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情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我感到很意外，忙问：“让你做什么？”
“中宣部长。”他回答。
我断然否决：“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你什么时候走？”
“把工作安顿交待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去了。
我没跟去，这是我们的老习惯，无论他去哪里，我都不愿相随，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们的女儿陶斯亮，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在广州，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个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高达二三百次，连续20多天都发烧到摄氏38度。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但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我向省委请假，省委批准我去北京休养三个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广州的空家，飞往北京。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这桩小小的插曲，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取代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涤荡人的灵魂。我看着车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这是1966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对他的这次搬动，我当时并未在意，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绝非寻常。
陶铸情绪很好，他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狭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长廊，因为迂曲回旋成“卍”字，因此得名为“卍”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茂密的荷叶，伸展着圆圆的叶片，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在风中轻轻摇摆；周围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我俩并肩观赏着，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及平和。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个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落，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如：中宣部、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来“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他们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总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形势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施展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精神状态，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好似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
二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也应该能交流思想的。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分管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中办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对方用质问的口气问道：“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陶铸解释：“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那位同志冷冰冰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他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即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的工作那样多，那样忙，为什么也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学生陆××，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种异常的现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对她说：“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三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任重同志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同志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同志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任重同志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同志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上下勾结，形成了对任重同志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陶铸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凶得不得了。批评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此时有人说了句：“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里，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主席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然后，主席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主席指示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去，就又落入江青他们搞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经是晚上10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见状，陶铸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盛怒之下他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坐着陈毅和富春等同志，当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陈毅气得一拍沙发：“我要保卫陶铸同志！”这是多么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啊！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从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同志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据李一清同志说：“专揪”造反队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迎来了新的年度。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年意味着终结。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1967年1月4日，永远难忘的1月4日啊！像一把利刃深深刻在我的骨骼上，纵使肉体化为齑粉，这个日期也会清晰地留在那里。
那天晚上7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5点钟，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派，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对一清同志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1926年入党，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怎么也想象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仍然未归，我的心情沉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又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知道，这一面后就再也未见过陈老总了。
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一会儿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呢？”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他们接见红卫兵，我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四
陶铸1926年在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被党营救出狱后，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以后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并受中央委托，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起了部队的改编。他还组织并领导了南下工作团。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各种党的领导职务。40年火热而辉煌的革命生涯，突然在瞬间戛然而止，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断电，是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1967年1月4日以后，直到1969年11月30日去世，陶铸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对于他这么个生龙活虎的人来说，是何等痛苦和难耐的事啊！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小平同志提名，并得到主席肯定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中央文革对陶铸起初也还是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同志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驻工作组，这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7月18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大大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6月1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大的师生立即张贴出500多张大字报，其中400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什么“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8月5日，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少奇和小平同志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了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四人帮”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份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会高兴。”看样子，中央文革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同志。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各小组的）。
十一中全会，实际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刘邓实际上是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作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同志就更是如此。陶铸说：“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我觉得少奇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偏，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少奇的好感也就更加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嫌，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少奇的观点的。”至于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后，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密切了。我对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林彪、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少奇和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他却总是与“文革”格格不入，以至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谁人不知“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啊！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和吴××的问题上。卢××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有重大的历史问题。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但在吴××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吗？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地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文革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台的排列名次，历来是按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就是了，为此又迁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等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碴儿，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地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又如纪念鲁迅诞辰85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100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
从陶铸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不太情愿的倾吐中，我渐渐地明白了：他与中央文革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我搜索我的记忆，将这些分歧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派工作组和暂停各级党组织领导，改由各级“文革小组”行使权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陶铸几乎一进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同志一边。他对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当家的怪现象，百思不解，异常痛苦。
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文化革命”的搞法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央文革小组唯恐中国不乱，他们在平谷县搞“大民主试点”，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但陶铸看后认为，这一套绝不能推广，因此扣压下来未予转发。
三、陶铸长期从事实际和具体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经历过1957—1959年期间一系列诸如“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三面红旗”、“反右倾”等频繁的运动后，谁人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粮库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辙，因此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非难。
四、在对待两派群众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是陶铸与中央文革分歧的一个很直接的触发点。陶铸的观点，认为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程度的不同，因此他一直热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极力促成两派组织的联合。但是中央文革却绝对地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致酿成大规模武斗，造成群众无谓的伤亡。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的宠儿，江青称红卫兵为“小太阳”，他们还武断地说造反天然是合理的。王力则说得更加露骨：“外交部的一个收发员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只要是造反派。”而陶铸与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对所谓的“革命造反”是不赞成的。
五、陶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荣誉。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冲击——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们跟陶铸都比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关。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陶铸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们先弄出来，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来，然后再进一步“解放”、任用。可惜，这不过仅仅是他的一个愿望，当他自己倒下以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难过地说：“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啊！”
陶铸曾说：“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直到此时（即他被打倒后），我才搞清楚，原来这场运动是对着刘邓来的。他是多么天真啊！然而陶铸顽强地按照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去办理。他执拗地表白：“江青、陈伯达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并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当中央文革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1967年1月4日以后，开初几天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1月20日左右，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又过了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可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是派代表进中南海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〇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〇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带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陶铸似乎已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三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有什么人往墙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个。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并将一直暗中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狗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孙子了吗？”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觉，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所处的情境。
到了1968年3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束、沉重和痛苦。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空间、时间，阳光、空气、饭菜、睡眠……全都变得毫无意义，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静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般地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他在精神上已升华到一种超然度外的境界。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拼命地读书。除了马列主义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唯蝶舞，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周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写字。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房间，望着这堆报纸，一阵辛酸袭上心头，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1970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
1968年8月份，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相呼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鸡蛋大的血肿。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单纯的女儿啊，她哪里想到我们此刻最疼痛的莫过于心，假如此时有一把利刃，一刀一刀地割破我们的皮肉，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60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相识40多年，我不记得他哭过，他是个硬汉子，然而……但是从此以后，无论是病痛、分别还是死亡，再也没见到他流过一滴泪。哀莫大于心死，难道是心凉的缘故？不，他不是这般脆弱的人，我了解他，我相信一直到死，他的一颗心都是火热火热的。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3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他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三〇二传染病院。入院检查后，才搞清不是“肝炎”，而是胰腺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术者，三〇一医院的陆维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了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体现了总理对陶铸的关怀。
陶铸又被从三〇二转到三〇一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有一次，他实在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这个时候的他，对死已置之度外，所以才能够有如此的气概。
我给中办的负责同志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董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侧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了我，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但是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呼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嗝不止，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小时。他顽强地进行着体力、脑力和意志力的锻炼，尽管他很清楚自己患的是绝症，尽管我们彼此互不说破，但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们——不能就这样地死去，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好的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食，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早上7点钟，中办的负责同志派人来叫我去，他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那就18日走，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中办的负责同志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第二天，中直政治部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对方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洗涤。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地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和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18日无情地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他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步地走出来，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车远去了，消失了，永别了，陶铸——我40年来的战友和伴侣！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故，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了之。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43天的时间。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地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片上的。我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九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诵。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去世已经18个春秋，我也变成一个耄耋老者，然而这些如烟的往事，却一直不曾散去，它们在我眼前飘着，在我心里飘着。透过蒙蒙的烟云，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他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突然觉得，陶铸根本没有死，他活着，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的人们心中！
（曾志回忆，陶斯亮撰文，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