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秦国的强大，是中国历史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短短20年间，这个遭人蔑视的偏远小邦，居然一跃成为战国中期最强大的国家……而我认为，秦国的强大，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却是改革的必然。
徙木可以取信，杀人可以立威，但这都只不过是前提和保证；你要达成的，只是那个最初时就曾立下的目标。
一、初次变法，从确立方针制度开始
卫鞅在秦国执政20年，期间一共进行了两轮变法。公元前356年，卫鞅颁布了第一轮变法的法令。这一轮变法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一套完整的企业方针、监督、激励体系：
1．颁布法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要求秦国官吏学法、明法，还要指导百姓学习法律，大力贯彻有罪必罚、轻罪重罚，决不宽恕的执法原则。这是卫鞅在给秦国这家老牌企业确立总的方针路线，没有纲领，就无以成事。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为国杀敌有功，私自斗殴有罪；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每级爵位的田宅、奴婢的数量和服饰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确立方针和纲领后，还要用具体的奖惩制度让员工在工作中有章可循。
3．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宗室子弟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这就有效削弱了企业当中小团体和裙带关系的力量，遏制了管理层的腐败。
4．重农抑商，奖励垦荒。严厉打击游手好闲者和游侠刺客人；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推行小家庭政策，促进人口和赋税的增长。打击游手好闲、人浮于事之风，鼓励员工努力生产和工作。秦国俭朴务实的社会风气，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5．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告奸。实行连坐法，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按照编制登记入册，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还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最后，还要制定监督审查和考核机制。
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卫鞅的第一轮变法得以顺利推行，《史记·商君列传》是这样描写变法后的秦国的：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可见，变法让秦国风气好了，老百姓富了，为国打仗的积极性高了，打架斗殴游侠刺客都会遭到鄙视，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景象。卫鞅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也着手组建了一支足以与魏武卒相抗衡的精锐大军，并积极筹划夺回河西要地。这一系列的措施，实际上都只有一个目的：让秦国在最短时间内凝聚国力、提升战力。
在第一轮变法取得积极成效后，秦孝公与魏惠王于公元前355年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当中的地位。
可见，企业的市场地位是由其本身的实力所决定的。实力越强，获得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在同行业中的地位就越高。
二、二次变法，打造核心竞争力
第二年，魏国大将庞涓率8万精兵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齐军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回师救援大梁的庞涓主力。秦国看准机会，东渡黄河包围了魏的故都安邑，迫降守军。第二年，卫鞅再次率军包围了固阳（今河南陕县），迫降守军，魏惠王大惊失色，立刻下令在固阳东面修筑长城防范秦军。
卫鞅也通过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提高了秦国军民的士气，发泄了秦人对魏国的仇恨，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保障。一个只会在企业内部搞整改，而不懂得为企业赚钱的领导，是不会获得全体员工的认可的。
公元前350年，借着两胜魏国的余威，卫鞅开始了第二轮的变法。这次变法涉及的内容更广，改革的幅度更深：
1．开阡陌，除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改为240步为一亩，打破了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破坏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极大的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可见，只有改进了生产方式，才能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推行县制。凡境内村镇，悉并为县，原本没有设县的地方，就把乡、邑合并成县，共社里31个新县，每县设令、丞各一人，均由国君任免。县令和县丞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实行新法，不称职者，或罢免，或论罪。深化机构和部门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企业内部运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进一步推行清廉高效的风气。
3．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有利于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活动的交流。统一的生产标准和企业文化，不让让秦国上下有机的成为一体，也为秦始皇实行天下度量衡统一奠定了基础。
4．迁都咸阳。秦国原来有两个国都，一个是西面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一个是为了抵抗魏国而修建的栎阳。卫鞅认为，雍城太偏、栎阳太小，都不足以与秦国的强盛相匹配，于是建议在关中新建一座新的都城，并起名为“咸阳”。定都咸阳，是秦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秦国从一个二流诸侯国正式步入强国行列。
现在有很多大企业也非常看重风水运数一说，兴建新的厂区和新的办公大楼，很多时候确实能够改变企业整体风貌，给人一种大气、欣欣向荣的气象。我们不鼓吹密信，但是比起那些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来，又有谁愿意在阴暗狭小的地方干一辈子呢？
秦国第二轮变法后的第九年，庞涓率魏军进攻韩国。当时，韩国正由丞相申不害主持变法，但因国力有限，最后被魏军围困在都城新郑，不得不向齐国求援。齐国再次派田忌和孙膑搭档出征，在马陵道打破魏军，射杀庞涓、擒获太子申，全歼魏军精锐，一举将魏国从中原霸主的位子上掀了下来。
此时，秦国变法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国力大大增强，但是，秦人最大的心结――被魏国占据河西和函谷关――尚未化解，举国上下都弥漫着复仇的情绪。
对手新败，本方气盛，卫鞅敏锐的觉察到，从魏国手里夺回丢掉的市场的时机已经到了！
三、收复河西，抢占市场制高点
为了发动这场战争，卫鞅还对秦孝公进行了一番可行性分析：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
首先，指出秦国与魏国是世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其次，指出魏国曾经拥有的优势：占据河西，就能封锁住秦国东进的去路――实力强大时就向西侵略秦国，势力衰落时也能据河而守、向中原谋求利益，秦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再次，指出秦国实力大增，魏国恰好被齐国击败，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正好可以趁机发起进攻；
最后，指出此战的好处――魏国一旦后撤，秦国就能夺得失去的市场，继而向东威慑其它竞争对手。
一番话，从敌到我，有理有据，清楚分明。
秦孝公当即拍板――打！
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除了要学会取信员工、树立威信、增加利润外，还要懂得把握时机，果断出手，为企业抢夺市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场仗打得相当有意思。魏惠王一听秦军东来，连忙任命公子？为大将，率大军迎击秦军。谁知魏军刚刚扎下营垒，卫鞅就给公子？摆下了一道鸿门宴。他给公子？写了一封信：
“吾始与公子？，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叙旧情、套交情、拉关系，见面、喝酒、讲和，不打了。
公子？一看就乐了，心想卫鞅拉着大军到边境，一仗不打就求和，摆明了是要给自己做形象工程、捞政绩，拿和平去换更大的封赏。这一招，当年秦孝公就使过。另外，卫鞅这封信也正合了公子？的本意。桂陵、马陵两次败给齐国后，魏军精锐基本损失殆尽，大将庞涓也战死了。公子？原本就没多大带兵的本事，硬着头皮上来，正愁没法交差，现在卫鞅来求和，正好顺水推舟，留下点儿军队回头收拾齐国去。实际上，公子？与卫鞅在魏国时就认识，公子？觉得卫鞅有才华，因此经常请他去饮酒聊天，两人相处的还算不错。有了这层关系，公子？才没有多疑，只带了几名随身卫士就依约前往秦军大营。
卫鞅盛情款待了公子？，谁知酒过三巡，公子？正要把话题往议和上引，卫鞅却突然将酒杯往地上一摔，大队秦军甲士从两旁幕帐中从出，一举将公子？活捉。与此同时，早已集结待命的秦军立刻呼啸着向魏军营地冲去。毫无准备的魏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几乎全军覆没。
看到这里，有人就觉得，这次诈骗公子？，是卫鞅光彩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秦军的战力原本就比魏军强，你又何必使这等手段来算计对手呢？
正所谓兵不厌诈，带兵打仗乃是国家大事，卫鞅当然可以与公子？公平较量一次，以秦军的战力和士气，取胜不在话下，可那样一来，秦军的损失就会更多，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胜利，为什么要去跟对手硬拼呢？
身为管理者，企业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减少损失，也是一种盈利。为了给企业减少损失，牺牲一点个人的名声又算得了什么呢？
商场如战场，我们不但要学会把握大势，也要懂得处理细节，细节问题处理好了，就能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公子？被俘，魏军大败的消息传回安邑后，魏惠王惊恐万分，只好派人向秦国求和。魏惠王也清楚秦国想要什么，因此主动提出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同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以示退让。此时此刻，魏惠王才猛然想起公叔痤去世前对自己说过的话：这个卫鞅，如果不用，就得杀了他，以免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
收回河西之地后，秦孝公为了奖赏卫鞅的大功，就把商地（今陕西商洛东南）封给了卫鞅。从那以后，人们便称卫鞅为“商君”，卫鞅成了商鞅，也达到了他个人功业的顶峰。
四、赵良谏言，不要忽视人际关系的作用
卫鞅在秦国的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也把他推向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绝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调整与改变，从更深层次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旧的奴隶主和贵族阶级在变法中失去以往的权势，新兴地主阶级和士人阶层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受益，更多平民也因耕战有功而获得富贵和荣誉。也就是说，卫鞅推行的新法，对秦国好，对老百姓好，对有真才实学的人好，却对那些坐享其成的权贵不好。那些在变法中失去爵位和利益的旧贵族，那些因改革派当政而被罢免论罪的官员，无一不把怨恨的矛头对准了卫鞅，这才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史记·商君列传》这样写道：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他们亲眼目睹的秦国的强大，经历了秦国朝野的巨变，但是在切身利益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怨恨卫鞅。可见，荀子提出的“人性恶”论，并不是标新立异，没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卫鞅清楚自己的处境吗？
我想，他是清楚的。因为这样的局面正是他用铁血严刑一手造就的。
那么，卫鞅害怕吗？
我想，他是无惧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法家的捍卫者，走得必定是一条以身殉道的不归之路。
俗话说，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一个人在失意的时候，切不可灰心丧气，只要你敢于坚持，勇于奋斗，迟早都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同样，一个人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也不可志得意满、忘乎所以，因为想把你从成功的顶峰拉下来的人一定不会比跟随你的人少。聪明的人往往在一开始就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而很多人只有到了退无可退时，才发现原来把自己逼进绝路的，正是他自己。
此时不久，一个名叫赵良的士子来见卫鞅，两人就卫鞅的施政路线和卫鞅本人的前途命运进行了一番长谈。《史记·商君列传》详细记录了两人的这次谈话，洋洋洒洒近千字，可以说是整个商君列传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赵良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两点：
其一，劝卫鞅效仿秦穆公时代的名臣百里奚，行仁政、宽刑罚，教化民众；
其二，劝卫鞅及时隐退，好自为之，以免身败名裂；
《史记》为什么要把这段话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其一，司马迁认为，这是挽救卫鞅命运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卫鞅听从了赵良的建议，改变执政方针，实行仁政，以王道教化民众，那么就不会落得一个“秦人不怜”的下场；
其二，这段话，实际上涉及了儒家王道治国与法家以法治国两种理念的冲突。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儒家正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所以他对法家的态度，始终是带有批判的。然而卫鞅没有听进去，最后被惠文王下令车裂，也就是咎由自取了。
但我认为，卫鞅既不可能改变执政方针，也无法飘然隐退：
其一，根基不稳。此时变法尚未满20年，国家面貌虽焕然一新，但变法根基还不稳固，若他隐退，新法的推行很可能会出现反复波折；
其二，仇敌众多。变法以来，卫鞅铁腕施政、无情执法，得罪了一大批人，此时隐退，这些人就会卷土重来，毁掉辛苦建立的变法大计；
其三，知遇之恩。秦孝公对卫鞅有知遇之恩，此时秦孝公尚且在位，卫鞅断不可能抛下秦孝公去做一名逍遥名士；
其四，自身安全。身居高位，卫鞅尚能有军队保护；一旦退隐，那些潜在的敌人定会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
其五，后继乏人。卫鞅之下的改革派大臣执行具体事务可以，统筹全局的能力却不够，即便是秦惠文君时期的能臣樗里疾，此时也还未进入权力中枢，卫鞅若走，秦国便无人能担起继续变法的重任。
企业改革需要持之以恒，一旦半途而废，之前所做的一切就会化为泡影。不论在哪里改革，一定会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会躲在暗处，像幽灵一样寻找你的一丁点过错。对付这些人，就需要牢牢把握住权力，用高压手段加以镇压。身在职场，也要有感恩之心，对曾经给予你巨大帮助的人，不能说走就走，撒手不管。放弃权力，也会使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事在人为，改革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强有力的接班人。
有此五条，卫鞅空有退隐之心，也难下决心飘然离去。因此，还是曹操说得好：
“若国家无我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然而就在五个月后，44岁的秦孝公突然间一病不起，很快便撒手人寰，在外磨练多年的太子嬴驷回到咸阳即位。卫鞅一生的运气，也随着秦孝公的病逝而烟消云散。
五、五马分尸，职业生涯的悲剧
秦孝公去世，秦惠文君即位，是秦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卫鞅的命运，秦国新法的命运，改革派的命运，反对派的命运，都将在这个十字路口发生转折。
就在这时，公子虔的一个门人突然告发卫鞅谋反。秦惠文君立刻下令逮捕卫鞅。
卫鞅一看形势不妙――当政的都是在自己手上吃过苦头的人，于是决定逃亡避难。逃到函谷关后，卫鞅本想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谁知店老板居然要他出示照身帖（相当于身份证），卫鞅找遍全身，才发现仓惶之间竟然没有把身份证带在身边。于是，奉公守法的店老板严辞拒绝他入内，还说商君的法令有明确规定，凡是收留没带证件的旅客，就会以连坐罪论处。
此时的卫鞅，只能长叹一声：
“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
既觉得作茧自缚，欲哭无泪，又为秦国百姓知法守法而感慨万分，自己多年来在秦国的心血没有白费。卫鞅本打算经由魏国前往别国，谁知魏国人痛恨他吃里爬外，又把他赶回了秦国。卫鞅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封邑商邑，发动部属与家丁向北攻击郑国，寻找出路。
秦惠文君听说卫鞅叛出秦国，立即发兵追击，在黾池抓住了卫鞅，然后处以车裂之刑，还杀了卫鞅全家，并告诫群臣说不要再像商鞅那样谋反。
卫鞅一死，有两伙人最高兴。一伙是以公子虔为首的王族势力，他们觉得卫鞅死得好，终于能够为公子虔出一口恶气；一伙是以太师甘龙为首的反对变法势力，他们觉得卫鞅死了，即位的秦惠文君又吃过卫鞅的苦，卫鞅的新法一定会被全部废除，他们重新出山执政的时候马上就会来到。
不过，公子虔与甘龙又不同：公子虔对卫鞅是私怨，他恨卫鞅铁面无情，却真心实意的佩服卫鞅，支持变法；甘龙等人却是既要卫鞅死，又要废新法。然而，他们都低估了秦惠文君的胸襟，也低估了新法在秦国上下的影响力。
秦惠文君为什么一定要卫鞅死？是因为少年时的那次惩罚吗？秦惠文君的气量可没有那么小。要卫鞅死，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私怨。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的父亲生前是个出色的董事长，任命了极有才华的人来当企业的总经理，你父亲去世前，觉得别的人都不足以继承他未完的事业，于是就想把董事长的位子让给总经理。但是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实现，他就去世了，于是你成了新的董事长。试问，你愿意一个威望高、强势、且权力过大的总经理碍手碍脚吗？
因此，卫鞅必须死。但卫鞅不能白死，更不能由秦惠文君来担杀人的恶名。于是，聪明的秦惠文君决定借势。借谁的势？借公子虔和甘龙两伙人的势。
首先，利用公子虔门人告发卫鞅的机会，下令逮捕卫鞅，先去其权势，将其定罪。卫鞅如果伏法，甘龙等人自然会落井下石，要求从重处置，“杀人”的恶名自然由公子虔和甘龙来担；卫鞅如果逃走，那就是畏罪潜逃，或击杀、或抓捕归案，甘龙等人恨不得他死，到时候的罪名只会更重。
其次，暗示和纵容以甘龙为代表的反对新法的权贵势力攻击卫鞅――攻击的越狠，对卫鞅的论罪就会越重，他们对卫鞅之死的责任也就越大。
最后，激化民众对卫鞅的思念，煽动民众对请杀卫鞅者的仇恨。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把谋害卫鞅的责任全部推到甘龙等权贵身上去；激发民众对新法的热爱和支持，继续推行变法。
也就是说，年轻的秦惠文君虽然在反新法势力的压力下“无奈”的车裂了卫鞅，可他的真实目的却是杀卫鞅而不废变法。毕竟，新法的好处摆在面前，秦国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卫鞅之死，足以给后世人们以警示：身在职场，究竟如何才能既把事情做好，又不至于落得惨淡收场。
实际上，在这场变法大戏中出现的每一个角色，我们都能在职场中找到对应，也能从他们的身上获取一些借鉴：
秦孝公：一个出色的董事长，既有变法图强的决心，也有慧眼识才的眼光与坚持改革的毅力。他有大智慧，却深沉寡言，始终站在卫鞅的身后，替他排除一切暗中的困难，把成功的荣耀与光环让给卫鞅。这样的老板，哪一个员工不会为他卖命？如果你是老板，你能做到秦孝公这般放手信任属下，始终坚持如一吗？
卫鞅：一个天才的改革家，一个杰出的实践家。他成功的完成了从一个职场新手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变。在他的带领下，嬴氏集团破茧重生，在困境中发展壮大。然而，卫鞅却是一个为国有才，为己无能之人；换句话说，他是那种智商财商极高，但情商极低之人，类似于后世的王安石。他可以做到“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却不懂得权谋之术。领导喜欢用这样的人才，但这样的人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很可能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公子虔：公子虔是一员干将――上阵冲锋在前，变法护卫在旁，外刚而内明，也是性情中人。你可以伤他的心，但在大局面前，他仍能做到公私分明。这类人是最需要好好笼络的，因为他们忠心耿耿，执着信念，而又简单的像个孩子。
甘龙：从设计太子杀人事件，到隐忍20年不出最后向卫鞅发难，这类人，是那种智商财商情商都极高的全才。他们往往是元老功臣、中流砥柱，在企业里的势力盘根错节，又能隐忍退让。这样的人，往往在背后捅你一刀，是最难对付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对付他们，要么雷厉风行扫地出门，要么比他们还能忍，还能活，看谁熬得过谁。
公叔痤：如果把庞涓看成魏国的激进派，那么他与甘龙是同一类人。公叔痤既有识人之明，又有为国公心；敢于破格举荐人才，也敢大胆请杀不用之人。只可惜他活得不如甘龙久，因此也就没能挽救魏国的衰亡。
秦惠文君：关于秦惠文君嬴驷，《史记》并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从他只杀卫鞅却不废新法，借力打力除去政敌的手段来看，和扼杀惠施变法来看，可以判定，嬴驷这小子相当厉害。他的厉害，一是缘于早年公子虔和公孙贾的教导，二是因为亲身经历了杀人――受罚的事件，三是有了多年游历民间的经验。因此，身为一个大企业的接班人，光有高学历和各种各样的证书是不够的，还需经过实战的磨练和风浪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要有权力斗争的直觉和敏锐性，有战略眼光，出手要稳、准、狠，还要懂得借势――借反对派除掉集权者；借群众的压力除掉反对派；继而扫清一切障碍，为继续改革做准备。
这些人物当中，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当属卫鞅。卫鞅与大多数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一样，都有过跳槽和找工作的经历，他的经历，完全就是一部出色的个人奋斗史，我们可以简单的对他的职业生涯进行一下总结：
1．游学列国，学习各种知识；然后在魏国宰相公叔痤府中实习，锻炼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为将来的跳槽做准备。
2．看准时机，选择最需要人才、最有发展潜力的秦国充当自己的舞台。
3．在进入企业前先进行市场调查，用几个月时间走遍秦国，了解企业内部各个岗位的情况，并且很快有了一套完整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执行方案。（现在，这个步骤一般是放在面试成功的试用期。）
4．在进入企业前也经历了几轮面试：秦国发出的《求贤令》相当于招聘广告，与卫鞅一同应聘的有100多人。卫鞅经过几轮面试，成功的脱颖而出。
5、在企业考察自己的同时也在考察老板，试探老板，与老板进行了一番开诚布公的长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双向选择。在确定老板的脾性与决心足以成大事后，卫鞅才决定留下来大展拳脚。
6、不务虚名，讲究实际。卫鞅既懂企业规章制度建设，又精通商战策略，每一件事都以企业的实际利益出发，做事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术策略，还有不畏艰难、敢于决战的勇气，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的特质。
7、注重团队建设。网络一大批秦国新一代的杰出人才，确保新法的顺利实施。
8、重视企业制度建设，强调法治的重要性，首先治本，然后治标，循序渐进，与现代科学管理改革体现相吻合。
9、拥有“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品质，在工作过程中树立极高的威望，获得了绝大多数员工的支持。
10、当改革遭遇各种阻力时，不怕困难，敢于下狠手，下重手排除一切困难。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位新君登基，都不可避免的要表现出与前任不同的地方：前任宽仁，则实行峻法；前任肃杀，则布施仁政。大政方针一朝一改。
秦国及其执政者（当中既包括君主，也包括宰相等执政者）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对既定政策的坚持。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如果像魏国那般朝令夕改、政出多头，既不能摆平上层关系，又不能激发员工斗志，等待他们的，必将是衰败的宿命。
卫鞅死后不久，秦惠文君就将甘龙等一般反对新法的元老贵族杀了一干二净，公子虔则继续着隐居的生活。卫鞅虽死，但新法犹在，秦国也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纵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