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行动计划的理论依据和产生过程来看，它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预算局的概念，强调效率和协作；二是奥赫林的“最大化参与”和机会扩展理论；三是自由派的“和平队”概念，即通过“选择性的社会服务”消除贫困。1964年11月25日，从经济机会局公布的第一个计划，到6月30日的财政年度结束只有半年时间，8亿美元的联邦授权拨款必须用完，对经济机会局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任务，同时，自由派觉得社区行动计划进展太慢。所以施赖弗决定加快这个进程，由经济机会局发动一些国家强调计划。最初的国家强调计划有“智力启动”、“上进计划”1965年春末，经济机会局宣布一个“向浪费天才开战”计划，从高中毕业班挑选贫困的、有前途的学生送到大学校园进行6—8周指导，在随后高中学年暑期补习班扩充他们的视野，增强他们对知识渴求的欲望，使他们高中毕业后能够充分接受高等教育。、“法律服务”、“美国志愿者服务队”。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计划单独接受联邦资金资助，但是仍然接受社区行动机构管理，除了“智力启动”以外的所有社区行动计划都是由地方占有主动权，由地方自由支配经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区行动计划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增加，计划的管理权斗争越来越激烈：首先，计划的设计不再完全根据社区的需要，或者弥补社区行动计划的不足，而是经济机会局、联邦各行政部门、国会议员们的政治斗争的产物，或者说更多的是“家乡计划”。其次，社区行动计划的多头管理造成了混乱，地方和基层社区行动机构希望将经济机会局和联邦各部门发起的所有反贫困计划归口管理、监督，但是国家强调计划的主管却拒绝这样的监督。最后，国会开始在计划设计和资金授权方面显示其权力，当部分社区行动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冲突的时候，国会进行单独授权，或把大量资金授权给了国家强调计划。到1968年，每10美元之中超过了6美元是分配到国家强调的计划和其他国家直接指导的计划。显然，地方的权力和主动性减少了。
因此，社区行动计划进行不久便遇到了来自地方的阻力。巴尔的摩共和党市长狄奥多尔·麦克尔丁抱怨社区行动计划完全不理解地方政府的困难。随后，克里夫兰、费城等市的市长也站出来附和，这些市长们抱怨最多的是穷人“最大化参与”带来的问题，而这个原则是经济机会法、经济机会局及社区行动机构的指导方针，是社区行动计划的实质性特征。黑人贫困人口集中的大都市的市长们担心穷人组织走向政治联合和暴力。在1967年夏季的纽瓦克骚乱中，该市的市长就指责地方社区行动机构——联合社区公司在骚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会议员也站出来指责社区行动机构的管理失误和穷人代表对地方事务的过度干预，要求增加对地方社区行动机构的控制。
1967年，奥克兰的民主党议员伊迪丝·格林在国会提出了经济机会法修正案，提出增加社区行动机构的地方选举官员，选举官员对社区行动计划负责；州和地方政府在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机构的选择有决定权，允许州或者地方政府指定一个公共或私人组织作为社区行动管理机构，如果它遵守法令要求，经济机会局就应该将它视为联邦资金的委托使用机构。格林的修正案还对社区行动机构的指导者委员会的组成做出了规定，委员会由三分之一的民选官员、三分之一的低收入者代表、三分之一的私人商务和非营利组织代表。修正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一些人看来它破坏了穷人“最大化参与”的原则。尽管如此，社区行动计划仍然是最大的反贫困计划，1968年，经济机会局支撑着1600个社区行动机构，覆盖了全国3300个县中的2300个。
随着社区行动计划自身导致的冲突和混乱增加，以及市长、州长、保守派对社区行动计划的抱怨和攻击越来越多，施赖弗和经济机会局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越来越多的计划被委托给其他相关部门管理，有的计划甚至干脆被其他部门抢过去了，施赖弗和经济机会局在后期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在地方也有相似的情况，在一些地区，新出现的机构被简单地分化为竞争者，有的社区机构则完全被取代。这样的发展态势并不是向贫困宣战的初衷，也没有起到真正的“战争”的作用，而是更多地把“向贫困宣战”引导到了“贫困计划”方向，最后只是导致了总统曾经谴责的“一系列不协调的和无关的努力”。到1967年，约翰逊开始意识到了社区行动机构的不合适，因此他又推出了示范城市计划，主张用“城市示范机构”来取代城市的社区行动机构，以协调和统一城市的反贫困计划。
总之，“伟大社会”的设计是围绕着贫困人口的特征而进行的，框架设计总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改善贫困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尽可能地恢复他们曾经被剥夺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有外因，也有内因）机会和权利，而不是采用现金补偿的方式。基于贫困文化的理论，政府认为现金仅仅会将穷人吸引到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的，社区行动计划的设计也在试图突破假设的贫困文化，把计划的重心对准年轻人，尽可能地使他们加入到计划中来。1964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强调指出：“每年110亿元的投入可以使所有的贫困家庭的收入都高于3000美元，过上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通过大多数人的税收，我们是能够找到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生存的办法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不会触及产生贫困的根源。美国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好，也是更加困难的办法是让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生产出这110亿元，甚至更多。”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4，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p47.
2.城市更新运动的延续：示范城开发计划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城郊最兴盛的时代，大量城市人口涌向城郊。在郊区拥有一幢独立的住房、一个前院小花园和放着烤架的后花园，在林阴道上停放着一台或者两台小汽车——这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梦”。城市人对郊区生活方式的追求导致美国60年代的过度郊区化，对母城（mother city），即中心城市影响很大，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示范城市运动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它是为了达到约翰逊“人类城市不仅满足身体和商业的需要，而且满足美的欲望和社交渴求的地方”的“伟大社会”城市发展目标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它代表了“伟大社会”改革运动后2年的主要立法成就。
战后初期是美国历史上郊区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积累起来的住宅需求在战后迸发出来。年轻人要组建家庭，原来的家庭要搬迁新居，于是郊区呈爆炸式蔓延。20世纪50年代，郊区人口增长了486%，几乎是同期中心城区人口增长率的5倍（Judd，1979：139），表现出过度郊区化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