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开始到1967年，是波伏瓦和萨特在国际舞台上活动频繁，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这对相依共度大半生的伴侣，出访频频，开始了世界漫游式的社会生活。他们以这种方式，广泛参予国际事务，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日本、埃及、以色列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珍贵的足迹。而这些国家的难忘印象，也在他们的脑海中永驻终生。
1955年，波伏瓦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受官方邀请的出访。9月6日他们抵达北京。九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清风怡人。波伏瓦和萨特在这美好的季节来到了令他们感到陌生、新奇和向往的东方古老国度。初到中国，在波伏瓦看来，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因为来此之前，她对中国尚谈不上认识，如果说有些印象的话，则仅来源于一些介绍中国的英文读物。而她的所见却和书中的描述大不相同。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举国上下都洋溢着一股乐观、向上、自信、奋发的热情。波伏瓦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几个城市，已经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上的差距，但同时她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艰苦朴素蔚然成风。她看到了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普通百姓都身体力行，尤其是被当时中国人的务实实干精神所感动。两个月的中国之行使波伏瓦深切感受到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充满的那种自信和活力。回到法国不久，她就在《现代》杂志为他们这次中国之行而特开的专栏“中国今昔”上，发表了题为《长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研究。她曾写道：“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块实实在在的人间土地。在那里，人们刚刚摆脱了牛马不如的困境，正在为建设一个人的世界做着艰苦的斗争。”波伏瓦在这次中国之行后，改变了她以往对世界的看法。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感受。但中国的人口问题也的确引起了她的担忧。
波伏瓦和萨特于11月离开中国后，随后又在苏联逗留了一周。萨特曾于1954年访问过苏联，而波伏瓦则是首次来到这里。她对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印象更深。因为苏联在这一时期正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令波伏瓦感到震惊和意外。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她还在苏联国家电台上发表了讲话。此次中国之行和苏联之行，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萨特——波伏瓦这对伴侣形象。
5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各国普遍酝酿着一种反苏的情绪。在波兰，人们发出请愿的呼声，要求被斯大林主义者于1948年关押起来的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而在这期间，匈牙利发生了苏联坦克入侵布达佩斯事件，匈牙利人民起来与苏联人进行了战斗。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的悲剧性事件接连不断发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独立运动。对其殖民地人民的这一要求，法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悍然出兵镇压了那里的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还劫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乘坐的专机，逮捕了其领导人蓬·贝拉。此外，在美国掀起了反共产主义、排除异己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大批的亲苏、同情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遭逮捕。对这一时期的国际紧张局势，波伏瓦深感不安。这一时期，她一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下的专制，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与萨特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她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谴责他们排除异己的做法。尤其是当她得知纳尔逊·阿格林因同情共产党人而被吊销了护照，则更是愤怒不已。她对美国失去了幻想，认为美国就是种族主义。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波伏瓦和萨特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起来抗议法国当局悍然发动旨在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因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立场上，遭受到周围人的许多攻击，有人谴责她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这一时期，波伏瓦认为欧洲已进入了充满暴力、压迫、侵略的阶段，因而心情无比郁闷。她只能用写作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此间，她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自传性回忆录《一位良家少女的回忆》。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骚乱。法国当局成立了救国委员会。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法国第五共和国诞生了。戴高乐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强硬派。为此，波伏瓦和萨特对戴高乐的重新上台持否定态度。他们和左翼知识分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波伏瓦这时开始在法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快报》上发表了数篇呼吁政府立即制止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的文章。1959年同她共处7年的同伴克洛德·朗兹曼向她提出了分手，这提醒了波伏瓦她已进入了老年。这一年她已步入了第51个春秋。在此前她尚没有意识到，暮年这么快就来临了。她颇为伤感，陷入了孤独境地。1960年1月4日，她又闻知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极度悲哀的同时，死亡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她。这是波伏瓦一生中最伤感和孤独的两年。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回忆录《年富力强》，回忆她从1929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的生活。1960年1月，古巴的《革命报》主编弗朗基邀请她和萨特去哈瓦那访问。
1960年2月22日至3月20日，波伏瓦和萨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古巴之行又重新唤起了她投身未来的渴望。在此行中，她了解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她认为古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尽责的社会。波伏瓦、萨特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人友谊。古巴之行使波伏瓦欣喜地感到，她已置身于世界的名人之列，有许多人都把她视为盟友。自此，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在渴望。从古巴返回巴黎的寓所时，波伏瓦惊喜地发现纳尔逊·阿格林已在寓所里等她。原来他是在波伏瓦和萨特出访古巴期间来巴黎探望她的。波伏瓦的朋友博斯特夫妇接待了他，并给了他波伏瓦寓所的钥匙，将他安顿下来。阿格林与前妻复婚不久即再度离婚，后一直独居，过着怪癖的生活。这是事隔10年之后的重逢，阿格林在6个月的相聚中，一直希望能重温他与波伏瓦的爱情，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波伏瓦分手。因为此时波伏瓦的心思已经放在比阿格林更重要的事务上，她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她深知阿格林会怨恨她，但她心意已决。她在心里默念道：“让巴黎的所有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
阿格林走后不久，波伏瓦又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到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他们仍抗议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当时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书，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波伏瓦、萨特和其他一百人在宣言上签了名，这篇《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就发表在1960年8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波伏瓦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
1960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应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邀请，去巴西宣讲古巴革命。在巴西之行中，波伏瓦应邀在里约热内卢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萨特也应邀作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报告。波伏瓦在巴西圣保罗访问期间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中她就有关《第二性》的问题，谈了自己对于当代妇女问题的看法。而萨特则谈了有关殖民主义制度、阿尔及利亚独立、古巴革命、巴西的现状等问题。在他们的巴西之访期间，法国国内的右翼分子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扬言要枪毙萨特。11月，波伏瓦和萨特从巴西回国时，原以为政府要为《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指控他们，结果并未遭到控告。年底波伏瓦的回忆录《年富力强》出版并获成功。波伏瓦因她的政治立场和在国内外的声誉，成为了法国文化界引人瞩目的名人。1962年1月7日，波伏瓦因同萨特一起反对1961年组建的秘密军队组织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她的寓所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但波伏瓦仍不畏惧，1962年2月8日，她和《现代》杂志成员参加左派组织的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游行，因而再次受到威胁。
1962年，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苏联出席作协会议。1963年，她又和萨特前往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这次会议后，他们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在接见他们时颂扬了社会主义并为苏联进兵布达佩斯作辩解。波伏瓦对赫鲁晓夫的辩解深表失望，返回巴黎后，她的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又出版了。《事物的力量》主要描写波伏瓦从1944年到196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她讲叙了她为什么牺牲与纳尔逊·阿格林爱情的原因。波伏瓦认为这是出于她神圣的使命，即她与萨特共同的事业。
1963年11月和1964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又应邀分别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她在这两次出访中，着重要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共处问题，这在当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较敏感的问题。在苏联，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她同与会的苏联作家们进行了探讨。在场的苏联作家们则同她的观点形成共识，认为应该为实现这种共处而努力。从苏联返回后，波伏瓦开始埋头撰写一部关于老年问题的小说。1964年，萨特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波伏瓦和萨特都一致认为应不接受此大奖，以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对萨特的这种做法，当时法国报界的许多人都归罪于波伏瓦。
1965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又来到苏联。这是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联的再一次出访。访问间他们看到了苏联文坛上出现的一些转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已经重新出版。然而就在他们出访后的第二年，这种转机又旋即消失。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1967年苏联坦克再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波伏瓦对苏联的肃反运动扩大化和政治上的强权统治深表不满。她决定永远不去莫斯科了，要同苏联彻底决裂。
1966年，波伏瓦和萨特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京都大学的邀请，到日本旅行讲学。在日本访问期间，波伏瓦对日本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渡边先生特地邀请她和萨特观看了日本传统歌剧“能剧”。访问期间他们还游览了东京、京都和广岛，参观了寺庙、矿山和码头。此行中波伏瓦还特别留意到日本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早在此次日本之行前，波伏瓦就闻知日本是个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妇女受轻视的现象严重。她在码头，看到一个船舱里，一些妇女冒着呛人的尘埃，在一铲一铲地往货舱里装化肥。经与导游交谈得知，这些妇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工作七天，不仅挣钱比男人少，而且还要料理各自的家务。她毫不掩饰地对导游感慨道，尽管她倡导妇女走向社会，争取自由独立，但眼前这一切，绝不是她所希望为妇女争取到的东西。在广岛，她和萨特与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进行了交谈。从中她了解到，这些幸存者都像掩饰缺点一样掩饰自己的残疾，为了不愿成为丧失工作能力的废人。她对他们的战后处境深表同情。当时在日本，反美情绪也很强烈，反美示威游行经常发生。10月16日，波伏瓦和萨特从日本返回巴黎。回到巴黎不久，她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美丽的幻象》出版了。这部书被列为当年的畅销书。波伏瓦在这本书中揭示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用现代文明包装、掩饰的谎言世界、虚幻世界。这个世界给人们提供了逃避当前问题的理由。她在小说中谴责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奴役。但后来波伏瓦又谈到，她并没有全盘否定技术进步，只是否定那些利用技术进步谋取私利的卑鄙行为。
1967年，埃及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邀请波伏瓦和萨特访问埃及。这颇像一次官员出访，因为埃及政府在波伏瓦和萨特抵达开罗后，为他们配备了一架小型专机供他们使用。在访埃期间，他们一起参观游览了埃及的名胜古迹。但波伏瓦则尤其关注埃及妇女的社会境况问题。她与埃及的女记者、女律师、女医生一一取得了联系，请她们向她介绍一些有关妇女方面的问题。同时，波伏瓦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在露天咖啡座，还在在正规的饭店餐馆里，人们从来见不到妇女的身影。波伏瓦对此表示了她的看法。在同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她谴责埃及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就像是封建主、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亚历山大大学作报告时，她大声呼吁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要参予社会。她在《金字塔报》上还重申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她重申工作是妇女解放的唯一手段。她也抨击了埃及人对妇女的歧视。在埃及这个穆斯林国家，波伏瓦的报告和讲话只受到了妇女们的欢迎，而男人们却对此仍表示有不同看法。他们引用《古兰经》对波伏瓦说，男女不平等早已写在《古兰经》上，所以男女不平等在埃及是宗教范围内的许可。波伏瓦谴责了这种宗教已经决定了妇女命运的古老观念。她告诉人们：“如果妇女不具备和男人一样的平等身分，那么任何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存在。”这次访问中，埃及总统纳赛尔不仅为波伏瓦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而且还在他们的旅程行将结束前在自己的赫利奥波利官邸接见了他们。萨特在与总统交谈时，请求他能释放因重建共产党而被关押的18位埃及青年。纳赛尔答应了他的请求，释放了这些政治犯。波伏瓦和萨特在在离开埃及前，还出席了纳赛尔为他们举行的隆重的告别宴会。埃及之行，他们已介入了具体的国际事务。
离开埃及后，波伏瓦和萨特又访问了以色列。一个以色列作家代表团接待了他们。以色列左翼政党的成员森哈·法拉邦给他们作了向导。波伏瓦和萨特特地去观看了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他们尤其关注阿拉伯问题。在上述地区，波伏瓦发现以色列仍在对其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和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区实行隔离，而且还发现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此外，波伏瓦还尤其关注以色列妇女问题。她发现以色列妇女在建国后大都纷纷回归家庭，对此她深有感触。她认为以色列妇女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曾拿起过铁锹甚至冲锋枪，甚至牺牲过生命，而如今却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去完成妇女的传统家务劳动，这实在不可思议。她由此感叹到，在以色列妇女已失去了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然而，以色列的妇女们却不这样认为，她们告诉波伏瓦：她们在社会中已经有了足够重要的地位，女权主义问题在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波伏瓦对自己与以色列妇女之间，在有关妇女解放问题上存在着如此的差距而深感惊讶。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波伏瓦和萨特还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勒维·艾希克尔的接见。波伏瓦在此中东之行结束后，即写了三篇文章，这便是她后来发表的《疲惫的女人》。中东之行后不久，埃及战争爆发。当时在法国国内，人们分成了几派。戴高乐的支持者反对以色列。法国共产党也站在为埃及人提供武器的苏联人一边。托洛茨基派、马克思主义者及绝大部分的左派都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以斗争。而波伏瓦则出于对以色列的同情而为以色列人说话。她认为埃及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它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即使战争失败，也会重新复活，而以色列则不同，如果战败了，则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她深为以色列担忧。
这12年的世界漫游是波伏瓦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部分，因而必然给她以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广泛的国际交往扩大了波伏瓦和萨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波伏瓦开始用一种世界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使她在观察不同国度、不同政体、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别……各种不同问题时，都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正如她于1967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所说：“只有放眼世界，以世界为本，人们才能从根本上宽容别人，并推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狂热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