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现当代作家、书法家、外交家。曾与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社，主编刊物《新月》。抗战爆发后，以书生报国之志弃学从政，开始外交生涯。1949年赴台湾。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叶公超散文集》等。
我是1926年回国后在北平才认识胡适之先生的。那时徐志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们都到志摩家里去聚餐，适之也常来。志摩常好开玩笑，向适之介绍我说：“这是一位T·S·艾略特的信徒。”我马上就改正志摩：“我不是一个信徒，只是一个艾略特的读者。”适之微笑着说：“佩服，佩服，我听说艾略特的诗只有他自己懂，我还没有测验过自己，据说他是主张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对在诗里引经据典的，希望你把他诗里的经典加点注疏让我们了解了解。”率直与幽默是他最可爱的个性。
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动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就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
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也答复过，有时沾点儿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淳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白话文学运动，他的考据工作，以及他在介绍西洋思想方面的贡献，将来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评价。有一点我此时却想提到一下。事实上，胡适之在Cornell大学读书时期的书信和他在留美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国后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都已提出来。随着五四运动而产生的白话文学及历史考证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之的创导。这运动绝对是含有民族主义因素的，进步的，革命的，关于这段历史，已发表的资料很多，适之日记里想必还有不少未发表的资料。我很希望将来有人对于这个时期来写一部比较公正的历史。
适之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为提倡一件事或倡导一种学术的动向，他总喜欢挺身而出并以全力赴之。他是一个最容易起劲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评，但是从未因而退却。几十年来的唯一动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而且无时无处不反映着他的爱国热忱。我知道他从没有在外国做寓公的思想或计划。有一天他和我在纽约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学者，席间有一位久居国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国的教授，适之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位教授也不会听他的话。不过适之那副诚恳表情和沉熏的语调，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朋友们都晓得他是最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自己。记得他第一次在美国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期间，忽然一定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愿，因为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他在病前曾答应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吧）。近十几年来他屡次想继续写完他的哲学史都未能达到他的心愿，其中固有别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太热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适之是天性乐观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计划新观念打动，也容易满腔的热忱顿时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会因而改变他的乐观态度，希望是他的动力。因此，他的健康也受到这种“动”的性情的影响。这也正是他可爱可敬的地方。我常说文明的人类可分为笑与不笑的两种，适之无疑的是属于常笑的。我很少见过他长期的发愁，笑的曙光总是从一片乌云里再透射过来，使希望又变成他生命的源泉，恢复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难过。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里。我问他：“究竟怎样死的？”他马上把当时所获得的几种消息来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证一样，客观地研究了半天。最后，他很冷静幽默地说：“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说完，不觉自己微笑起来。昨晚听见他过世的消息，我也难过了一阵，此刻却并无哀痛的情绪，更并不想写什么哀悼的文字，也写不出来。
适之逝世不及廿四小时，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10.朋友的彩笔
孙犁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称为“荷花淀派”创始人。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歇》，短篇小说《荷花淀》、《山地回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
老季，是我在土改期间结识的朋友。我把这些已经为数不多的朋友，称作进城以前的朋友，对他们有一种较深的感情。因为虽不能说都共过患难，但还是共过艰苦的。
我在饶阳县某村做土改工作时，常到村里的小学校去玩。
老季，我不清楚，他那时在做什么，也好像到学校去。他穿着军装，脾气憨厚，像个农民，好写东西，因此接近。
进城以后，他是作家，在儿家出版社当过编辑，也经受过政治上的坎坷。
我对他的印象加深，是在“文革”以后。他不断写一些关于我的文章，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总对他说：
“不要写成报告文学，更不要写成小说，不要添枝加叶，不要吹捧。”
老季都同意了，态度是很诚实的。但他写出东西来，我一看，总是觉得路子不对头。第一次是他写到我写小说时，我的老伴，如何给我端茶水、送牛奶，如何在夜深时，在我身上添加衣服。
那时，我们还都没有老，说话没顾忌，我说：“老季，这些情景，你都看见了吗？怎么有这么多的描写呢？那时，我同老伴，并不住在一处，她也没有这种习惯，虽然她对我很有感情。你这些描写，用到电影、戏剧的表演上去，是很合适的。用到我身上，我就觉得别扭，因为我实际上没有享受过这种福分。”
老季只是笑笑完事，也不反驳。我以为我的劝告会奏效，其实不然。
他不断在报刊上写这类文字，甚至在题为写别人的文章里，也总是写到我，叫人看了以后，不知他到底在写谁。能够叫我心折的，实在不多；另外，大家都老了，我说话，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直率了。最近一次，我是这样和他谈的：“老季，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它没有根据吧，根据还是有的；说它真实吧，里面又总有一些地方不那么真实。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在日报上写的文章，说我在长仕下乡的时候，与一匹马同住一个屋子，其实，是一头驴。和马同住一个屋子，是在于村的时候。”
“有机会，我可以改正。”老季说。
我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改不改没有关系，我是告诉你当时真实的情况。”
过了不久，我又在晚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还是日报上那个内容，故事里讲的还是马，结尾处，马却变作驴。
我叹息一声：“这就是老季改过的文章了，还不如不改。这一改，真成了驴唇不对马嘴。”
我有时后悔和他谈这些琐事了。
还有，就是他在每篇文章里，都提到我在喝粥，在纵情大笑，并推演到医学上去，说这是我的养生之道。他把稿子投给老年人的刊物。
我能活到现在，难道是因为喝粥？是因为乐观？是因为会养生？这只有天知道了。
老季的一片热心，我是领会的。唯有他这种创作方法，我很不同意。他好像也不认真、仔细地去读我的自述。自己的材料写完了，就用别人谈的材料，道听途说。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他还写到：“在长仕，我见朋友问尼姑的年纪，就大笑起来。并告诫朋友，尼姑是最忌讳别人问她的年岁的。”先不用说，这种作风，非鄙人所有，就是这点知识，也是看了他这篇文章才有的，过去并无所知。
前几天，他陪另一位朋友来看我。那天，我想到自己来日无多，这两位朋友，虽也是因时而交，来往至今，实属不易，动了感情。我说的话很多。其中也说到老季写的这种文章，大大小小，重复的，不重复的，都能发出去，不简单。
那位朋友说：“老季人缘好。再说，别人也写不出来呀！”
芸斋日：庸才劣质，忧患余生。蒙新旧友人不弃，每每以如椽之笔，对单薄之躯，施加重彩，以冀流传。稍知人情，理应感奋。然此交友之道也。如论艺术，当更有议。
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尤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臼今有人，常常忽视细节真实，而侈论“大体真实”，此空谈也，伪说也。
每一时代，有其风尚，人物言论随之。魏晋风度，存于《世说新语》。以后之作，多为模仿，失其精神，强作可人。此尤他，非其时代，而强求其人，不可得也。
今春无事，曾作《读史记记》长文一篇，反复议论此旨，惜季君未曾读，或读之而未得其意也。
我想得到的，只是一幅朴素的。真实的，恰如其分的炭笔素描。
11.朋友
周海亮
周海亮，山东文登人，职业作家。近年来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情感和哲理散文，并开辟个人专栏。诸多作品被选入各种图书，深受读者喜爱。现为《读者》杂志签约作家、“龙源期刊网”驻站作家。
是朋友，才敢放心把钱借给他。想不到，那钱却迟迟不见还。借条有两张，一张5000元，一张2000元，已经在他这儿存放了两三年。
而他失业已近一年，看到妻子女儿跟着他受苦，心里很不足滋味。他想现在应该向他开几了。7000块钱虽然不多，但应该可以让自己、让自己的家渡过难关。
和朋友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理想，慢慢地变得形影不离。后来他们又考上同一所大学，读同一个专业，这份友谊就愈加深厚。毕业后他们一起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打拼，两个人受尽了苦，却都生活得不太理想。
可是那次朋友找到了他，向他借钱。当朋友说出5000这个数字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朋友说，虽然这两年来，我只攒下了5000块钱，但我仍然可以全部借给你。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借这5000块钱做什么用。朋友说，有急用。他问，有什么急用？朋友说，你别问行吗？最终，他还是把钱借给了朋友。他想既然朋友不想说，肯定有他的道理，那么，不追问对朋友也是·种尊重。朋友郑重地为他打了一张借条，借条上写着，一年后还钱。
可是一年过去，朋友却没能把这5000块钱还上。朋友常常去找他聊天，告诉他自己的钱有些紧，暂时不能够还钱，请他谅解。他说不急不急。
可突然有一天，朋友再次提出跟他借钱，仍然是5000块，仍然许诺一年以后还钱。于是他有些不高兴，再次问朋友借钱做什么，朋友仍然没有告诉他，他说暂时还不能——你压力大，所以只能我向你借钱。他当然听不懂朋友这句逻辑不通的话。听不懂，却仍然借给了朋友2000块钱，然后收好朋友打的借条。
往后的两个月里，朋友再也没来找过他。他有些纳闷儿，去找朋友，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朋友的同事告诉他，朋友暂时辞了工作，回了老家。他想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明，朋友想顺便赖掉这7000块钱？但是他马上感觉到自己对朋友的这种猜测实在有些恶毒。
他等了两年，也没有等来他的朋友。现在他有些急了——之所以急，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窘迫与贫穷。他想就算他的朋友永远不想再回这个城市，可是难道他不能给自己写一封信吗？不写信给他，就是躲着他；躲着他，就是为了躲掉那7000块钱。这样想着，他不免有些伤心。难道十几年建立起来的这份友谊，在朋友看来，还不如这7000块钱？
好在他有朋友老家的地址。他揣着朋友为他打下的两张借条，坐了将近一天的汽车，去了朋友从小生活的村子。他找到朋友的家。那是三间破败的草房。那天他只见到了朋友的父母。他没有对朋友的父母提钱的事。他只是向他们打听朋友的消息。
他走了。朋友的父亲说。
走了？他竟没有听明白。
从房顶上滑下来……村里的小学，下雨天房子漏雨，他爬上房顶盖油毡，脚下一滑……
他为什么要冒雨爬上房顶？
他心里急。他从小就急，办什么事都急，比如要帮村里盖学校……
您是说他要帮村里盖学校？
是的，已经盖起来了。听他自己说，他借了别人很多钱。可是那些钱仍然不够。这不，有一间房子上没有瓦片，只好用拆旧房拆下来的碎瓦。他也知道那些瓦片不行，可是他说很快就能筹到钱，换掉那些瓦片……为这个学校，他悄悄地准备了很多年……他走得急，没有留下遗言……我不知道他到底欠了谁的钱，到底欠下多少钱……他向你借过钱吗？
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他想起朋友曾经对他说过：“你压力大。所以只能我向你借钱。”现在他终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朋友分两次借走他7000块钱，原来只是想为自己的村子建一所小学；之所以不肯告诉他，只是不想让他替自己着急。
你是他什么人？朋友父亲问。
我是他的朋友，借过他几千块钱，一直没有还。我回去就想办法把钱凑齐然后寄过来，您买些好的瓦片，替他把那个房子上的旧瓦片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