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裴君，名庆昌，宁世五，长我两岁。我们关系更近，因为一，不只同乡，而且邻村；二，同时上小学，在同一个课桌上念共和国教科书；三，由启蒙老师主盟，结为金兰兄弟；四，由30年代起，又相聚于北京，连续50多年，住在一城之内，常常见面，直到送他到八宝山，几乎没有分离过。以下专说这第四的长相聚。他来北京比我早，是上中学。只念了两年，因为家境突降，必须自己谋生，改为在街头卖早点。在外城菜市口一带，与两位表兄住在一起，共吃而分别卖自己的豆浆、杏仁茶之类。他忙，下午备货，早晨挑担出去，所以聚会总是在他的住处，对着灯火共酒饭。酒总是白干，饭常是小米面窝头，家常菜一两品。可是觉得好吃。更有意思的是裴君记性好，健谈，两三杯酒下咽，面红耳热，追述当年旧事，能使我暂时忘掉生活的坎坷，感到世间还有温暖。就像这样，连续几十年，一年聚会几十次，就使我们的友情不同于一般。怎么不同？难于说清楚。我认识人不算很少，自然也就间或有交往，交往中会感到善意，甚至亲切，可是与裴君相比，就像是远远不够。一般的友谊，比喻是花，与裴君的是家常饭，花可以没有，家常饭就不能离开。可是他终于先我而去，一年四季，晚上还是至时必来，我常常想到昔日的聚会，也就禁不住背诵《庄子·徐无鬼》篇的话：“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话归本题，“老者安之”，安，也靠友谊，可是这个处方不难，买到高效药却大不易。
7.我的两个朋友
从维熙
从维熙，1933年生，河北玉田人。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北国草》、《裸雪》，中篇小说集《遗落在海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短篇小说集《从维熙小说选》、《洁白的睡莲花》等，另外还有文艺论集《文学的梦》。《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儿时，在村口大庙改建的学堂，就摇头晃脑地背诵过这样的警世诗句：“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时我刚刚告别襁褓的孩提时光，虽然背诵这些诗行时有滋有味，但并不理解诗句中的深奥意义。我究竟是从哪个年头才开始认识时间的价值的，已经无从回忆；朦朦胧胧地记得开始发表习作时，我才开始勒紧了时间——这匹飞快奔驰着的野马的缰绳。
后来到了劳改队，就更知道时间的贵重了。那时一天到晚干着笨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借晚上的空当，不十分合法地看点想看的书。在山两某地的一个劳改单位，因为我读果戈理的《米尔格来德》，睡得太晚了，第二天早晨耽误了出工，读了自我批判的语录还不行，还受到了站在主席像前请罪的惩罚。
为了充分地占有时间，又不再受到“请罪”的惩处，我决心买一块闹钟（原来一块半钢的英纳格手表，在穷途潦倒时变卖了）。每次从劳改队回来，我都要抽出点时间去逛信托商店，察看古旧钟表的行情。当时手表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即使是旧货，至少也要三五十元，多则一二百元；苦于囊中没有那么多“铜板”，我每次都是喜兴而去，扫兴而归。
我心不死。在七一年我从山西回北京探亲时，再次去地处东单附近的“三洋信托商店”，寻找买古旧的钟表契机。这次出行真是吉星高照，我看见一位神色惆怅的少妇，手里捧着一个北京牌的淡乳色的小闹钟，在信托商店的收购部门前徘徊，看那神韵仿佛是个被斗户的家属，家中似有难言之隐痛，出于无奈才来变卖这个小闹钟，因而步履迟疑，不好意思走进收购部的两扇玻璃门。说实在的，我真想上去询问她一声，这个闹钟她要卖多少钱，但是劳改多年也没改造掉的那股子清高气，黏着了我的两片嘴唇，使我几次欲言又止。还是她看出我的心思（因为我两只眼不断地打量那个小闹钟的新旧程度），主动询问我一句：“要买这个小闹钟吗？”“是的，你想要多少钱？”她看看我似乎不像个倒买倒卖的“倒爷”，又不像专门抓店外交易、化了装的便衣侦缉，便诚恳地说：“看着给吧！这是抄家给我剩下的，已然是身外之物了！”她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开口了：价钱高了吧，我买不起；价钱低了吧，说不定这位大嫂要靠这钱给孩子订牛奶呢！
她看我面有窘色，悄声说：
“新闹钟才十二块钱，你就给我一半吧！”
“六块？”
“嗯！”
我几袋里只装有8块钱，冲动之下都递给了她。我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位少妇可能是怕人发觉我们的店外交易，也没有点一下一共几张一元的钞票，就匆匆地从东单二条拐出去，消失在大街的人流之中。
从此，这个有八成新的小闹钟，丁零丁零的成为我的亲密伙伴，它限制我夜读的时间，又用铃声催我起床出工。劳改队的小木匠盖孝贤，得知这个小闹钟的来历后，特意给我做了个四四方方像儿童积木一样的玻璃钟罩，以防从空隙间飞进尘埃，影响这座小闹钟为我服务的时间。
1971～1985年，时间流水般地流过去14个年头。这5000多个日日夜夜，这座小闹钟如同我最忠实的朋友，为我赢得时间而鞠躬尽瘁。特别使我珍视的是，14年中它没进过表店修理，连一次油泥也没擦洗过，真可谓生命力极为顽强。我重返文坛之后，虔诚地把它摆在写字台的正前方，我把它当做一面镜子，自省，自励，自强，自进。
1985年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在即将返回中同的头一天，一位日本文化界朋友，赶到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我送行。其实，我和他并非熟知，只因前几年过春节时，一位中国记者带他到我家家访，正逢燕祥、绍棠、友梅、叶楠、浩成、厚明等好友围着餐桌为辞岁迎春而碰杯。可能是日本人极重礼仪之故，这位朋友为答谢我昔日款待他之情，执意要送我一块日本精工牌电子旅行表，推谢再三终未能拒，只好将它装进行囊，带回北京。启盒之后，发现这旅行表十分美观：古铜色的外壳，金黄色的夜明表盘；机心内配有鸣笛喇叭，报起时辰来颇为悦耳。
我把这个旅行表放在小闹钟身旁，写作疲惫之际，常抬头看那两个表盘上的时针、分针、秒针，沿着360度的圆周奔跑。不知是我的那位“老朋友”，忌妒我这位“新朋友”之故，还是因为它生命力逐渐衰老之因，我突然发现它的时差和北京标准时间越拉越大。我不愿使这位“老朋友”伤感，误解我有喜新厌旧之嫌，便将这位“新朋友”装进表盒里，让这位“老朋友”独占案头，嘀嗒嘀嗒地和我说话。哪知它并不因此峰回路转，而且继续对我怠工示警。我倒为此而感伤起来，因为这座小闹钟不仅来历不凡，而且它的表盘上的每个刻度里，都记忆着我在漫漫长途跋涉中的痛苦和欢乐；它对我来说，既是历史经卷，又是有功之臣，因而我仍然把它摆在我的面前，不断地用眼睛和它对话。即使这样，它仍然对我不加宽恕，有时竟然不再转圈了。我把它送进修理钟表的店铺，老师傅告诉我：“同志，换个新的吧！它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我执意叫他修理，并愿付出几倍的修理价格。老师傅含蓄地甩了我几句：“同志，我曾是个技艺高明的钟表匠，可是现在老了呀！眼神不济，手脚哆嗦，我这个月就要把这把椅子让给我的徒弟了。你这小闹钟也像我一样，就是给你修理了，它还是要和你经常发脾气闹罢工的！你还是买个新闹钟吧！”我明知老师傅这一席话，扼要地阐明了一条自然规律，但我还是坚持要他精心地把闹钟修理一下。他摇摇头感慨地说：“瞧你这位同志，倒是挺恋旧的，我丑话可说在头里，我们修表店对它能否继续走动，概不负责。”
半月之后，我把这座小闹钟取了回来。为了怕它重犯狭窄的“忌妒狂”，我把它进修表店期间放置案头前的那块精工旅行表，再次收拾起来入库；可是使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不仅仅是对我怠工了，而且常常躺倒不干。最近，国际青年征文授奖大会在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举行；事先参与这次授奖大会的组委，曾反复叮咛我下午两点必须赶到现场。因为我没有察觉我那位“老朋友”又犯了休克症，误把它指示给我的时间，当成了北京标准时间，结果，延误了工作，使我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内疚之后，我似乎真正发现了一点什么新的意念。
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把我那位“老朋友”从桌子上请了下来，拂去钟罩上的灰尘，用一块新毛巾把它包好，收藏进书橱里。我很矛盾，曾经几次把它重新放在写字台上，想让它重新成为我的生活罗盘，但是我的这位“老朋友”的转动速度，如同步履蹒跚的老人，时喘时停，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把它请下书桌。
我把那块80年代精工新产品，摆在写字台前。它不用我每天上弦，走得和北京标准时间吻合无误，我的那位“老朋友”曾使我赢得时间，我将永远怀念它；我的“新朋友”使我赢得了新的时间概念，它不仅是我生活中严厉的法官，而且启示我认识了严酷的自然法则……
8.我的朋友爱琴海
高建群
高建群，1953年生，陕西临潼人。当代作家。现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大顺店》、《胡马北风大漠传》等。2004年被《中国作家》评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爱琴海画了一幅油画给我。油画叫《奥德塞史诗里的野天鹅》。苍茫的雪原上，一群野天鹅在挣扎，在歌唱，在气绝而亡。油画的调子是蓝色的，有点像鬼蜮，又有点像天堂，油画传达不出声音，但我凝神谛听，分明能听到天鹅们弥漫在整个空间的大美之音。
两人认为，天鹅一生只吟唱·次，那是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那时，它毕·生之力，将最美好的祝福留给人间。借于此，拜伦在他的《唐璜》中，曾经犀利地唱道：“让我像白天鹅歌尽而亡。”
歌尽而亡的天鹅，最后蜷缩起来，在雪原上形成一个个小丘。那些美丽的遗骸莽莽苍苍，从我们的脚下直铺天际。我刚刚从宁夏归来，这样充满凄凉感的小丘我见过；不过那是沙丘。宁陕道上戈壁滩上会突兀地出现这么一片景致：烟雾腾腾，飞沙走石，小丘连连，气象森森，仿佛前人在这里布下的一个八卦阵。而银川左近的那个影视城，一片历史的废墟，横亘荒原，更有不尽的沧桑会向你袭来。张贤亮老师说，他是在出卖荒凉！
爱琴海的油画现在就悬挂在我的客厅里，占了半面墙壁。每口相对，佐我晨昏。
我没有上过大学，《奥德塞》者，《伊利亚特》者，我知之甚少。不过我喜欢希腊悲剧的那种崇高感和古典美。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竭尽所能，向历史上的那个高峰靠近。大约正是知道我这种一厢情愿的艺术追求，并且知道我对那个挥舞着拐杖的大诗人拜伦充满敬意吧，爱琴海先生专门画了这幅油画赠我。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从陕北回到了西安。前辈作家、我的好朋友张敏先生说，住在北郊吧，这里的房便宜。我说“好”。后来又有朋友说，北郊不好，北郊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文化人应当居住在南郊。我听后置之一笑说，我本来就是个下等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衣衫不整，邋里邋遢，混迹于这些引车卖浆者之中，正是我的心愿啊！
前不久，爱琴海先生从陕南下来。这时我劝他也居住在这里，爱一拍大腿说：“好，三人成虎。咱们住在一块，闹一番世事。”我的楼前面，有一溜平板房，爱琴海在二楼上，租了两间，月租150元，一张大白木桌子，房中一摆，一手挥动画笔，一手挥动钢笔，进入状态。
爱琴海除画画之外，还是一位作家。1988年，他写道一部有影响的中篇《沉默的玄武岩》。而今，他手头又有两部长篇，一部已竣工，一部已接近完成。他说，一个交出版社，闯点名；一个交书商，挣点儿钱。
我和张敏、石岗几位，都是爱热闹的人，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有个郑定于老师，中国电影界的大权威，也时常放下架子作老顽童状，与我们一起厮混。每次冶游归来，见爱琴海的房间里，还有灯光，便上去敲门。爱琴海穿一条短裤，大汗淋漓，正在写作，房间热得像间土耳其浴室。“今天完成了8000字！”他说。只这一句话，令我们几个面生愧色。
爱琴海当然主要还是一个画家。他有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梦想，想在西安的北院门，开一个画店，经营他的画。他目前已凑够了20多幅，店址也已确定，可望不久即开张吧。他的画，大约会找到买主的，以他给我画的这幅《奥德塞史诗里的野天鹅》而论，据说，有人曾出到1万元要买，他说这是给朋友画的，不卖。
爱琴海身材矮小，大约一米六吧。夫人却长得雍容华贵，身材高大，一米七还要多些吧！那次在我客厅哩，挂这幅画，爱琴海站在一个小凳子上，半天挂不上二去。夫人见了，一把推开他，又一脚踢走小凳，然后站在地板上，伸长玉臂，轻轻松松地将画挂好。“高女人与矮丈夫，这是冯骥才小说中的—个题目！”我打趣道。爱琴海听了，使劲地伸长脖子，作小伟人状，婆姨横他一眼说：“现在要长，恐怕迟了！”
爱琴海已经调来，婆姨还没有调来，我盼望这一对伉俪能早日团聚，亦盼望他的那两个长篇，会给新时期文学增添斑斓之色，并给他带来收益。画店什么时候开张，我也等待着，到时候，为他凑个热闹吧，如果那时手头宽裕，不妨率先买他一·张画，给市民们做个榜样！
9.深夜怀友
叶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