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有何本质的联系？找出根源才可能对债务危机对症下药，才可能使人类全面战胜债务危机的巨大威胁。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局限性使它在债务危机上已经难有什么作为。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发展，使之适应更复杂的经济环境，能够对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作出合理的解释。
当我们以两部类模型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发展后，将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口宝刀将发挥强大的威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我们将理出世界经济发展的清晰脉络。一切政治的问题根源都在经济，债务危机、次贷危机只不过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忽视对经济的调控、放任资本对主要社会资源的控制、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的结果。
破除“李嘉图恶习”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深重的经济灾难，同时大萧条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类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美国世纪正式开启。大萧条带来的巨大变革还包括经济学，凯恩斯理论成为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它以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标志。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杰文斯、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各自的代表作，共同开创了经济学思想的新时代。
数学是人类共通的语言，马克思也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边际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数学分析方法，在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时成功地引入了数学中的微积分，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使经济学可以进行定量的研究，用较为精确的数字为人们的经济决策服务，边际效用学派似乎建立起了一座精巧复杂的理论大厦。随后，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如克拉克、费雪尔、埃奇沃思等相继提出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效用理论、报酬递减理论、无差异曲线理论等，在进一步发展其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国富论》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亚当·斯密也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严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也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完全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对古典学派如斯密一开始确立的经济学应探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或如李嘉图坚持要研究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抑或像马克思明确表示要研究和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等问题毫不关心，而转向以一套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纯粹技术关系分析，只是关注基于个体最优化决策来配置资源的技术关系分析。
因为研究范围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巨大的缺陷，它所讨论的仅仅是给定资源和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总量关系。通过经验观察甚至仅依赖于直觉也不难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经济相距甚远。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竞争是很理想化的，其中的竞争者能够全面掌握各种市场信息，是完全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冲突的“完全竞争”。但现实生活中人们作决策时仅可能掌握有限的信息，企业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错综复杂，在自由竞争之外还存在着垄断。新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的大厦虽然精致，但只能观赏，根本不适合居住。①
而在随后大萧条的考验中，新古典经济学便被证明不过是一只绣花枕头，在严峻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只能坐以待毙。凯恩斯在经历了“长时期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后，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标榜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概念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政府改被动为主动，主动承担起拯救资本主义大厦的重任。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期，凡是实行国家垄断调节的西方国家都未再出现过严重的周期性危机，于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被奉为圭臬。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根基是“有效需求原理”，即有效需求有多少，那么经济增长以及总供给就会有多少。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在短期来说又是困难的，宏观经济总量有时候不能自动达到均衡，因此，扩大投资和政府支出就会形成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总的来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是一种总量分析，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宏观行为或总量规律并不只是由个体微观行为的简单加总推演而来的，相反，主要是依据价格刚性假设和两个基本心理规律构筑的。
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经济学被划分成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学中，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在宏观经济学中，则以凯恩斯失业非均衡理论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一方面，拥有成熟理论体系的微观经济理论表明市场机制已经完善地配置了资源，这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市场中发挥有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理论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着萧条和失业，从而必须由政府干预。由此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相悖的理论原理和政策倾向。
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的研究本来也没有所谓宏观和微观的划分。例如，在古典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宏观问题，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在更早期的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那里，其《经济表》中也不仅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亦对微观概念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讨论。
面对这样的尴尬，在20世纪中叶，被誉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中糅合在一起，创立了“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希望填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的鸿沟。比如，在微观领域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在宏观领域则抽象掉凯恩斯关于预期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直接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中。
新古典综合派一度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数百万册，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萨缪尔森的书虽然卖得好，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严重滞胀问题即给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其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严峻挑战。
萨缪尔森的左右逢源并不讨好，人们普遍相信：宏观经济学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人们对萨缪尔森的综合提出了普遍的质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的批评十分尖锐，他认为这个学派把经济学分成两种体制：“在一种体制中，即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未能充分使用时，宏观经济学原理就可以发生作用；在另一种体制中，即当社会的资源得到充分使用时，发生作用的是微观经济学原理。”这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裂”。①
著名经济学家布赖思·斯诺登在其著作《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中也说，萨缪尔森“这样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犹如油和水的融合一样，是不成功的”。
萨缪尔森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努力和尝试，如放弃凯恩斯的部分主张，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学派中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仍可堪大用；还有的则是保持凯恩斯的整体框架不变，重新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在建立单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达成对个体的基础假设与对总体的基础假设的一致上，仍未有明显的成效，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阵营撮合在一起的重任仍难以完成。
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无所建树，导致西方在次贷危机爆发五六年之后仍难以找到应对之策，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更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学界除了争论仍然是争论。
从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综合及各种后凯恩斯流派，经济学越发展，争论越多。经济理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分歧，其根源在哪里呢？这时我们又要回到李嘉图，从方法论上找原因。
在方法论上，李嘉图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成了一个坏的典型。一方面极其抽象，为了演绎的简便建立在大量使用高度限定的假设基础上，而另一方面，又想要为现实世界直接而明确地提供与政策紧密关联的理论。在假定人们都具有完备或充分的知识基础上，李嘉图关于市场自我调节能迅速而平滑地达到平衡的思想被极端化、简单化。这导致了政策含义上与亚当·斯密相比更彻底的自由放任。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并称之为“李嘉图恶习”：“他的兴趣在于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明确的结果。为了获得这种结果，他把那个总的体系切成一片一片的，尽可能把它的大部分包捆起来，然后他把事情简单化的假设一个个堆砌起来，直到通过这些假设实际上使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只剩下几个集合的变数。”①
李嘉图之后，整个西方经济学就存在一个通病，很少去关注经济学的整体，少有一个模型可以将所有经济现象包含进去，经济理论成为部分的经济现实的集合。这也正如盲人摸象，最后形成五花八门的经济学流派，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根本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马歇尔是李嘉图之后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创造了局部均衡理论（partial equilibrium theory），这也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它把单一商品的市场看成是总体经济的一个很小部分，消费者收入的变动对单一商品的需求量影响甚微，近乎没有影响，因而可以视作无影响。该理论在假定其他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孤立地考察单个市场或部分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或均衡状态，而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方法论上也是对李嘉图的继承。
再如，人们在讨论GDP时，往往喜欢用“卖烧饼”这件事举例，而实际上“卖烧饼”这本账和一个国家的账比起来实在有些小儿科，整个社会经济包括众多的行业，各行业如蛛网般交错在一起，“卖烧饼”这个行业并不能成为五脏俱全的那只“麻雀”，上不了经济学家的手术台。如果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好莱坞的电影《整编特工》比较一下，倒感觉有很多相似之处。简一家人乘飞机去法国尼斯旅行，在海滨宾馆的电梯间，简邂逅了身着泳装的帅哥斯宾塞，两人一见钟情。斯宾塞是一个杀手，他本打算金盆洗手，但是最后一个任务竟然就是对付简的父亲，自己未来的岳父。最后的大结局是非常完美的，帅哥收获了爱情，父亲原谅了杀手女婿，美女帅哥、火爆刺激的场面，一份上等的文化快餐。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吗？里面的剧情根本经不起推敲，让人多想一下都心里难受。在最后的枪战中多人毙命，惊天动地，把警察等国家机器和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当做不存在，只能作为娱乐和消遣。
国民经济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的变化必然引发其他变量的变化，就像“蝴蝶效应”所揭示的，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呢？我们能否摆脱“李嘉图恶习”，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上，而不是一堆假设上？那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马克思。
老革命与新问题
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推动新古典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日渐形成的同时，伴随着1867年《资本论》第1卷的问世，在西方理论界也诞生了一个基于社会关系研究而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对立的近乎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而当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经由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整理发表时，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为代表的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在经济学界已经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去了争夺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机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被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政治学说而遭到排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剩余价值的基本关系出发，建立起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也被著名思想史学家熊彼特赞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
美国学者艾克纳在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批评非常直接，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比起来，在分析各种经济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有天然的优势，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更接地气。
但在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上一直处于下风，其中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马克思在经济学众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我们面对马克思庞大的遗产时，是否都会有M。C。霍华德和J。E。金在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①中所提到的困惑：“如果马克思主义也存在问题，那就是他们与非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理论丰富的困境。分歧由此产生。”
不可否认，排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极强的政治性，从“纯粹”的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马克思的后继者并没有完全克服这些不足，也没有将马克思的理论与数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如何指导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无从谈起。
马克思也涉及对非物质生产领域（服务贸易行业）的分析，但由于当时这些部门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影响力微乎其微，所以马克思在谈到服务贸易时说：“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①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虚拟经济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在如何看待服务性劳动、科学性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经营管理的劳动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相当大的困境。
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有的经济学研究者甚至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视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利润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近20年中，利润率又呈上升状态。②
利润率下降规律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呢？我们先来看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在商品价值构成学说中创立了一个公式：W=C V M。这也是任何企业成本理论的基础。在这个公式中，W表示商品的价值；C表示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各种生产资料的价值，这被马克思称为不变资本；V表示劳动者的报酬，被马克思称为可变资本；M则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也相当于利润，则资本家的利润率r=M/C V，由于生产的不断进步，工厂将使用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这将使C的值变大，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便不可避免了。
如果懂些企业的财务知识，我们不难发现，企业的利润率是不能用M/C V来表示的，利润率是用利润去除总资产或净资产，而C V只是生产的成本。企业的利润率与企业投资规模不断变大、企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所需要的人力成本越来越减少等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对于一个行业而言，必然是先进入者享受超额利润，随着竞争者的不断加入，利润不断摊薄，当该行业的利润率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时，便很难吸引到新的竞争者了。
显然，我们面对的是马克思留下的一堆庞杂的理论体系，它里面有很多天才的创见，但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接受程度。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总量分析上的优势，充分地吸引数百年来经济学研究的各项优秀成果，弥补其中存在的缺陷。首先，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系统的梳理。
从社会形态上看，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还可能有共产主义社会，但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是《资本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商品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公式W=C V M。
我们回头看凯恩斯的分析方法，会发现他竟然与马克思的思路有惊人的一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先用两章的篇幅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总结和批判，从第三章开始就着手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所关注的也是商品生产。当企业主开始商品生产时，他必然有两种开支，一是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凯恩斯称之为要素成本，二是企业主为购买其他雇主的产品进行的开支，以及他使用机器设备不让它闲置而发生的折旧费用，这与马克思的V和M是完全一致的，而最后企业主还有利润要求，这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在本质也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叫法不一样。
凯恩斯刚阐明了C、V和M的关系便开始构建他的总需求函数，从而把微观的企业忽视了，这最后也导致了他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缺失，没有了从企业生产到整个国家之间的应有联系。
在最初的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家庭和企业的循环，如果要平衡，那么就要家庭的钱全部花完，企业的产品全部卖光，宏观经济就可以周而复始地运行了。家庭的角色是将劳动力出卖给企业，通过被雇佣获得收入，再用收入去购买企业的产品；企业生产出产品，把产品卖出去，收回钱来继续生产。当经济平衡时，家庭的花费等于企业的收入，而企业的产品又全部卖给家庭。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在这里停止脚步，在《资本论》的第2卷的末尾，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图式，在继承传统的将商品生产分为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基础上，将整个社会的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分工，有一部分企业是负责生产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它并不能直接被人们消费，而另外一部分企业则是专门生产消费品的，它们之间分工配合，共同完成了商品生产的多个环节。负责生产资料生产的就叫第一部类，负责消费资料生产的就叫第二部类。马克思首先考虑两个部类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情形，在这里，我们用一个图形来表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
在图5-1中，W1表示第一部类，W2表示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所生产的商品最终被自己和第二部类消耗掉了，即W1=C1 C2，而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工人工资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M共同消费掉了消费资料W2，即W2=V1 M1 V2 M2，这也可看成一种交换，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用自己的产品（V1 M1）和第二部类交换消费资料（C2），因此也有了V1 M1=C2.在一个生产周期内，所有商品都销售完毕，企业的生产规模保持不变。部类的概念在这里是比较宽泛的，是指众多同性质的企业的组合，而不是一个企业。
现代经济已经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它需要在大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相互交织在一起。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无疑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这一天才创举受到了后世众多经济学家的赞誉。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曾说：“扩大再生产图式，为研究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被哈罗德（Harrod）和多马尔（Domar）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保罗·萨缪尔森也认为：“马克思在他死后发表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确创新了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和经济增长模式……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也许是那些复制极好轨道的第一个范例。”①
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并非完美无缺，在后人的研究中，就遇到了非常多的难题，在说明简单再生产时，再生产图式驾轻就熟，但一旦涉及扩大再生产，各种争论便由此而来。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划分是否合理，我们如何区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我们在学会计的时候知道，如果购进一部需要安装的机器，在安装过程中会产生各项费用，如原材料、安装工人的薪酬，如果给工人购买了擦汗的毛巾、饮料，这些应算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呢？而安装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都会成为固定资产的一部分。
二是服务业如何处理。在国民经济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我们显然不能将服务业拒之门外，那么再生产图式中我们将如何安排服务业的位置呢？
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模型，必须将企业、家庭、市场等要素包括进去，需要考虑消费者、企业、政府这些不同的经济单位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需要涉及总开支、价格、生产、就业这些变量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化的，如何影响我们和其他人的生活。显然，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还显得比较简单。
马克思的理论如同散落在地上的珍珠，每一颗都散发着无尽的光芒，但它们并没有串起来，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竞辉。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很有用，那么它能担当起将所有珍珠串起来的作用吗，我们又如何对这根线进行细细打磨呢？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破口
为了寻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突破，我们准备将重点放在再生产图式上，这时我们就需要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对马克思原有的理论进行突破和创新。
前面也提到，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上，苏联的MPS核算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只认钢铁、汽车、道路等有形实体的东西，它完全忽视了服务业的存在。因此，我们新的分析方法必须将服务业如银行、证券等金融活动包括进去，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可以对所有的经济现象进行清晰说明，找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中，C被马克思称为不变资本，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从其他企业购进的机器、原材料等（对于第一部类而言，则是自己补充的）。在企业进行账务处理时，C都会被归于成本，但为探寻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我们就有必要对C进行解剖，通过它打开经济运行的黑匣子。
我们这里将C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产，如大型机器设备等，安装后可以长期为企业的生产服务；另一部分是看得见的实物，如汽车机生产企业从其他企业购进的包装物、挡风玻璃等，它属于一次性消耗品，直接计入产品的成本，商品销售后便不会有任何实物形态；第三部分则是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如企业支付的律师费、咨询费、广告费等。我们将以上三部分分别称为C1、C2和C3，用W1、W2和W3分别表示固定资产、一次性消耗品及服务的生产。
这样我们就将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公式W=C V M扩展为W=C1 C2 C3 V M，为了区分，我们分别在C1？C2？C3下面标注α？β？γ以示区分，这样有四个公式：W1=C1α C2α C3α V1 M1，W2=C1β C2β C3β V2 M2，W3=C1γ C2γ C3γ V3 M3和W=C1 C1 C1 V M。
这样划分的意义何在？最主要在于固定资产并不是一次性计入商品的成本，而是在使用期限内按一定的方法进行折旧的，如果一台机器总价值20万元，税务局规定的折旧年限是4年，折旧上采取平均年限法，则每年有5万元计入产品成本，4年之后这些机器最终都报废了，而在剩余价值公式中，只有5万元计入C 1.
C2和C3好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直接转移的价值，企业支付的广告设计费和购进的一次性消耗品都属于成本。在这里要将它们区分开来，主要是因这里有一个特例——银行，企业支付给银行的一部分利息与本生产周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对上一生产周期借款支付的使用成本，跨了一个生产周期。将服务业区分出来后，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清经济的运行规律。
很多人看见这个公式，可能会认为M是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全部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或股东。而实际上，在《资本论》的第3卷中，马克思特别分析了M并不可能被企业主或股东独吞，企业要向政府交税，要支付房租及个人借款的利息（这里的向个人支付的利息与支付给银行的利息是不一样的），最后剩余的才是自己的。对于企业来说，各种利息、租金、税收等都是企业的成本。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成是政府、房产或地产所有者、高利贷者和企业主共同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
因此，在对社会新创造的价值（V M）的分配中，工人获得的是V，即工资，我们通常称之为劳动报酬；政府因为国家政权的强制性，获得税收；包租者因为手中有房产或土地等，靠土地或房产的所有权获得租金收入；高利贷者靠手中的闲置资金而获得利息；资本家因为自己的厂房设备及自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承担的风险而获得利润。这也是社会的首次分配。
这也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在每一个生产周期结束的时候，所有生产企业的商品均销售完毕，所有企业的固定资产都得到了补偿，所有企业的生产规模都固定不变，所有的收入（∑（V M））购买了所有的消费资料W。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再分配的过程，显示了生产、分配、消费的关系。
再分配包括以下多种形式：
（1）政府给公务员发放薪资、退休金等；
（2）政府转移支付（对企业、个人的补助，国家奖励、国家赔偿等）；
（3）政府投资（兴办企业或基础设施）；
（4）私人之间的赠予或偷窃；
（5）银行吸储后发放贷款（包括生产贷款及消费贷款）；
（6）股票等证券买卖输赢（应扣除税费）；
（7）保险赔付（扣除保险企业的运营费用及利润）等。
在再分配过程中，银行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中，银行很难被包括进去。由于工资只能维持工人最基本的生活，工人会将所有的收入用于自身的消费，但在现实生活中，工薪阶层往往是储蓄的重要来源，银行在吸储后，有一部分以消费的形式贷给工薪阶层，还有一部分则贷给企业用于发展生产。
在这个模型中，银行的揽储与贷款属于再分配过程，企业支付给银行的一部分利息支出并不是在本生产周期内借款形成的，但本生产周期内储户可以获得利息收入，这属于M的一部分，储户可以用这部分收入消费相应的生产资料。
银行是独立运营的企业，它的全部收入来自于企业支付的利息，在补偿固定资产的损失C1γ、生产性的消耗C2γ、各种服务费用C3γ、员工工资V3之后，和其他企业一样，储户、经营场所提供者、政府及银行共同分享M3.银行有固定资产折旧，要支付员工工资，是按企业模式来运营的，所以我们需要将企业支付给个人借贷者及银行的利息区分开来。
显然，上面的模型反映的仅是一种简单再生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消费了，而有一部分用于投资，银行发放的并不全部是消费贷款，一般生产性的贷款占的比例更高。企业总是希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赚取更多的利润，给员工更好的待遇，吸引更优秀的人才，社会因此获得更快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常态是扩大再生产而非简单再生产。
由于马克思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新增投资只能缘于第一部类W1，如果要积累的话，则第一部类的V1 M1在与第二部类的C2进行交换时就需要有剩余，因此得到一个非等式（V1 M1）＞C2.后来所有的研究也差不多遵循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最后走入了死胡同。当一个企业购置一台机器时，除了购买的费用，还可能有安装的费用，最后固定资产总额等于所有费用之和。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安装过程中工人用薪酬购买的各种日用品等很难被理解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只能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法国著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A。L。拉瓦锡为了估算法国的国民收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概念，以此避免重复计算。如果我们将拉瓦锡的这种思想与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结合，将可以找到一个全新的思路。
这时，我们可将马克思的第一部类定义为中间品的生产，第二部类定义为最终产品的生产。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中，部类并不是指一个企业，而是一大批功能相同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部类我们可以再进行细分，划分为最终消费的生产和新增投资的生产，结合前面对第一部类的扩展。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仍需要有一个假定条件，W1=C1α C1β C1γ C1δ C1，W2=C2α C2β C2γ C2δ C2，W3=C3α C3β C3γ C3δ C3，即各部类生产的商品最终全部销售出去了。因此，我们便可以得到两个恒等式：
V1 M1 V2 M2 V3 M3=C1 C2 C3 C1δ C2δ C3δ
（3）
社会最终供给（≠社会总供给）=W最终消费 W新增投资
=V1 M1 V2 M2 V3 M3 V4 M4 V M
=∑（V M）=社会最终需求（≠社会总需求）
（4）
由于W最终消费 W新增投资=∑（V M）=社会最终需求，在一个生产周期末，所有的消费资料被消费掉了，所有的生产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这时W新增投资可能是新盖的一座工厂，也可能是原有工厂或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它可能是一个或几个部类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可能是全部生产规模的扩大。
马克思将经济发展分为三种形式：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及萎缩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进行简单再生产时将处于均衡状态，而扩大再生产则属于非均衡状态。整个社会经济总是处于从均衡向不均衡再到均衡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因此，扩大再生产需要满足两个不等式：
Ⅰ（V M）＞ⅡC
Ⅱ（C M？M/X）＞Ⅰ（V M/X）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简单再生产这种状态，这也就很难区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转化。从会计的角度看，在任何时间点上，每个生产性的企业都可以形成一张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而两部类模型则可以看成是某一个时间段生产结果，也是进行下一个生产阶段的基础。因此，任何一个大的时间节点都可以视为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虽然是一种“绝对的均衡”，但它极不稳定。因此，我们便可将经济研究都看成是对均衡的研究，使研究得到大大的简化。
上述模型看起来是一个封闭的模型，但我们却可以将进出口包括进去，这时就需要分三种情况。如果进口与出口完全相等，虽然进出口企业并没有交集，但我们可以看成是它们共同完成了一个生产过程，把进出口转换成国内贸易。
如果是贸易顺差，则可以视社会的最终生产有一部分用于出口，则可以从第二大部类再独立一个部门出来，即W净出口和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并列；如果是贸易逆差，则至此，我们消除了各种假设，可以与现实世界完全结合在一起，这将成为我们讨论所有经济问题的基础。通过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扩展，我们已经接近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世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经过扩展后，已经成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可以用它来解决更多的疑惑。
回到现实世界
后凯恩斯的众多经济学流派都在苦苦地寻找整合宏观与微观的道路，努力将经济学变成一家人，而不是水火不容的敌对两家。从方法论上，我们也要抛弃“李嘉图恶习”，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全面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模型，不再给模型众多的限制。根据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会发现经过扩展的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已经能成功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生产企业外，还有非生产企业或组织，生产企业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的企业或组织只参与分配社会财富，政府机构、军队、警察和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学校、医院等显然属于非生产产业。因此，社会成员划分为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两种，在生产性企业或工厂上班的、自己做小生意的才是真正的劳动者，而政府公务员、警察、军人、高利贷者、出租土地或房产给企业的包租者、在校学生、没有工作的老人等，他们都是靠社会的再次分配获得生存及发展资料的。政府及家庭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核心和纽带，通过社会的再分配及多次分配，社会每个成员都可以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或服务，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
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获得最大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消费上以获得最大满足；生产要素供应者的收入如何决定，等等。扩展的马克思两部类模型的核心是企业，生产公式W=C V M已经包括了生产者、劳动者、政府、银行、高利贷者等，通过GDP、CPI等指标反映出社会财富的分配等问题。而社会经济是企业的集合，它构成了宏观经济的研究内容，通过新模型可以研究国内国际经济中如税收、政府支出、货币政策以及汇率等财政问题。扩展的两部类模型以企业为纽带，很好地解决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割裂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扩展的两部类模型的落地问题，它能否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否则破除“李嘉图恶习”便是一句空话。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模型如何解释虚拟经济的各种现象，金融、债券、股票、期货等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债务危机和这些问题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说清了这些问题，将为我们破解债务危机找到一把钥匙。
对虚拟经济的解析首先还是要从股票谈起。从债权角度来看，股票可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上，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投资者购入股票，这其实是一个收入或储蓄转换为投资的过程，投资者将自己的购买力转移给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圈钱”后，将这部分购买力用于购置厂房、设备等，进行扩大再生产，完成一个生产的循环。当股票发行完成之后，投资者拿到了一张可在以后分红的凭证，而上市公司拿到的是真金白银，各取所需。
可以看出，股票的发行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只不过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是一种更实惠的筹钱方式，如果找银行贷款，还要还本付息。但上市公司拿了股民的钱后根本不用着急还本，只需要根据业绩等情况发放利息就行了，只要业绩不佳，给股民发股息的事都可以省掉。
投资者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上市公司，主要看中的是企业的发展空间，买的都是希望，有人试图用这张纸等着上市公司分红，但大多数人却想着低买高卖，在股价的波动中赚快钱。不过一级市场确实也不是“混吃喝骗钱”的，没有股票的一级市场，便不可能有股票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为二级市场提供能涨跌和传递的“白条”——可交易的股票。在股票的二级市场上，大家交易的只是未来可能有收益的一张凭证。
股票的二级市场已经和一级市场基本脱离了干系，所有的游戏都围绕着这个未来收益毫无保证的凭证展开。股票的涨跌看似是由人们对上市公司未来的收益的信心度所决定的，未来如果看涨，则有大量的人争抢这支股票；如果看跌，大家都会急于丢掉手中烫手的山芋。
而实质上，推动股价上涨与跌落的还有一股最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资金。每个人进行股票交易，其账户里必须有一定的资金，这是资本市场进行交易的基础，否则整个股票或者债券市场根本流动不起来。股市资金进进出出，好像是没有任何规律的，但细心算一下会发现，其实所有人股票账户里的钱在一个时期内基本上是固定的，所有的股票交易都是通过股票账户里的钱来交易的。如果一段时间内大量资金流入股票账户，则意味着这些钱都是奔着某支或某几支股票去的，都有交易的冲动，如果某段时间股票账户里的资金是净流出，则意味着大家交易意愿下降。当钱大量涌入股票账户时，必然推高股价，这里大家都有一种追涨的心理，毕竟只有不断提高购买价格才可能买到股票，否则机会就从眼前消失了。反之，则是股价大幅下滑。
在模型中，我们可以找到股票交易所及证券公司属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它们用自己的劳动为股民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股民支付佣金则是为证券公司的服务“埋单”。佣金是证券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它用收入弥补固定资产的折旧、购买办公用品等、给员工发放工资，同时需要给国家上缴税收。证券公司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股票、证券可看成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其和实体经济之间有比较直接的联系，但随着很多金融产品越来越虚拟，如期货等产品成为合约双方对赌的游戏，一方押涨一方押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纸合约，双方必须根据市场变化每天进行平账。
期货交易基本上是零和博弈，它的赚亏主要发生在交易的双方之间。期货交易对资金的占有与股票基本一致，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所有期货交易者保证金账户的余额是相对固定的，它也是脱离了商品流通市场的，这些资金是为期货交易服务的，可以看成是一种独立的货币需求。
期货交易所与股票交易所一样，都是为投机者提供一个场所，大家在这里“倒卖倒卖”，都力图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合法地搬到自己口袋里。重要的是，投机者都要为他们的活动支付费用。金融衍生品也是股票、期货等的变种，万变不离其宗。
随着金融业不断深化发展，很多金融产品并不需要建立在未来真实收益基础上，它可以是股票的指数、资源产品，如石油、大豆、铜等价格变动，最终使虚拟经济更“虚无缥缈”，让人难以捉摸，甚至定价权都由以前价值的传导与积累、供给与需求的变动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转到了期货交易所。
虽然虚拟经济的“虚化”越来越严重，虚拟经济看似远离实体经济，但它和现实经济仍保持着根本的联系，原油期货价格从147美元/桶的高价迅速跌落到目前的水平，其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供需关系。
虚拟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但虚拟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加快社会资金的周转、价值发现功能使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等，但消极作用则包括增加了市场的投机行为、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经济很容易造成巨大的冲击等。
此时，我们便可以处理前面遗留的问题了，如对“李嘉图等价”及凯恩斯理论的评价。
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这些财富要么用于投资，要么用于消费。由于特定的生产关系，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是固定的，用所有的收入（V M）去消费掉所有社会最终产品，这也是所谓社会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因此，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无论被普通居民还是被政府消费掉，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发行债券，只是将居民的购买力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它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如果政府要征税，本质也是将企业主手中的利润拿走，只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也有限。
政府如果只充当消费者的角色而不充当投资人的角色，无论是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债券，都将减少未来整个社会的投资总量，对经济的长期影响都是负面的。如果要分析政府增税与发行债务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则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根据数学仿真的结果采取影响最小的手段。
在上面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我们可以将社会最终供给看成是物质形态，它分为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而社会最终需求则是货币形态。扩大再生产需要不断补充货币，否则会发生通货紧缩。因此，政府也是货币的提供者，适量的货币增量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
当社会处于经济危机时，政府通过大量货币的发行，可以形成购买力，避免经济的迅速衰退，我们因此也能理解凯恩斯坐飞机撒钱或将钱埋在地下等人挖的良苦用心了。如果经济在短时间内不能复苏，扩大的生产规模不能将过量货币消化掉，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适当增加货币，通过以工代赈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它在短期内确实防止了经济的直线下落，但经济生机并没有恢复，社会生产性的投资并没有大幅增加，最终在1937年的时候，美国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一次经济危机。而美国真正走出大萧条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量的战争需求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也把美国送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可见，经济的增长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新增投资上。要保证经济的增长，必须不断增加投资，修建更多的厂房、机器、生产线等，而不是所谓的消费。是什么导致了如今欧美日经济的停滞呢？经过发展的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已经成为一把挥动自如的手术刀，可以用来对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及来龙去脉进行清清楚楚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