日本商人。他们还解雇了大批的员工。
尽管一直关注着美国广播公司的发展状况，但巴菲特始终都没有插手其中。有一次，当美国广播公司为周一晚间的橄榄球赛事转播权展开谈判时，他来到了纽约。伯克估计美国广播公司因此可能损失4000 万美元。因为美国广播公司已经削减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体育赛事的报道，公司不想再错失全美橄榄球联盟的转播。“巴菲特插手进来了，”伯克回想道，“很显然他想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巴菲特从不废话，他只是默默地在一旁观察，用伯克的说法就是巴菲特“嗅到了商机”。当他们热切盼望全美橄榄球联盟的答复时，巴菲特郁闷地说：“可能他们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事实上对方没把电话号码弄丢，这次美国广播公司在合约争夺战上的失利可是损失惨重。
尽管墨菲和伯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开支，可是整个传媒业内的竞争日趋激烈，因为现在的电视节目和报纸已经多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收看三大电视网有线电视节目和录影带的人越来越少。有一个例子，一次巴菲特和墨菲一起在大屏幕彩电前看周一的橄榄球赛，巴菲特兴奋地说：“画面不错呀！”墨菲却低落地回答：“我更喜欢看8 英寸黑白电视机的时代，那时只有三大电视网。
当然了，假如只剩下一家电视网的话会更让巴菲特高兴。虽然在媒体的竞争中没有占到上风，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休战。在兼并结束后的几年，沃尔特· 安纳伯格赶往奥马哈，就是否把他的杂志王国卖给鲁珀特· 默多克向巴菲特询问意见。巴菲特建议他说，虽然传媒业仍是个赚钱的行业，但是有走下坡路的危险。安纳伯格选择了急流勇退，巴菲特却决定在激烈的竞争中再搏一把。
伯克觉得巴菲特为此付出了的代价太大了。大都市公司的股票曾一度猛涨到每股630 美元，伯克知道巴菲特很清楚这个股价很可能被高估了。他说：“巴菲特本可以把股票卖掉的。”不到一年，大都市公司的股价又狂跌至每股360 美元。
巴菲特始终坚持投资股票的持续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认为一旦卖出股票会让他感觉是失去了一个合作伙伴，觉得内心空虚。正像他对《商业周刊》说的那样，“卖掉一只熟悉的股票就像把服侍了自己多年的妻子给休了一样”。这话从一个妻子已经搬出家门却不愿和他离婚的人嘴里说出来，确实是感人肺腑。巴菲特在一份文件中再次使用了这个比喻：“卖掉好股票就像嫁入豪门一样，这种错误时有发生。”巴菲特觉得如果一个有钱的人这样做也太不可理解了。
其实股票只买不卖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是巴菲特“怪异”的性格使然，是他个人因素和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不想失去自己珍视的东西，股票、伙伴和一切可以持续的东西。巴菲特认为，做人没有信义，因为别人多出了两倍或三倍的价格就把自己珍惜的东西卖掉是一种“疯狂”做法。但是那些年轻的银行家们觉得巴菲特才是一个疯狂的家伙。然而，巴菲特总是靠保持连续性来赚钱：
同一个合作伙伴、同样的股票和同样的公司。他从来不喜欢变化。
出于自己独特的心理，巴菲特是非常排斥举债的。1986 年，资产评级为3A 的埃克森公司的资产债务比是4 ：1，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则是25 ：1，这个比率几乎可以让任何一个清教徒安心睡觉了。过多的债务可能无法保证经营的连续性，这样的做法在巴菲特看来简直比抛弃了糟糠之妻还让人感到难过，他害怕自己失去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制力。巴菲特在凤凰城说过，债务对于投资人来说就像是狐狸精，会给人以“温柔的致命一击”。
巴菲特对债务问题始终都是不屑一顾的，对杠杆收购的推销商也颇有微词。因为他们在交易刚开始时就已经开始谋划“逃跑”的退路，还把那些债务转嫁给第一个愿意上钩的冤大头（通常是公众）。巴菲特觉得投资获利应该从企业的良好业绩中谋取，而不是赚取差价。杠杆收购的推销商事实上不算是真正的“投资者”，他们最多也只是把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的倒爷。他们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即巴菲特主张的给社会提供必需的、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投机商的利润，大多时候就是把资产转变成债务，然后赚取其中节省的部分税款。
巴菲特相当鄙视这种行为，他觉得这种人不配获得如此丰厚的收益，而社会会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变穷。巴菲特的观点事实上是有偏向的，他觉得B 夫人的工作比美林证券的工作对社会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做比萨饼的工作要比分比萨饼的工作更有价值。
还有一次他在一次聚会中说道，杠杆收购者既不能“让牛排更美味”，也不能“让衣服更保暖、更结实”。布恩· 皮肯斯和吉米· 戈德史密斯那些人声称要为股东创造价值，事实上他们从来没做到。他们只是把社会的财富转移到了股东手中。且不说那样做是否正确，重要的是这样根本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因为他们不可能像亨利· 福特那样推动汽车业的发展，也不可能像麦当劳的创始人雷· 克罗克那样做出更美味的汉堡包。
在过去的时间里，一家又一家公司被熟知此道的人进行了改头换面。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要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商品再多付一些钱。
早在大都市公司的交易还在进行时，巴菲特在华尔街就已经有很多拥护者了。仅此一地就有50 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美国则不下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做投资学的演讲时，整个演讲大厅人满为患，甚至有200 位热心的听众因为没有找到座位而被拒之门外。《福布斯》把他称为“民间英雄”。在很多地方有人给自己喜欢的宠物起名叫“巴菲特”。有一个名叫威廉· 奥本德福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生在见过巴菲特之后，马上辞退麦肯锡公司的工作，坚决投身于投资事业。基金经理克里斯托弗· 史塔文给儿子洗礼后取名为亚历山大· 巴菲特。更有甚者奥马哈的股票经纪人道格拉斯斯特非常崇拜巴菲特，所以当他妻子马莎即将分娩时，就拿了份《财富之王》杂志对着妻子大声朗读有关巴菲特的章节，仿佛那样做就能够提高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智商似的。
在巴菲特的经营之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到了1986 年已经突破每股3000
美元。在21 年里，巴菲特已把一家不起眼的纺织厂变成了一个聚宝盆，股价涨了167
倍，而在同一时间段，道琼斯指数只不过上涨了一倍而已。华尔街的那些基金经理对巴菲特可谓是又敬又怕。当巴菲特告诉房利美公司的董事长戴维· 麦克斯韦，称他对房利美进行了投资时，麦克斯韦兴奋地冲着窗外高声大喊：“沃伦· 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很多报纸把巴菲特称为“迈达斯”、“投资奇才”、“奥马哈的智者”和“奥马哈的先知”。
许多慕名而来的陌生人找到巴菲特，希望和他“做生意”。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要把自己的报摊卖给他，还有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女人想要把一幢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盖的大楼卖给他（“我出点子你出钱，我们会发财的。”巴菲特开玩笑说道）。最让巴菲特感到无奈的是，有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人张口就要让巴菲特给他1 亿美元的贷款，好让他来买农场，巴菲特不予理睬。他竟然拿着手枪到他的办公室以武力相逼，最后惊动了纽约警察。当时，巴菲特泰然自若地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纹丝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