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宗教信仰已被引入政治领域，两者的融合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里描述我个人的信仰或许有助于读者评价我的背景，了解我的一些判断形成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被培养成一个南方浸礼会教徒。我一生都在参与每周一次的圣经课，起初是作为学生，成人后作为老师。我的基本的或者说传统的信仰深得父亲的传授。他是普兰斯浸礼会的执事，并在我上课的主日学校当教师。尽管我们经常讨论每周的圣经课内容（等量地分为《新约》和《希伯来圣经》），但对于自己所挚爱的标准神学，我们从未有过质疑的念头。
我的大部分信仰基础如耶稣是救主和上帝之子，仍然无可置疑地被其它宗教派别如新教、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安息日会及许多其它宗教信徒所接受。我们也吸收了浸礼会教派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对我们来说，洗礼仅仅是针对那些足够成熟、对基督有个人信仰的人施行的。洗礼要完全浸于水中，象征着死亡、埋葬和我们救主的复活。我们全面接受《圣经》，把它视为上帝启示人类的谕旨，并认同耶稣的言行就是解释《圣经》的标准。尽管人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有意义的，但也不能说是万无一失的准确解释，不能作为正式的信条或教义职责的工具。
我们信奉地方教会自治，决策由所有受过洗礼的浸礼会成员投票决定（达成众望所归的共识）。即使在教会团体内，浸礼会教徒强烈反对牧师或权势之人凌驾于教会成员之上的任何行为。我们强调《圣经》中那些描述耶稣如何克制自己的门徒，不让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段落。耶稣叫他的门徒外出做见证人时，赋予他们的权利仅仅是为别人服务，减轻他人的痛苦，倡导真理、宽恕和爱心。实际上，每一位信仰耶稣的人都被视为牧师，可以不通过中间人直接把自己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地区教会的牧师也是教会成员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作为福音派教徒，我们致力于一项重大的全球化使命：不带偏见与歧视，与众人分享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通过个人的福音传诵或者定期向他人捐款的方式来履行耶稣的使命。在我的大半生中，我们的浸礼会被认为是南方浸礼会成员。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美国和世界各地浸礼会的传教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官员或教会以外的宗教领导人可以制订一套我们必须接受的信仰和规则。我们信仰的唯一描述就是《圣经》本身。
我们最热衷的信念之一是政教分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研究过基督教殉道者，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容许世俗的领导人侵犯宗教自由。尽管基督教徒个人（包括我父亲）可以自由参加公共事务，但是我们厌恶教会团体涉足党派纷争的政治。我们也推崇宗教自由，同情无宗教信仰的人，尊重与生俱来的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所有人。
每年，我们至少抽出一个星期日来参加环境保护或者说土壤料理活动。我父亲和会众里的其他农场主都特别重视牧师引用《圣经》文本的讲道词，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人类既然被赋予控制土地、水、鱼、动物及一切大自然的权利，那么就要将重点放在仔细管理和优化上，不能使土壤浪费或恶化。
在上段文字中，我用的是过去时态，但是，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和浸礼会教徒，我的宗教信仰热情丝毫不减当年。
“福音派”一词经常被误用或曲解，但我认为以下两点解释足以表达它的含义（《兰登书屋英语词典》）：1.福音派“属于或表明是基督教会，强调《圣经》尤其是《新约》的教义和权威，反对教会机构自身的权威；强调人只要转而相信耶稣为替世人赎罪而遭受的苦难和死亡，就能得到救赎，并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信条”；2.福音派“表明是基督教徒，尤其是70年代后期的基督教徒，摈弃原教旨主义特征，但仍坚持对《圣经》保守的解释”。
因为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虔诚的循道宗教徒，我常常想，同样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做礼拜，履行教会习俗，像我们一样和睦相处，实践信仰。令人不安的是，某些著名的浸礼会教徒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对于圣公教、长老会、循道宗等杂七杂八的三教九流，你说你还要彬彬有礼。胡说！我不必对那些反耶稣的灵魂客气。”（帕特·罗伯逊：《700俱乐部》）
我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当学员时，曾给在当地服役的官兵子女教《圣经》。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深入研究一些著名神学家的观点。后来在竞选州长时，我曾提到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对我帮助良多。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厄休拉给我送了一套他讲道的录音。
进入政界后，我的宗教信仰得到扩展，也遇到了挑战。作为佐治亚州参议员，我代表75，000多名选民，并向他们负责，我被他们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和质询几乎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议员任职两年以后的1966年，我决定竞选州长。这一年，佐治亚州的政治错综复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主党长期的控制地位受到挑战。我作为一个不大为人所知、初涉政坛的新人尽了全力，但佐治亚州法律的漏洞，促使州立法机关裁定莱斯特·马多克斯最终赢得选举。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分子，曾经在他经营的餐馆门前挥舞铁镐把，威胁前来就餐的黑人顾客。
竞选失败后，我对政治彻底绝望了，我的信念，包括我对自己的信心和我的宗教信仰，第一次动摇了。以前，在实现任何重大的生活目标上我从未失败过，我不理解上帝怎么允许一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做我们州的州长。那时，我的姐姐鲁思·卡特·斯特普尔顿是颇有名气的浸礼会教徒，她知道是我自私的错误推理导致了我的绝望。
她从北卡罗来纳州驱车来看我，给我讲《圣经》的教诲：悲伤和失望应该成为增强耐心、力量、智慧和对我们基督教生活责任心的源泉。起初我不接受她的推论，但她最终使我认识到，应该把政治和商业抱负放到第二位，搁置一段时间，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宗教义务。
不久，我便参加了浸礼会教徒所谓的“先锋使命”活动。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去宾夕法尼亚的洛克海文社区，那里居住的一百户人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我和另一位志愿者走访这些人，向他们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起初，我们内心充满疑虑和胆怯，但很快就适应了，信心十足地拿着名单，走访每一幢房子或公寓。我俩作了分工，想好了说什么，做什么，祷告了好长一阵子，然后放松下来，凭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念去履行使命。我们的经历富有挑战性，遇到的人无奇不有：身强力壮的工人、企业主管、公开表白的无神论者，甚至妓院的鸨母，但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成功。
我的另一项传教任务，是去麻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向那里的讲西班牙语的家庭传诵福音。他们大多来自波多黎各，贫困不堪，住在一个废弃的纺织厂附近的一栋破败不堪公寓楼里。其中许多人都是短工，乘公共汽车到附近的蔬菜地和茂密的烟草田里干活。这一次我的同伴是一位美籍古巴人，名叫埃洛伊·克鲁兹，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小教堂做牧师。他说，我之所以被挑选出来与他一起工作，是因为我在安纳波利斯学过西班牙语。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我当年在海军学习和使用的西班牙语词汇，与我现在用来教《四福音书》的词汇大相径庭。
我朗读我们为每一次家访挑选的《圣经》章节，而几乎所有的福音传诵都是由克鲁兹牧师做的。让我惊奇的是，他能够那么有效地触及人们的心灵。他给他们解释耶稣的一些神职使命，解释耶稣的生活如何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被深深地打动了，有时候甚至泣不成声。与这位不寻常的人一起工作，我每天都有令人称奇的经历。他对穷人似乎有一种亲近感，一踏入他们的家，就有一见如故的亲和力。我像他们一样被感动，有几次禁不住泪湿满面。
克鲁兹牧师待我略有不同，这使我感到不安。这大概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拥有一辆轿车，当过州参议员。我们的传教任务结束，即将分手时，我问他，什么使他成为如此和蔼而富有成效的基督教见证人，他显得相当困惑，最后才说：“唉，我们的主对一个冷酷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强调道，基督本人尽管是上帝之子，也总是和蔼地对待穷人或弱者。他说他努力遵循一条简单的准则：“你在生活中只需要两种爱：对上帝的爱和对任何时刻站在你面前的人的爱。”
我时不时地参阅我书架上的神学著作，如卡尔·巴思、莱因霍尔德·尼布尔、H·里查德·尼布尔、保罗·蒂里希、鲁道夫·布尔特曼、迪特里希·邦霍佛尔、汉斯·孔等神学家的著作，但是，埃洛伊·克鲁兹简单的话表达了深刻而富有新意的神学思想。对我来说，它比所有伟大的神学家的话更有意义。
我也在其它社区做福音传教工作，并担任我所在县的比莱·格拉厄姆布道队的负责人。这一段经历特别有趣。因为格拉厄姆传教士不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便用他讲道的一盘影片来传达他的宗教信息。当时南方还处在种族隔离时期，但我遵循格拉厄姆的原则和要求：周密计划，讲座和听众不分种族。因为没有教会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传教，我们被迫在一所废弃的校舍里开队会，在当地的一家电影院播放传道影片，获得了惊人的成果。几百人——不分种族——前来观看，接受耶稣是救主的信仰。
我当选为州长后，我们全家都成了北大道浸礼会成员，它距亚特兰大的州长官邸最近。我在那里当执事，并承担其它教会义务。我们搬到华盛顿以后，以同样的方式履行宗教信仰，加入第一浸礼会会众。每年，我还要在那里教几次课。我的讲课从未提前公布，所以听众就是平时上主日学校的学员。
用我的基督教信仰观察那些自诩为无神论者的兴趣，是颇有趣味的。我当总统的第一年访问了波兰，我期望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公开谈论自由的价值。在与波兰领导人、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会谈时，我提到了我此前与波兰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的会谈。盖莱克请我与他单独谈谈，于是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讨论我的基督教信仰。盖莱克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去过梵蒂冈，见过教皇。第一书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而他的母亲却是天主教徒，他似乎为此而痛苦不堪。我觉得私下里他是个基督徒，公开场合他则是无神论者。
后来在访问南韩时，我与朴正熙总统进行了颇为激烈的会谈，内容涉及他对人权的侵犯、美国的驻军及其它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话题。在最后一次会谈即将结束，我准备离开总统府时，他问我能否谈一个私人问题。于是，我们抱歉地让所有陪同人员离开。他向我描述了他的两个孩子的信仰，一个信佛教，另一个信基督教。他请我解释我的信仰的基本要素，我便给他讲了。谈话结束时，我们同意由我来安排南韩一名最著名的浸礼会教徒进一步研究信仰问题。几个月以后，朴正熙被南韩情报机构刺杀身亡，该机构的负责人接替他就任总统。所以，我与他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最终会产生什么结果，便不得而知了。
我最有趣也许是最富有成效的谈话，是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谈。我曾与他谈判，恢复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常的外交关系。在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为了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尽可能稳固的友谊，我们进行了几次广泛的交谈，内容涉及中国和美国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有一天晚上，在一次国宴上，他问我，是什么激发了我对他的国家最初的兴趣。我回答道，我从小就被培养为浸礼会教徒，我们杰出的英雄是那些女性基督教领袖，她们作为传教士远赴中国，传播基督福音。我还是小孩时，就每月捐出五美分，帮助中国为孩子们盖学校和医院。
对于我的回答，邓小平感到高兴。他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一类宗教活动终止了。事实上，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官方政府的政策是无神论，禁止礼拜活动和《圣经》等基督教书籍的发行。我问他可否改变这些政策，他问我有什么具体建议。我略加思考，提出了三个要求：保证礼拜的自由；允许《圣经》的发行；重开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邓小平在回国前告诉我，中国的基本法将会改变，宗教自由将得到保证，《圣经》也会获准发行。但是，他不允许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因为他们“过着皇亲国戚般的生活”，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三年内，他履行了他的诺言，条件是任何新的教会团体必须在政府注册，然后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履行宗教事务了。
我描述的与这三位政治领袖的会谈表明，无宗教信仰的人也对基督教感兴趣。我们的谈话属于私人谈话，在这几位外国领导人在世期间，我严守秘密。这缘于我们信仰的基本原则，在我担任公职期间，我和罗莎琳一直根据这个前提对待我们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年前，一家宗教杂志试图总结我生活的基本价值原则，请我用50个字表述我对生活成功的定义。正当我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时，我突然想起1974年我当州长期间的一次经历。我应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的邀请，与他一起赴佐治亚州的梅肯市，参加由他主编的杂志《导报》举办的全美杰出教会年度奖颁奖仪式。他说，约有7，000人在市政中心参加颁奖大会，共贺“杰出教会”年度奖得主——一个由50名左右的智障人士组成的教会。
我了解皮尔博士的演讲才能，知道他是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在准备演讲稿时，我忽然产生了与他比试的想法。结果，我和他的演讲都很成功，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演讲。接下来是颁奖仪式的最后一幕：由获奖教会成员点燃一支大蜡烛。这是一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中年妇女。她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小蜡烛，缓慢但很自豪地从中央通道向神坛走去。她的教会的牧师跟着她，准备给予她帮助，以免跌倒。但她却拒绝帮助，显得很有信心、很自豪地接近大蜡烛。
小蜡烛的小火苗摇曳不定，她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点燃大蜡烛。观众屏声静气，我和皮尔博士也禁不住为她感到窘迫。牧师上前一步，伸出手，想把住她晃动的手。但是，她摇摇头，把他推开了。
大蜡烛终于被点燃，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大礼堂最光彩夺目的是这位女性洋溢着幸福快乐的脸庞。
人们完全有可能忘记30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和皮尔博士精心准备的演讲，但是，没有人会忘记这位女性成功的时刻。在为她所属的小教会举办的晚会仪式上，她做出了贡献，并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执著、自信、成功和自豪。7，000多名观众为她的信仰和毅力所打动。
基于这次经历，我写了如下几十个字，以答复那家杂志社的提问：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帝关于真理、谦卑、奉献、同情、宽恕和仁爱的准则。
离开白宫以来，我在埃莫雷大学当了近25年的名誉教授，经常在神学院和宗教系讲课。我感到，我熟悉的神学基础知识对于我回答学生的问题很有帮助。我和罗莎琳还尽量利用星期日回到故乡普兰斯，每年我都要在马勒纳瑟浸礼会为我们的成年教友和来访者，讲35到40次圣经课。这些教学被拍了片，录了音，广为发行。我不知道，我的神学研究对故乡的主日课教学是否有很大的帮助，但我从不背离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基督教信仰，我讲授的正是这些信仰。
听我主日课的数百人中，只有15%是浸礼会教友。当我让学员自我介绍时，“主流”新教教派通常就有五六个之多，其他人则属于罗马天主教、阿米绪派、门诺会、摩门教、贵格会及安息日会。我们的教会欢迎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其他非基督教礼拜者，鼓励人人参与课堂讨论。他们的讨论很有趣，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年来，我对许多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仰和兴趣有了深刻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