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很早就接触过报业，在他还上高中时曾为《华盛顿邮报》投递报纸，大学时又发展了一批报童手下，几乎垄断了几个县城的送报行业。巴菲特自己也非常喜欢报纸，他时常怀念童年时在《华盛顿邮报》做送报员的美好时光。他也喜欢报纸散发出的那种油墨香味。现在随着事业的发展巴菲特决定自己进军报业。
不速之客
当沃伦· 巴菲特开始投资凯瑟琳· 格雷厄姆的公司时，她正经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在1933 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华盛顿邮报》
在拥有5 家报纸的华盛顿影响力排名最后。她那位才华横溢然而后来神经紊乱的丈夫菲利普· 格雷厄姆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凯瑟琳· 格雷厄姆在1963 年接管了《华盛顿邮报》。大多数人面对这种窘境时都会不知所措，但是她比大多数人表现得要更加坚强豁达。在年轻时代，凯瑟琳就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但她从来都没有准备掌管家族的报业。在结婚以后，她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相夫教子上了。
在不得已被推上高位时，她显得有些胆怯和腼腆，但却十分谦虚，她的男性同事则都有些不听话。凯瑟琳在一次采访中也坦言，在社会现存的情况下，“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干这项工作”。她希望自己起到守业人的作用。幸运的是强烈的责任感似乎成了一剂良药。当时，《华盛顿邮报》是一家透着智慧，不过思想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明· 布拉德利担任报纸的主编，他之前是《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部主管。
本杰明· 布拉德利得到了凯瑟琳的大力相助，加上励精图治，终于把《华盛顿邮报》
打造成美国新闻界的王牌。
1971 年，《华盛顿邮报》上市以后，凯瑟琳开始注意到公司的经营情况。她把公司的财务交给董事长兼顾问弗里茨· 毕比律师来处理。不久，1973 年春，弗里茨· 毕比去世，凯瑟琳就成为《财富》500 强企业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自豪地向一些证券分析师说道，如果管理界也有普利策奖的话，她觉得自己能够获奖，然而华尔街让她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切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股票的时候，她对巴菲特并不十分了解，但还是邀请他去东部时顺便参观她的公司。
1974 年秋天，巴菲特成了《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包括凯瑟琳的亲戚、《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以及凯瑟琳的朋友，所有的董事对巴菲特几乎都心存戒备。用《新闻周刊》副总裁彼得· 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一下子就吃进了公司10% 的股票。我们的反应是，‘为什么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他是一位不速之客。
巴菲特当然了解他们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告诉这些董事，他为什么喜欢投资于《华盛顿邮报》，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家公司给予他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奥马哈与华盛顿之间。在召开董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会住在凯瑟琳在乔治城富丽堂皇的家里。应该知道的是，巴菲特几乎成了凯瑟琳的家教。每次来华盛顿，巴菲特总会带着大批的年报等公司文件，然后细心地指点凯瑟琳。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迪斯尼公司年报封底上的图片，上面是一个在婴儿车中熟睡的孩子。巴菲特在背面写着一句话：“这就是读完第20 份公司年报之后的你。
凯瑟琳的很多同事指责巴菲特试图操纵凯瑟琳，不过凯瑟琳本人依然对他信任有加，巴菲特也从来不会劝说凯瑟琳该做什么，而只是提出建议和忠告。巴菲特的魅力在于他富有耐心，这让凯瑟琳觉得他像磁铁一样有吸引力。凯瑟琳对巴菲特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发喜欢他的真知灼见。
但是公司的高管依然发觉，巴菲特与凯瑟琳这一联盟的确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乃至最终对公司的投资方向都带来了影响。现在要想让凯瑟琳打开支票簿签字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对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埋怨巴菲特。一个例子是在奥兰多市成为旅游胜地之前，公司负责广播事务的乔尔· 查斯曼有个机会用12 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这本来是一笔很好的买卖，”乔尔· 查斯曼说，“你完全可以想象它将来一定会大有市场，然而公司最高层不知道是谁在作梗，这么好的提议竟然被驳回了。其实是因为凯瑟琳曾给巴菲特打电话征询意见，巴菲特认为要价太高了。《华盛顿邮报》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收购机会的事，这使很多高管感到非常无奈。巴菲特对移动电话和有线电视业务都没什么兴趣，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投资。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应用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产业对于巴菲特来讲太陌生了，就好像要求他不要吃汉堡包，而改吃外国食品一样。
在没有亲自调查过一家企业之前巴菲特是不会轻易投资的。对于他来说，仅仅有某个专家对他信誓旦旦的保证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很多高管所依赖的法宝。巴菲特与众不同，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没有理解透彻，他会本能地觉得自己在投机，他是绝对不会在上面赌博的。因为巴菲特的关系，《华盛顿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不过董事会办公室里主政的凯瑟琳甚至连那些巴菲特不擅长的事情都会去找他商量，所以巴菲特身上明显的保守主义态度逐渐渗透到了整个董事会。不过尽管这样，对于巴菲特的判断，《华盛顿邮报》的高管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巴菲特很少说话，但有灵感的时候也会说上几句。让人不能相信的是在巴菲特担任董事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商业运作。在整整11 年中，《华盛顿邮报》公司只创办了一家体育杂志，后来又关闭了，在华盛顿买下过一家报纸，在特伦顿出售了一家，在手机电话或其他领域都是无所作为，其中的一些业务后来又出售了。就像以前一样，公司98% 的利润依旧来自《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旗下的4 家电视台。这段时期，《华盛顿邮报》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保持在12% 左右，这个比率虽然很稳定但是并不可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公司的赢利能力大为改善。1974 年，公司每1 美元销售额的经营利润仅有10 美分。到了1985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9 美分，相当于股本收益率翻了将近一番。当然，可能在没有巴菲特的情况下，在华盛顿的报业大战中，《华盛顿邮报》也会取得胜利。并且，他对公司旗下电视台赢利能力翻番的业绩增长其实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只有当巴菲特为公司赚取了大把的利润后，其过人的才华才显得格外耀眼。巴菲特给格雷厄姆家族带来了一种新的看法，这种看问题的视角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这时，其他媒体公司都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帝国的地盘扩张得更大。巴菲特不断告诫《华盛顿邮报》公司的高层，就像曾经给他纺织厂的经理蔡思的忠告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终极目标，股东的高回报才是要努力争取的目标。从表面上来看，《华盛顿邮报》似乎错过了良机，但其实他是真正想让《华盛顿邮报》悬崖勒马，因为略有不慎就会把本应属于企业的利润白白扔进业绩惨淡的垃圾业务之中。
最终在巴菲特的努力下，《华盛顿邮报》用它的闲置现金买入了自己公司750 万股股票，占到了总股份的40%。因为在这期间，公司的净赢利增长了7 倍，而每股收益Buffett 也增加了整整10 倍。
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些年传媒行业太过火暴了，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而言，《华盛顿邮报》在整个行业中都是独占鳌头的。
古老的肉搏战在1976 年圣诞节之前几天的时候，巴菲特在《新闻周报》报社和凯瑟琳· 格雷厄姆、唐纳德· 格雷厄姆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前总裁马克· 米格尔会面，那里正有个聚会。《华盛顿邮报》的这几位董事进入一个房间，并且还带来了一位报业经纪人——文森特· 麦努。麦努这次前来是想看看《华盛顿邮报》有无兴趣竞标收购《布法罗晚报》。
那时候报纸在下午的销量大都不好，而《布法罗晚报》（以下简称《晚报》）却一直生意兴隆，因为它长期以来在当地享有盛誉，而且布法罗的蓝领阶层起得很早，一直要到下午下班后才有时间看报。
但《晚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周日版。在周日的时候，许多读者愿意浏览一下报纸，而且所有的广告商都很看好周日。布法罗这座钢铁城市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陈旧阴冷，满是铁锈。更糟的是有13 个工会组织控制了这家报社，它们替报社的工会会员争取到了越来越优厚的待遇。在美国报业员工同盟的131 家报纸中，《晚报》的职工收入排名第七。
虽然情况并不乐观，但《晚报》依然是巴菲特心目中理想的大城市主流报纸。它在当地家庭中的阅读率相比其他大城市的报纸都要高。人们的阅读习惯很难改变，布法罗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当地出生的，《晚报》伴随着他们长大。尽管这座城市正在没落，不过巴菲特觉得它还是有着可观的人口数量，况且他正想自己买下一家报纸而不再仅仅替别人出谋划策了。巴菲特想事先让凯瑟琳知道，如果《华盛顿邮报》不买下《晚报》，他可要出手了。
自1880 年《晚报》成立以来一直由巴特勒家族经营，这是一家亲共和党的报纸。 巴特勒家族还拥有当地一家电视台和美洲航空公司的部分股票。近几十年来，该家族的业主是凯特· 罗宾逊· 巴特勒，这是一位优雅的贵妇人，没事的时候她总是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带着卷毛狗去兜风。巴特勒家族建了一家豪华的印刷厂，工厂周围种着热带的花草。为了避免与工会组织发生矛盾，巴特勒家族一向在花钱上毫不客气。凯特· 罗宾逊· 巴特勒去世之后，她的家族准备出售这家报纸。
巴菲特和芒格在1977 年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来到了麦努家中，他是《晚报》 的经纪人。巴菲特代表蓝带公司提出想用3000 万美元收购《晚报》，麦努不同意。巴菲特把价格提高到3200 万美元，结果还是不行。二人只好离开了麦努的家。其实与《晚报》少得可怜的收益相比，他们的出价已是相当慷慨。1976 年《晚报》的税前收益只有区区170 万美元，但巴菲特相信它有更大的赢利潜力。他知道在那么多城市中，大报的实力会越来越强大，而小报只能苦苦挣扎或等待破产。《晚报》实际上已经占有了布法罗的整个市场，它的日发行量是早报《布法罗信使快报》（以下简称《信使快报》）的两倍，此外广告收入也比后者多75%。
不一会儿巴菲特和芒格又返了回来，芒格在一张黄色信笺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3250 万美元的开价。麦努说，这应该差不多了。
意料之外的是这场交易带来了布法罗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暴风雨。巴菲特和芒格到《晚报》签订合同的时候，整个城市仍在苦苦挣扎。久经考验的芒格还是感到有些不安，毕竟买入《晚报》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在和巴菲特一同参观那里的豪华印刷厂时，芒格忍不住问道：“工人们为什么要在宫殿里印刷报纸呢？”巴菲特戏称它为“东方泰姬陵”。买下《晚报》对他而言是一大进步，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笔股权投资，更是完全拥有这家企业。这一次，凯瑟琳不会发言，一切都由他自己来操作。
早在交易完成以前巴菲特就制定好了这家报纸以后的经营方略。当他同执行主编莫里· 莱特见面时，巴菲特就问道：“你觉得办一份周日版的报纸怎么样？”莫里· 莱特说这几年来他一直在劝发行人办周日版。巴菲特没有表态，但莫里· 莱特明白巴菲特的想法。
莫里· 莱特在合同签署后为巴菲特办了一个欢迎会。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大群雇员聚在莱特家迎接新老板。巴菲特说：“新闻是不分昼夜的，一天24 小时，一周7 天，时时刻刻都有新闻。”这明显在表达他想要筹建周日版。
虽然这样还是不断有传言说《晚报》不会发行周日版，因为这是之前巴特勒家族与康纳家族达成的约定，康纳家族正是《信使快报》的东家。《信使快报》的历史更为悠久（曾为马克· 吐温所有），它的言论也更加自由，但是几乎处在不赢利的状态下。
对于《信使快报》而言，周日版正是它的生命线，这一点我们从两家报纸的发行情况中很容易发现：《晚报》268 万份，《信使快报》123 万份，《信使快报》周日版27 万份。
从两家报纸登载的广告情况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每周《晚报》与《信使快报》
的广告收入为4 ：1，《信使快报》只能够靠周日版来维持生计。
但是巴菲特觉得这种情况可不能令人满意。假如没有周日版，《晚报》最终可能失去现在的优势，而且很可能江河日下。当年夏天，邻近地区的《多伦多每日星报》宣布发行周日版。巴菲特知道，除了《晚报》外，只有《辛辛那提邮报》、《克利夫兰报》
和《纽约邮报》几家大报纸没有发行周日版。于是巴菲特偷偷地写了一张便条给芒格，幽默地提醒他说，在发行周日版的行动方面，《晚报》不应该成为垫底的。
此后不久，作为《晚报》董事长的巴菲特就让莫里· 莱特着手筹备周日版。他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巴菲特还亲自监督筹备的进展状况。莫里· 莱特说：员工们费尽心力整理出一些数据送交巴菲特，当他们犹犹豫豫说不清的时候，巴菲特就会说出正确答案。关于呈交给他的报告，他比报告撰写者懂得还要多；巴菲特热情高涨，还帮助员工一起设计报纸版面，制订销售方案和价格。
但是很多布法罗人都十分忧虑，因为当地经济萧条的状况是不能允许两家报纸来一场殊死搏斗的。到了11 月，也就是《晚报》周日版发行期临近时，一些商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准备在两份周日版上都做广告。经营百货公司的凯斯· 阿尔弗德说：“不论是从广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没人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家报纸。”美国报业联盟在当地的代表兼《晚报》专栏作家雷希尔说：“我们早就知道这一时刻终会到来，两家报纸中肯定有一家会被挤垮的。《信使快报》对这一状况也非常明白。《晚报》即将出版周日版的半个月之前，《信使快报》发起了一场反击，控告《晚报》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信使快报》企图在《晚报》周日版于11 月13 日发行之前让它胎死腹中。
1977 年11 月4 日，当一场来自伊利湖的暴雨横扫布法罗的时候，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在法庭的走廊挤满了《信使快报》的员工及其家人，他们把审判当成了保住饭碗的一根救命稻草。在他们眼中，巴菲特不啻一条毒蛇。在法庭上，弗雷德里克· 福斯对巴菲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巴菲特则小心翼翼地回答他的问题，避开他的种种圈套，尽量只用事实来回答问题。并且任他挑衅毫不生气。福斯：蓝带公司决定购买《晚报》时，你考虑过它的盈亏状况吗？
巴菲特：我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它的现状、发行能力和缺陷，以及过去的赢利情况和将来的潜力、价格和其他市场问题。要仔细计算的话还得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福斯：你是说你并没有做过书面分析，只是对一些数字进行了推敲？用当前流行的财务术语来说，是不是叫做——巴菲特：那只是你的看法。我根本就没有推敲，只是想估计《晚报》到底有多大的潜力。福斯：你查看过报纸前几年的收入吗？巴菲特：我查了它过去5 年来的收入、发行量、广告量等方面的情况。福斯：这么说，你只是根据文森特· 麦努提供的信息就决定了购买这家报纸，是吗？巴菲特：不，我不仅考虑了他提供的一些信息，自己也收集了一些信息，还有自己对于整个报业现状的了解。福斯：那你没有对工厂、设施、报房进行检查吗？没有和报社的员工讨论过这些问题吗？巴菲特：没有。
福斯：那么，巴菲特先生，你在购买《晚报》之前就已考虑过要出版周日版了，是吗？巴菲特：在我看来，一个城市的主流报纸如果没有周日版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当然要调查这种操作的可能性。福斯：那你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巴菲特：基本上没有，我只是自己考虑了一下。福斯：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吗？巴菲特：是的。报纸的发行量和排名，这些数据在行业出版物上就能查到。福斯：好吧，先生。你在布法罗待了多久？巴菲特：大概每月会来这一次，每次会待上一天左右吧。福斯：也就是说你总共来布法罗只不过五六次？巴菲特：差不多吧。 福斯：那你是不是靠在买下《晚报》后的5 天里作出的成本估算？巴菲特：不仅仅靠你所说的这5 天时间，还依据我定期审阅的公司财务报告、电话交谈，靠我对整个报业的了解，以及我对《晚报》经营状况的掌握程度。
福斯：还有你对整个报业的了解——你指的是《华盛顿邮报》、《特伦顿时报》以及你父亲和祖父积累起来的知识吗？巴菲特：我祖父与此事没什么关系。（弗雷德里克· 福斯的助手丹尼尔· 梅森觉得巴菲特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的行事和衣着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丹尼尔· 梅森就算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个人是个大富翁。
巴菲特说话的风格平易近人，然而却很有说服力。他竭力想证明布法罗的民众会因为多了一家周日报而从中受益。当法官小查尔斯。L。 布里安特让巴菲特解释为什么要步《信使快报》的后尘发行周日版时，巴菲特随口就打了几个简单贴切的比喻。
巴菲特：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的周日版已经发行了很多年，并且独此一家，人们往往会有很强的惯性思维。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每天穿鞋都先穿某只脚，作为人类，我们都是有惯性思维的动物。这样一来，人们多年来一直在使用的产品就变得很有独占优势了。
他私下里曾经和凯瑟琳· 格雷厄姆说，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要让他来谈对自己业务的了解，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言简意赅，然而巴菲特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太聪明。
但是，在福斯对巴菲特步步紧逼时，法庭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巴菲特对《晚报》
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比任何人都要全面和深入。福斯：巴菲特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发行《晚报》周日版可能会把《信使快报》逼上绝路？巴菲特：没有。福斯：从来没有想过吗？巴菲特：我觉得《信使快报》还可以经营很长一段时间。
福斯：你从来都没有和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吗？巴菲特：是的。
福斯觉得他已经让对手上钩了。于是他走向法官席，手里举着一份《华尔街日报》上最近关于巴菲特的一篇文章的复印件，随后朗读了其中一段，目的是要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都有垄断报业的念头。
“沃伦· 巴菲特喜欢拥有一家具有垄断或市场主导地位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桥梁收费站一样，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抬高价格，想要多高就设定多高。
这是戴维· 戈茨曼的话，他是巴菲特经营第一曼哈顿公司时的一位朋友。巴菲特想要辩解，但是桥梁收费站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大家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福斯：巴菲特先生，你有没有跟朋友说过拥有一家垄断性地位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不受管辖的桥梁收费站？
巴菲特：也许我是说过拥有一家垄断性地位的小型报纸——尤其像在内布拉斯加的佛里蒙特这样的小城市里，在没有电视台竞争的情况下，这会是一笔大生意。可是我不记得打过桥梁收费站之类的比喻，只是说这会是笔好生意，在佛里蒙特，这也许比桥梁收费站还要好。
法官布里安特：你举的佛里蒙特的例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巴菲特：法官大人，佛里蒙特的报纸生意处于没有竞争对手的状态，在那儿你没法花钱做电视广告。法官：那你在佛里蒙特拥有报纸吗？巴菲特：没有，我倒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家。福斯：那你是说，在一个小范围里拥有一家垄断性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桥梁收费站，对吗？
巴菲特：对于你这种措辞我不想和你争辩，不过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好的商机。
福斯：因为你可以不受约束地想把价格定多高就定多高，是吗？巴菲特：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强的金钱欲，不过我确实有提高价格的权力。福斯：这就是你想拥有的生意，对吗？巴菲特：我还没有呢，要是能拥有一家倒也不错。福斯：巴菲特先生，你曾和别人谈起过随心所欲的桥梁收费站这样的说法，对吧？巴菲特：我只说过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约束，能有一座桥梁收费站是很不错的。福斯：为什么？巴菲特：因为你已投入资本，用过去已经不太值钱的钱来建桥，而且还不用担心要更换桥梁。福斯：你用“不受约束”这一说法，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价格，对吗？巴菲特：没错。福斯：你所说的桥梁收费站就可以垄断整个过河交通了，是这个意思吗？其实福斯永远无法了解，当巴菲特还是个小孩子时，看着他朋友鲍勃· 拉塞尔家门前车水马龙的状况时，他就梦想着能拥有一个收费站了。蓝带公司确实持有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24% 的股份，这家公司拥有底特律与温萨普之间从布法罗跨越伊利湖的大使桥。而这座桥梁也的确是收费桥梁，并且是美国的股东可以持有股份的，巴菲特持有1/4 的股份。福斯忘记了这一点，不过他还是伤害了巴菲特。在蓝带公司的律师团看来，巴菲特的证词是非常可信而且十分出色的。不过他是不是说得也太过坦诚、太过可信了？是否流露了太多控制报业的渴望？法庭上所有人都在想着桥梁收费站的形象比喻。然而在《晚报》要发行周日版之前四天，法官布里安特下令在审判尚未结束之前禁止《晚报》发行。虽然他没有完全给予《信使快报》想要的审判结果，但巴菲特觉得他的判决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布里安特法官要求《信使快报》在法庭上证明它的对手使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目的是想要垄断报业，不然的话，《信使快报》就会败诉。布里安特法官在研究之后认为，巴菲特没有掩饰自己的商业动机，即没有假装不知道。他充分认识到如果《晚报》在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将会给业主带来多么丰厚的利润。不过由于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在这种价格下、全部用现金支付并用这种方式买入《晚报》，并不能看出来他能获得太多的收益。
尽管布里安特法官最后判决《晚报》周日版可以发行，不过还是对他的促销、营销及其他商业能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虽然判决对《晚报》进行了限制，不过最沉重的打击当属布里安特法官强硬的表态。他的发言使得《晚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丧失部分公众的支持。《信使快报》大幅刊登了审判结果，主要是刊登了这位法官的照片和一些对他的溢美之词。
巴菲特在《晚报》周日版发行的前一天晚上带着穿蓝色牛仔裤的苏珊出现在《晚报》的报房对员工进行了一番褒奖。然后他按下了印刷机上的电钮，报纸开印了。但是，报纸的负面公众形象影响了销售量的增长。读者和广告商都担心《信使快报》一旦关门大吉，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所以就都站在了《信使快报》的一方。无奈的是，晚报》上上下下对这种不利局面无能为力，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对《信使快报》发表讽刺性言论。到了12 月18 日，《晚报》发行第5 期周日版的时候，他们只能有147 英寸的广告版面，但是《信使快报》的周日版有579 英寸，虽然《晚报》的新闻版面要比对手多出40% 。总之到了最后巴菲特的报纸依然是困难重重。如果以巴菲特的总资Buffett 产来衡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77 年反弹到了每股132 美元，巴菲特的个人总资产接近7000 万美元，其中有大约1/5 的资产都压在了《晚报》上。
两家报纸展开了古老的新闻肉搏战，大家都知道到最后只能有一家报纸能存活下来。《信使快报》觉得法院的判决为它的反扑争取了时间，于是赶紧加快自己的现代化步伐，应用了自动排字技术并改进设备，扩大了版面，此外还扩招了25% 的员工。巴菲特也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他可以自己控制报纸新闻版面的大小，对此他毫不松懈。“我们当时力争比别家报纸的新闻要更加丰富。”巴菲特回忆说，“如果他们有8
版体育新闻，我们就会力争比他们更多，我和报社的员工说，就让所有的传统做法都靠边站吧！”
报社的员工都觉得新老板很有些特别之处。一位资深记者说：“沃伦· 巴菲特看起来真的很投入。”他有时会给报社送去一张便条，对一些精彩的报道大加赞扬一番，有时还会穿着休闲装参加职工的聚餐。报社的记者多是一些愤世嫉俗之人，而这些愤世嫉俗的记者却都非常喜欢巴菲特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他没有一味地要求报纸给他赚回多少美元，而是希望记者帮助他更深地探讨一个他自己关心的话题，那就是那些富豪是多么贪婪和没有良知。
然而在这场争夺周日出版权的战争中，《晚报》还在流血，依然承受着经济损失。
1978 年，每个周日《信使快报》的发行量都比《晚报》多10 万份。这时候布法罗的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都对《信使快报》产生了怜悯之心，害怕有朝一日它也会倒闭。“人们买报往往是为了救某家报纸于水火之中。
执行主编莫里· 莱特说：“每周三或周四我都会给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有多少公司预订了这周日的广告版面，其实我们的广告商数目非常有限。
巴菲特希望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能够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他觉得《奥马哈太阳报》的发行人斯坦福· 利普西是个合适的人选。但是，斯坦福· 利普西不想去布法罗。你不想长期待在布法罗我也不会勉强你，但是你每个月去布法罗一次，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你给出出点子，行吗？”巴菲特和他商量道。
斯坦福· 利普西想了一会儿，问道：“这工作到底需要我干些什么？”巴菲特思量再三说道：“这工作只要你出马，就一定会有起色的。
最终斯坦福被巴菲特说服了，他决定去布法罗，并且每次都以助理发行人的名义在那儿待上一周，发行人在《晚报》前任东家出售报纸之后就负责打理一切。注定要失败？然而法庭的判决还是使《晚报》的经营困难重重。布里安特法官要求《晚报》拿出每个订阅周日版的读者名单。不仅如此，《晚报》的推销员、高管和工作人员说的每字每句都要仔细考虑，假如这时被竞争对手的律师抓住把柄，就很可能会当成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晚报》在1978 年的税前损失已经高达730 万美元，这可以说是巴菲特损失最惨重的一年。斯坦福· 利普西定期从布法罗给巴菲特打电话，他对巴菲特在遭受如此惨痛的损失后还能保持淡然自若感到非常的诧异。“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周日版让他很是头疼，他还要面对所谓企图垄断市场的指控。虽然如此，他的态度却很乐观，还对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幸运的是在蓝带公司买下《晚报》两年后，也就是1979 年4 月，纽约联邦上诉法庭推翻了对《晚报》的判决，布里安特法官还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考虑到巴菲特发行周日版的意图，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买下《晚报》是为了搞垮《信使快报》，《晚报》并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挤占《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报业市场，而是给这个市场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局面……”
“所有的证据只能表明巴菲特只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并没有谋划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种做法恰恰是《反垄断法》所提倡的，而非压制的。
虽然巴菲特在法律上终于站到了上风，但事实上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已经给《晚报》带来了实际的损害。虽然《晚报》在周一到周五仍然主导着市场，不过《信使快报》周日版的发行量仍然以超过《晚报》大约10 万份的优势遥遥领先。在纽约联邦上诉法庭推翻了原判之后的第二个月，《信使快报》即被出售给了明尼阿波利斯考尔斯（Cowles）家族旗下的明尼阿波利斯星报和论坛报业公司（Minneapolis Star Co。）。现在，《晚报》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了——它需要和一个外来并且资金雄厚的富豪家族展开斗争了。1979 年，《晚报》的亏损达到了破纪录的460 万美元。这是巴菲特和芒格的第一次投资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在斯坦福· 利普西开始负责打理《晚报》后，报社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危机。那13 家报纸行业的工会组织早在巴菲特接手《晚报》之前就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好处。用芒格的话说就是“得寸进尺的好处”。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情况，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 年初蓝带公司的报告中针对工会组织写了这么一段：如果《晚报》再次发生罢工，报社必须停业并进行破产清算。虽然这样，报社的卡车送报工还是想试试水深水浅。1980 年年底，他们要求增加人手，还要求在不工作的时候也能拿到钱，这可是涉及报社管理权的严肃问题，巴菲特断然拒绝了。在12 月一个星期一晚上，《晚报》找到美国报业员工同盟派驻报纸的代表雷· 希尔，他代表着《晚报》里最大一家工会的利益，希望他能够协调双方的利益，避免罢工事件的再次发生。雷· 希尔了解巴菲特，知道他并不是只是吓唬人，他劝说工人不要向他挑衅。卡车司机推选的代表是马丁· 布鲁根，这家伙是个小混混，在报社曾经的那次罢工时还是个小头目。马丁· 布鲁根以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斗争的紧要关头犯众怒。有人找来了一个调解人。谈判持续很长时Buffett 间。最后调解人对雷· 希尔说：“你看，雷，他们还是要罢工。”星期二早上6 点钟，司机们终于开始罢工游行了。
这天报社在其他工会组织的帮助下才勉强印出了报纸。然而纠察队随后占领了送报纸的卡车，印刷工人停止工作，拿走了纸版，工作只好暂时停顿下来。在这场纠纷中，《信使快报》从中渔利，趁机拿到了很多利益。布法罗的报业大战经历了最可怖的一幕。
就在罢工的那天早晨，巴菲特毅然宣布，假如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他就绝对不发工资，并且会解雇全体员工。此外他还宣布，一旦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版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就宁可放弃周日版。《晚报》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 费舍在和巴菲特沟通之后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这时候马丁· 布鲁根受到工会和工人的双重压力，感到如芒在背。雷· 希尔对他说：“布鲁根，不管你要得到什么，你们都做得太过火了。”不久，布鲁根妥协了，司机们也体面地让步了。到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开始卖《晚报》了。
雷· 希尔对巴菲特说：“巴菲特，我希望这件事了结之后，我们双方的合作能继续下去。
“雷，光有诚意是不够的，还要有行动。
雷· 希尔能够理解巴菲特的意思，如果他的工会会员能帮助报社战胜《信使快报》，就能够得到奖赏，但其实优势已经倒向巴菲特一边，正如雷· 希尔自己所形容的：
“在每一次罢工之后，世界就不再是从前那样了。
那时候其实两家报纸在布法罗的经济萧条中损失都十分惨重。可争夺周日版的硝烟仍在继续，《晚报》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与《信使快报》在周日发行量上的差距依然存在。5 年后，两家报纸周日版的发行量分别是19.5 万与26.5 万。虽然《晚报》赔得少了一些，但是依然是在赔钱。在巴菲特接手以后，它的税前总损失已高达1200 万美元。到了1982 年年初，芒格觉得《晚报》已经是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了。
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晚报》周日版的发行量突破了20 万份大关，虽然比《信使快报》周日版还少了一大截，但那时整个布法罗都流传着有一家报纸将会被迫关门的消息。巴菲特断然否认自己会让报社破产的说法，坚称自己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然而这座城市的确养不起两家报纸，问题在于谁能存活下来。终于在9 月份，《信使快报》倒闭了。
《信使快报》仅在早报业务上每年的亏损就高达300 万美元，是《晚报》的两倍。
更糟的是，《信使快报》的母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星报和论坛报业公司的董事长奥托西尔哈证实，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理想。然而奥托西尔哈却知道，蓝带公司有一棵他所没有的摇钱树，这就是财源广进的喜诗糖果公司。
《晚报》在《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正式更名为《布法罗新闻报》，并开始发行《晨报》。不到半年，发行量就上升到了36 万份，这一业绩大大超出了其竞争对手早先的业绩，广告收费也急剧上升，这也反映出经过磨难的这家报纸的市场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布法罗新闻报》成了一座金矿，更加可以作为一架收费桥梁。芒格最终发现自己以前那番消极的判断是错误的，《布法罗新闻报》不仅赚钱，而且日进斗金。
在垄断了布法罗报纸行业的第一年里，《布法罗新闻报》的税前利润达到1900 万美元。等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布法罗新闻报》的年平均收益在4000 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巴菲特在蓝带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的总和。巴菲特的投资走上了越来越乐观的有利循环，整个投资链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蓝带公司可以为喜诗糖果公司提供资金，喜诗糖果公司也能为《布法罗新闻报》提供帮助，而《布法罗新闻报》更是让巴菲特富得流油。
《布法罗新闻报》成为布法罗市唯一存活的报纸，但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它面临着过去从未想过的挑战。巴菲特在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合伙人的年度信件中表示，拥有了垄断地位的报纸就失去了保证其质量的经济动力了。
所有报纸的业主都希望自己丰厚的利润是由报纸本身完美的质量实现的。这话想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因为不论质量好坏，具有垄断性地位的报纸总是可以赢利……
巴菲特期望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质量，并且单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他也做到了。《布法罗新闻报》的新闻栏目和广告数量大体上保持不变，这与全美国所有的日报相比都是很多的。
巴菲特和斯坦福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经常跑来布法罗了，记者们也听不到他读他们报告的评价了。慢慢地，手下的员工都觉得有些失望了。不管怎么说巴菲特还是个不错的老板，他不像其他老板那样苛刻。然而这些记者希望他即便不能像之前那样天天待在报社，但至少能经常来报社看看，这时他们觉得报纸已经丧失了当年和《信使快报》斗争时那种你死我活的劲头了。
李· 考普拉是以调查见长的记者，他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报社，转投了广播业，后来成了布法罗市的助理检察官。他之前总是因为巴菲特的亲自助阵而感到热血沸腾，而后他仍然同巴菲特时不时保持着联络。李· 考普拉像别人一样对巴菲特抱以期望，因而他的心情也十分复杂。他说：“我的梦想没能实现。”但是，他又补充道，“直到今天，我依然很尊敬他。”在经历了与《信使快报》之间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0 年之后，《布法罗新闻报》打入了布法罗市75% 的家庭，在全美国的各大城市报纸中独占鳌头。
不过，布法罗比拥有两家报纸时变得还要穷，整个城市的读者总数比《信使快报》经营时要少了不少。
巴菲特那时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开办周日版的，就像其他城市的报纸业务一样。不过，即使巴菲特没来布法罗，这个城市也同样养不起两家报纸。事实上，巴菲特只Buffett 是帮着那双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推了一把而已。肯定会有一家报纸倒闭，也肯定会有人因此而失业。但人的心思总是难以揣摩，也许巴菲特早就想到过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的，甚至他在法庭上就想到了这一点。他曾经这样对一位同事谈到另一家报纸的生存前景：“在过去数年里，数以百计的报纸业主们都在增加投资。不过，我想，而且很多‘专家’也相信，其实在一个大城市里，并不允许有一家以上的报纸兴旺经营，事实就是这般残酷。
巴菲特早在很久以前就是这样认为的，这甚至比他考虑买入《晚报》的计划还要早5 年。巴菲特早就明白：“不是市场上第一宠儿的报纸注定要失败”。他只是在布法罗证明了这一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