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朋友，也爱书法。50年来，我恳挚而热情地向文坛前辈或同龄作家索求墨宝。半个世纪的积累，得30多幅，会客室不能容，有十余轴还珍藏于内室。古人云“以文会友”，我是书画满墙。
我的这些文友手迹，不少作为插页印在书上和书法杂志上。有的出版社，要求辑成一册出版，为我婉言谢绝。可以自豪地这么说：我成为拥有如此之多的“作家字”的收藏家了。
东墙第一幅，是王统照先生的。王先生，在作家中，以书法著名，学欧带赵，功力极深。笔笔含蕴，味厚耐看。此幅，写的是杜诗，没有年月，从“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句中的情味看来，可能写于晚年。款式甚特别：“克家补壁统照”，缀于最后，令我异常亲切。
接着是冰心同志的。她极少用毛笔写字，也没见过她的“词”作。这一幅上，写了一首“旧作”词：“敬读毛主席词二首。”为求她的字，如同索债，5日一封信，10日信一封，她在寄字的信上有这样的话：“克家：看到你的来信，我浑身急得出汗！”我得此“二希”，吟诗志喜、志谢。诗云：“高挂娟秀字，我作壁下观，忽忆江南圃，对坐聊闲天。”
排在第三的，是闻一多先生为国捐躯的前二年，为贺我“四十初度”而挥毫的，从昆明寄到我重庆寓居“歌乐山大天池六号”。写的《诗经》里的一首诗：“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闻先生治印有名，在这幅字上所用的一方，在别处不曾见到过。字与印，成为双壁，弥足珍贵！
再下边是郭沫若先生的一幅，1944年写于重庆天官府四号他的住所。字，写得极洒脱自然，精神贯注。所写内涵，意义深远，从事写作的人，极可取法。兹将全文录出如下：
生命乃完成人生幸福之工具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欲求人生幸福之完成，必须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均充实具足，以文艺为帜志首，尤须致力于此，内在生活，植根欲深，外在生活，布枝欲广，根不深，则不固，枝不广，则不闳，磐磐大树，挺然而独立，吾企仰之。
闻、郭先生的两幅字，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作为爱人郑曼的眷属乘拖轮从重庆东下，大江中船几次颠危，条幅受到浸润。到北京之后，重新装裱，有此际遇，故倍加珍惜。
紧挨着郭老的是于立群同志的手迹。我与立群1938年相识于武汉，是熟悉的朋友。她书法有功力，能大能小。给我写了一幅，我说：再写一幅。这幅写的是毛主席的《清平乐》词，时间是1975年3月。她有时来访，坐在西边沙发上，凝视闻先生写的那条字上的钟鼎文，长达十多分钟，目不转睛！郭老草书学孙过庭，立群同志也同一路数。
唐锼同志是老朋友了，少我近10岁。他博识多能，我曾以七律一首相赠，其中颈联是：
追随鲁迅悃诚布，
媲关唐俟佳话传。
他追随鲁迅，杂文到了乱真的程度。唐弢同志能文，也能诗。条幅上写的是首五律，步胡绳同志国庆诗原韵的。
唐弢左边是沈从文先生的。我称沈从文为先生，不是一般意义的，他是我“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老师。他是著名作家，成绩卓著的学者。能诗，书法，章草有名，他写给我的这幅，颇为出众。行长，每行多达30字，共四行，末角又缀蝇头小楷二行。下落：“克家老友雅正沈从文乙卯年七十逢四”。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住处相距不远，我不时到东堂子胡同51号去谈心、话旧，甚是亲切。他几次到我处来，送我乾隆时代的深红彩笺和古墨，但敲开我会客室的门，放下东西转身就快步而去，我追之不及，感受颇多。我知道沈先生为人：淳朴、亲切、谦逊；对事：刻苦、严肃、认真。
转到北墙。
东面高悬吴作人老友的一幅金鱼。抗战刚开始，他从法国归来，到了“第五战区”，我们在鸡公山初识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个小院，我一个小院，两院相望，来往时多。50年代，他给我画了一幅画：芦苇池塘，一鸿翘首，另一飞鸿翻身作下落状，极富诗情，我久看不倦，像读一首含蕴的好诗。不幸，“10年”间化为飞灰！四凶垮后，函作人再补了这幅。我在信上说：光画金鱼觉单调。他添了荷花荷叶，但总感以金鱼比飞鸿则不如远矣。可惜飞鸿已杳，连指爪也没留下！
北墙正中，高悬一特大条幅，上面只写一个“寿”字，硕大无朋，触目动人！这是刘海粟先生的大手笔。上款：“克家诗人八十大寿”，下款是：“刘海粟年方九十”。这个“方”字极有味。他年已耄耋，出国旅游，十登黄山作画，乐此不疲。我曾发两三百字小文，赞叹先生的这种追攀艺术高峰的伟大精神！
刘海粟先生大作的下手是诗友刘征为我八十寿辰以工笔特绘的一株老树，根深叶茂。他诗文俱佳，是我要好的老友，而对他长于绘事，我却是新知。
从北墙到西墙。
首先是俞平伯先生的手书诗三首，系泉城济南名胜“历亭事”、“北极阁”、“张公祠”记游之作。这几个地方，我十分熟悉，读了这些诗，觉得亲切而富于情味。小楷，工整而雅致。这幅字，写于1957年，系函求得来。我极尊敬平伯先生，但至今以未接馨为憾。
张光年同志，1938年初会于武汉，再见于重庆，三欢聚于首都北京。交深情亲，是我老友。多年交往，印象最深的，是成宁十校那段共同的生活。田间劳动，月夜值班，冲风淋雨，生死相依。14年前，我曾写了这样一首诗赠光年：“难忘江湖旧日情，经时相念不栩逢。南天犹忆中霄里，对坐微吟共月明。”大前年，我八十生日，光年来贺，并赠我一诗，系他记干校生活的长诗《采芝行》中的一段，上款题云：“克家兄长健康长寿”，光年比我小8岁。他的字，颇流利，诗也多味。
下边，请看叶圣陶先生的字与诗。诗云：“已凉庭院蛩不语，风拂高杨似洒雨。一星叶隙炯窥予，相去光年知几许。”诗，极富哲理意味；字，极工整，一丝不苟。上款题云：“克家先生命写字，书去年秋所作小诗以应之，希两正。”从诗与字中，也可以窥见叶老之为人。这幅字写于1975年7月。
与叶老的宁并肩而立的是茅盾先生的一幅。茅盾先生十几年来共为我写了两个条幅，在奸人横行的年月里，朋友告诫我说：这幅字上的诗，恐有碍！我仔细推敲，确实。茅盾先生的这首诗，写着：“读稼轩词，七三年夏作”，第二年就写给我了。首联：“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尾联：“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听劝告，我另换了他一幅，系写一个外国女歌唱家的，富有爱国情调。我把此事面告了茅盾先生。他沉思片刻，说：“说的是。”
老舍先生，在京这些年，我每隔二三星期总去看望他；有时他也来电话约着一同去吃小馆，并嘱咐带着“大姑娘”。高兴时，就给我写几个字。现存二幅，一竖，一横。一题“学知不足，文如其人”，一题“健康是福”。字较大，魏碑体；另一幅，在胡絮青同志画的扇面上，写了四个大字：“诗人之家”，已损失，但曾留在相片上，永存人间。我每每对着老舍的字（一在客房，一在内室），睹物怀人，心怀凄怆。
何其芳同志，我们30年代同时登上文坛，多年相交，晚岁而情弥笃。60年代初，他给我写了一幅字，写的是他自己的近作“戏为六绝句”。劫火中，已化灰飞去。我请他再写一幅。1976年1月他就亲自送来了。写的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而作的七律14首之一。他的字像他的人，极端正。事后，友人告诉我说：“这幅字是其芳穿着棉大衣趴在桌上写的。盖图章，没印色，现向邻居借用的。”我听了，感动之至！那时，他的问题还未落实，神情有时恍惚，在此情况下，为我如此认真地写了这幅字！
西墙殿军是端木蕻良的一幅。我和端木，1938年武汉定交。他是个多面能手，小说、诗词、书法，都显示出他的才华不凡。这幅字，写的他的一首旧体诗，字与诗，堪称“二美并”了。他与我，都受到王统照先生的赏识奖掖，对王先生亲爱又尊敬。他这幅与王先生的那一幅，遥遥相对，巧得喜人。
郑振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他为人豁达大度，可敬更可亲。我西墙上首高挂他的一小横幅。来宾对他这幅字特别珍视，因为，他的手迹极少。这幅字，没写年月，可能是40年代末写于上海，笔走龙蛇。茅盾先生吊他的诗中有句“下笔浑如不系舟”，字如之。横幅上写的是一首五一言古诗，研究郑先生的专家曾来问我：此诗是古人之作还是郑先生个人写的？我也回答不出。郑先生此幅，与东墙上曹靖华、冯至二老友的两个横幅，相互影照。靖华同志的二尺幅上写的是董必武同志赠他的两首诗。宁体别有情趣，“华”字第四笔，欲飞向天。冯至同志这一幅，原系一封信，连缀而成，写的是和我《忆向阳》之作。
会客室的书画尽于此了。内室还存有十余幅，它们是胡絮青、王子野、廖沫沙、华君武、吴伯箫、柳倩、王亚平、周而复、陶钝、方殷、程光锐……诸位好友的手笔。令我痛惜而又感到遗憾的是，田汉先生在上海给我写的一个条幅，云烟满纸，气韵流动，充满了乐观放达的精神，而今已经人字俱亡了！
我苦心收藏的这几十幅字，大半是1972年后求来的。少数前辈的字，侥幸孑存，是因为“文革”初期，我一一掩面卷起，收拢于南书房，“造反”大将们来抄家，一张封条，一把大锁，使这些无价之宝，免遭大劫，幸甚，幸甚！
这几十位我尊敬而亲切的朋友的手迹，它映照出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也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每一幅，成为我的连城之璧，对着它们，好像对着朋友的面。这一幅幅字，这一个个好友，是我精神世界里的“半壁天”！它们、他们，牵动着我的心，也牵来无限往事的幢幢之影。这些朋友中，一半已舍我而去了，可是，情感是无间生死，能超越时空的。他们人虽已逝，但在我心中活着！而他们的字，也留在人间，永放光芒！
6.友谊
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璇，河北香河人。著名学者、散文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并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禅外说禅》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
人要活，可是活并不容易，所以希望，或说需要，从多方面得到帮助。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朋友。可以引旧话为证，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也可以引新话为证，是难办的事，拍拍肩膀，叫一声“哥们”，就会变成易办。正是友之时义大矣哉！但同是大，我的体会，程度又会因年龄的差异而有不同。记得一年以前吧，在电视上看《人到老年》连续剧，有些感触，也因为演老年之一的韩善续是熟人，就写了一篇评介。主要知见是同意剧的主旨，老年人都有难以消除的孤寂之感。可怜。写评介不能止于此，于是进一步，由天道兼人道下笔，说老年心境上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先是天弃之（身和心都下降），然后才是人弃之（轻而远之）。这样说，姑且假定衣食等物方面的条件都不成问题，老年的可怜仍是来于定命，命也，又有什么办法？
两条路。一条足认命，虽然如《庄子·大宗师》篇所没想，是无上妙法，可是由常人看就成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之法是忍受：另一条路是至圣先师的“知其不可而为”，或更积极些，如苟子所向往，人定胜天。胜天也要有办法。办法像是同样不少，我想其中之一，或重要的之一，应该是于友谊中求安慰，求喜悦，甚至求心安理得。友谊有各种情况，如东汉的张劭和范式，是最上等的，其下由上中到下下，说也说不尽。单说以老年为本位，专从年龄方面着眼的，可以是忘年交的小友，也可以是年龄不相上下的老友。我的经验或偏见，如果容许挑选，那就还是要年龄不相上下，并且交往多年的。因为，且不说易于心心相印，只说记得经历的旧事多，翻翻旧账，哪怕其中有不少忆及会脸红的，说说，也会大有意思。
写到此，不由得想到老友之一的刘佛谛。可惜他在60年代后期，本性并不整饬而竞不能忍，过早地自动去见上帝了。列他为老友之（第）一，是因为他具有相交时间长、一同过过穷日子、谈得来、住得近几个条件。这样的一个人离我而去，当时的心情动荡，主要还是为他而悲痛，为世事而感慨。这是说，没有多从自己方面考虑。何以故？原因有主要的，是自己还不很老，也就还没有彰明较著的天弃之、人弃之的感觉。原因还有次要的，是自顾不暇，想别人的馀力已经不再有。是将近20年之后，我有了自顾之暇，虽然天弃之、人弃之的感觉还不很明显，孤寂之情（以及之实）却渐渐滋长。这使我不能不想到老友，尤其是不能再对面谈笑的他。这怀念之情写入《负暄琐话》的《刘佛谛》一篇，开头一段是这样：
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怀念属于望梅止渴一类，为了真能止渴，应该把目光移向健在的。这在80年代早期，写怀念刘佛谛文章的时候，也还有几位，可惜绝大部分不住在北京，不能像刘君那样，差不多每逢周末，就推门而人。还有更可惜的，是这一些人之中，又有几位先我而去，于是到日前，借友情以破孤寂的希望就更加渺茫。天命如此，我还能做什么呢？也只是翻腾一些旧事，以表示曾经不孤寂而已。旧事不少，想只说两个人的：一远，是天津齐君，3年前逝世的；一近，是北京裴君，5年前逝世的。重点是说靠友情以破老年孤寂的难于如愿，所以多说近年。
齐君名璞，字蕴堂，长我一岁。同乡，所以20年代中期起就认识。他先在家乡教小学，其后一直在天津工作，我们交往不少。最后由中学退休。年趋古稀，一次骑车被人撞倒，骨受伤。其后走路就不能灵便。由他那方面说，病而不富，就更加思念老友。我当然理解这种心情，何况也多有这种心情，他的生辰是中秋节，所以成为惯例，我和老伴每年秋天到天津去看亲友，总是中秋节前一两天到，节日那天中午到他家，共酒共饭。见面时间不长，可是所得不少，感到并没有被世间所有的人都忘掉。他去世前一年的中秋节，我们同往年一样，又聚会。看得出来，他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消瘦，咳嗽，精神不振。席散的时候，他说：“能不能春天也来一次？”我还没想好怎样答，他小声说，像是自言自语：“还见得着吗？”我大概把常态看得太牢固了，没有在意，而来年的初夏，离中秋节还有4个月左右，他果然等不及，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