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年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强烈而公开地挑战、背弃耶稣的训诫：“该撒的物当归该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是合适的，而宗教团体试图控制民主政府的施政过程是不合适的；政府官员干预宗教事务或者用法律或税收收入支持某些宗教机构，也是不合适的。
当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天主教徒身份引起争论，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在竞选总统期间，也在不经意间遇到宗教问题。1976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我的一位政治支持者的家里，有人直接问我是不是一个“再生的基督教徒”。当时有记者在场，我想所有虔诚的基督教徒都是圣灵的再生者。于是，我如实回答说：“是的。”这是我第一次遭遇个人的宗教属性被牵强附会于政治领域的事。我的回答立即引起轰动，遭到媒体的指责。他们说我声称直接从天国获得信息，说我认为上帝赐予我的圣洁与优势比其他候选人多一些。从此到竞选结束，全国的记者对我和我的浸信会支持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进行大肆渲染，明确提示我把宗教引入政治是错误的。
我和罗莎林遇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打破了媒体渲染的基本原则。1979年，即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不足一年之后，我收到来自梵蒂冈的一封信，谨慎地询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可否访问美国。我很高兴地发出了正式的邀请，这是教皇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访问华盛顿。新任教皇早就表达了尽可能走访众多教区的意愿，而且已经访问了好几个南美洲国家。他这次访美比较松散，在华盛顿呆了近两天，所以我们有时间长谈。
教皇富有幽默感，懂若干种语言，英语讲得很好。我们回忆了肯尼迪竞选总统时遇到的敌意和指责：假如他当选，美国人将会在白宫看到教皇。我在向约翰·保罗介绍前来拜访的国会议员时说，19年前新教徒抗议者的预言最终成为现实。
教皇能够走访其他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穆斯林，实现振兴教会的承诺，我对此表示感谢。他似乎对自由交换看法持欢迎态度，于是我表达了我的看法：不赞同他默许女性的从属地位、排斥女性做牧师的现状继续存在，因为我认为这与早期教会女性的角色背道而驰。我们的谈话气氛和谐，但在谈到拉丁美洲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解放神学”时，气氛骤然严肃起来。
那时，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许多牧师和主教挺身而出，为保护备受压迫的穷人和土著人的权利而呐喊。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约翰·保罗二世却谴责这些人权活动家，支持那些与独裁暴虐政权结盟、更正统的教会领导人。我想教皇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梵蒂冈是否忠诚，而不是那些不惜生命和神职为受苦人服务的人。一个名为“主业会”（天主的事业）的极端保守的组织，就得到了梵蒂冈的有力支持（其创始人后来被宣布为圣徒），它的领导人在教会颇有影响。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教皇辩解，说约翰·保罗深受波兰背景的影响，了解其它东欧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与罗马教廷持不同意见的牧师或主教往往是共产党人。尽管如此，梵蒂冈的这一政策及其它政策导致了天主教会众向新教会众的大规模转变。
我在随后访问意大利的途中顺道访问了梵蒂冈，后来罗莎琳和我们的女儿埃米也以私人身份拜访过新教皇。尽管我觉得我更接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神学思想和言论，但毫无疑问，约翰·保罗二世是真正伟大的领袖，他有深邃的道德信仰和无与伦比的表达才能，善于向世界表述他的基督教信仰。他是迄今为止最有魅力、最受欢迎的教皇。
我的官方职位是总统，我的家人的礼拜习惯纯属私事，我很谨慎地将两者分开，但私下里我与南方浸礼会会长吉米·艾伦一起发起了“勇敢的布道行动”，这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以促进浸礼会教徒向全球传播福音为宗旨的教会项目。在白宫的四年里，我做的祷告比我生活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多。我为耐心、勇气、做出正确决策的智慧而祈祷，也为我们自己和别人的和平，尤其是以色列及其邻国的和平祈祷。当伊朗将我们的使馆人员扣为人质，我为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回归自由而祈祷。
自从我的宗教著作《鲜活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出版以来，经常有人问，我的基督教信仰与世俗的总统职责是否发生冲突。两者确实有点冲突，但我始终遵守就职誓言，“保留、维护、捍卫美国的宪法”。例如，我从不相信耶稣赞同堕胎或死刑，但我尽力服从最高法院对这两个问题的裁决，同时努力缩小我认为因此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耶稣声明，他的神职使命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声明基督教徒人人皆知，但是，总结我一生的政治和宗教经历，我得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奇怪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在帮助穷人、减少痛苦、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家园、消除贫困或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维护和平、改造囚犯的种种努力中，政府职员比教会成员更能够承担责任，履行慈善使命。
政府与教会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服务机构，公职人员不得不面对实现宗教信仰的崇高理想与履行公共职责之间细微而重要的区别。1978年，我在给浸礼会教友的一次演说中，试图解释我个人作为总统和基督教徒的双重责任：
在建国初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他担心教会可能影响政府，剥夺人们的自由，而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浸礼会创始人罗杰·威廉斯则担心，教会可能被政府腐蚀。这些担忧促成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获准实施，禁止设立任何形式的国教，同时，在同一句表述里，禁止通过任何可能干涉宗教自由的法律。
政教分离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规定，但对宗教人士来说，把两者联系起来是没有错的，因为你很难把宗教信仰与公共服务分开。同时，在公共岗位上你也不能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他人。
我在白宫任职期间，我不得不面对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和平、自由、核武器、军火销售、恐怖主义以及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食物短缺或医疗保障不足等问题。这些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政治问题。对你我来说，它们也是道德问题，涉及我们信奉的上帝教导的行为准则。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军事还是其它方面，都强大无比，这样我们就不必想方设法来证明我们的强大。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指出了社会与人的差别。我们对人的期望是高标准的，一个人应该具有完全的、自我牺牲的爱，并以此为目标，而我们对社会的最高期望仅仅是建立公正。
所以，我们作为人必须做得更好，尤其是当我们有机会展示我们的价值时，我们更应该做好。领导人处事要谨慎，但也不要过于怯懦。
……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的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一个人、一个教派、一个国家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渴望和平；我们需要谦卑；我们反省自己的缺点以免重蹈覆辙；我们努力建设道德高尚的社会，减少受剥夺、敌视、饥饿、疾病折磨的痛苦，维护广义上的人权；我们愿意，甚至渴望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把个人的爱转化为实现社会公正的行动。
我发表这篇演讲之后的27年里，有很多美国人试图推倒托马斯·杰斐逊所倡导的“政教之间的隔离墙”。
《700俱乐部》主持人帕特·罗伯逊在谈到政教分离的前提时说：“宪法里没有这个东西。它是左派的谎言，我们再也不接受它了。”他接二连三地攻击公立学校，叫嚣要以宗教学校取而代之。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写道：“政教之间的隔离墙”是基于糟糕的历史之上的隐喻，事实证明这个隐喻对指导审判毫无用处，应该公开而明确地予以抛弃。当然，他的观点只代表最高法院少数人的看法。
2000年，南方浸礼会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新信条，即“政府无权用税金支持任何形式的宗教”。他们主张政府为私立学校埋单，呼吁修改宪法，强制公立学校做祷告。这是在公开挑战“政教严格分离”的原则。
政府通过“信仰行动”资助的社会项目使宗教团体很感兴趣。这些团体觉得，打破政教之间富有历史意义的隔离墙没有什么不妥。他们取消了宗教社区的慈善服务，代之以规模宏大、公正合理的政府项目，应对穷人对经济公正的广泛需求，使他们有机会参加就业培训、买得起房屋、享受医疗保健与良好的教育、挣一份过得去的工资。这些行为背离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历史性实施，使纳税人的钱流向教会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宗教机构，而这些宗教机构事先设计了不成文的规则，在聘用职员的过程中诱导人们接受宗教信仰，并以宗教作为聘用标准。他们甚至用纳税人的税金修建、装修礼拜堂。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是资助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项目，而每年暗中通过宗教机构流失的政府资金高达20亿美元。
最奇怪、最令人不安的例证之一是基督教右翼对政治的干预。在民主党参议员否决了一批联邦法官人选提名之后，基督教右翼对联邦法院体制发起攻击。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克林顿总统对联邦法官同等数量的人选提名，同样遭到共和党的否决。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和一个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搅和在一起，共同在电视节目里露面，无端指责对几个法官的任命表示反对的民主党参议员，说他们“攻击有信仰的人”。该宗教团体领导人声称，一个“过于主动”的司法系统对“代议制政府的威胁”，比“恐怖集团”的威胁“还要大”。此项活动的另一个主办人詹姆斯·多布森博士说，最高法院“不负责任”、“失去控制”，是“独裁的寡头”，并指责说，司法系统40年来一直在开展“限制宗教自由的运动”。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总统否认了宗教信仰与联邦法官任命上的反对意见有什么联系。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宗教攻击，成为攻击目标的大多数法官实际上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有10个是共和党人占据多数职位，美国最高法院也是如此。2000年，最高法院正是由于共和党人占多数，才以五比四票裁定了令人质疑的总统选举，推选了一位总统。事实上，参议员弗里斯特是在推广这一前提：任何对极端保守派的法官提名表示否决的议员，就是反对“右翼牌”国教。这可能违反美国宪法，至少在精神上有悖于宪法的规定：禁止通过任何政府行为把宗教观点强加给国人。
2005年7月，最高法院法官桑德纳·戴·奥康纳在宣布退休后不久声明：“在我生活的年月里，我从来没有看到司法系统与一些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像现在这样紧张……这种状况令我十分伤心。”她接着说：“目前的气氛如此糟糕，我对联邦司法系统的前途颇为担忧。”
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也为宗教团体在他们政党内不同寻常的影响深感担忧。当过圣公会牧师的密苏里参议员约翰·丹福思在《纽约时报》（2005年4月）上撰文指出：
共和党人已经将我们的政党转化为保守的基督教徒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这种转化……是庞大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包括根据保守的基督教徒和共和党当权派的意见制订的行动纲领……问题不在于对政治热心的人或教会，而在于政党本身。一个政党竟然走向极端，采纳教派的纲领，成为宗教运动的政治延伸物……作为参议员，我每天都为联邦政府的赤字忧心忡忡，至于同性恋对婚姻关系有什么影响，我毫不担忧。今天，很多人似乎十分热衷于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一场精心策划、范围广阔、厚颜无耻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和共和党右翼的融合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尽管政教融合被认为是一些美国人的愿望，但对于那些始终把两者分离视为我们的一个道德价值观的人来说，不得不为此而深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