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奥斯陆接受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中说：“当今的时代，对于那些生活是由宗教信仰决定的人来说，是面临挑战和不安的时代。他们的宗教信仰建立在相互仁慈的基础之上。”后来，《今日基督教》杂志请我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我回答道：
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种教派和印度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都明显地趋向于原教旨主义。忠实的教徒日益倾向于这样的推论过程，“因为我与上帝结盟，所以我高人一等，我的观点应该流行，任何与我意见不同的人本来就是错误的”，进而推论，那些人“本来就低人一等”，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只是“近似人类的人”，因此，他们的生活不重要。
这一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紧张的宗教冲突。抵制原教旨主义倾向、真正信仰耶稣的人格和言行的基督教徒，应该用关怀、慷慨、宽容和无私的爱，包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善于把自己和与自己相同的人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以为只要把爱给予家人或与我们相似、意见相一致的人，我们就是在履行生活的义务。这是人的自然倾向。打破这一局限，向他人伸出友爱之手，正是基督教徒的人格体现，也是耶稣为我们树立的完美榜样的品质体现。
近年来，在国内外的政治领袖和主要的宗教团体之中，确实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原教旨主义趋势，两者的交织日益密切。穆斯林宗教领袖霍梅尼担任伊朗领导人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趋势的巨大影响。他给美国打上“大魔鬼”标记，纵容其好战的青年追随者占领美国大使馆，将52名使馆工作人员扣做人质，长达14个月，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可耻行为。霍梅尼对伊斯兰圣典的原教旨主义解释，是他宗教领导的基础，而他的解释与《古兰经》关于和平、同情，尤其是善待外国来访者或外交使节的传统教义背道而驰。
在人质事件的几个星期之前，新当选的南方浸礼会会长造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是多年来的一个礼仪，尤其是美国总统正好也是浸礼会教徒时，会长的访问就更加顺礼成章了。我祝贺他就任新职，并和他说了一会儿客套话。他和妻子离开时说：“总统先生，我们在祈祷，希望你放弃世俗的人文主义，不要把它作为你的宗教。”我感到震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忠诚而传统的基督教徒。对于他的话，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在第一浸礼会教堂做礼拜时，见到了我们的牧师，便请他解释我的疑惑。他说，在选举会长时，有一小群保守的南方浸礼会领导人串联与会代表，给予这位会长候选人充分的支持，使他得以当选会长。这件事我只是偶尔听说过。牧师也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回答我的问题。他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当总统后的一些决策可能与新成立的“道德多数派”及其它保守的基督教团体的政治主张不一致。我们探讨了其中一些不一致的事情：我任命许多女性担任政府要职；拒绝政府资金投入宗教教育；成立独立的教育部以加强公立学校的建设，接受最高法院对堕胎合法化的裁决；与摩门教徒合作解决他们在国外的一些问题；恢复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呼吁恢复巴勒斯坦国，不同意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在核武器控制和其它问题上与苏联展开谈判。
我和牧师都感到困惑，但我没有选择，只能对这一指责不予理睬，继续做我认为是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也与我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相一致）的事。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尽量了解伊斯兰教和原教旨主义的普遍特征。
几代人以来，我自己的教会和教派领导人把他们自己描述为“原教旨主义者”，声明坚持我们浸礼会信仰的基本原则，反对现代世界的压力和影响。这种“坚持始终不变的原则”的倾向，是宗教可以理解和温和的一面，也是我大半生认同的基本态度。
不久，我了解到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其主要特征如下：
●原教旨主义运动通常是由男权主义者领导。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在其宗教团体里，特别信奉征服女性，控制教徒。
●尽管原教旨主义者通常相信过去比现在好，但是他们的历史性宗教信仰和现代世界观都含有自私利己的成分。
●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在自己和别人之间明确划线，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反对他们的任何人都是无知的，有可能是邪恶的。
●原教旨主义者好战，反对任何对他们信仰的挑战。他们容易发怒，有时候使用言语和体罚虐待那些干扰他们将行动纲领付诸实施的人。
●原教旨主义者自我定义非常狭隘，趋向于孤立自己，在情绪敏感的问题上，善于蛊惑人心，并将变通、合作、谈判等方式解决争端看成是软弱的表现。
综上所述，这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僵化、控制、排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