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方面，之所以说这首诗的结构是总结出来，这是因为它不是作者在写作前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作者写作时外化自觉的结果，而是从已形成的文本上发现的。那么，它可靠吗？可以说，这正是它的可靠之处。这是作者长期浸淫于“新自由体”诗观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体”诗“直击本质”的原则，要求写作者必须有直入事物本质的本领，就是说诗一开头就必须从某个角度切入事物的本质，但如果切入本质后就停下来，即使没有“现象”的铺陈，它仍然是一首“旧自由体”诗，这就有了要到达新本质的要求，有了怎样到达新本质的要求，这些要求使写作自然渐进地形成了既简洁又相对完整的“三段式”结构，这是一种内心的逐渐自觉，而这种自觉没有被外部的触发是不易察觉的。刘以林就是在内心自觉写作外化不自觉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结构来了。其实，我本人吸收“新自由体”诗理论元素进行写作后，不少诗作就倾向于这种结构，只是一直没有感觉出来，读到《大匠之歌》后，才发现这种结构已经存在。这类结构的诗在《大匠之歌》中比比皆是。当然，这仅仅是“新自由体”诗写作因素结构形式之一，而且不能说它已经固化，没有活用的余地了。但是，这样的结构是很重要的，作为诗的形式之一，与修辞、节奏、音韵等形式有根本不同，它是从总体上呈现意义的内在旋律结构形式，是可比的，有了这样的结构，一首诗的高低就有可能从与另一首诗的相比照中看出来了。如果一首诗语言可以比，结构可以比，内涵可以比，那么时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没有市场了。
“新自由体”诗除了“像——不像——像”这样一种最基本的写作因素结构形式外，当然还有“像——不像+像（像+不像）——像”等很多不同的结构形式，如果A表示像，B表示不像，C表示A+B或B+A的混合，N表示复数，那么这些结构形式就可以这样表示：A——B——A，A——NB——A，A——A+B——A，A——N（A+B或B+A）——A，A——NC——A，C——B——A，A——C——C，C——C——C，C——NC——C，等等，也就是说根据诗人的情意需要，结构形式是可以变化多端的，甚至可以有B——A，C——A等等这样前段潜在化的结构。因此，“新自由体”诗的写作因素结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可以从总体上呈现诗的内在旋律，即意义上的音乐性。至于“像”与“不像”的具体落实，可以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也可以是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事物，还可以是虚实对比这样的表现手法，甚至可以是音乐性上的运用，等等，因此，“像”与“不像”因素的组合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丰富多彩的写作因素组合和结构形式，是“新自由体”诗具有强大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之一。
在抒情方面，这首诗通过汉语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强烈的抒情意味。说它的抒情是汉语独特的方式，是因为这首诗的意象虽然是弱意象，就是说意决定象，但它还是典型的意象化汉语诗作。它无疑也是触景生情，但形成诗时它又是以情造景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仅限于某一次的触景生情，不论意或象，在时间上它是节点叠加的，在空间上它是多维重叠的，是一种长期积淀的结果。因此，它不是由语词直接抒情，而是立于意象之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抒情，很高蹈，但它又具有形而下的观照，诗中出现的“灯”、“土”、“米”等意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时，它的抒情是一种内心自觉的抒情，而不是无病呻吟：一方面，它首先切入的便是土地，然后从土地走向世界走向宇宙，这反映了作者从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经历和心历；另一方面，整首诗的句式全部采用主动句，这也正好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进取、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有言道：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也许不是什么普遍真理，但放在这里我以为是合适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新自由体”自觉在语言层面形成公众语言，它不害怕“透明”，也就是说它的语词命题与后设命题虽然会有一定的距离，后设命题或诗意也可能蕴含多个层次，但它是从语词的基本义素出发的，可以满足诗深入浅出最基本的要求。而从这一节点开始，现代西语诗更多的是沿着理性的艺术逻辑走，汉语诗走的则是感性的艺术逻辑之路。显然，刘以林诗走的是后者，承传的是汉语诗意象化这一条血脉。修改本文时，又获悉刘以林完成了第七本诗的创作，并自以为初步到达他的感觉，我对他的新作充满期待。
2007年4月25日初稿
2009年7月4日修改
我对《青蛙》一诗的阅读
冬天，蛙流行于冬天下面的血液/蛙依靠着大地中心的炉火//
草自杀在风里，鸟冻死于河流/大地上的冰层敲着猛烈的战鼓/寒风里的大树狂舞着自卫的树枝//蛙寂静不动，它是泥土生命的火球/日夜亮着却不露任何光明//直到春天的脚一踩，泥土爆炸/大地内部的枪口指向地面/砰的一声，一只蛙射向了房顶
——2004.4.4.北京。大地的页码翻到冬天，一切青蛙都屏住呼吸进入泥土。它们在房子下，在树下，也可能在蛇下的洞里，它们生命的子弹晶晶发亮。只要春天一来，东风一吹，冰雪向北逃走，青蛙就翻身一跃站到了地上。青蛙是我的老朋友。
这是刘以林诗集《大匠之歌》中的一首小诗，题目就叫《青蛙》。这首诗写的是青蛙冬天进入地下冬眠，直到第二年春天醒来回到地面上的过程。一种很简单且缺少生气的生存生理状态，诗却写得生机盎然、诗意勃勃，不仅把冬眠的青蛙写活了，而且提高到了精神的层面，让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活力跃然纸上，读了不禁让人一呼：好！然后，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慢慢细品它的意味。这就是我首次阅读《青蛙》的感受和情景。当然，有人说，阅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读者的再创作，一首诗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参与是不能算完成的。既然是创造性活动，不同的人阅读的结果可能是会有差异的。其实，不管阅读有没有创造性，读者从诗的语词命题抵达表层的后设命题并不难，但诗有没有更深一层的后设命题？读者能解读到怎样一个层次？这就很难说了。我上面的一些阅读感受当然也是可以存疑的，这里仅从一些写作技巧方面简单说开去。
说诗的结构。《青蛙》是“直击本质”原则下的三段式结构，用写作因素来标明就是：像——不像十像——像，这也是“新自由体”逐渐形成的比较简单的写作因素结构形式之一。这种结构前段和后段的“像”不一定单纯是“像”的因素，还可以加入“不像”因素，达到以“像”为主导的复合表现效果；而中间段（不像十像）是可以有多种变化的，比如“不像”与“像”在先后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一定仅限于一行或者一节，它们有时候界限甚至不十分清晰。但这首诗的结构是清晰的相对完整的，无疑可以成为写作的范例（当然，这样结构的诗《大匠之歌》中还有不少），读懂了它就会知道一首诗的结构是不是相对完整，或者说是一些诗句呢还是一首诗呢。“人生只有一粒子弹：奋斗”（刘以林），是不是诗？是诗，是一句诗，如果说是一首诗，它还没有相对完整的结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是一句诗或一联诗，如果一定要说是一首诗，那也只能说是一首没有相对完整结构的诗，但从近体诗规范来说，它当然不是一首诗了。那么，为什么说《青蛙》的结构是相对完整的呢？首先，诗的前段，即诗的第一节写“像”，说青蛙冬天进入地下冬眠是靠近大地的炉火取暖防寒，直入了诗的本质，为这首诗建立了较高的出发平台。接下来是诗的中段，即诗的第二、三节。第二节先写“不像”，通过写草自杀、鸟冻死、冰层发抖等，竭尽铺陈冬天环境肃杀的景象。但如果仅仅这么理解，以为这是展现青蛙冬眠时节环境的恶劣，那离诗意还是远了，要知道这里写的是“新自由体”的“不像”。这“不像”该是什么呢？前段写“像”，说青蛙进入地下冬眠，在大地的怀里防寒保暖，借以说明青蛙冬眠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积极行为，是主动的，而第二节写“不像”，就是要以这个意涵为前提，无论“草”、“鸟”或者“大树”都极力反抗着冬天，但却是被动的、消极的，这就有了精神上的差距，青蛙冬眠的精神高度就出来了。第三节回过头来写“像”，说青蛙虽然不像“草”、“鸟”等那样行动，但生命之火一直燃烧，悄悄地储蓄着能量。诗到这里本来也可以让写作停止在这样的结构形式：像——不像——像，从三段式看结构已算是相对完整了，但这首诗到这里仍然落在冬眠这个原有本质的平台上，它“不像”的离开仅仅是最初平台的前伸，而“新自由体”必然要从最初平台到达更高的平台，就是要从原有的本质走向新的本质，使诗最终得到提升或升华。如果诗到此结束，留给读者想象的余地就很小了，至多是“不懂得休息的人就不懂得工作”类似的意味，那诗就没有什么高度可言了。因此，有了诗的后段，即诗的第四节，说蓄够了能量的青蛙瞧准机会便一跃回到地面上来了。这一跃是没有完的，这一跃让读者的想象也跟着蹦跳起来，比如说，跃上房顶的青蛙变成了天上的月亮（蟾蜍），蓝天下的月亮就像冬眠的青蛙，迟早要跃上宇宙的房顶，这样诗的意味就深长多了。也可以这么说，这首诗的后设命题是多层次的，有的层次甚至可能超出作者的预设。这就充分体现了大诗人的功力和底蕴了。
说诗的语言。这首诗总的来说，冶炼掉了白话文中“白”的成分，语言在重组中获得极大的张力。其写作技巧，一是语言到达现实的方式，不是直落在现实上，而是高于现实，如第一节写青蛙在冬天下面冬眠，本来是青蛙生存中最没有生气的时段，但却写成了：蛙流行于冬天的血液、依靠着大地的炉火，这与现实不但保持了距离而且高于现实，说夸张吧它比夸张更进一步，因为大地还真是给青蛙温暖的“炉火”，而相对于生命凋零的“草”、“鸟”、“大树”来说，青蛙是大地更具生命力的部分，只是它以静为动。因此，诗把冬眠的青蛙写活了，写出了灵动，而且很美，一下提到了精神层面。第三节写青蛙冬眠中减少消耗的生理状态也是如此，那种冬眠的静和暗，变成了动和亮，可以说是面貌一新，似乎不可能的事，却不感到一点别扭。其实是可能的，它描写的不仅是生理状态，还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且是主要的，生理上的休眠并不能使青蛙失去生命的色彩和生命的温度，它的神还在亮，它的气还在动，这是诗人的心灵可以感受到的。二是语言表现现实采取一种立体的观照，如第四节写春天的脚一踩泥土就爆炸，青蛙像子弹射到了房顶。这里写得有声有色，写得惊心动魄，立体感、层次感、丰富感出来了。如果说春天到了，青蛙一跳便跃上了房顶，那样就显得平淡、苍白、寡味，倒有点像写的是猴子了。这里的语言张力，无疑是靠冶炼掉白话文中“白”的成分和语言重组获得的，它高于语法。它之所以能让人读懂，令人感觉新颖，并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不仅仅是拟人、比喻、夸张等一些修辞的效果，还因为是它给予人一种汉语诗歌意象化的天然感受，以及意象全新组合产生的全新魅力，而且这样的新意象营构在整体上的着力，有时也可以达到抽象意象、复意象的表现效果。这不仅是表现手法高下的问题，也是观念、意识先后的问题。刘以林能这么写，相信他有一种在物我之间出神入化的状态，是他自身多次“砰的一声”一跃的积累，让读者很容易地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如果在“旧自由体”诗观，这种精神可能是“青蛙尚且如此，何况人乎”的隐喻指向，但“新自由体”正相反：人类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精神是没有止境的，青蛙也不例外。这是一种对作为类的人之外的一切生物、一切自然的倾听和观照意识，刘以林不少的诗里有了这样的思想倾向，是一种先锋的意识使然，应该说他的诗是一种去掉了物的庸俗性和人的本位性的神性写作。我不敢说，这种写作上的精神状态与现实中的诗人已完美合一，但他写作中的这种高度是可以看到的。
刘以林诗的这种高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谈，就是因为即使谈也不会引起太多的共鸣，就像作为“局外人”，很多人会为那些因贫困有病不能医、有学不能上遭受折磨的弱者而流泪，但有多少人会因为一条河流的污染而流下同样的泪水呢？这不是是非的问题，但它却可能是人的境界问题。人类追求现代性以来，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更多的是适用于人类内部，关注人自身的疾苦，讴歌征服自然的壮举，这没错，但“人是万物中的智慧者”，到底真正负起了多少“智慧者”的责任？自古以来，人类把征服万物赞颂为举世之功，我们的文学能明白“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良知有了“社会的良知”，已经很进步了，纵有赞美自然的文学，也多是以满足人自身的美学，满足人自身的愉悦为前提，就像养宠物一样。“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才真正进入追求现代性的行列，时间虽短但速度是惊人的，现在正在热衷于现代性，文学的主流沉溺于“文学是人学”之中，觉醒的人是不多的。当下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作为类的人如果还不能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还不能平等地与一切生物、一切自然进行对话，尊重它们的话语权，那么，这样作为类的人管理地球村的能力就值得怀疑了。如果一个人能在追求自身自由、追求自身效率的同时，追求自身之外的公平，如此，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崭新的人、一个真正负有责任感的人。进化让人领先于其他无机物、有机物、生物，在宇宙的这一隅，人的责任就重大了，只有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人类才能无愧于进化的“天恩”。我们的新诗如果要向前走，要攀登前面的高峰，让它在文学基本丧失权力的背景下仍有存在的价值，在精神向度上对现代性不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不能走出“文学是人学”的狭隘视野，不能“像山一样思考”，不能进行新的建构，是无法走远、无法到达、无法实现的。但这已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了。
2007年6月7日初稿
2009年7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