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心化，欧美不可承受之重
金融是一剂毒药
2004年次贷危机初现端倪，2007年欧美众多金融机构出现巨额的亏损甚至倒闭，美国四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次贷危机正式爆发，到2008年最终演变成金融海啸，冰岛中枪倒下，最后它继续深化，欧美各国一片狼藉，让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中，次贷危机及债务危机造成的损失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此，社会各界一直在寻找危机的根源，美国人的超前消费、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都被押上审判台，然而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中国。美国财长保尔森在2009年年初放出惊人之语，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美国人似乎并没有停止探索，2009年2月，西方媒体则把债务危机的原因转向了一个公式。2009年2月，著名记者沙尔蒙在美国的Wired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灾难的处方——摧毁华尔街的公式”的文章，“李祥林公式”才是“元凶首恶”。
李祥林，1967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的连云港市，20世纪80年代从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1987年通过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奖学金到加拿大深造，学习经济学，1997年从滑铁卢大学毕业，在短暂的教学工作后，便开始了他在华尔街的风云人生。
李祥林的罪证就在于他于2000年在《固定收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论违约相关性：相依函数方法》。在论文中，他提出了高斯关联函数（Gaussian copula function）模型。这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模型，却引发了美国金融业最深刻的革命，引爆世界的华尔街金融泡沫都是建立在李祥林的这个公式基础上的。海外华人的身份、致命的公式，这也难怪李祥林而今千夫所指。
1602年，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在荷兰诞生，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这也成就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称号。荷兰最终虽然被英国打败，但他们给资本主义世界留下了股份制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货币汇兑银行。英国在荷兰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国债、跨国银行和中央银行，这些现代金融的种子最终在美国的华尔街生根发芽，并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最终将纽约塑造成了一座资本之城。
在“李祥林公式”出现以前，金融市场虽然异常繁荣，但它并没有超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1929年的大萧条虽然从“黑色星期二”开始，但它的深化还主要是由于各国的贸易保护、生产过剩等，金融并没有起到太大的破坏作用。
金融市场的主要投资工具大多是股票、有价证券、期货等，对这些金融产品的估价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以股票为例，根据市盈率及对市场未来的判断，炒股的人很容易看清存在的各种风险。一旦某种金融产品变得非常复杂，计价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投机分子虽然都是刀尖上舐血的主，风险越大，获取高收益的概率也就越高。如果一项风险完全不可控，接受它的人显然就会非常少，金融的产业链也不可能无限延伸。
但“李祥林公式”出现后，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它可以确定不同资产间的相关性，从而被人们认为锁定了风险，使信用违约互换（CDS）的投资者在特定情况下能准确计算回报、定价、风险，以及应采取什么策略以降低风险，等于为结构化的信贷衍生产品的估价和风险控制提供了定量化的有效工具，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在短短数年内的急剧膨胀。
在“李祥林公式”发表前，华尔街几乎没有对住宅担保贷款进行投资。银行把钱贷出去，贷款人买房后便开始还本付息，风险基本在银行手中，违约比例是相对固定的，因为庞大的规模银行仍可以保证稳定的利润。银行如果把这些贷款摆在市面上，肯定难以获得中小买家的认可，买来这些贷款等于把银行的风险转嫁到自己手里，一旦贷款人还不起钱，可就全砸在自己手里了。
因此，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先将多个住宅担保贷款合同混在一起，使之有一定的规模，这样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推出了名为“担保债务凭证”（CDO）的金融品，但这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然而，“李祥林公式”却能够帮助华尔街的投资者去除上述不确定性，即通过应用上述公式计算出具有不确定性的诸多住宅担保贷款的偿还可能性，从而计算出它们的价格。自然，“李祥林公式”的出现受到了华尔街金融工程师们的热烈欢迎。
当初因收益和风险很难控制的住房抵押产品被包装成CDO之后，很快形成了庞大的市场。格林斯潘把美国的存款利率压得很低，这让很多不甘银行蝇头小利的资金大量涌入，使CDO这种“新商品”人气骤升，在CDO的基础上，华尔街又创造出了更复杂的CDS。有关资料统计，因为“李祥林公式”，CDO和CDS市场得到了井喷式的增长。2001年年底，在外流通的CDS总额高达9200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这一数字飙升至62万亿美元。同样，CDO市场总规模在2000年仅为2750亿美元，到2006年扩大至47000亿美元，由此导致了华尔街的疯狂。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当社会闲散资金汇集到银行，银行将其借出去后，整个生产循环已经完成，在市面流通的股票、基金、期货、CDO、CDS等只是虚拟的财富，必须贷款人及时还款、公司能够进行分红或有发展空间，必须有大量的资金在炒作这些契约它们才可能有价值，否则就只是废纸一张。金融业本质上只是一场全民都可参与的合法赌博，它只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但对于持有各种虚拟财富的银行、投资机构企业等而言，这些“虚拟”的财富在短时间内仍然可以反映在报表上，可以用它再进行抵押，可以让投资人心里很踏实，只要泡沫不破灭，一切都是美丽的。而不幸的是，当美国开始推行高利率、次贷者还不了借款时，泡沫最终无情地破裂了，这也把欧美的金融系统拖下了水。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李祥林公式”，华尔街可能很难将欧美的金融泡沫扩大数十万亿美元的规模，光凭股票、基金、期货等传统金融工具，还不至于让欧美陷得如此之深，欧美有太多的理由去质疑李祥林。然而，靠李祥林一己之力就能吹成欧美各国巨大的金融泡沫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证券业在与欧洲的竞争中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证券业的限制太多。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控制。银行头上戴了三重紧箍，戴着镣铐跳舞：一是存款利率的限制，存款利率不得超过上限；二是禁止银行兼营其他金融业务，特别是与证券业务之间，有严格的禁止兼营规定；三是禁止跨州经营。①
但改变还是发生了。当20世纪末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的潜力已经被用尽时美国高科技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衰退的边缘。格林斯潘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开出了超低利率的药方，这最终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又硬挺了几年。而美国的金融业在“李祥林公式”的推动下出现了异常的繁荣。金融赚钱如此轻松，这也使得美国政府产生严重的幻觉，希望将金融业打造成美国经济的支柱，成为美国产业升级的样板。
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在20世纪初曾信誓旦旦地说，制造业已经是过时的“夕阳工业”，美国的金融业，才叫“高技术、高利润、高智慧”，它代表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是任何工业化国家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大概不明白，一个美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能像摩纳哥那样，仅搞蒙地卡罗、拉斯维加斯、澳门那样的经济模式，就可以混饭吃的。为了拯救经济，美国只能饮鸩止渴，吞下了金融这副毒药。
如果美国有庞大的实体经济，美国的工薪阶层都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那么美国人便不必向全世界借钱消费，根本不用担心借款能否按时归还的问题，美国的泡沫也不可能吹得这样大。
然而欧美这场大戏并没有按照理想的样板进行下去，欧美最终丢掉了很大一部分实体经济，欧美各国最终不得不为自己的超出承受能力的消费付出惨重的代价。欧美的今天不禁让人想到民国政府。1936年美国货在中国进口的总量占19.7%，1946年占57.2%，1948年占48.4%。当时上海的各大百货公司（如永安、先施等）美国商品占了80%，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像样的工业，除了廉价的农矿产品，根本没有与欧美等达国家进行交换的东西。巨大的贸易逆差只能用宝贵的黄金去填补，这最终迫使蒋介石大印金圆券，这成为压垮蒋介石政权的最根本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美各国都是靠实体经济立国的，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
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来到希腊，很可能羡慕当地人的生活。卫城很多卖纪念品的小贩，一般在旅游旺季做生意，淡季就出国旅行。小贩都这么有钱悠闲，是因为雅典太有名了，游客舍得出高价？其实，当时并没有出现影响世界进程的产业的大转移，欧美各国仍垄断着大多数工业品的生产，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得不花高价钱从国外购买。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中国加入到产业链中后，希腊那些纪念品就再难以找到销路，欧美各国的工人便不得不面对痛苦的失业。
被集装箱改变的世界
欧美的工人愿意失业吗，愿意收入不断减少吗？失业背后的推动力还是资本。资本没有国界，资本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祖国，资本总是在追逐最高的利润，资本家宁愿本人工人失业，也要把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廉价的国家。
对于资本的逐利性，前面我们提到美国华尔街对希特勒不遗余力的支持，如果没有沙赫特游走于美国和德国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根本不可能那么快恢复元气。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表现。当时，法国银行高利贷资本发达，以法兰西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资本控制着法国的整个经济命脉，以资本输出为特征的借贷资本在法国垄断资本中占首要地位，法国被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随着印度支那银行实力的扩大，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投资也不断扩大。据统计，法国殖民者1930～1935年平均每年对印度支那投资1.08亿法郎，1936～1939年平均每年投资1.18亿法郎，1940～1944年平均每年投资2亿法郎。其中，85%是来自印度支那银行及其股份公司与远东财政联合会的资金。
印度支那银行等金融垄断资本也从其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印度支那银行的利润，1900年为1876年的9倍，1920年为1900年的26倍，1921年为1920年的20倍，而1928年的利润高达5500万法郎。
对外的疯狂投资也导致了法国对国内投资的不足，这也导致了法国工业较其他国家的落后。一方面，法国工业中的中小企业仍占很大比重，轻工业居于重要地位，工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到1913年，法国务农人口仍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7.4%，小农经济仍占很大比重。这最终导致法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轻易被德国征服，最终沦为一个二流的国家。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今天的一切，都有历史的印记。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0世纪80年代时，资本又发挥了改变世界的作用，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借贷资本，而是产业转移，而推动产业转移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对财富的无限追求，更重要的是小小的集装箱。当四四方方、冷冰冰的金属箱子被发明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彻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其影响力会如此之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产生了相应的经济奇迹。第一次是欧美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日本、巴西等国。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阵营仍是泾渭分明，日本和巴西等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日本，日本重新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而真正改变世界的则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大转移，它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最难得的历史机遇。
集装箱最大的作用就是加速了货物流转速度，减少了人工成本。在集装箱未大量使用前，货物的装卸及运输都非常麻烦，一艘5000吨级散货船要数百名工人花费5～7天才能装卸完毕，期间很难避免货物破损、失窃的情况。快速的货物流转和更少的人工成本最后都会转化为低廉的成本，集装箱运输成本仅为以前散装货轮的3%左右。这好比从北京到纽约的机票由1万元一下大幅下降到30元，你说洲际旅行会不会成为家常便饭，普通人都可以随便享受？
企业的生产运营最看重成本，只有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才可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在集装箱运输兴起以前，全世界的制造商大多聚集在美国五大湖区与大西洋两岸，商品的生产地和销售地不能相隔太远。集装箱的兴起带动跨越大洋的货物运输出现超常规的增长，数以万计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将工厂搬迁至成本低廉的地区。纽约、利物浦等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码头工人及其与港口相关联的制造业、运输业、服务业员工失业，当地经济迅速衰败。随着欧美生产企业陆续外迁，新加坡、香港、高雄、釜山、西雅图等港口城市，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趁势兴起，“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经济中最耀眼的明星，巨大的经济成就带动了房地产、金融的发展。至2008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了5亿标准箱，达到历史最高值。一个小小的集装箱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使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现实。
而中国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集装箱的出现。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制造的产品销售至全球各地，从电视冰箱、手机电脑，到袜子、汽车、飞机零部件，都要靠集装箱船进行运输。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从1978年的1.8万标准箱，增加到2009年的1.3亿标准箱，增长7222倍！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总箱量的1/4.世界20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了8个。可以说，正是集装箱运输，成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奇迹。穿梭在海上的集装箱轮船，成了见证全球贸易变迁的晴雨表。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不同运输方式的出现与变革，带动了中国经济格局的大变迁。在众多运输方式中，水运的成本无疑是最便宜的，人员及物资的往来最为便捷，这也造成中国主要城市都集中在大江大河两岸，和水不沾边的城市很难获得什么发展的机会，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区域分别是长江苏、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环渤海湾相关地区，在内部形成了集群效应。
在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中，中国沿海省份也抓住了先机，和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一样，都是靠着廉价的劳动力、大量的加工制造业迅速完成了早期的积累，最终一步步向高端发展。
在经历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中国商品的狂轰滥炸之后，欧洲许多国家似乎已经沦为懒惰和愚蠢的国度。这种沾着中国工人眼泪与汗水的享受，如精神鸦片，消磨着他们的意志。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滚滚洪流，欧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居民要消费，政府花钱也非常多，怎么办呢？只有借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欧美被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商品所“俘获”时，债务危机便随之爆发。
望眼欲穿的科技革命
历史上，由于青藏高原、南亚热带丛林及帕米尔高原的阻隔，中华文明的发展基本上自成一体，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与交流并不频繁，中东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土耳其人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激烈争夺，一直是最近两三千年人类历史的重点。然而在这场争夺中，欧洲人除了在早期获得一些优势之外，长时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西扩历程，先后攻占大马士革，夺取整个叙利亚、耶路撒冷和美索不达米亚，吞并了曾经臣服于罗马帝国的北非，并于公元710年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南端登陆。经过一阵旋风般似的战斗，穆斯林军队征服了西班牙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713年，整个西班牙已经被置于阿拉伯军队的控制之下。
公元732年，阿拉伯军队与查理·马特率领的法兰克人在图尔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穆斯林被法兰克人所打败。史学家把“图尔战役”称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决战之一，因为它从阿拉伯人手中拯救了基督教的欧洲。如果基督教徒没有在“图尔战役”中取胜，那么整个历史也许将改写。1389年奥斯曼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联军。这一胜利震动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拯救拜占庭帝国，欧洲各国派出了援军，最终的赢家仍然是奥斯曼帝国，在1396年的尼科堡战役中，奥斯曼军队一举打败了匈牙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的联军，将近1万名十字军被俘。后因中亚的突厥族横空出世，大败奥斯曼军队，从而挽救了拜占庭帝国，如果穆斯林军队攻下了维也纳而长驱直入欧洲的心脏，那么，后来的世界历史也许会再次改写。1453年，19岁的穆罕默德二世继位不到两年，便亲率8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激战53天，终于在5月29日攻克并迁都于此，君士坦丁堡的失守宣告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可以看出，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伊斯兰世界在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对抗中，大部分都拥有绝对的优势。欧洲基督教文明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公元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公元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欧洲。在农耕时代，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然机动性和军事传统使伊斯兰世界成了悬在欧洲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欧洲人必须反击，解除伊斯兰世界的围攻。1096～1291年，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性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但“十字军东征”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也未能重新控制圣地和耶路撒冷。
欧美并没有放弃努力，文艺复兴之后，紧接着就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的垄断，如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先后通过新航路，积极展开与美洲、南部非洲、东亚及南亚的贸易，相继成为海上强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它同时使欧洲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海上军事优势。
但地理大发现对欧洲军事力量的推动仍是有限的，它还不足以使欧洲在与伊斯兰世界及东方大国中国的军事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奥斯曼帝国陆上的优势仍难以撼动，在普律鲁时期，1676年奥斯曼帝国扩张至乌克兰南部；大明王朝及大清王朝早中期保持了军事强国的实力，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成功赶走盘踞台湾的荷兰人。
欧洲对中东及东亚的征服还要晚100年左右，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家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早期欧洲的文明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只有工业革命大体完成，当蒸汽轮机把世界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时，亚洲才正式全面沦陷。
欧洲胜利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的，工业革命的胜利使游牧民族完全丧失优势，血肉之躯在钢铁面前变得毫无还手之力。国家间的竞争如逆水行舟，当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奥斯曼帝国及大清帝国则在原地踏步，毫无作为。
欧洲的强大过程正是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的过程，18世纪后，帝国的许多巴尔干领地落入奥地利手中，而名义上归奥斯曼帝国管治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已独立，后来被英国及法国控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的道光皇帝虽然组织了非常顽强的抵抗，但当英军在1842年先后攻占宁波、上海、镇江，准备向南京进发时，清廷已经知道回天乏力了，如果失去“江南十府”将使清廷损失1/3左右的税赋①，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中华民族也从鸦片战争开始迎来了百年的屈辱。
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奥斯曼帝国或大清帝国，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数学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实用理性的纯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要求严密推理和论证的数学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根本不可能产生孕育工业文明的微积分；阿拉伯在数学上也同中国一样，在初等数学上颇有建树，但始终没有踏进高等数学的门槛。
相对而言，欧洲人在数学方面更有天赋，他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欧几里得几何，创造性地发现了微积分。微积分对旧数学作了总结，使代数与几何融为一体，并引发出变量的概念。变量，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为研究运动提供了基础。有了微积分，就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大工业生产。
物理学史上有两个奇迹年，一个是1666年，一个是1905年。1666年牛顿发现微积分、三大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光的色散。精准、严谨、量化、标准化、用数据说话。在定量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定性的问题。西方注重精确的文化性格促使其科学技术比我们有更快的发展。
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分界线，因为工业革命，传统的世界格局被改变，欧美获得了世界霸权。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生产力大爆发，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它促使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经济的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投资的增加，而技术进步则是促进投资最大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滞胀”席卷欧美，各国物价上升，经济停滞不前。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的基本认识：物价上涨时期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或下降，而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的特点则是物价下跌。整个社会经济就像一个跷跷板，在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之间摆动，政治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取舍，而现在却成了“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外一种疾病的手段”。
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这导致了货币主义的兴起，美国和英国都采取了以货币主义为主的政策措施，以应对“滞胀”这一顽疾，即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放松政府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金融市场自由化，同时加强各国在国际资金流动、汇率、利率、关税、外贸诸方面的协调。
从1983年起，主要发达国家先后走出“滞胀”的泥淖，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经济则低速稳定增长。人们也往往把功劳归功于货币主义。实际上，欧美陷入“滞胀”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欧美各国已经分享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整个社会投资力度减弱，经济再现停滞。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纷纷采取凯恩斯的积极货币政策，其作用只是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现象。而带领欧美真正走出滞胀的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货币主义只能说是贪天之功。
我们一般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与应用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而最核心的标志则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与运用。第三次科技革命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欧美、日本开花结果。1979年，美国硅谷的一家名叫英特尔（Intel）的公司推出5MHz 8088微处理器之后，IBM基于8088推出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PC），人类历史上又一场伟大的革命拉开了序幕。
但美国的高科技革命并不是在1979年突然从地底下蹦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近30年的不断探索和积累。美国这场革命的起点可以一直追溯到1947年，贝尔实验室肖特莱等人发明了晶体管，这是微电子技术发展中第一个里程碑。晶体管出现后，人们就能用一个小巧的、消耗功率小的电子器件来代替体积大、功率消耗大的电子管了。
晶体管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为后来集成电路的降生吹响了号角。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5年，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预测，未来一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年翻一倍（10年后修正为每两年），这也预示了集成电路时代的快速到来。1975年出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每片集成电子元件有1万个以上。用这种技术集成在一个单片上的完整的计算机，其面积也不过6米×6米。这对于刚刚告别电子管时代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正是因为微软、英特尔、惠普、思科、甲骨文等公司的出现，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而它淘汰的产业则向“四小龙”、中国等地转移，世界形成了一次投资的浪潮，世界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世界经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危机，以至于出现了“经济周期消失”的观点。
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到了21世纪初，因“网络泡沫”的破灭其潜力基本上被耗尽，美国经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最终格林斯潘不得不祭出低利率的法宝，但这也催生了淹没全球的次贷泡沫。
2011年8月5日晚，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调整为AA+，评级前景定为“负面”，这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股灾。然而苹果公司却成为本次股灾的受益者。2011年8月10日，苹果公司股价下跌2.8%，至每股363.69美元，收盘时市值3379亿美元。相比之下，曾经的老大埃克森美孚当天的跌幅猛于苹果，达到4.4%，收于每股68.03美元，市值3310亿美元，苹果公司实现了“惊人的一跃”。截至第三季度，苹果公司所持有的流动现金总量达到820亿美元，甚至超越了美国政府，成为富可敌国的公司。
1996年乔布斯借NEXT公司被苹果收购重返苹果时，苹果已经濒临破产了。但凭借出色的工业设计，苹果的iMac系列电脑大卖，苹果起死回生，随后iTouch、iPhone等产品使苹果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而让苹果登上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宝座的，则是划时代的产品——平板电脑iPad，乔布斯个人的声名也达到了顶峰。
2011年10月5日，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去世，迅速引来全世界的悼念，纷纷称乔布斯是改变世界的天才。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说，乔布斯留下的东西会影响这个世界至少100年。在过去30年里，乔布斯带领苹果开发的那些产品，开创了PC时代，重新定义了移动互联网，改写了动漫、音乐、出版、线下零售，乔布斯凭借这些产品，屹立于当代科技产业的顶峰。
乔布斯究竟带给美国，还有世界什么，他对世界的改变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大么？当我们在未来评价苹果的历史地位时，真能将它与微软、英特尔等公司相提并论吗？如果我们将苹果放在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可能会逐步抛开个人感情因素，得到比较公正的结论：苹果仅仅是一个企业，仅是在电子消费行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不能代表美国的全部；苹果的成功可以作为商学院一个典型的教学案例，但它并不像微软、英特尔那样带动了美国产业的全面振兴。人们对苹果的质疑并不会随着乔布斯的离去而停止，苹果显然不能形成持久的独霸局面，后面还有众多虎视眈眈的对手。而微软、英特尔曾在数十年中引领着高科技的方向，无数的竞争者只能望其项背。
科技革命不仅仅是若干企业、若干产品、若干技术的升级，而是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升级机制的升级。产业升级的完成有两个重要标准：一是个别企业的成功模式，其他企业可以拷贝；二是获得一个产业链整体升级的环境和机制。
现在各国都在搞经济刺激计划，比如，日本2010财年的预算就达92.3万亿日元，相当于1万亿美元，而中国为应对次贷危机，相应有了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现在世界各国都不算“太差钱”，差的是投资机会。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欧美经济想要获得快速的发展，想要摆脱债务危机的困扰，只有寄希望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了。
似乎只有发生第四次科技革命，欧美才可能重新获得完全控制世界的机会，那么在不可预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欧美准备好了吗？欧美又有什么压箱底的东西呢？还有第三次科技革命那样雄厚的技术储备吗？
在苏联的帮助下，再加上勤奋节俭，历经30多年的拼搏努力，中国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把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课补完。当中国信心满满想和美国、日本这两个成绩优秀的学生齐头并进时，却发现自己在补课时老师已经快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课讲完了，这对中国人来说又是天书，这个时候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学长——苏联的功课也只是马马虎虎，已经很难对中国有所帮助了，而日本和美国等根本不可能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手把手地进行传授，让中国缩短与它们的差距。
在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时，中国在做什么呢？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当1965年摩尔定理发明时，中国正在准备第三个五年计划，在此之前中国由于“大跃进”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滞；当1979年英特尔微处理器8088出现时，中国正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缩小与欧美的差距。
当我们回头看8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时会发现，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再一次拉大了。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很难通过人海战术、简单的技术攻关来缩小差距了，中国又一次面临极大的考验。但幸运的是，又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上实现了大踏步的追赶。中国不断打破欧美对中国的技术垄断，在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已经与欧美呈齐头并进之势。
1992年中国的路桥人修了第一座大跨度的斜拉索桥虎门大桥，当时国内没有建设这类大桥的经验，是边摸索边施工的。等大桥建得差不多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拉索的保护层怎么包裹？国内没有经验，只好从日本请来一个专家现场授课。施工单位、各院校都有人去现场听课，听课费相当贵，是一小时一万美元。等到1999年江阴长江大桥通车的时候，这事就不再麻烦日本专家了，中国已经完全可以建造各种不同规格的顶级桥梁。
2002年，中国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在制造桥梁支座时需要用到一种比较特殊的材料：聚四氟乙烯。当时这种材料非常贵，要进口，国外按平方米算钱，中国的工程师在计算面积时非常小心，必须做到非常精确。而当中国掌握了这种技术后，大规模地铺开，一个250吨的支座单价也不超过3000元。
在有足够的积累之后，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高科技因捅破窗户纸成了大白菜。欧美如果不能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拥有革命性的技术，不能形成绝对的垄断，曾经拥有的各种东西最终将失去。
欧美新的增长机会在哪里，欧美能否找回重新统治世界的力量？
掠夺难以为继
欧债危机中，西班牙境况非常糟糕。2008年，西班牙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政府反应缓慢，导致该国经济持续走下坡路，并让全国5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最近几年，西班牙失业率长期维持在20%以上，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超过9%。2011年西班牙大选前，西班牙国债收益率曾一度高达7%以上，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拉响了西班牙债务危机的警报。
紧缩财政成为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但这也将影响到普通西班牙民众的生活。而在西班牙大选投票当天，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做了街头拦访，以了解普通民众对紧缩财政的态度。一位46岁、刚刚结婚的西班牙人维森特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失业已经4年的他基本上靠领取救济金度日，现在他一家每月领取424欧元，如果政府进一步削减失业救济金，他将难以生存，没有钱买吃买喝，没有钱请人收拾家里的卫生，最终他只有走上街头抗议。
听了维森特的诉苦，可能很多中国人会大吃一惊。失业4年，每月约高达4000元人民币的救济金，每月还可以请人打扫卫生，这是何等悠闲的日子！欧洲的福利制度都养活的是什么人啊，如此“懒惰”的欧洲人怎么会不陷入危机？
福利制度导致下层民众生活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层面上。他们再不去工作、再整天对着电脑玩游戏，也能够过下去。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不努力工作就过不下去。这两者是有巨大差别的，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层生活和心态。
是什么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呢，欧美的高福利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家史。
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一个个海上交通战略要点相继成为葡萄牙的囊中之物，正是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据点，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
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
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文明的悲歌。到1570年，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流行病，使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2500万人下降到265万人，秘鲁的人口由900万人下降到了130万人。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从那以后急剧减少了90%。
欧美总在不停地重复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仅根据清政府与各国所签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有意地忽略了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是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
资本主义早期的积累主要源于血腥的直接的掠夺，为资本主义积攒下了雄厚的家底。当直接的掠夺遭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反抗时，他们又祭出了更隐蔽的一招，那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
国际贸易本身是属于充分竞争的，也不可能存在着强买强卖，看起来很公平，但因为欧美凭借科技革命，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只能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任何交易背后都是劳动的交换，货币只不过起着中介的作用。在中国向美国出口1亿美元的成衣换回1亿美元的电脑芯片这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中劳动交换的不平等。生产1亿美元成衣需要的劳动力与生产1亿美元芯片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容易算出来，如果前者是后者的5倍，则相当于欧美1个人的劳动就可以享受发展中国家5个人的劳动成果，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居民享受的最大福利。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最早提出的。这个理论似乎告诉人们，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然而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真有所谓的“比较优势”吗？当一方是技术的绝对垄断方时，另一方只能接受被盘剥的地位。
如果按照李嘉图的设计，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将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描述的那样：“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
为了保证欧美资本家的垄断优势，保证欧美工人阶级优裕的生活，欧美各国举起了专利大棒。知识产权成为西方国家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优越地位、遏制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神兵利器”，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树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1994年乌拉圭回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使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牢牢捆绑在一起，标志着知识-资本价值论意识形态的世界性统治地位的确立。有了这个协定，先进的工业国家终于在20世纪末向极其需要知识转移（包括技术转让）却付不起专利费的、正在进行追赶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开战”：对专利的以民事保护为主升级为以刑事保护为主，知识产权保护被认定为关系到全球化知识经济的生死存亡。在知识产权这块遮羞布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公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无休止的盘剥。
除了直接付诸战争、不平等的贸易体系，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众多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如将跨国公司的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平等的汇率形成机制、对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控制、低碳的阴谋，当然也包括金融战争。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泰国由一个昔日雄心勃勃的猛虎，变为病猫，上千亿美元化为乌有，由从不向世界金融机构举债的国际新星，沦为开口要1500亿美元的国际乞丐；菲律宾每况愈下，印度尼西亚的币值莫名其妙消失了1/3，新加坡经济晃动不已，香港股市一度暴跌。国际投机资本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却赚得盆盈钵满。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迪尔降尊纡贵，一改首相风度，破口大骂金融大鳄索罗斯。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费的资源比发展中国家多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这背后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建立起来的贸易、金融、政治体制，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像一头勤劳的奶牛，不断给资本主义国家补充营养，而自己吃的只是草。
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凭借坚船利炮在对外征战中所向披靡，亚非拉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亚非拉各民族并非天生就是待宰的羔羊，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仍高举着反抗的大旗。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彻底肢解，被迫放弃了一切亚非的属地，英法的魔爪甚至伸向了小亚细亚半岛。在民族危难面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勇敢地站了出来，领导土耳其军队连胜希腊军队，最终迫使协约国废除了之前签定的《色佛尔条约》，重新签订《洛桑和约》，欧美试图随意支配亚非拉的梦想遭到沉重打击。
欧美帝国主义并不会善罢甘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16国部队军事干涉朝鲜问题，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地区，而中国人的英勇抗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亚非拉各国的共同抗争中，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肆意妄为，完全由欧美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复存在。
当今世界，和平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欧美国家已经不能对其他国家进行赤裸裸的侵略。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核恐怖平衡已经使战争威胁失去了意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已经享受了半个多世界的和平时光。
在世界秩序中，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力量。中国人凭借顽强的意志在新中国的前30年积攒下了厚实的家底，改革开放后又依靠全球化深化的机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成为攻城拔寨的利器。巨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数万亿美元，为中国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金融防线，可以有效阻挡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辛勤的劳动才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可能创造更多的经济奇迹。当掠夺不能继续的时候，欧美国家也将面临生死考验，否则欧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贫富分化，从大萧条到债务危机的内在逻辑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是一个远逝的噩梦，大萧条虽然已经远去，但经济学家围绕这次大萧条原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大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总需求的大幅度持续减少，堆积如山的商品根本卖不出去。但又是什么引起了总需求的这种变动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将总需求减少归咎于货币量的减少。
在两位经济学家看来，在大萧条中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减少发行量，包括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在内的货币基础也没有减少，但由于许多债务人无法偿还货款，银行不良资产剧增，储户挤兑，许多银行破产。银行破产减少了货币量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存款，正常的货币供给量减少了20%，这是总需求减少和大危机如此严重的最根本原因。换言之，货币是引起大萧条的关键因素。
因为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中一个新的流派——货币主义学派也宣告诞生。在货币主义者看来，如果当时的英、美、德等国的领导人能娴熟地使用货币工具，危机就可以避免了。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等人甚至认为，大萧条的根源是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如果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会自动完成恢复过程。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新政”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失业问题，1937年与1938年仍旧一派萧条，20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少有的经济停滞的10年，试图将罗斯福的功劳一笔抹杀。
大萧条的原因真如货币主义者及自由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吗？凯恩斯主义所揭示的大萧条危机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就这样被轻易否定了？结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理论绝非能轻易否定的。资本家自身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为追求更大的利润，往往会利用巨额的利润进行再投资。当整个社会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各种商品销售顺畅时，整个社会生产仍能维持平衡，社会一片歌舞升平。但不断扩大的产能最终必须寻找到倾泄口，一旦整个国内及海外市场不能消化巨大的产能时，危机也将最终爆发。
不难发现，危机的根源还是社会分配的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资本家的贪婪使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难以躲避的灾难。
资本主义世界最初的经济危机虽然频繁，隔几年便来一次，但这些危机影响范围都不大，一般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国家，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一两年时间里社会便可以恢复生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主义者和自由派所说的并没有错，任何经济都存在着内在的调节机制，就像人类，只要伤口不严重，最后都容易愈合。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呢？答案便是信贷。危机虽然最后都治愈了，但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本法则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仍占主导地位，工人即使待遇得到一定的改善，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拿的仍是次要的。整个社会过剩的产品销售不出去怎么办？以分期付款方式出现的信用消费模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信贷消费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个大泡沫：一个是有产者资产庞大，房价和股价成了他们炒作的主要战场，出现了资产泡沫；另一个是劳工阶层的借贷消费，造成了债务泡沫。在美国，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一场空前的繁荣。但借贷消费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借钱暂时可以不还本，但得付息。普通民众的借钱消费是有限度的，但国债利息可能吞噬国家的税收。信用的扩张使一部分社会过剩的产能得到消化，它一方面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也为下一场危机积累了更大的破坏力量，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便难以避免了。
当凯恩斯通过理论、罗斯福通过行动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根本不去反思危机背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是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帜，竭力维护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制造更大的不平等。次贷危机及债务危机也延续着与大萧条同样的逻辑，有产者拼命炒股、炒房、炒黄金、炒期货，推高资产泡沫，而穷人和政府不停地借钱，给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窟窿，最后所有人一起掉进了坑里。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政府及居民根据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量入为出，不肆意扩张资产泡沫，即便因为缺乏技术的革新，整个社会投资停滞，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不幸的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像一颗毒瘤，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将其割除。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社会各阶层正常的流动是维持经济体活力的重要因素，人们对财富无休止的追逐催生了各种新技术、新需求，促进了投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当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时，高收入阶层便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他们总是利用各种手段阻止其他人对他们地位的挑战。
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必将导致社会大的动荡，这是被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的基因，在向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吹响进攻号角时，这些口号都体现了最强大的号召力。以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羸弱的明朝为例，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差不多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到了明末，他已经繁衍了20多万皇子皇孙，严重地侵蚀着大明帝国腐朽的肌体，最终明王朝土崩瓦解。
在当今世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引发动荡的例子比比皆是。2011年年初，泰国发展研究院（TDRI）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泰国贫富分化现象没有得到改善，富人的个人收入仍是穷人的14倍之多。贫富差距巨大也成为最近十多年泰国政坛乱象的根源。由于泰国的社会流动又基本停止了，只要进行公开选举，代表底层民众的他信或他信的傀儡总是能轻易获得胜利，而中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往往通过宪法法院或者干脆进行军事政变将民选总统拿下。在国内权力的争夺中，“红衫军”与“黄衫军”轮番登场，扰乱了泰国正常的经济秩序。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经济停滞的重要缘由，如果贫富差距处理相对较好，将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出现大的阻碍改革开放的利益集团。在新中国的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中，中国主要采取压低居民消费、加强国家积累的形式发展生产，整个社会主要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社会财富分配非常公平，这使中国改革的难度相对较小。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未出现苏联经济改革中大规模私有化的现象，众多公共资源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公平。
“绝对的自由主义”对经济的损害是非常明显的，它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集中。在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欧美也不乏对自由资本主义反思的声音。2011年11月中旬，英国著名媒体《金融时报》发表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BI）会长、《金融时报》前任总编辑理查德·兰伯特的文章《资本主义接近转折点》。文章称：“公众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是基于两个更宽泛的理由。首先，与其他选择相比，自由市场能带来更有效的结果；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市场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但过去几年，这两种假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现在都已知道，有效市场理论并不可靠，市场失灵可能给广泛的公共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也知道，经济成功的果实在分配上变得越来越不均。在美国，近年来的所有增长（以及其他）成果都流向了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如今，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每年拿走全国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25年前的两倍。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同期内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而在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当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这等于给中国那些至今仍然坚定地信仰自由市场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而要战胜债务危机，只有摒弃新自由主义对人民的侵害，在国家经济实践中寻找经验，才可能对债务危机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