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明灯
公元前6世纪末，拉丁语族罗马人建立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510年，罗马过渡到共和时代。公元前27年，执政官屋大维称“奥古斯都”（意即皇帝），共和制度瓦解，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公元1世纪和2世纪，帝国疆域西达今英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东达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南面包括非洲的北非地区和苏丹，成为西方历史上仅次于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的第二大帝国。
和中国古代社会一样，罗马帝国饱受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经过凯撒大帝的四处征讨，罗马成功征服了当时欧洲六大蛮族中的高卢和古西班牙，然而凯尔特、日耳曼、达西亚、西徐亚都未能亡于罗马的脚下，反而反客为主，瓜分了罗马的文化。
公元376年，日耳曼民族的西哥特人部落受匈奴人袭击，他们在获得罗马皇帝同意后，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哥特人不断侵入罗马帝国，逐步蚕食了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和生存空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宣告灭亡。
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包括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的日耳曼部落建立了大大小小10个王国。在众多王国中，法兰克王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当查理大帝死后，法兰克王国发生兄弟战争而分裂，公元843年8月签订的《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西法兰克王国，即法兰西，演变为后来的法国；东法兰克王国，即德意志，演变为后来的德国；中法兰克王国，即意大利，演变为后来的意大利。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也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日耳曼的蛮族将罗马帝国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等基本抛弃，中世纪在欧美普遍被称为“黑暗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一切都要遵循基督教的《圣经》，否则就要对其进行制裁，甚至处以死刑。中世纪欧洲战争频繁，原有的教育体制消失了，有文化的几乎只有教会人士，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什么进展。
中世纪的欧洲和当时中亚及东方的中国相比，大大地落后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也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和文化，他们通过文艺创作，大力宣传人文精神，这也被称为“文艺复兴”。
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帝国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这也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如果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期初期和西罗马帝国一起崩溃，那么西方整个基督教文明可能将不复存在。
在这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打破封建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只有将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他们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看成是光明发达的典范，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争取自由、平等。
在欧洲人看来，古希腊首先给欧洲贡献了理性主义的法律哲学，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思维，与早期的宗教观念有某种联系，而早期希腊人的宗教观念中，相信世界是由人格化的上帝根据自己的计划创造的，坚持上帝与现世的分离；其次，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为西方人提供了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经验。古希腊也被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之一，西方民主便是直接脱胎于希腊民主。
我们已在前面分析过，西方现代民主虽然和古希腊有深刻的渊源，但它更多地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和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全民参与社会重大事务的决策有非常大的区别。雅典的民主制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并非天生就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
欧洲中世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希腊民主制度包装得光鲜亮丽，其实也算是一种“托古改制”的手段，通过对古代社会的美化、掩饰或者扭曲，为争取资产阶级的平等社会地位寻找理论来源。
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民主、平等是整个社会的内在要求，绝非外在强加的，否则根本不可能生存。摩尔根考察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研究他们的组织结构，发现自由、平等、博爱是氏族社会生存、繁衍、发展的基础，是氏族社会团结、和谐、富于活力的源泉。蒙古和满洲的制度都类似日耳曼民族初期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这也是人类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制度，因此也最具有生命力。
同样，在中世纪末，教会、封建贵族等控制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社会死气沉沉，民主、平等也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内在要求，否则欧洲将继续沉落，最终可能被伊斯兰世界吞没。古希腊、古罗马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最终成为世界的主宰。
工业革命之后，欧美资本主义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因为私有制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社会财富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造成了消费不足，也成为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只要不消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危机就将成为人类难以逃脱的梦魇。因此，平等、自由已成为人类应对各种经济危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和批语，恩格斯研究后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阐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本书的结尾，恩格斯完整地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一大段论述，当我们重温这段话时，将对自由和平等有更深刻的理解：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至于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约束资本的力量
谁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据美国《世界日报》2011年2月22日报道，盖洛普公司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为里根，其次为林肯、克林顿、肯尼迪、华盛顿和小罗斯福。从结果来看，当代总统是比较占便宜的，一般美国人在生活中较常听到最近数任总统的名字，比较少听到多年前已过世总统的名字。最近五任总统中，有四名进入今年最受欢迎美国总统前十名，包括奥巴马、老布什、克林顿和里根。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相径庭。据《卫报》和《纽约每日新闻》报道，2010年7月，美国纽约西恩纳研究所邀请238位杰出的总统学者对美国历届总统进行评价排名。总统学者们从个人贡献、是否具备冒险精神和运气等方面对美国200多年来的44位总统进行评价。
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在最近28年的排名中，富兰克林·罗斯福都高居榜首。他在内政外交政策、交际技巧和“避免重大失误”能力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排在前5名的另外几位总统分别是西奥多·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
富兰克林·罗斯福不仅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也带领世界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任的美国总统，林肯、华盛顿及杰弗逊上榜也不会让人吃惊，而西奥多·罗斯福的上榜可能让一般人有些意外，他在人们印象中功绩似乎并不显赫。
西奥多·罗斯福又被称为“老罗斯福”，他引人注目的包括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胡萝卜加大棒”的对外政策、“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宣言”及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等，这让他在众多美国总统中充满了一定的传奇色彩。1898年2月15日，美国海军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被“击沉”，这一事件发生后的第10天是星期五，那天下午，海军部长约翰·D。朗因故临时不在办公室，时任海军部长助理的西奥多·罗斯福越俎代庖，向海军加勒比海舰队司令和停泊于香港的舰队发出战备命令。4月25日美国国会向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爆发。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湾和古巴圣地亚哥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摧毁了西班牙远洋舰队，从此西班牙沦落为列强中的小角色。
然而，这些并不是老罗斯福力压美国众多总统挤进前五的全部答案，老罗斯福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显然要小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上一任总统麦金莱在任期间，美国成功地摆脱了1893年危机的困扰，正处于一次新的繁荣周期的顶点，企业界对麦金莱的政策十分满意及放心，国内投资和企业合并都出现高潮。然而美国经济也在这时埋下了隐患。
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混乱，减少劳动力和原料的浪费，加强生产、销售各环节的联系和打开市场，资本家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兼并企业，建立具有完善组织和多种功能的工业联合体。最初这种联合体是以普尔、托拉斯等形式出现的，但其弊病太多，效率不高，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段逐渐为控股公司所取代，美国也由自由竞争时代进入了垄断时代。控股公司规模庞大，资产雄厚，往往独霸一方，对原料、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许多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控股公司践踏竞争规则，威胁中小企业生存，垄断市场，压榨劳工，损害消费者利益。更严重的是，控股公司运用巨大的经济权力来干预政治，控制政府，危害民主政治，致使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新兴的“金元帝国”制造出摩根、卡耐基、洛克菲勒这样一批亿万富翁，形成了不可一世的庞大财团。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不仅反映大资本家集团的意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直接控制，所推行的政策也大多反映他们的短期利益要求。用当时的话说，掌管美国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华尔街。
国民财富的巨额增值加深了贫富鸿沟。到19世纪末，尽管美国成为举世最为富有的国家，但社会贫困却日益严重。百万富翁不断增多，而贫困无告者亦人数日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生活的普遍改善。据估计，1900年前后美国至少有1/8的人（合1000万人口）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国会在1887年制定《州际商务法》，1890年又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作为对社会强烈要求控制大公司的潮流的一种反应。这两项法令的本旨在于控制工业联合体，阻止工业联合进程，但由于条文漏洞很大，执行机关长期三心二意，法院又多方掣肘，所以一直是一纸空文。
老罗斯福经过充分的准备，以不宣而战的突袭方式，使J。P。摩根等人组建北方证券公司的图谋破产。如果北方证券公司的愿望得以实现，美国铁路的垄断将达到巅峰，老罗斯福的胜利也打响了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使《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老罗斯福当政期间，联邦司法部一共提起了44起反托拉斯案，其中衡平法起诉18起，胜诉14起；刑事起诉25起，胜诉11起；没收案1起，败诉。老罗斯福也被称为“托拉斯驯兽师”或“托拉斯杀手”。
除了反托拉斯，老罗斯福还重视劳工阶层的利益。由于工人阶级的成长和集体抗议行动，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构成巨大威胁，促使老罗斯福这样富于社会与政治远见的政治家意识到，如欲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就必须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分享工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淡化他们的政治意识与反抗精神。
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威胁城市取暖燃料供应，引发了一场举国危机。老罗斯福召集矿主和劳工领袖在白宫开会，达成协议，将工作时间从每天10小时缩短到9小时，并且让工人得到10%的加薪，结束了持续163天的罢工。
老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个人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他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由于老罗斯福大刀阔斧的改革，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一片欣欣向荣，美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雄厚的国力，最终奠定了霸主地位。老罗斯福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
1927年，老罗斯福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并列雕刻在拉什莫尔山的美国总统纪念公园。2006年，老罗斯福去世差不多90年之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时代》杂志将他作成封面人物，标题是“缔造美国”。当美国在金融垄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美国人以一种特有方式对他表示敬意。
公平和正义是社会进步最大的动力，老罗斯福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而失败的例子也很多，日本东电公司也成为一大典型，不过这是失败的典型。以东电公司为代表的大型企业绑架了日本经济，如果没有东电公司在“3·11”日本大地震中笨手笨脚的表演，日本的核灾难很可能不会发生。
日本东电公司成立于1951年5月。根据2009财年数据，东电公司总资产为13.2万亿日元，当年销售额为5万亿日元，从业人员5万多人。2007年售电量数据显示，东电公司居世界发电企业的第4位，凭借电力垄断地位控制关东地区经济命脉。巨无霸式的东电公司，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它自己。它的自大和自私，使得整个日本都在核辐射的阴云下战栗。
在日本的核扩散灾难中，政府的三令五申、百姓无辜的生命及愤怒的舆论都奈何不了东电公司。核泄漏事态一发生，美国方面就提出支援要求，但遭到东电公司拒绝。据分析，东电公司担心，美方出于保险起见，可能上来就会建议海水灌注反应堆，而东电公司的想法是，想方设法保住反应堆。而当东电公司后来被迫接受海水灌注时，大势已去。在东电公司狂妄的眼里，从来装不下国内外专家的意见。
在核电站运营历史上，东电公司堪称劣迹斑斑。东电公司是一个垄断性的民营企业，对日本经济有足够的“绑架”能力。也因为以东电公司为中心，有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使得东电公司一直以来有恃无恐，以致在危机面前，出现尾大不掉的扼腕局面。当我们检视日本“失去的十年”时，不难发现日本利益集团的贪婪、僵化与守旧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追求垄断也成为资本的必然要求，当资本垄断了某一行业或某几个行业后，政权便成为资本的目标，政府的公权力也将成为资本获得垄断利润的最大保障。而当资本垄断政权后，它也正如“贪食蛇”一样，已经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而债务危机的结果也表明资本最终吞噬了自己。
从老罗斯福的经验来看，只有将资本装进笼子里，才可能在发挥资本优点的同时，也压制住资本的所有欲望，但这个时候问题也来了：如何保证政府不管得太宽，避免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
厘定政府的权力边界
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任何现代国家都有三大基本力量：政府的权力、大众的民力与企业或资本的钱力。如果资本占主导，就是市场极权；如果民众居统治地位，就是暴民统治；如果政治横扫一切，就是极权主义。实践表明，想要让社会保持相对稳定和谐，“权力—民力—钱力”三大力量必须保持相对均衡的态势。
在江涌看来，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利用其强大的钱力，不仅奴役民力，而且俘虏了权力，使权力与民力一道，成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强盗贵族们一方面利用他们豢养的学者、操纵的舆论，鼓吹自由民主，全方位有效地制约监督权力；另一方面，对外不断推进市场扩张，对内实行高度集权统治，建立起没有边疆、没有约束的“公司帝国”，而这也成为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债务危机最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政策体系：对重要企业或行业通过赎买或股份制形式实行国有化，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实行一系列政府调节政策，建立或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工会组织在调节劳资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等。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华盛顿共识”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行私有化；解除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政府调节政策，减弱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政府调节政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削弱社会保障制度；减税——主要对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政府放弃对汇率的监管或调控，让汇率自由浮动；打击工会组织等。①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大市场（社会），小政府”，弱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为只要是市场配置资源，就必定有效率，政府如果参与只会有副作用。这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能力，整个社会被资本绑架。当遭遇到严重的危机时，比如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政府只能在利率方面做文章，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开动印钞机。要命的是，减税被欧美各国政府奉为圭臬，这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从欧美各国最近30多年实践来看，“小政府”只是掩盖钱力占主导的“市场极权”的幌子，为了追求经济的良性发展，政府绝不可以缺位。这时问题就来了：政府又该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怎么做才可能对经济起到最大的推动作用呢？只要我们翻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时期，政府的权力边界应该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调整。
当该国处于经济起步阶段时，政府的主导作用绝不应该少，它可以将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国家的意志加快资本的积累，这样可以实现快速的赶超，在这方面日本的崛起是较为成功的案例。
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
当日本经济粗具规模之后，日本政府在1880年发布了“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
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最终日本实现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它分别在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中击败清王朝及沙皇俄国，成为列强之一。
与日本同时代的韩国也是靠这种方式完成了对本国资本家的培植，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甚至还有独立战争后的美国都是这方面的榜样。如果翻看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会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中国的30年，中国政府以顽强的意志打下了扎实的家底，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日、韩两国与中国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韩国政府将以国民财富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贱卖给了私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迅速转身。而中国则是继续保持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利改税、拨改贷、分税制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央企、省属企业、市县属企业之间良性竞争的格局。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国有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国外，通过在国外上市和收购国外公司获取技术与中国企业同台竞争，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合同。
在《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1月21日刊载的封面文章《国家资本主义之崛起》中，作者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出路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挤占其他企业的发展空间、效率低下、缺乏技术更新的热情、难以具备国际竞争力、很难保持稳定，就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伤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的只能是逐步减少它们对所支持公司的巨额控股，并将其交给私人投资者，自由资本主义似乎是国家资本主义唯一的出路。作者在文中提到，曾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私有化的巴西政府，现在也干涉起淡水河谷、巴西石油这类企业的运营，并推动较小的公司通过合并组成国有大企业，而南非也在尝试同样的模式，这已经是大势所趋，“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路。
政府的权力边界在于政府的各项经济措施能否保持经济的活力，能否保持最基本的正义和公平，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国家会计是重要的手段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明代还是两宋，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但在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招致中国长达百多年的耻辱。在分析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可能会忽视一点，那就是中国缺乏完善的会计制度。
在明代，中国实现了单式记账法向复式记账法的过渡，发展成包括“三脚账”、“龙门账”、“四脚账”等。这些记账法在成本结转、盈亏计算、结册编制，以及平账原理的运用等方面，其做法与西式复式簿记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完整性、科学性上仍远远不及欧洲的借贷式记账法，它直接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借贷记账法起源于13～14世纪的意大利。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了《算术、几何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复式记账法。这标志着借贷记账法正式成为大家公认的复式记账法，同时也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始。
借贷式记账法可以使投资者、银行等通过各种报表清晰地了解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及企业的经营状况。自16世纪起，欧洲便涌现出众多股份公司。1553年，大英帝国以股份集资的方式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莫斯科尔公司。股份公司的出现不仅使政府、王公贵族，甚至市长的奴仆也成为公司的股东。荷兰、英国等成立的大型股份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为欧洲工业革命准备了大量的黄金、白银、黑奴及广阔的市场。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复式记账法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的发明之一，是现代会计核算方法体系这座大厦的坚实基石，而现代会计则是资本主义大厦最重要的基石。自会计报表出现后，人们也一直设想为整个国家制定一套会计制度，通过一张报表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整个国家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情况，可以窥探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法国人威廉·配第早在1665年就进行了这项尝试，他也称之为“政治算术”。经过300多年的探索，人们终于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在这个庞大的核算体系中，GDP广为人们所熟知。
但GDP核算并非如企业会计那样严谨，它在理论上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计算经济总量时，GDP已经成为难以替代的经济指标，它直观地反映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唯GDP论”的盛行使各地方政府只注重数字，结果却是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野蛮的拆迁，等等。
每年年初都是国家及地方统计局公布国家及各省市GDP的时候，但这也是比较尴尬的时候。据统计，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GDP总和为51.8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多出4.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山东省2011年的GDP总量。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异？GDP的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债务危机爆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在衡量社会财富分配时，人们常用到基尼系数这一统计指标。在0到1之间，不同的数值表示不同的分配情况。但一个简单的基尼系数指标很难反映社会分配的全貌，一个简单数字很难指导我们如何去消除贫富差距。
应对债务危机，我们需要一只全面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的“温度计”，一个能反映社会财富分配情况的指标，一套科学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症下药”。这时我们需要借助的仍然是SNA核算体系，只不过是根据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修正后的SNA核算体系。
在GDP核算中，我们经常提到三等价原则，这是澳大利亚统计学家柯格兰在1886年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国民生产、国民（原始或可支配）收入、国民（最终）支出之间会维持总量平衡的关系。三等价原则也是GDP核算理论的基石，即可以从生产、分配、消费三个方面分别对GDP进行核算，而三种核算方法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在SNA中，三等价原则并未得到有效的证明，而被当成一个公理运用了。这也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各国在采用三种核算方法时，都保留了很多“本国特色”。比如，美国在用支出法核算GDP时，美国认为自有房屋虽然不用支付租金，但要计量一笔虚拟租金。美国2009年14.26万亿美元的GDP中，虚拟租金就高达1.88万亿美元，占GDP总量的13.2%。而中国则不认同自有住房还能创造GDP，最后为了和国际接轨，勉强计量了一部分。
另外，固定资产折旧在现有的GDP核算体制中，被视为增加值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折旧是社会新创造的财富。但从会计原理上看，是过去创造的财富在本期的消耗，必须补偿。如果企业将固定资产折旧当成利润花掉，当固定资产全部消耗后，企业就不能继续生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每一项增减都可能使三等价原则破裂，三等价原则在GDP核算中并未得到有力的执行。
那么三等价原则如何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呢，我们还需要回过头看前面的两部类模型及其扩展。这些模型都包含一个很重要的等式：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W2=V1+M1+V2+M2=∑（V+M）；简单再生产扩展模型：W=V1+M1+V2+M2+V3+M3+V4+M4=∑（V+M）；扩大再生产模型：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V1+M1+V2+M2+V3+M3+V4+M4+V+M=∑（V+M）
从这三个等式可以看出，在一个生产周期或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的生产都可以看成是从一种均衡状态进入另一种均衡状态。因为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每个生产性企业都可以生成一张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我们也可以从生产、分配及消费三个角度考虑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果。
生产法是社会所有生产单位的增加值的累计，增加值为总产值减中间消耗，等于销售收入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中间投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生产法下GDP的核算公式：
生产法GDP=销售收入（W）？[固定资产折旧（C1）+中间投入（C2，C3）]
收入法是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考虑GDP的核算，其来源是所有生产单位的V+M， V比较明确，即劳动者报酬，而M则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分别是上缴给政府的税收净额、对非生产单位的租金支出、对私人借贷的利息支出（对银行来说则是支付储户的利息）、企业最后的盈余。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收入法下GDP的核算公式：
收入法GDP=劳动报酬+税收净额+租金支出
+私人借贷利息支出+企业盈利
生产法核算和收入法核算在本质是一样的，其核算对象都是生产性单位，只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生产法是核算各生产企业的增加值，而收入法则是社会各阶层所获得的收入。
社会的最终产品的去向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消费，另一方面则是投资。消费又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被本国居民消费掉了，另一部分是被政府消费掉了，如果出现贸易的顺差，则第三部分是被国外居民消费掉了。因此，我们可能得出支出法下GDP的核算公式：
消费法GDP=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社会生产资本形成净额+（出口？进口）
我们很容易看出，上述三种独立的核算方法最终结果是完全相等的，由此我们对GDP核算的三等价原则从理论上进行了完整的证明。生产法是对生产企业增加值的统计，即W？C；V+M则体现了对新创造价值的分配，相当于分配法；W社会最终产品及服务=∑（V+M），相当于支出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GDP仍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是全面综合反映社会经济运行的指标，通过她我们就可以一一化解各种争论。
一个企业靠一张利润表来反映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经营情况，如果将所有生产性企业的会计报表进行汇总，再加上相关的统计数据，“GDP大餐”就“烹制”完成了。GDP可以全面反映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将成为经济调控有力的武器。
GDP仅是最终结果的计量，如果我们要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控，这一堆干瘪的数字还是有些不够。由此，我们还需要引入投入产出分析这一超级工具。
1936年8月，俄籍美裔经济学家W。里昂惕夫在《经济学与统计评论》上发表了著名论文《美国经济体系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这篇论文被后人公认为投入产出分析产生的标志。投入产出分析的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瓦尔拉的全部均衡理论及其模型分析方法，另一个则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投入产出模型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部门分类结构，被普遍用于经济预测、政策模拟、经济控制和事件影响等方面，是部门间经济关系分析的有力工具。
水平方向表现经济部门的产品分配使用的去向，各种产品相加之和等于总产品，其数量关系是
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总产品
垂直方向表示产品生产中的各种投入要素，如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等，这些要求的价值量之和等于总投入，其数量关系是
中间投入+初始投入=总投入
但现有的投入产出分析存在着较多的不足，如纯产品部门的假设。纯部门是按照相同生产工艺、技术及消耗相同的产品来划分生产部门，而不是按照现实经济中各企业、产品自身的性质来划分的。在建模时，需要把实际部门抽象为不存在的纯部门和大类产品，而模型结果又需将纯部门转化为实际部门。前面还分析了，固定资产折旧其实是一种中间投入，在生产期末是需要补偿的，并不是新创造的财富。
投入产出分析能不能得到改进呢？这时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前面也提到，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被视为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已经包含着一种简单的投入和产出关系。
第一部类只负责中间产品的生产，而第二部类则只负责最终产品的生产，它是投入产出分析的一个特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只负责生产生产资料或只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如一辆小汽车被普通消费者购买，则它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如被企业购买，替换淘汰的汽车，用于接送员工上下班，则属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是中间品的生产。如果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思想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与投入产出分析结合起来，这将打破纯产品部门划分的假设。我们在对社会上所有生产性企业进行划分时，只要不产生交叉和实现穷尽，便可以实现国家、地区、省市、企业、产业链、产品的任意组合，使之能被灵活地运用。
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因为纯产品部门的限制，需要将各种数据进行汇总和拆分，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五年编一次，一次编五年”的方法，以基期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往前补编过去四年的年度投入产出表。这样虽然节省了人力，但由于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得出的数据很难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
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要实现对经济的精准控制，最重要的是有实时的数据。当我们对现有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行修正后，生产性企业的会计报表经过整理后将可以直接为投入产出分析所用，结合其他统计数据，我们就可以实时动态地掌握地区及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另外，借助数学及计算机技术，当我们把与经济政策相关的一些变量，如价格、工资、税收等作为已知的控制变量代入投入产出模型时，就可以模拟各种不同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各种效果，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