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67年1月4日，半夜里有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1月4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1966年11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一般的叮咛，没有在意。可是，现在竟然真的大祸临头。同学们劝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妈妈接的。她讲：“情况就是这样，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也不知道，他当时还在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呢！”听了妈妈的话，我惊奇极了，也伤心极了。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这难道光明磊落吗？可怜的爸爸，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被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许多朦胧的往事一下子涌到眼前。我想起：不久前，有些叔叔、阿姨悄悄告诉我：“亮亮，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搬出钓鱼台吗？那是因为你爸爸到中央工作后，江青他们想拉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带头向小平同志发难，被你爸爸拒绝了。”“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这些叔叔、阿姨的劝告当然都是一片好心，可我知道：违心的事爸爸是不会干的。当时，我虽然摸不清政治斗争的深浅，可心里一直为您不安，我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
8月，我们想尽了办法才得到允许去北京看您。那时，您和病中的妈妈被软禁在“卍字廊”的住所里。一路上，我不停地设想即将相逢的情景，当我兴冲冲而又心神不安地走进家门时，一眼就看到出来接我的您，您像孩子一样的高兴，但我却愣住了：一个声音嘶哑、头发花白、驼背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这哪像我那生龙活虎的爸爸呀！爸，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您怎么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呢？我心酸地仔细看着您：深感内疚的痛苦，茫然不解的思索，强捺着心里的愤怒，都汇集在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但您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看着您，我心酸，我心痛。我怕您看出我的悲痛，就假装着去洗脸，可是任凭怎样擦，也擦不尽刷刷下落的泪水；怎么忍，也忍不住喉头的哽咽。过了一会儿，妈妈进来找我，轻轻地对我说：“亮亮，你要坚强些，父亲和我都不喜欢你这样子。”爸爸，从那时起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在“卍字廊”的一个月，是我与您相处的最后一段日子，如果当时能知道这点，我一定会千倍万倍地珍惜它。当时，您已完全丧失了自由，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监视，您除了被带去看大字报外，只有晚饭过后的那段时间能到屋外的廊上放放风。您是个从不停息的人，可现在却硬是被关在笼子里，外面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正在冲击着整个中国，您怎么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担忧呢？江青一伙虽然使您身陷囹圄，但他们何曾有一时能囚住您那颗为国为民的心！您有在思索时踱步的习惯，我记得，那时您每天都用急促的步子在不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您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这样急促地走着，走着……虽然您从来没向我流露过一句内心的愤懑和焦灼，可我从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中却听到了您热血沸腾。您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爸爸，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时，立刻就想到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
我还记得，您多么珍惜那短短的放风。您经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四周池水里的荷花，对我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了一种崇高的品德。”直到今日，我眼前还时时清晰地浮现您当日目视荷花的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爸爸，从此我也爱上了荷花，因为我知道，您是在用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啊！
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贞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您意味深长地给我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咽。”您说：“亮亮，你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里寄喻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爸爸，您在这里借李贺的诗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您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尽管在监禁中您也不悲戚伤感，仍然壮怀激烈地向往着“凌云”的心事。我看着，听着，我的整个身心都融会在您的思想感情中。爸爸，您可知道，您的气质使软弱的女儿也因此坚强起来，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您当日的这些囚训，也就领悟得越来越深，到后来简直是刻骨铭心了。
妈妈经常为您担心。记得，有次她劝您：“人家已经批判你搞封资修，现在，你何苦还说这些！”您听后，气愤地说：“哼，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叩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就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11年过去了，您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每当我在困苦挫折中稍存气馁和懈怠时，我的耳边就会立刻回响起您的这段话。这是陶铸的女儿，我也要有爸爸的骨气。
为了把您搞臭，江青等人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您是叛徒，然后又伪造民意，加害于您。那时，我单纯得像一泓清水，当我初次听到您是“叛徒”的流言时，我的心僵硬了。半年来，出自江青之口对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诬陷，我都嗤之以鼻。我从小在您的教育下长大，您是怎样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拼命地工作，我十分清楚。他们诬陷您反毛主席，可我看到的却是您每当谈到毛主席时的那种肃然起敬的景仰和深情。我从小就听您的教诲，我身上所有的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大都是从您那儿得来的，我怎么能怀疑您？我又怎么能怀疑自己？可说您是叛徒，我的心就乱了，虽然我脑海里装的都是过去那些叔叔、阿姨讲给我听的关于您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可这终归是听说呀，难道连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能编造吗？有一次，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怀疑地质问您：“您出卖过同志吗？”听了我突如其来的质问，您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恼火，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把自己的热血全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这件事我记得太清楚了，您当时的表情，是只有受了最大伤害和委屈的人才会有的。今天，写到这里，您写的那首诗又字字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狱中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您这首诗其实我很小就读过，可那时不甚懂得它的价值，因此，日子一长也就慢慢忘记了。就在那次谈话过后不久，您再次把这首1935年在狱中写的咏志诗抄录给我。您当时的神态是那样严肃、坦然，眉宇间的凛然正气使我仅有的一丝疑问烟消云散了，我为有您这样一个经过铁窗考验的爸爸自豪。但同时，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我奇怪为什么在我们党内会有这么大的冤案？当时，您也和我一样困惑不解，我们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解开这个谜！现在，谜底揭晓了，诬害您的是江青之流，可是爸爸，您却长眠地下，抱恨千古了……
爸爸，您还记得江青他们策划的那次批判会吗？那是一个炎热的8月天，突然有一群彪形大汉闯进来，说是要开批斗会，二话没讲就把您押走了。妈妈正患病，可是这伙人仍然硬拖着妈妈去陪斗。你们走了，屋里是死样的沉寂，空荡荡的，只有屋外看守的沉闷脚步声陪着我在屋里发愣。我实在放心不下，想去看您和妈妈，又怕惹出麻烦被赶出去。正当我踌躇不决时，有个看守偷偷地进来同情地对我说：“您想去看就去看看吧，没关系的。”爸，至今我还常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位同志，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沉默的人民和民心。
我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悲愤地看着。当时，他们故意制造一种气氛，在那里拍摄电影，准备在全国放映。您和妈妈站在台前，那些人吼着，叫着，让你们低头认罪、背诵语录，而你们是那样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对待不明真相的人的辱骂和围攻……对于这种人格的侮辱和摧残，我实在看不下去，不等结束就先回去了。我给您和妈妈准备热水，等你们回来好烫烫站肿了的脚……
批斗会结束后，十几个人押着您回来。您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我端着盆走过去，忽然看到您的额头上有个大包，我扑上去想帮您揉揉，可您一把将我推开，愤怒地说：“别管它，让它留着。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党和毛主席，老子今天和他们拼了！”面对您的盛怒，那些人不知所措，而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写到这里，啊，爸爸！好像您又怒容满面地站在我的眼前……
爸，我记得这段时间里，您也有过两次极大的喜悦。一次是您被带出去看大字报回来，高兴地对妈妈和我说，刚才见到了陈毅同志，尽管周围监视的人很多，但陈伯伯还是意味深长地向您点头致意，从陈伯伯的亲切目光中，您看到了党和同志的信任。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得到同志的信任更使您感到幸福的？当时，有许多老同志都很同情您的遭遇，他们常常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对您的关切。有一次，我碰到了康（克清）妈妈，她悄悄地把我叫到身边，询问您和妈妈的情况，分手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劝爸爸、妈妈相信党、相信群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我偷偷把这些话告诉您时，您微笑了。此后，每当我看到您在沉思时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就知道，您又在重温同志的信任和爱，用它给自己的信仰淬火加钢……
我知道，您一直到死，心里都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它给予您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爸，那是一段多么痛苦、难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难中给您带来过一点欢欣。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轻轻地走近您，告诉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兴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地问：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把照片拿给您看时，您眯缝着眼认真地端详了好久，然后满意地说：“看样子人很聪明，有头脑，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人家。”我知道您当时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赶忙说：“他什么都考虑过了，无论将来如何，都不后悔。”您含笑地点了点头，我以为这下子已经解除了您的疑虑，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给我一封给他的信，里面详细地谈到了我的优点、缺点，您受审查的情况，劝他务必再做慎重考虑。爸，今天当我也有了子女时，我才越来越懂得，为什么当时您是那样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轻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青年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的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信写得很短，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改变主意，他要和我结婚。这一来您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高兴。您笑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的亮亮有爱人了！”“我的亮亮有爱人了！”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兴冲冲地对妈妈说：“咱们给亮亮的爱人送点礼物吧。”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哪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说着，您就哈哈大笑起来，您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没有一点压抑和阴暗。听着您的笑声，我的忧患和伤感也都消融了……
可是，他们哪里允许您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呢！很快，他们就强迫我们分开，再不允许我和您在一起。
那一年是1967年9月8日，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每一句都如钢刀扎心。他们在搞文字狱！他们在用笔杀人！我愤怒，我神志恍惚，我悲恸欲绝！可妈妈仍是镇静地面对着这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她预料之中。我和妈妈相对无言，彼此心里都明白，您这次是被彻底抛出来了……过了一会，您走过来，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您一夜没睡，在屋里徘徊着，直到天亮。等我惴惴不安地再见您时，您已恢复了平静，好像是一夜之间您已经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一两天后，有人找我谈话，让我立即离开北京去东北白城子。当时我正发高烧，妈妈也患重病，体重只剩六十来斤。我要求暂缓几天再走，被拒绝了。为了不使您再伤心，妈妈和我没有把赶我走的事告诉您。我要走了。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找各种借口呆在您的屋里，我想哭，又怕您发觉，只好强忍着。您看出我有些反常，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再三催我早睡，我只好走了，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而您则通宵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几次披上衣服要过去，都被妈妈拦住了。我躺在床上悲愤地想：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第二天破晓，我就起来了，见您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知道您没睡，我在您的房前转了很久、很久，不能决定是否该进去同您告别。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充分？幻想迟早总有一天会见到您，眼下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怎么能再让您伤心？再说我也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咬着牙没和您告别就走了。我在青海、甘肃一待就是五年，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能见到您——我最亲爱的父亲，甚至连一封信他们也不允许我给您写啊！爸，我的好爸爸，您可知道，这不告而别的憾事整整折磨我11年，11年啊！
11年来，我日日追悔莫及，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如刀绞，泪不能忍……爸爸，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您，我内心负疚，我抱憾终生……从此，您不但在政治上被蒙冤，在生活上又妻病女离了，在这几重痛苦的折磨下，妈妈后来告诉我，您一直保持着乐观，不向权势折腰，几次申请要去农村落户。您认认真真地对妈妈说：“我们老两口好好劳动，只要每月有30元钱，就能过得很好了。”您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沐浴东风浩荡，劳动学习昂扬。”后来，在整理您的遗物时，我们从散佚的文稿中发现了您在1967年10月1日，也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22天后，您在纸上写的自勉：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火和钢的自由。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我想，任何一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看到它，都会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会看到在自己面前矗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既热情而又坚定，既有生的愿望而又不惧牺牲；他是一个有血肉身躯的平凡的人，他有着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更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
爸爸，您的女儿说得对么？
在大西北高原，我有了儿子，您知道后可高兴了。爸爸，见到小亮的人都惊叹地说：简直太像外公了。听到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啊！人们常说，当胎儿的心脏在母亲的身体里和着母亲的心脏一起跳动的时候，母亲热爱和思念着谁，孩子长得就会像谁。爸，小亮是带着我对您多么深沉的眷恋之情成长、出生的啊，在他身上融进了我对您的全部的热爱和思念，他怎么能不像您呢？
可是，这个与您酷似，您最疼爱的外孙却从来没让您见过。丈夫来信讲：“我们多次请求把孩子抱进去让他外公看上一眼，都被拒绝了，我只有抱着不满周岁的小亮，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默默地等待在外公住处的门口，盼着外婆出来，看一眼小亮，然后回去把他咿呀学语的可爱乖相讲给外公听，引外公高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家信，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北京。我想您，想得心都要碎了。我曾多次申请回家探亲，都被粗暴拒绝。突然，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单位领导同志通知我马上回北京，这种意外的“开恩”，使我不知是喜是悲。在这之前，我，这个“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女儿是严禁离开西北的，可这次究竟是为什么呢？爸，在家时您常叫我傻亮亮，可是苦难使人变得头脑复杂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来得蹊跷。提心吊胆到北京，丈夫来车站接我。他脸色阴沉忧郁，强做笑脸对我说：“亮亮，你只能见到妈妈了……”听到这话，我就像遭到了雷击，赶忙问他：“爸爸呢？”他避开我的眼睛，低声告诉我，根据林彪一号通令，爸被疏散去外地了。接着他说：“亮亮，别慌，听说安排得还好……”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各种可怕的念头在脑际萦回，可我多愿他的话是真的啊！……
妈妈在一个临时住的招待所里等我们。她愈发瘦得可怜了，可是，妈妈的自持使我心静下来。爸，您可知道，您不在，妈妈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妈妈让我单独跟她待一会，当屋里只剩我俩的时候，妈的脸变得惨白，劈头就说：“亮亮，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她抽泣，再也说不下去。爸，我长那么大，从没见妈掉过泪，可现在，妈却泪飞如雨。那时，只有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心如刀绞，我多想抱住她说：“妈妈，您就痛痛快快地哭吧，您就把胸中积郁已久的愤怒和悲痛全都哭出来吧……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您哭吧……妈妈，我的坚强的好妈妈……”可是，妈妈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给我讲起您的病和不久前被迫生离死别的情景。
爸爸，原来您在1968年10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由于被监禁，就医有种种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允许去医院治疗。妈妈告诉我，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您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您的手术，并且让通知家属征求意见。当妈妈把总理的批示内容告诉您时，对总理的感激之情，使您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竟热泪满眶，您欣然同意开刀。听到这里，我哭了。爸爸，总理想救您，可是晚了，就医太晚了啊！探查结果证明您得的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可是到9月，病情再度恶化，此后您就再没能出过门。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妈妈在您的病情记录中写道：“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可妈妈却从没听过您哼一声。有时她看您太痛苦了，就劝您：“实在忍不住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您说：“哼有什么用，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的，为什么还要给你增加痛苦？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一次，您夜里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您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极度衰竭的您，只好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一跌一撞地去取药……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您明知已患了不治之症，仍然倔强地对妈妈说：“不，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爸爸，可以说，一直到心脏的最后一跳，您都还抱着强烈的生的愿望。您死的时候才61岁……61岁！……
10月中旬，您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了，可就在这时，上面却来了命令，让您到外地去。专案人员对妈妈说：根据一号通令的精神，陶铸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安徽合肥。我们给你考虑过了，最好去广东插队，如果你要同陶铸一起去，到合肥后要断绝和女儿的一切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你不去合肥，那么就要和陶铸断绝联系。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就是让妈妈在您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妈妈同您商量，您经过反复考虑后对妈妈说：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妈妈还能说什么呢？爸，我的爸啊！
生离死别的三天，您和妈妈是在怎样一种难熬的悲哀依恋中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可听妈妈讲，你们彼此谁也没有说过一次伤心的话。妈妈强捺着悲痛，为您准备了该带的东西，什么都为您想到了，什么都为您拼命做到了。您能给妈妈的仅是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今天，我读着它，依然像九年来每次读到它一样感到震动。爸，这哪是一首诗，这是一个痛苦而坚强的心灵的跳动。它熔铸了您作为一个革命同志加丈夫的全部情感和信念啊！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再有一个多小时您就要被押送合肥。您知道此去离泉台只有一步，您再也见不到妈妈和我，妈妈也知道这是你们的诀别，可你们这对为共产主义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共度忧患，感情笃深的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剧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啊……
专案人员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您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爸爸，您就是这样威武不屈，一直到死，也不向江青他们低头。就要分手了，您无限深情地对妈妈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会这样做的。说完，您和妈妈握了握手，妈妈要送您也不让，就这样由人架着上路了。您和妈妈分别得那样从容，那样镇定，你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革命，是对党的忠诚，是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对下一代的教育。爸，你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而唯一属于你们的女儿，却在临死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吗？
爸爸，妈妈把您的遗言告诉了我，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九年了，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话。“四人帮”被粉碎前，一个“黑帮”的女儿，生活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她要不断地受到各种歧视和冷遇。有时，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后，我真想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可是一想到您，我就又觉得不应该那样做。我随时想到我不单纯是一个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称号，那是因为江青他们在您的名字上泼洒了污垢，可我知道陶铸是一个坚强的老共产党员。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玷污了您的名字，给那些人留下攻击您的口实和笑柄。
您走后，妈妈很快就被强迫去广东了。爸爸，广东是您和妈妈战斗了多年的地方，你们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您知道吗，至今广东人民没有忘记您。这种人民的怀念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可珍贵的，女儿把这点告诉您，您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去广东农村帮妈妈安排了新家。那是一间破旧的小屋，阴暗潮湿，四面漏风，有很多虫子。这间房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体弱多病的妈妈在这间房子里孤苦伶仃地生活了三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和妈妈在这间小屋子里度过了您逝世后最初的一段时日……
1969年12月的一天，广州军区突然有人来找妈妈，通知我们：您到合肥后40天就死去了，时间是11月30日上午11时。闻讯后，妈妈虽然脸色铁青，但在来人面前仍然是那样沉稳持重，一直到人走才潸然泪下……我们坚决要求去合肥料理您的后事，但是遭到了拒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您的遗骨沦落在何处……
一个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那时，像您这样的老革命，被“四人帮”害得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啊！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事实，就是“四人帮”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内容。爸，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这些淋漓的鲜血已经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奇耻大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了。
爸爸，您的女儿是个医生，曾给许多病人看过病，曾在许多病人弥留之际进行抢救，也曾守护过许多病人与生命告别。可是，在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您临终之际，我都不能让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实在对不起您……我知道，您一定会原谅女儿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宽恕自己呢？
爸，我听人说，在夜深人静时，九泉之下的人会听到亲人的絮语和思念，这时，他们就会化作梦来与家人相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却常常希望它是真的，那样，我就可以和您在梦中见面了。爸爸，您现在在哪儿？您可曾听到女儿的呼唤？您是否知道女儿在您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大西北高原的月夜给您荒祭的事呢？
1970年11月28日，离您去世一周年还差两天。当时，我仍身不由己，来自四面八方的监视使我不能对您的死表示任何哀悼。于是，我只好提前两天避开那些人的注意来暗中悼念你。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借口，一个人先回了宿舍，偷偷地在罩衣里面戴上早就准备好的黑纱。我来到单位外的一个事先选好的荒僻场地，对着您逝世的东南方向恭敬地默哀了三分钟，然后借着月光念了写给您的悼词。我对着苍天大地发誓：等到红旗盖上您的身体那一天，我一定要书寄黄泉告诉爸爸，好让您展开紧锁的眉头，再听您开怀的大笑……
冬去春来，第一年过去了，埋在我心底的愿望的种子没能冲破冰封的土层……
第二年又过去了，催苏唤生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
等啊，等啊，我们一直等了七年，才盼来了党中央揪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现在，党中央终于为您平反昭雪了。爸爸，我真恨不得砸开死亡的铁门，找遍整个九泉，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您，您听到了一定会高兴得拉着我的手重返人间。
亲爱的爸爸，11年了，我不知在默默中给您写了多少封信，我既不能让人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可我却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我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现在，我终于给您发出了11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它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它怎么能装得下我积郁多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您四十多年来的战斗生涯呢？它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女儿向您致哀和报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关于您一生的功过，党、人民和与您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是会给予正确评价的。
您虽然去世了，但您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上泯灭……
安息吧，爸爸！
（陶斯亮，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