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最具争议的一些问题，将在随后的各章中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公民个人的普遍看法、其中的共识与分歧、看法如何转变或保持不变，以及这些看法与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的政治变化是否相一致。
近年来，美国人之间的党派分歧日趋尖锐、激烈，这一情形与我在白宫时期十分不同。那时，我的提案“获准率”甚高，常常能够顺利获得国会通过，而政治上的分歧主要缘于问题本身，而不是议员们的政党归属。作为一个出生于南方的温和派和退役的职业海军军官，我主张保守的财政政策和强大的国防建设，而我对保护人权的承诺，可以说是源于我个人对种族隔离制的了解：它对我的南方故乡可谓创巨痛深。
到达华盛顿后不久，我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联邦政府体制的立法提案。使我感到吃惊和失望的是，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首次立法提案，我不得不寻求共和党议员带头支持。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在国会的支持者始终变换不定，但他们都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赞同我的意见的两党议员，而我所遇到的最强烈的、与日俱增的反对意见，竟然来自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其原因之一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想取代我担任总统）。
如今的华盛顿官场与过去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近乎每一个问题的争论都严格取决于政党背景；重大立法决策征求民众意见的做法，几乎已成昨日黄花。今天的基本共识，通常是在一种封闭的、受严格的政党纪律约束的决策会议上，由国会游说者和国会党团领袖共同达成的。就连美国参议院长期珍视的人际礼貌，也已古风不再了。国会里的和谐氛围、协作精神及同事关系日渐衰弱，其部分原因是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崛起及其宗教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
幸运的是，这种僵化与对峙现象尚未在公众中占据上风。在准备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搜寻了最完善的民意调查资料，以便了解我们民众意见的共识与分歧的原因和程度。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我们国家目前在政治上的分化，比人们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令人质疑的2000年总统选举以及此后的“红色”州和“蓝色”州的持续分裂，在一定程度上都说明了政治分化的趋势。最近的两届总统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明显地反映了政党意见的分歧。布什总统在民主党中的个人声望，比克林顿总统面临弹劾时在共和党中的个人声望还要低。目前仍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更能说明问题，它所引起的针锋相对的意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场战争是否进展顺利？或者说它是否改善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些突出的意见分歧，或许可以被视为政党纷争而不那么重要，但是它们对我们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国际政策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共和党里，赞成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军事行动解决问题的人比率很小，而民主党人则持相反意见。在反恐方式上，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认为，使用重兵是最好的办法；而更多的民主党人认为，当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应该使用我们的武力，但过度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增加对我国的仇恨，孕育更多的恐怖分子。那么，解决国际争端究竟是通过外交途径好呢，还是诉诸军事武力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尖锐对立、与日俱增的分歧意见，是政党属性最准确的表现，而在同性恋婚姻、同性性关系或堕胎等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政党属性就不那么明显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美国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赞同个人生活中宗教的价值，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认同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尽管代价是高昂的），怀疑大企业的诚信，期望联邦政府加大执法力度遏制色情泛滥。
尽管为数不多，仍有四倍于民主党人的共和党人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会损害经济。共和党中对政府持有信心的人数急剧上升，两党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分歧了。美国人也越来越支持政府对穷人提供更多的援助，但是，一个依然存在的差异是，与民主党人相比，更多的共和党人认为，穷人过着轻松的生活。值得欣慰的是，在美国人中，对穷人的这种偏见正在大幅度减少。
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美国人众说纷纭，观点迥异，但是许多看法也在改变之中，其中大多数意见对政界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有些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情绪方面，而与赞成和反对的人数多少关系不大。有关堕胎和枪支控制的辩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两个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所秉持的意见也没有对政坛产生什么影响。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堕胎在任何或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合法的。仅有六分之一的人认为，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应该是违法的。这些人虽属少数，但却十分激烈、活跃，在国会里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关于枪支控制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人们有权拥有枪支，但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认为对手枪应该有适当的限制，包括审查持枪人背景、强制性注册以及确定枪支出售前短暂的等待期。
政府对军火企业的政策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变化。在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几届总统的相继支持下，国会于1994年通过法案，禁止包括AK-47、AR-15和UZT在内的19种半自动攻击性武器的生产、转让和拥有。这些武器没有一种是用来打猎的，仅仅是用来杀人的。这一法案一直执行了10年。到了2004年，全国有1，100多名警察局长和警长呼吁国会和布什总统，延长1994年颁布的法案，加强联邦政府对攻击性武器的管理力度。但是，白宫对此充耳不闻，武器游说者占了上风，于是禁枪法案寿终正寝。
武器问题的争论并不涉及房产主、猎人或者户外运动者。我长大成人后就拥有并使用枪支，现在我拥有一把手枪、四支猎枪、两支步枪。我对枪支的使用十分谨慎，在自家的树林和田野里打猎，偶尔也与家人和朋友去外地狩猎。我们珍惜这些权利，我的一些伙伴还喜欢收藏稀有武器。
但是，我们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对全国步枪协会的一些极端主张和政府官员的懦弱感到失望。面对步枪协会咄咄逼人的无理要求，官员们往往屈从让步。在军火企业的大力影响和支持下，其主要客户——全国步枪协会，蛊惑人心，误导许多轻率的人相信：我们的武器会被收走，房产主使用武器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权利将被剥夺。实际上，我们“拥有武器的权利”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是美国宪法所保证的权利。如果说这一权利受到威胁的话，步枪协会的极端主张就应该是完全合理的了。
除倡导拥有攻击性武器外，国会的武器游说者还在保护罪犯和黑帮势力，使他们有机会使用能够击穿值勤警察的防弹衣的武器。同时，这些游说者也在保护已知的恐怖分子或恐怖嫌疑人，使他们能够买到或拥有武器，包括攻击性武器。有重罪前科的人、精神病人或者非法移民，是不能拥有武器的，这是步枪协会勉强接受的唯一标准。在最近的五个月内，44名被列入恐怖分子监控名单的人中，有35人能够购买枪支。联邦调查局局长对此深感担忧，他开始审视现行的法律，并请一些参议员考虑修订。步枪协会高层官员的反应是批评监控名单，而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声明，支持国会立法，保护武器生产商和销售商。假如枪支购买人使用了AK-47步枪进行恐怖袭击，应豁免武器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责任。他们还要求，对枪支购买人的背景审查资料24小时以内必须销毁，阻止长期保留信息资料，而这些资料可能会揭露那些阴谋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人。
对持枪权和杀人武器的放任自流会造成什么后果？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资料显示，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的青少年相比，美国的青少年遭枪杀的可能性高出16倍，用枪自杀的可能性高11倍，死于枪击事故的可能性高9倍。
约翰·霍普金斯枪械政策与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使用枪支杀人的比率比其它35个高收入国家的总和还要高19倍。最新的资料显示，最近一年里，手枪致使澳大利亚334人、英国197人、瑞典183人、日本83人、爱尔兰54人、加拿大1，034人、美国30，419人死亡。全国步枪协会、军火企业以及唯唯诺诺的政治家，应该重新评估他们在安全和责任方面的政策。
假如问美国公民个人是否认可同性恋人之间的性行为，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给予肯定的答复。这是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20年以前问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有迹象表明，民众意见的这一变化对各州和联邦法官产生了影响。
在看待死刑问题上，美国人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大约半数的美国人支持“终身监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死刑能够遏制犯罪。一项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表明，仅有1%的警察局长认为保留死刑可以减少犯罪。公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变化似乎正在影响着各州立法机构和联邦法院。
上述数据勾画出美国公民的普遍看法。令人吃惊的是，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些看法竟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我们政府的国内外政策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影响“道德价值”的界定和保护问题。
作为一个深入涉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美国人，我觉得这些数据很有意义。但是，像其他公民一样，我也有自己的观点和对他人的共同观点的看法，而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则是形成我的观点和看法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