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波及世界的债务危机中，中国和德国虽然不能独善其身，但两国的表现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正因为稳健的表现，德国才成为欧洲债务危机中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德国的稳定，欧洲的局面是难以想象的。而中国能保持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非偶然，它背后体现出对经济规律的尊重。
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找到了债务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要彻底根除债务危机的影响只有对症下药，在此我们需要详解中国模式深刻的经济学内涵。
中国模式并非战胜债务危机的标准答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引下，中国模式仍需要完善，这时我们仍需要约束资本的力量、调整政府的权力边界、将国家会计作为经济的重要内容、增加社会的流动性，这些也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人类面对的共同课题。
德国为什么成为例外？
在波澜起伏的欧债危机中，有一个欧洲国家犹如中流砥柱般巍然屹立，在弥漫金融市场的一片恐慌气氛中，其主权债息差进一步收窄，成为欧元债券市场的安全港，这个国家就是德国。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便开始扮演“欧洲拯救者”和“灭火队长”的角色，成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危机国家的担保者和主要资金来源，希腊救助方案中德国出资比例超过了1/5，德国成为决定“欧元大厦”存废的关键。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德国，欧元甚至欧盟也许就成了历史名词，德国作为欧洲中流砥柱的地位是十分明显的。
德国并非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年2月，德国政府便宣布其州立银行由于次贷危机而陷入困境。同年10月，德国主要房地产金融机构之一Hypo Real Estate（HRE）宣布，由于此前的拯救计划宣告失败，公司将面临破产的可能。随后，由于德国政府对其注资上千亿欧元，并在后来正式接管了该机构，其危机才得以化解。
但德国经济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持续增长的德国经济成为其出手阔绰的底气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到3.6%，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更是创下17年来的最高纪录，达到4.9%。德国经济增速不仅在欧盟中独树一帜，也要好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
次贷危机暴露了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自由竞争体系的缺陷，欧债危机又使高福利体制现出了原形。而德国却社会稳定、财力充足，德国失业率目前在欧洲仍相对较低，甚至低于五年前的水平。德国多年保持世界最大出口国地位，即使这一地位目前被中国取代，但其仍为发达国家中的出口大国。德国经济中隐藏着什么奥秘呢？
德国1925～1932年的财政失控与货币滥发，导致了恶性通胀，从而为纳粹上台铺平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首届政府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扩张政策向来持怀疑态度，于是实行改革，重心是审慎财政、坚挺货币，并赋予独立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唯一的职责——谨防通胀，从而维持德国马克币值的稳定，这为联邦德国从战败后的废墟中复苏和增长奠定了牢固基础。审慎财政与坚挺货币长期以来是德国的镇国之宝，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对此持有不可动摇的共识。无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包括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德国都基本上奉行了这两项原则。
但这期间，德国还是经受了巨大的考验。1989年柏林墙崩塌，两德统一。为了重振原民主德国的经济，德国实行了大规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转移支付、补贴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德国的高福利等导致德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大批制造业企业迁出德国。这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经济增长的低迷、失业率高企局面，政府收支失衡。德国经历了持续十余年的不景气，也被外界称为欧洲的“病人”。
德国经济走出困境，1998年上台的总理施罗德功不可没。除了坚持审慎财政和坚挺货币这两大基本原则，他还同时实施了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施罗德上任后制定了“2010年议程”，这项改革计划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方面，主要措施包括：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并加强再就业培训；推迟甚至暂时停止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等等。施罗德政府还加大了教育和科研投资，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施罗德的改革措施是大胆的，但也是痛苦的。改革必然意味着牺牲，对德国的高福利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而德国民族的勤劳、爱储蓄、对国家的义务感保证德国改革最终取得了成功。虽然工会强大，但工会并不总是站在工人一边，更像是政府和工人之间的调解人，促使双方妥协。德国的政治家富有牺牲精神，为此施罗德还输掉了大选，但他却留给了德国一笔宝贵的遗产。
2005年后的大联合政府中，默克尔组阁了新政府。默克尔坚持了“2010议程”的改革思路，在削减企业负担以及移民政策方面不断推出新政，同时更考虑社会承受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进改革，在形势所迫的时候延缓改革。不可否认，默克尔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施罗德。十多年前的“病人”已成为当前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和中流砥柱。
更重要的是，德国的房地产业并没有成为经济的拖累，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成为德国战胜次贷危机最重要的筹码。
在次贷危机前十多年，欧洲较多国家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而德国房地产价格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同期德国物价年均涨幅2%，而名义房价每年仅上涨1%，也就是说德国房价实际上以每年1%的速度在缩水。1980年以来的30年中，德国的平均房价仅上涨了60%，而同期个人名义收入额已经增长了近3倍。①
同样在这10年中，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房价已经上涨了至少2倍，特别是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家，房价更是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飞涨，10年间已将近涨了3倍多。在房价上涨的大潮中，德国房地产市场也曾使国际游资垂涎欲滴，从2004年开始，大量境外资本开始进入德国楼市，其中不乏高盛、百仕通这样的全球资本巨头。据统计，2006年时德国房地产吸引的境外资金总数，已经占到了全欧洲此类资金的1/3.境外资金大量进入，一度超过本土资金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力。
德国政府在政策上并不把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建设，作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而是作为社会福利机制的重要一环。这使德国在周边房价高涨、投机盛行的情况下断然实施更严格的监控。到2007年6月，百仕通、瑟伯勒斯等国际投资巨头开始连续大规模抛售买进不久的德国房地产，各国海外炒房团逐步撤出德国市场。
德国堪称发达国家中唯一健康的经济体。本来发达国家经济依赖出口就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更令人奇特的是德国的出口产业都是传统的制造业而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德国在债务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也让曾经嘲笑德国经济保守的人难堪。
显然，与欧美发达国家奉行“大市场、小政府”、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比，德国的经济政策有较大的差异，它为我们战胜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板。
中国如何成为债务危机中的中流砥柱
与德国经济在发达国家独树一帜相同，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典范。
2011年12月10日中国迎来了加入WTO十周年纪念日，这10年也被称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02～2010年，中国在世界GDP的比重持续增加，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2003年是4.6%，2009年增长到14.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根据高盛的研究，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
2009年，中国进口量增长2.8%，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进口呈现增长的国家。在全球贸易量下降12.9%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值仍然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加入WTO之初，世界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种种预测，而其中“中国崩溃论”是最为高调的，最能吸人眼球。2001年7月，美籍华人章家敦的大作《中国即将崩溃》在美国上市，该书把“中国崩溃论”演绎得出神入化，这个吸人眼球的话题迅速在国际上和港、澳、台地区炒得沸沸扬扬，也将“中国崩溃论”推向了一个高潮。全世界似乎都在等着看中国的笑话，对中国不断增长的GDP不屑一顾。
章家敦祖籍中国江苏，1951年生于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他被所服务的跨国法律事务所派往亚洲，先在中国香港，后转内地，在上海前后待了差不多20年。章家敦对中国不可谓不了解，他的观点自然更具权威性，更有说服力，使欧美可以深入到中国内部，审视中国的发展。
该书出来的时机是耐人寻味的，距离中国正式加入WTO还有四个月的时间，也是中国入世谈判最为关键的时候。而章家敦先生未卜先知，早早就给中国判了死刑，中国套上WTO的绳索也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本书极尽危言耸听之能事，作了很多大胆的预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该书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将进入一个拐点。
对“中国崩溃论”情有独钟的其实不仅仅是章家敦，西方世界中这样的人并不少。与章家敦的观点不同，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在2004年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特点是严重依赖低端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同时严重依赖购买外国专利和外国技术，而一旦这些通道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难以为继。因此，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外贸和外国技术及机械设备，发达国家也就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于是只好购买日本的专利，继续引进日本的技术。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就会全面受制于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越是高速发展，就越给自己戴上了更大的枷锁。因此，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手中。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改革开放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还没有到动荡不定的境况，但也算是问题多多，中国实际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应对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
中国经济是如何实现了惊人转变的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脱胎于苏联，实施严格的经济计划曾被视为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最大的共同点。通过严格的经济计划，政府可以使国民经济按合适的比例，在压低消费的同时提高积累率，减少经济的浪费，从而实现非常高的经济增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继承了“苏联模式”的衣钵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最终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经济也粗具规模。
但前面也提到，苏联模式可以使一个经济体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崛起，但也有极强的副作用，不仅仅苏联，也包括东欧各国，虽都进行过众多的改革或实验，以图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病，但最后都收效甚微，最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国家也全面倒向了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也现出了较大的问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居民生活水平及质量较低。
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改革要么在原来的体制内打转，要么最后实施激进的变革、把一切推倒重来、丢掉计划经济的优点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近式的改革，逐步放开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在经济的发展中解决问题。如吴敬琏曾在2001年提出“股市赌场论”，并引发一场有关“中国股市该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但中国仍本着务实的精神，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资本市场，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
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拿农业开刀，打破了大集体的模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便是对个体户和集体企业进行放开，从而逐步打破了国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随后又打破“铁饭碗”，终于将密不透风的计划经济体系撕开了一道口子。当进行了这些必要的准备之后，中国才开始对原有的物价体系进行“大手术”。
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弗里德曼是当时国际最著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他向中央领导人建议必须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弗里德曼在四川考察时，曾对当时的四川省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在弗里德曼的怂恿下，中央政府取消价格的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保值商品，又抢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商品也不放过，电视机只要有图像就抱，电风扇只要能转就买，电冰箱只要有冷气就要。”1989年《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从短期来看，“价格闯关”并没有起到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价格闯关”也很快被中止，中国停止了急速的市场化尝试。但在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抗打击能力，“价格闯关”反而成为一剂催化剂，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的变革。
由于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国各大企业看到了里面隐藏的巨大商机，中国家电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1985～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15条复印机生产线、35条铝型材生产线、2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6条浮法玻璃生产线。
最为典型的是9个省市一起向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引进了9条同型号的“阿里斯顿”电冰箱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价格均为3000万元，年生产能力30万台。中国先后产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乐、上海远东、景德镇华意、重庆五洲、宝鸡长岭、兰州长风和长沙中意冰箱等“阿里斯顿九兄弟”，在“价格闯关”中，这些企业都风光一时。
大规模引进外资，导致外汇消耗巨大。1984～1989年，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1985年更是达到了149亿美元的最高值，相当于出品总额的54.5%。在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中国“七五”时期也成为仅次于“五五”时期的第二大贸易逆差期。这次大规模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我国轻工产业的更新换代及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建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产业转移正式拉开帷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大量的生产线已经涌入中国内地。中国沿海无疑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在1992年之前，中国吸引的海外投资中83%都是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投资。如果没有香港、台湾地区，没有海外华人在70年代形成的财富积累，没有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是难以借到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东风的。
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除了吸引香港、台湾地区的投资外，更像一个批文的集散地，全国的“倒爷”将深圳当成一个计划外物资的中转站，两股强大的力量使深圳这个边陲小城迅速成长为全国第四大城市，打破了计划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束缚。
经过十多年的铺垫，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变所需要的条件差不多已经具备，中国就等着冲破最后的束缚，大步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做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这篇高度受人注意的演讲，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暗示了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
中国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没有俄罗斯那样的剧烈的社会阵痛，扭曲的供求结构最终得到调整。中国经济也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腾飞并非偶然，而是遵循经济客观规律的结果，中国经济走了一条捷径，用短短6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数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佳范本。1993年布热津斯基在其《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曾用较长的篇幅强调中国模式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的发展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而中国不仅成功地减小了危机的冲击，而且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复苏，中国模式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然而，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不难听到对中国模式诸多的质疑，在诸多反对的声音中，陈志武对中国模式的反击力度是最大的。陈志武，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曾被《时代周报》评为“中国十大意见领袖”，因为陈志武头上戴有诸多的光环，他的言论格外引人注意。
陈志武曾在香港出版了《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一书，该书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发展进行了百般的指责。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不屑一顾，认为中国只有师法“金融乃高国富之王道”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发展。要借鉴西方模式，首先就要体认“民主、自由与人权”普世价值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暂且不论中国按照美国那一套大力发展金融的方式能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美国却深陷泥潭，这样的观点似乎并没有说服力。观察和判断陈志武的言论，我们还要从他的立场出发。虽然陈志武是华裔，但他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志武都在为美国利益辩护。陈志武很潇洒地说：“美国或任何国家是为利益而战，是不言而喻的命题，就像我们说人呼吸空气是为活下去一样。”陈志武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美国从来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的。
当谈到中国购买的数量巨大的美国国债面临贬值并将导致美国的信用降低时，陈志武理直气壮地说：“你可以因此对美国的信用打折扣，但任何债权契约中都包含发债方违约的隐性权利。”在人们的常识中，违约视程度轻重不同，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而在陈志武口里，美国的违约属于“隐性权利”，也就是说，美国有权违约！
当我们排除外在的干扰后，便可以认真地讨论中国模式的真正内涵。相较于西方300多年的对外掠夺及殖民，中国不是通过侵略、控制他国而走上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这对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我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来进行解读。很多国外学者指出了中国政治制度在很多方面的高效性：中国最高领导层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集体领导的代际交替避免了西方政治中的个人至上、“赢者通吃”和总统大权独揽，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各项政策的稳定性。政治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适合本国国情，而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因此我们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应将重点放在经济上，着眼于可移植的经济理念及经济政策。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我们更应从德国与中国的经济成就中找到共同点，讨论中国模式的普遍适用性，从而为各国如何从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吸取经验，共同战胜债务危机提供有益的成分。
对于中国模式，我们显然不能用居民高储蓄、政府高投资、半计划经济半市场经济等简单的词汇来概括，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探析
投资是关键
从经济研究上看，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众多国家为什么没有如经济学家所设计的那样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丢弃计划经济之后并没有获得自由经济的好处？我们先不妨看看“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
季莫申科当政期间，为赢得民心，全盘否定前政府的经济政策，转而实行高福利的“平民主义”政策，将2005年政府预算中的80%用于社会福利支出，提高工资和退休金。这种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投资严重不足，经济增速全面放缓。2005年，乌克兰GDP增长仅为2.4%，创六年来最低。
而乌克兰经济低迷背后是投资的大幅下滑，由于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政府将这些资金用于福利时，实际上也是被消费掉了，并不可能积攒下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无从谈起。2005年，乌克兰固定资产投资减少90%，这直接导致工业生产增长也由上年的12.5%下滑至3.1%，拖欠的工资总额也增长了15.9%。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其实就是扩大再生产，它需要将利润转化为投资，增加整个社会生产性资产的总量，乌克兰激进的福利政策可以收买民心，换得选票，但最终却是以牺牲普遍民众长远利益为代价的。西方经济学鼓吹消费才是拉动经济的最主要的力量，不仅将自己带进了阴沟里，也让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极其稀缺的，这也意味着每年的社会产出大部分被用于消费了，难得有积余。如果到国际市场进行借贷，一来可行性不高，再者就是容易形成巨额的债务，当经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时，很可能背负沉重的债务，拉美债务危机便是前车之鉴。
当我们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可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领导人便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强国梦，中国人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要求小到螺丝钉，大到飞机、大炮、火车、轮船等，样样能制造。在这个体系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还是重工业，一旦没有重工业作为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泡沫。然而，对当时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投资重工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险。重工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巨大的资金需求，其资金周转期较慢，投资回收期很长。如果投入不足或遇到技术落后，最后很可能没有市场的竞争力，成为吞噬国家财富的无底洞。摆在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艰难的任务则是钱从何来，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牺牲农民的利益也成为唯一的选择。这也引发了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场著名的争论。
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的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基本上都会实行宽刑、薄赋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尽量减少人民负担，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之后，西汉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这使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到汉武帝后，中国才建立起对外征讨的雄厚物质基础，也使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非常鼎盛的时代，在梁漱溟看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只有实行休养生息，否则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
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中国以沉重的代价在极其贫弱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及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经济腾飞，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显然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另外，中国的高储蓄率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在获得收入后，如果将一部分收入存入银行，则该部分可以用来借贷给企业家，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如果全部用于消费，那么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自有的积累，这也将大大地限制经济的发展速度。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储蓄投资模型，即
如果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那么
储蓄=投资即S=I
凯恩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储蓄与投资相等，即把储蓄全部用于投资，那么一国经济就可以在充分就业状态下达到总需要与总供给的均衡。而从实践来看，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是不证自明的，只不过银行在获得资金后，其中有一部分是消费信贷，储蓄并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投资。
当我们对比欧美的债务危机时，我们不难发现，欧洲过度的消费使本国投资相对减少，而从国外大量借贷将使本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欧美各国高消费和低储蓄成为加重债务的重要原因。
老一辈经济学家曾将中国高额的储蓄称为“笼中老虎”，如果成千上万亿的资金从银行涌出来，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似乎就不可避免了。其实中国储蓄的传统，保证了整个社会较高的投资率，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过高的积累率将造成巨大的投资找不到销路，从而造成产能浪费，经济结构畸形，而过高的消费会使整个社会投资不足，经济停滞，仅顾及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利益。
经济的计划性不可偏废
2011年12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中国的卓越经济模式”的报道，报道称，近一个月美国国会内部一直围绕对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国未来的影响展开激烈讨论，国务卿希拉里警告“中国必须终止不公平的歧视做法”、总统参选人罗姆尼则抱怨“美国一直被中国欺骗”、总统奥巴马“中国应停止‘玩弄’国际体制”等密集抨击，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作者反而要求美国人应该从中汲取经验。
文中援引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的话：“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欠缺的正是规划能力。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为下一代人制定五年规划之际，美国人却只在为下一次选举绞尽脑汁。”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也说，中国等经济体表明，“创造就业岗位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同时，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在确定优先顺序和动员相关力量方面扮演战略角色。
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在各个国家经济团队排名中，“美国队”的成绩单惨不忍睹。这让美国领导人不得不反思，不应再沉溺于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在美国自己纠结、争论的同时，“中国队”已经昂首阔步向前奔去了。
格鲁夫还说：“我们相信美国拥有足以保持世界头号经济发动机的资产，但是美国没有规划的现实令人感到失望和沮丧。”格鲁夫还强调，美国亟须为增长和创新制定新的经济计划，并精简政府机构。经济革命需要各种变革甚至创造历史，而故步自封只能使它们很快成为过去。
美国对中国从苏联继承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是义正词严的批评，计划经济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降低了生产的效率，对社会资源的错配将成为经济更大的危机，而此次却对计划经济作出了罕有的欢迎态度。
在我们大力批判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时，实际上很难抹杀计划经济曾取得的辉煌成就。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当时西方众多媒体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都在等着看苏联的笑话，在西欧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指导性的经济建设。英国的工业化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虽然发展比较快，但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10年煤和铁的产量才各增长一倍。但苏联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奇迹。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4/5都来自头10年建设的工厂。苏联1939年工业的总产量，从数量标准方面来衡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俄国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一败涂地，日本凭借此战的胜利一举确立了其强国地位。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1939年爆发的诺门罕战役让日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工业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日本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第1独立守备队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全军丧失殆尽，11个特种兵连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日本北进以陆军向苏联西伯利亚发动攻势，最终与德军实现对苏联东西夹击的计划彻底泡汤，人类的历史进程全面改写。
事实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类似计划经济——也是由国家和政府、产经联主导制定长期发展战略，选择汽车、家电、半导体等重点行业，长期重点投资输血发展，银行在政府和国家意志下全力贷款，各大企业也不注重资产回报，全力投入研发和抢占国际市场份额，最终日本完成了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过度的经济计划必然带来体制的僵化，当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中国却对计划经济实行松绑。而在中国的前九个五年计划中，“五年计划”更多的是各种极为明确的经济指标，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公司，国家计划委员会便是车间主任，事无巨细，把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计划就是法律，是各级考核的主要指标。而从“十一五”开始，“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就已经取代了“五年计划”，这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从“计划”到“规划”，这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理念、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弱化了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政府的角色转向战略性、政策性、指导性的规划，更加注重公共资源、公共产品、服务配置和空间定位。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与取舍，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了适当的切割，最终使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健康的道路。
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中，有两条都与计划经济有关，分别是第一条“决策没有明显受国家干预”及第四条“企业不受政府干预成立或关闭”，欧盟也义正词严地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当中国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看得很开时，欧美却教条起来，这确实是一大讽刺。
分配与公权力
2011年12月9日左右，一则有关石油特别收益金的消息引起了股市不小的波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油企股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升。该消息称，政府将上调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从以前的40美元/桶上调至50～55美元/桶。
石油特别收益金是财政部制定并于2006年3月25日正式实施的一项收入调节制度，它规定当国产原油销售价格超过40美元/桶时，国家按5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的方式从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所获得的超额收入中征收特别收入。
国际油价自2005年以后出现大幅的攀升，2008年7月11日甚至达到147.25美元的最高值，然而石油开采成本基本上在二三十美元，石油企业无疑成为暴利行业。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相当于西方国家普遍开征的暴利税，石油企业并不会因为油价过高而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政府上调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无疑提高了石化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股价出现波动也在情理之中了。
石油特别收益金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出来。根据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三家企业的年报，2006～2010年三大石油公司累计上缴石油特别收益金3615亿元。其中，中石油2310亿元、中石化794亿元、中海油511亿元。石油特别收益金可以调控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将生产原油企业的溢价收益收归国家财政，再用以协调石油行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失衡，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经济发展中，垄断及不完全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在市政供水、电力、铁路运输、机场、油气管道等行业，往往只可能允许一家企业的存在，一旦有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而很多行业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最终只会留下一家或数家企业。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进入门槛陡增，最后也必然导致垄断。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巨大发展，为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旦某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它便拥有了定价权，可以享受超额的利润。如果某行业不是完全竞争，领先的企业完全可以结成价格同盟，享受高额利润。而一旦垄断出现，将严重地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同时破坏人类进步与生存的竞争机制，垄断企业往往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阻止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使整个社会投资不足，妨碍效率的提高。垄断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但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竞争阶段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并未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仍完全将竞争视为经济发展的常态，将自由竞争奉为圭臬，仍大肆鼓吹自由经济，这也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2007年年底由于印度股票市场火爆，该国工业大亨穆克什·安巴尼的财富，相继超过微软的比尔·盖茨和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埃卢，成为新的世界首富，其个人资产高达632亿美元。在其后的几年中，墨西哥电信大亨埃卢也多次登顶。印度、墨西哥都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生活处于中低水平，然而这两个国家却出现了世界首富，他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除了搭上两国快速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外，垄断无疑是最重要的推手。
当我们参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会发现，中国战略型、资源型、垄断型的企业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超额利润并没有进入私人的口袋，而成为国家进行社会再分配及积累的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国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资源，在经济调控中可以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增强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在人们看得见的暴利行业，如上面提到的石油行业，政府不但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
西方经济理论往往将国有企业视为洪水猛兽，将国有企业视为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认为其坐享超额利润，破坏社会竞争，为应对滞胀，大量变卖国有企业。而当危机来袭时，政府只剩下了借钱、调利率等作用有限的经济政策，使经济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是逐步改变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将部分国企推向市场，与私营经济展开同台竞争，最终形成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而不是像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将国有企业变卖了事，结果只是培养了本国的寡头，极少数人获利而整个国民经济受损。
次贷危机及债务已经打破了人们对“国退民进”的迷信，这也坚定了中国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决心。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2011年12月10日召开的“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进行了说明，中国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有企业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这样可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利益，同时也加强企业的风险意识，促进社会的合理有序竞争。
上面主要从“器”的层面对中国模式进行解析，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打破传统经济学理念的与众不同的各种手段和措施，有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很难再进行复制。因此，中国模式的内容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从中提取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达到所谓的“形而上”的层面，从而可以被不同的国家所模仿、复制。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历史，寻找破解债务危机更普遍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