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学的生源当然是在农村，我穿一身军装在班上鹤立鸡群。学校的操场就是麦场，高高的麦垛就是我们的乐园，军装沾上土再也不突出，军民一家人一样。
农村小学实行素质教育，一年放4个假，分别是寒假、暑假、麦假、秋假。放假回家帮助料理地里的活，听说地富分子偷摘队里的蔬菜，黄瓜地、西红柿地就被我们手执红缨枪护卫起来，后来被队上撤了岗，因为地富分子没我们偷得多。
再说小人书。张捷弄丢了我的书，整个暑假都在打草，晒干了去卖，一个假期，买回一本新书还到我手上。
前年我们一起聚会，席间谈到此处，我很动情，眼圈直发红，张捷却信口说，有这么回事吗？樊玉林搭腔说，怎么没有，我还帮你打草呢。于是，大家一片哄笑，化解了我的尴尬。
樊玉林趁热打铁。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枣还你书吗？
为什么？
因为他家只有一棵枣树，分为两叉，一枝归他父亲，一枝归他，他的枣都是父亲盯着吃的。
又是一片笑。我忽然悟到，我的很多个性，源头在这里。
农村是个符号，意味着天高地阔。蓝天绿草映得人热情爽快，无拘无束，交往起来，就像吃农家饭，隐隐一股说不出的香味，麦当劳加工不出来。
二
三年级以后，我进了城，住到一个更大的部队大院，伙伴们清一色的是部队子弟。
我遇到一个强劲的学习对手——王叔军。
我们住在六号院，他家住在军马研究所，虽一墙之隔，却随院名感性理性泾渭分明。他的理科成绩很好，总是在班上遥遥领先，我生来没有陈景润那两下子，看到算式就头痛。物理课上发一个转子，捏着漆包线左缠右绕，转子就是不动，只好硬着头皮求救，王叔军总是接过来，从不当面演示。回家缠了，第二天给我。我拆了再缠，转子静如处子，又去求他，三顾茅庐，他也绝不当面演示。一个转子，在我心里20多年转绕成一团迷雾。
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时候，王叔军如愿以偿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报到。从此，两人一文一理，两种选择。他天真地以为他认识了一个作家，我却庆幸，有这么个朋友，以后再不用担心地震了。
几天前我们偶遇。见面一个半小时，我拿出半小时给他讲什么叫制片人，然后又花上半个小时，想弄清他的信息工程是想干什么。
有人说，朋友是一面镜子，而这样的朋友就像哈哈镜，你的不足是他的长处，有这样的参照，你就不会轻易沾沾白喜，你永远无法并行的朋友让你知耻而后勇。
其实，并行的朋友也会带给你压力。
齐含笑大我一岁，父亲是军医，家里自然医书成架，这也让他有了骄傲的资本。一个下午，太阳晒人，我们钻进了他的小屋，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了几句，他忽然发问，男的女的有什么不同？我答得飞快，女的头发长。于是他仰天大笑，笑声没停，他就捧来医书，你自己看吧。天哪，就这么启蒙了。
初中以后就是高中，我每天放学照例去找他玩，他的小名没变，还叫“三儿”，他母亲说出来意思全变了，“三儿明年要考大学，以后你别来找他玩了”。逐客令一下，我一年看不到三儿的影，他上的丰台三中是一所平常又普通的中学，听说他要考北大，有的老师哼着说，也不照照。
考完以后一发榜，他考中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这是东大街六号院的第一个大学生。喜讯传来，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因为我母亲下了死命令，效仿三儿，考上大学。当然从这个假期开始就给三儿下了逐客令。母亲们发狠是不计代价的，你有儿子，我也有儿子，你儿子当班干，我儿子第一批入团，你儿子学小提琴，我儿子也要拉。月光下，两人的小提琴像二胡合奏一样，你儿子上大学，我儿子也上大学，你儿子没生儿子，我儿子也生个女儿，拼到这儿，母亲们拼不动了。
上了北大的三儿换成了另一个人，听不懂的话在他嘴里增多了，凡事都压你一头。一次我说《荷塘月色》，他甚至不动声色地说，就在我宿舍前；我写了一首诗，他看也不看，随口吟出同学的新诗：“信手摘一朵勿忘我，又轻轻地把她揉破……”
更气人的是有一次，他家里聚了一群男女，他母亲指着他们，高声介绍说，都是北大的。
去找别的玩伴，层次实在低，一个伙伴投人所好，写一首诗拿给我看，“赤脚医生下乡来，替人看病除忧愁，……”我说，诗必须押韵，他一下就蒙了。我掰开揉碎讲，讲平仄是万万不行的，只好举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闲”听上去是不是像“难”？那伙伴恍然大悟，伏在案上，一袋烟工夫诗改好了，“赤脚医生下乡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为了我们来，为了我们看病来”。事已如此，我们只好改成酒肉朋友，再也不以文会友了。
我心里明白，这样下去，我和三儿他们崛起的诗群距离会越来越大。
我开始对考大学产生了兴趣。三儿的家我是不去了，引得他好奇心大增，周末回家非要看看我在做什么。但他的狼子野心被我母亲识破了，无非是想耽误我的时间，他被逐了出去，经历过文革的母亲叮嘱我，对这样的人防着点儿。
母亲他们这一代敬奉的信条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无所顾忌的年青一代看来，真是不可思议。我曾请教过邵燕祥先生，人们都说五六十年代人际关系好，上班车都谦让，您以为呢？邵先生说，上班车让着你，晚上可以把你告成反革命，现在班车怎么和你抢座，也不耽误你前程吧。
这就难怪母亲他们整整一代人，十年怕井绳。
母亲说这话20年后，阴差阳错，三儿又和我成了同事，屏幕上的海啸，就是当年的齐含笑、三儿。同在《实话实说》，他做策划，我来主持。许多观众喜爱的节日如《郭大姐救人》、《噩梦醒来是早晨》、《我的儿子太潇洒》，就是他领衔策划的。
有时我得了便宜还卖乖地高声喧哗，看啊，广院的管北大的，新闻系的管中文系的。三儿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告不倒我，没人诬告的日子真好。
其实早在1981年夏天我就和三儿平起平坐了。我已经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三儿和我悠闲得找不着北，共同回忆起了小学暗恋的女友。我那个，名没记住，姓也忘了，只剩下一个漂亮。到底是大一岁，三儿把他那个女孩记得底儿掉。一刻也没耽误我们回到良乡，七拐八问，终于嗅到了那女孩的踪迹。上了一个高门台，三儿文质彬彬刚一发问，一条恶狗扑了出来，我俩掉头便跑，春心全无，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后来，那女孩出来了，轻轻一唤，恶狗变了个样，轻摇尾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进人家中，那女孩召唤坐下，手里没停，一直搓洗着盆里的衣服，一个普通的黑黑的农村女孩。
三儿那天很亢奋，一路讲着美的哲学意境回家。
前两天，我们一起开策划会，为了节目，这样的会每周要开上几次。三儿坐在我对面，阳光一闪，我看见了他头上夹杂的白发。这样的朋友真是面镜子，我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脑袋。
三儿考我男生女生仿佛就在昨天，弹指一挥间白发上了两个人的头，有朋友相伴，日子过得飞快。干工作时，三儿从不用催，原因很简单，一寸光阴一寸金，三儿整整比我少一寸。
三
朋友的特点你会记得很牢。我在大学的朋友宋健很喜欢自言自语。
从早晨洗脸开始，他的嘴就不停，一个学期以后，我听清了他的说法，“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占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多年以后，我在成都武侯祠看到这副对联，眼前立刻浮现出宋健洗脸的神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宋健的座右铭，凭着它，宋健可以左右逢源，不上浪尖亦不人低谷，操着自己的命运大盘平稳前行。
宋健属于那种内外一致的人，长得貌似憨厚，人也的确憨厚。我们把饭票放在一起使用，月底居然富裕很多，买了整只烤鸡，伪军一样手撕着吃下。第二月义预见性地先买了烤鸡，月底饭票却不够了，老人言，“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四处化缘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去过他家，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孩子们受到良好的家教，优秀品质得以传承。
宋健是那样一类朋友，你的观点正确时，他可以附和，他同时喜欢用沉默表示不同。这样的朋友在你身边，让你很有面子。你的一点光彩，会引来他的赞许，这赞许起的只是鼓励的作用。
我至今不忘失恋时，月黑风高，我像公路片的主人公一样，在校园里各条道上跋涉，宋健汗流浃背地跟着我，并和我一起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那个女生。朋友在爱上，通常泾渭分明。
狂躁时，朋友真的是最好的镇静剂。
宋健为什么爱自言自语呢？想不通。如果不是朋友，你会觉得这缺点能置人于死地，加上朋友的概念，一切又都变得可爱。我工作后这样的体会还有两回。一回是甄子爱说“等于”，准确地说是滥用“等于”，因为他描述的两件事并不“等于”；另一个是丁戈爱说“如同”，无“如同”不张嘴，我总结成，甄子说“等于”，等于丁戈说“如同”。
转眼间到了大四，宋健忽然收拾起铺盖要回家去住，细问缘由，才知道他痛下决心要复习考研。
我的两个朋友因为考学把我晾在一边。让我佩服的是，他们经常是一咬牙，就办成一件事，而我却是咬碎牙往肚子里咽。
宋健考上了研究生，我们也到了照毕业像的时候。无论如何，毕业总是件喜事，那天大家欢天喜地，班主任阎庆文把我叫到一边悄声对我说，你肄业了。看着我发愣，他补了一句，你四门不及格。
宋健在高声叫我，一个硕士在喊一个肄业生，一瞬间就这样了。以后我曾多次做过同样的梦，拿着厚厚的材料去上访，因为我顶撞了老师，得了59分，我是这样肄业的，冤啊！
好在我在部队大院长大，多少复制了几分军人的冷静，我要求复核我的分数，尤其是存有疑问的英语。
红日西沉，尘土飞扬，我和阎老师站在还是建筑工地的学校主楼眺望着，远远地看见英语老师走了过来。
后面的事，电影一样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英语老师边走边说，不知卷子还保留了没有。
进了楼道，他又说，不知放在哪个柜子里。
那天停电，我举着手电，他说找到了。
他说及格了。
他说是61分。
就差两分，我又成了学士，谁都知道，一个学士的路远比一个肄业生顺当；一个肄业生得到社会认可要比一个学士难十倍；在中国，很多入因为一分之差，命运发生突变，发生逆转。
事情真是有些怪，英语老师已经调走了，还能同来，居然找到了卷子，10年以后我才知道，陪我站在夕阳里的班主任老师竟然是日本人。后来，我跟老师打趣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不好了，因为你知道我爸抗过日。
猩红的毕业证书捧回家里，老崔家诞生了第一个大学生。我把失而复得的经历告诉母亲，母亲走过那个年代，有时候有些神经质，那天却出奇的平静。
她说，不容易了，你是7个月早产，生下来只有3斤6两，住了56天暖箱，能把学上下来就不错了。
这串数字母亲常挂在嘴边，我记得烂熟。
母亲从小对我的“怂恿”，就是“只管做人，不管做学问”。
四
母亲说，不容易，让我想起另一位朋友，孙庆石，他最爱说，不容易。
1984年，大学三年级，我和3个同学一起去湖北沙市实习。一到沙市电台，就有人引见他，说是北京老乡来了。见到孙庆石，他笑眯眯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容易，从北京到这里。当年支援三线建设，孙庆石父亲携全家来到湖北，一直干到退休，也回不了北京，父母现在年事已高，重病缠身，难怪他会把不容易挂在嘴边。
在沙市的3个月，常听他说不容易，有时候很容易的事做完，他也会说不容易，现在想来是他独有的表述方式，更能传达他的同情与理解。3个月过去了，我结束实习想直奔武当山，实在是想捞点回去侃山的资本，孙庆石随手递过来10块钱，不容我推托。1984年，10块钱太多。孙庆石说，拿着，不容易。
后来，我的经历颇有些江湖的味道，一路上，凭着他的关系，我没费什么周折就登上了武当金顶，从此铭记一个信条：多个朋友多条路。
在我所有朋友中，孙庆石变化最小，既使现在看着我主持节目，得意时神采飞扬，他照样说，不容易。
五
最后一个登场的朋友改名前叫工伟。
他调到中国记协，那里早有了一个王伟，所以他改名叫王小伟。不去争大，第一个举动就透着股帅气。
王小伟下过乡，捅过队，先去宝鸡，后去云南。1987年，我们在乌鲁木齐采访相遇。吃过晚饭，大家东一句，西一句扯，谈到个人经历，王小伟的历史被长卷般拽出。他说最美的时候是走上10里山路去赶集，喝上一碗闪着红光的杂碎汤，然后大步走回来。在云南，一泼皮叫嚣要杀他，众人努力阻拦，他说他在竹楼里扔掉胆怯，狂奔出去，高声叫道，放他过来。众人松了手，那人却偶在原地。原来，一个人身上有了侠气，不出手就可以先赢上七分。
有这般不凡经历自然让我们刮目相看。加上他的古道热肠，很快成了小弟兄们的靠山。
他以采访团团长的身份领着我们四处走访，新疆边防、海南建省、深圳特区建设、沧州乡办企业，大家一起吃香的、喝辣的，住星级宾馆；大家一起挨饿受冻，在长途车上挨过漫漫长夜。友谊之树经受了洗礼，郁郁葱葱。
更多的时候，他是以大哥的身份关照着大家，嘘寒问暖，后来，小兄弟们相继有了伴儿，都愿意带到他面前，听听他的看法。
我第二次失恋的时候，心里挺明白的，就是面子上挂不住。连夜赶到他家，恰巧那天嫂子不在。
我一个人说，他一个人听，烟抽得云雾蒸腾。
未了，他叹了口气，顺几问道，还没吃吧。
他起身，点上火，烧开了水，先下上半斤挂面，然后撞碎两个鸡蛋浮在上面，锅里沸腾着，屋内一时添了不少生气。
我因为感动而吃，依然吃得没滋没味。他点上一支烟循循善诱。面快吃完的时候，我嘴里慢慢恢复了知觉。
其实，人关键的时候就那么几次，有时候自己挺过去，有时候朋友推一把，咬咬牙，一切就正常了。
没过多久，我又生龙活虎起来，还让别人失了恋。事情闹大了，躲到大北窑王小伟家，不敢露面，还是他站出来，替我收拾残局。
王小伟关照起朋友来，甚至没有原则。但即便这样，凭着他是个好人，我们宁愿闭着眼睛跟他走，省上一点力气。
朋友，是这么一批人。
是你快乐时，容易忘掉的人。
是你痛苦时，第一个想去找的人。
是给你帮忙，不用说谢谢的人。
是惊扰之后，不用心怀愧疚的人。
是对你从不苛求的人。
是你从不用提防的人。
是你败走麦城，
也不对你另眼看待的人。
是你步步高升，
对你称呼从不改变的人。
5.友情和墨香
臧克家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现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受五四运动影响，学习写诗。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先后任华北大学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诗刊》主编等职。代表性诗篇已收入《臧克家诗选》。
我的四合院，幽静宽敞，足供盘旋。我的会客室不大，七八人便告客满。看上去，它并不富丽堂皇；但风格别具，典雅朴素。四壁书画，虽非长廊。古有陋室之铭，我则重友情和墨香。常令嘉宾游目，神色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