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是西欧的一个典型民族问题。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人口约有150多万，其中三分之二是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移民后裔，三分之一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北爱尔兰民族问题已持续了几百年之久。爱尔兰人是爱尔兰岛的基本居民，他们是由当地的克尔特人吸收了诺曼人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公元12世纪，英格兰人侵入并永久占领了爱尔兰地区，但长期的军事占领没能使爱尔兰人屈服和同化，相反，英国人对他们的统治和压迫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从一开始他们就与英国移民及其后裔形成了严重的民族矛盾。16世纪新教从天主教分离出来之后，因英国移民及其后裔改宗新教和爱尔兰人仍笃信天主教，双方互视对方为异教徒，更加深了两个民族的隔阂。从16世纪开始，英国加强了对爱尔兰的控制，1801年与爱尔兰合并，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吞并。但随之而来的即是爱尔兰人更激烈的对抗。自19世纪以来爱尔兰人要求自治和维护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斗争此起彼伏。1912年，面对爱尔兰人斗争，英国政府曾试图准许爱尔兰自治，但遭到北爱尔兰新教徙的强烈反对，因为一旦爱尔兰实行自治或独立，居住在北方的这些新教徙就会成为地方政府统治下的少数。因此他们动员各种手段制止这种自治。然而爱尔兰人的斗争并没终止，1916年终于爆发了由激进的新芬党领导的都柏林起义，起义以实现爱尔兰的独立为目标，遭到了英国政府的严酷镇压。1920年，迫于爱尔兰人的斗争，英国议会通过议案，将爱尔兰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分由爱尔兰人占主体组成了一个自由邦，这个自由邦于1949年脱离英联邦成立了共和国，实现了独立；北半部分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人移民后裔占绝大多数，始终还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它有自己的政府、议会等政治系统。北爱尔兰自建立政府以来，人口占少数的爱尔兰人就一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始终为争取自己的民族利益而斗争。其中有形式温和的民权运动：他们既不想推翻由英裔人掌握的北爱尔兰政府，也不打算与爱尔兰合并，而是以和平的示威的宣传来争取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也有以爱尔兰共和军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行动：他们以实现爱尔兰的统一为目标，但却以暴力和恐怖活动为手段。数十年来，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爆炸和袭击给北爱尔兰社会造成了极大损失，同时也不断把这种行动扩展到英国、爱尔兰共和国甚至其他国家。60、70年代以来，北爱尔兰的民族冲突更加激烈，各种骚乱不断发生。1969年，为对付暴乱，英国政府派军队进驻北爱尔兰，并从1972年起，对拥有自治政府的北爱尔兰实行“直接统治”。但冲突并未消除，近30年来，已有3000多人在流血冲突中丧生。
因与本国利益相关，北爱尔兰的民族问题长期制约着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关系。历届爱尔兰政府都一致要求英国政府归还北爱尔兰，以实现爱尔兰的统一，但他们同时也反对用武力和恐怖活动解决问题；而英国政府则始终强调，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应由当地居民举行公民表决来决定。但这实际上否决了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可能，因为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北爱尔兰新教徙反对这种统一。尽管如此，英、爱两国自70年代以来仍然在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收效甚微。1997年5月，新上台的工党政府调整了对北爱和谈的方针，致使有关北爱和平的谈判有了转机。1998年4月10日，长达22个月的北爱和谈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并于5月22日经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公民投票通过了这个协议。协议规定，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英国，但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更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协议。但人们在欢庆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的同时，也普遍注意到这个协议的真正实施还有相当的困难，北爱两派中都还存在着反对这个协议的极端势力。即使协议在排除各种阻力后能够实施，但由于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及数十年来恐怖暴力造成的积怨和仇恨，北爱实现真正的民族和睦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实，英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还不只一个北爱尔兰问题，苏格兰和威尔士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苏格兰表现更为明显。苏格兰地处英国北部，人口510多万，基本上都是苏格兰族，多数人是苏格兰教会教徒。苏格兰人早在公元9世纪中叶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707年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王国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合并后的苏格兰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与英格兰实现了统一，但它保留了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货币体系和民族语言。早在1866年，苏格兰就有人主-张民族自治，并成立了苏格兰自治协会，1934年又出现了带有地区和民族特色的苏格兰民族党。进入70年代，苏格兰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活跃，而至80年代以来，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民意测验表明，1981—1991年间，苏格兰要求独立的人从24％上升到30％，而1992年底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已有50％的苏格兰人要求独立。苏格兰民族党在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安德洛·威尔斯公开向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提出，“既然政府支持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独立，那么，政府就不应反对苏格兰和平要求独立的愿望。”诚然，苏格兰的民族问题尚没有发展到北爱尔兰问题那般激烈，也不能讲苏格兰的民族独立必然会取得成功，但它必然和北爱尔兰问题一起，成为未来英国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除上述以外，当代民族分离运动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多有出现。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印度的旁遮普邦问题，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周边少数民族问题等。造成这些分离倾向的原因不一，但对统一国家的威胁是严重的。他们的民族分离活动是对既有国家稳定的极大冲击。此外，我国的西藏达赖集团长期流亡在外，在外国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也企图搞所谓的“西藏独立”，我国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近年来也加紧活动，利用宗教煽动群众、制造事端。这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造成了一定威胁。但这些分裂主义活动肯定是不能得逞的，因为它遭到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他们本族人民的坚决反对。
与民族分离主义相对应，还有一种所谓的跨境民族统一问题。当一个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因一定的因素诱使他们打破各自国界趋向联合的时候，这种问题便出现了，1998年2、3月份重新激化了的科索沃问题便是这类事例。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其中主要为阿尔巴尼亚族人，占90％以上，其余为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当中长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期望首先排挤这里的其他民族，使这里成为纯粹的阿族人地区，把自治省变为共和国，然后与外部的阿尔巴尼亚合并成为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国。1968年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的阿族人第一次提出了科索沃独立问题；1981年首次发生大规模民族骚乱，阿族人正式提出了成立共和国并同阿尔巴尼亚合并的要求。原南斯拉夫国家解体之后，科索沃的阿族人继续为他们的理想而斗争。1991年科索沃的阿族人自行举行公民表决，决定建立科索沃共和国，1992年又自行举行了选举，选出了由阿族人担任的总统和议会，从而使科索沃实际形成了两个政权：一个是被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认可的政权，一个是由阿族人自行选举的政府。这种局面更加激化了民族矛盾。南斯拉夫联盟和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实行了高压统治，在此驻扎了随时可以镇压的J．3万塞族警察和1．65万塞族军队。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科索沃阿族人的抗争。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一个自称“科索沃解放军”的阿族地下组织，不断袭击科索沃的警察局和政府机构，并对当地的塞族、黑山族及“效忠”塞族政府的阿族人实行恐怖活动。1998年2、3月间，“科索沃解放军”与塞政府军展开激战，打死数名塞族警察，而塞政府军动用了直升飞机和坦克才击败了对手。其后，阿族群众在独立运动政党组织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致使这里的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塞族武装对此进行了镇压，酿成了令世界瞩目的科索沃危机。科索沃问题不但令南斯拉夫联盟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局势动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美国和德国声称对科索沃暴力冲突升级表示严重忧虑，以军事行动和国际制裁警告南斯拉夫联盟和塞尔维亚不得对科索沃阿族继续动武；法国和英国呼吁冲突双方保持最大的克制；俄罗斯针对美国的态度强调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反对外国对其干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则呼吁欧洲联盟和美国进行干预，以防止科索沃武装冲突的进一步发展。
类似科索沃问题在苏东剧变前后的其他地区也有反映，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之外，巴尔干地区的匈牙利族和马其顿族一度也曾出现过这种倾向。他们企望打破既有的国界建立各自民族划一的国家，只是因国际因素的制约和本身力量的孤立无助而未能形成气候。另外，跨居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人也有实现联合的意向。但是他们长期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加之所居国家对他们的分化利用而使他们的这种意向也难以付诸实现。
（二）排外和民族仇杀
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常伴随着强烈的排外意识。这种排他意识既可以表现为对外来压迫的反抗，又可以表现为以我为中心对他族的贬抑和排拒。当这种贬抑和排拒发展到极端地步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出一种狂热的民族激情，对他族的偏见、歧视和伤害可以达至不受理性制约的地步，从而形成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可以在政治上以极权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表现出来，也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以强烈的排外甚至民族仇杀行为表现出来。冷战结束后，受苏东剧变局势动荡的影响，大量难民涌入西欧，致使这里经济衰退、失业增多，从而造成西欧国家的排外情绪日趋炽烈。这其中又以德国最为突出。根据德国警方统计，1990年德国发生排外事件200起，1991年猛增至2368起，1992年又达至6336起，而1993年仅上半年就已达3365起。值得注意的是，排外并不仅仅是个别极端分子的孤立行为，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德国民意测验机构的调查表明，有20％以上的人对排外行为表示理解，不少人还主张搞种族隔离，甚至主张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更值得指出的是，与排外事件的出现同步并行的是新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自7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便已出现新纳粹活动，至90年代初已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组织，如“光头党”、“社会革命党人党”、“国家革命党人党”等。他们极端仇视民主制，妄图建立“第四帝国”。除新纳粹组织外，还有许多极右组织，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种组织不但经常从事恐怖和暴力活动，而且还以各种手段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和排外行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人们不无忧虑地指出：德国新纳粹的猖獗使人想起了当年希特勒掌握政权的那场恶梦，它“使世界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除德国外，西欧乃至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新法西斯主义也呈蔓延发展之势。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地利、瑞典、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都有各种新法西斯组织。更值得警惕的是，法西斯和极右政治势力在一些国家的议会中节节取胜。90年代初，墨索里尼的孙女当选为意大利新法西斯党的头目，进了国会；法国极右的国民阵线已成为法国的第四大党；而德国右翼的人民联盟和共和党在六个州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也一度大幅度跃升。
比排外行为更为极端的民族仇杀是当代民族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幕，其中尤以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事件最令人震惊。1994．年4月6日傍晚，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遭袭击同机遇难，由此引发了卢旺达胡图人和图西人持续三个月的民族大仇杀，其后又引起布隆迪国内胡图人和图西人的流血冲突。这次大仇杀是胡图和图西两族历史积怨的总爆发。胡图和图西两族共居卢旺达和布隆迪，原本两族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但两国独立后两个民族分享了两个国家的政权：卢旺达一直为胡图人执政，而布隆迪又为图西人掌权。由于两国执政者不能很好地处理民族关系，致使卢旺达和布隆迪自50年代以来分别发生过数次大的民族冲突，造成大批难民逃亡国外。逃亡的大量难民有国不能归为这次民族仇杀酿造了祸因。同时，由于西方多党民主制风潮的影响、外部势力的插手、以及人满为患和经济停滞的冲击，使这次大仇杀的爆发成为必然。卢旺达的仇杀使50至10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往国外，200万人在国内背井离乡。而卢旺达全国才只有750万人口。布隆迪没能演化成大规模的仇杀，但民族仇杀的祸因并未消除，民族冲突仍在时时威胁着这个国家。
（三）原住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