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犹豫很久不能决定要不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我们在目前女人的处境中如何才能获得成就？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哪一条路是不通的？如何能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变成独立？什么样的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她们如何能去克服那些困难？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只代表着我对女人命运问题的关心……”
这是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序言中的一段话，是序言所要交待的波伏瓦决定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的意图、缘由和想法。的确，正如序言所说，波伏瓦一直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境况，妇女的命运问题非常关心。儿时，她曾耳闻父亲乔治对母亲的不忠，他不断在婚约上“捅口子”。青年时代，她又目睹了女友萨萨的悲剧，这位女友是因家人反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成婚抑郁而死。而她本人的情感生活一直波澜不止，在她与萨特的爱情生活最初阶段，不断有一些新面孔的女性出现，而她仅仅因选择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就不断遭到人们的非议。从母亲的婚姻生活、女友的爱情悲剧和她本人的情感经历中，她认识到了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处境、境况和她们的命运。随着阅历、思想的丰富和成熟，她更感到即使在进入了20世纪40-50年代，即二战后，妇女属于从属地位而遭受到男性歧视，一直被视为第二性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婚姻、爱情、事业等诸多方面都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作为女性，出于对自身及妇女境况和命运的关心，同时也出于存在主义作家的责任感，波伏瓦决定要为女人写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迄今为止强加给女性身上的性格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她要为女人指出如何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走出来的途径。这部书正是波伏瓦为了让当代妇女更了解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的命运而著的。
《第二性》从构思、撰写到完稿历经了两年半的时间。1947年4月，波伏瓦在美国纽约访问讲学时，开始构思写作。1948年2月《第二性》中的“女人与神话”一节发表在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刊物《现代》杂志上。1949年6月，《第二性》第一卷《事实与神话》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1949年，《现代》杂志又开始分期登载《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章节。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今日妇女之生活》又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第二性》一书出版后，人们都争相购买，此书因此而成为该年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人们还争购《现代》杂志期刊，偌大的巴黎，被此书的出版直搞得洛阳纸贵。然而巨大的影响也使各种对此书的议论成为了一个个热门话题。公众对此书的评论褒贬不一。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莫里亚克就曾在1949年当月的《费加罗报》上，指责波伏瓦的《第二性》是：“从文学上看，我们已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幼童时，大人们为使我们呕吐，给我们灌进肚里的正是这种反胃的东西。”但《巴黎竞赛》报的评价则给予了波伏瓦的《第二性》以很高的赞誉。该报的记者评论道：“一个女人号召妇女们争取自由。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出现在男人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然而《第二性》在出版不久就横遭被列禁书之祸，这一结局多少也反映出它对当时人们思想的影响之大，它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冲击之猛，以及它所受到的批评、责难较之于它当受的颂扬、赞誉是如此之多。
《第二性》一书实际上并非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本宣淫诲盗之书，它实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理论专著。在书中，它系统地提出了当今社会中有关女性生理、心理、社会处境、社会地位及命运等方面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诸如，妇女为什么退到比男人次要得多的地位？什么是女性化？女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女人应该怎么学会生存？等等。波伏瓦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分别以生理学、心理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观点，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她还详细论述了从原始时期到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论述了妇女身心发展的过程，以及她们应当如何摆脱被奴役的状况去寻找自身的出路等问题。该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提出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形成的”观点。在这里，波伏瓦用科学的态度探讨了是社会的各种规范和道德价值取向，引导了一个女孩逐渐变成了一个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揭示了妇女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它的高明之处正是把第二性的问题同法律、宗教、习俗、传统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从社会根源上去挖掘第二性形成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妇女解放，妇女如何才能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如何才能在实质上获得生存自由等出路的设想。它指出，女性要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对传统的爱情观、价值观、道德观进行重新估价，从而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而正是这一结论准准地戳中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痛处，才导致了《第二性》遭受到灭顶般的诋毁。
《第二性》这部著作，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是波伏瓦思想体系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她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从1943年至1949年，波伏瓦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的转变。她放弃了战前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才引发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激发了她欲解答困扰妇女自身诸种问题的热望，促成了她这部关系妇女自身命运、反映妇女切身问题、涉及妇女自我解放的划时代巨著的问世。也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自这部著作发表后，在法国公众心目中，波伏瓦不再是萨特的“小伙伴”、“追随者”，而是著名的哲学者、思想者，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更加之她本人的身体力行，与萨特一起，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形式，因此，她被视为西方妇女个性解放的楷模。
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时，虽曾轰动一时，但又旋遭查禁。当时的舆论界因对它褒贬不一而大加争论，但终于是责多于赞。而该书于1953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则再次引起了轰动，成为了最抢手的畅销书。此书对当时美国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美国也被公认为是促使西方妇女女性意识觉醒的启蒙作品。自从《第二性》被译成多国文字后，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为了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该书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不亚于一场战争和革命。该书在观念上向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二性》发表后，波伏瓦从1949年开始着手撰写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从构思、完成到出版，历经5年。该书发表于1954年10月，两个月后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大奖。
在波伏瓦创作《名士风流》期间，法国存在主义阵营内部因政见不统一，出现了分歧。从1945年以来，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组织，一直以《现代》杂志为论坛，宣传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主张。《现代》杂志的创办人是萨特和莫里斯·梅洛·蓬蒂，阿尔贝·加缪是后来才加盟的。1951年，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现代》杂志的编委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分歧。萨特在这一时期与法共关系密切，他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在冷战期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而加缪在这一时期则对法共以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反抗者》因遭到了萨特的否定，继而引发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论战。这一论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个延续了七年之久的友谊宣告破裂。这样，分裂在两位存在主义领袖之间发生了，而这种分裂又是政治分歧造成的。加缪曾指责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坐椅放在了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谴责他宣传暴力专政，指责加缪是一个资产者、自由派思想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分裂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趋于衰落。
从1949年至1954年，波伏瓦的个人生活时而落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地，时而又出现了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转机。1950年，美国作家纳尔逊·阿格林与波伏瓦结束了三年的异国之恋。这次情感经历，一度曾使波伏瓦陷入了悲伤痛苦之中。她无法忘怀这段经历，并把它写入了小说《名士风流》中。1952年，一直与萨特分居的波伏瓦开始与《现代》杂志的新撰稿人克洛德·朗兹曼交往。这一年，44岁的波伏瓦与比她小17岁的克洛德·朗兹曼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她的心目中，朗兹曼又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这段新恋情中，波伏瓦也曾担心过这会不会对萨特有所影响。但事实证明，萨特能够正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萨特在这段时期，正全身心地忙于他的社会事务。而波伏瓦则渐渐地对那些吸引萨特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她把主要精力又放在写作上，每天平均写作七个小时。
《名士风流》一书就写于存在主义组织内部出现分裂，波伏瓦本人的生活又出现新的转机期间。由于波伏瓦自始至终都参予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全过程，自然对《现代》杂志编委们之间的分歧感到遗憾。于是她决定要在《名士风流》一书中，将《现代》杂志的团体，以及该杂志的经历，把她与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之间的爱情，都写入作品中。
《名士风流》一书，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中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代表着波伏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与其以往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重点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危机，揭示了他们在面临“说真话”与“干革命”这一抉择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无论在题材上、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方法上，都与《女客》、《人总是要死的》都有所不同。《女客》主要是自传性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波伏瓦与萨特、奥尔加之间的“三重奏”生活。而《人总是要死的》则偏重表现哲理性的思考。只有《名士风流》既有自传成分，又有对存在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反思，但更多地反映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向何处去，西方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他们的道路问题上的思考和精神探索。因此，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里，波伏瓦对于发生于她身边的各种政治事件、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关注和介入、干预意识。
如果说《名士风流》是以波伏瓦在二战后至1952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话，那么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在小说中，亨利是以阿尔贝·加缪为原型来塑造的。小说描写了亨利创办《希望报》的经过，以及他所遇到的来自左派和右派压力的夹击。小说中，亨利与法国左派运动组织的发起人，他的盟友罗贝尔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巴黎沦陷时期就携手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战后又共同参予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属于同一派别。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幻，两人的政治分歧逐渐加大，最后被迫分道扬镳，亨利则被左派运动组织开除。小说中罗贝尔的原型就是萨特。他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就有非凡的表现，成为地下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战后他认为拯救西方社会，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因而倾向社会主义，站在苏联一边。在现实中，他也同样遭到了右派的攻击和左派的怀疑。最后他所领导的新左派运动，因得不到盟友的支持而失败。罗贝尔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宣告破灭后，曾感叹道：“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但他仍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小说中通过亨利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存在主义《现代》刊物的创办经过及存在主义文学组织内部政治分歧的过程。而通过罗贝尔的经历则深刻表现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过程，同时也宣扬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人物萨特一些积极的政治主张。小说中心理医生安娜和美国作家刘易斯则是根据波伏瓦自己和她的异国情侣纳尔逊·阿格林为原型构思的。在小说中，安娜与刘易斯的爱情故事虽然描写得生动感人，但在整部小说中，终归只是一个插曲，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因此，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名士风流》在1954年10月出版后，《法兰西文学报》立即作出反映，对该作品及时给予了肯定。同年12月，该书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大奖。这次获奖对波伏瓦意义非同一般，它终于使西蒙娜·德·波伏瓦跻身于法国20世纪当代名作家的行列。这是这一荣誉给予她的最高承认。
自1949年6月《第二性》的发表至1954年12月，波伏瓦因《名士风流》而第一次获龚古尔文学奖，在短短的5年中，波伏瓦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一生的鼎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受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那种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了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其小题大做式的探索。而在创作上，她已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一时期，她已一改以往的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了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派创作。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她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这一时期，她与萨特仍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坦诚。他们的合作，他们的事业越来越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地熔融难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又经受了几度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情感的历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自由和独立。回首当年方觉这独立的来之不易，这其中凝有多少忧愁、疑惑和伤痛，又溶有多少嘲讽、谩骂和围攻。但波伏瓦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确立了成熟女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论在事业上、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已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她不再是他人的影子，她就是她自己——西蒙娜·德·波伏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