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了我国三大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瞄准了三大发展：（资源）节约型发展、清洁（环境友好）型发展和公共安全型发展。其实，所有的发展战略最后都必然归结为人才的发展。没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开拓进取、摩顶放踵，我们就会事与愿违，南箕北斗。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科技创新，人才为本。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切实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实施本纲要提供人才保障”。其中特别强调了：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充分发挥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
本章将沿此思路展开。
世界银行2001年发表的长篇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里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在过去两千年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国家，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25%，1820年为33%。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2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欧，在18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后来，它错过了工业革命，经济出现停滞，1949年直到今天，GDP仅占世界的5%。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除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外，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划时代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K。G。Temple）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中国古代已经设立诺贝尔奖，所有奖项就会毫无例外地全部被中国人获得。”
最能振聋发聩的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Needham Joseph，1900～1995）说的肺腑忠言：“古代四大文明中，唯有那屹立在东方至今历久不衰和16世纪前创造过人类最辉煌的科技/文化的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令人钦敬的民族情操。可是为什么从那时起，那里的科学技术走向没落而不得不求助于西方？”——这个在他所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来的问题，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在1976年取名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家、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们查阅历史就会恍然大悟，从17世纪起，中国的科技发展竟变得步履蹒跚、每况愈下。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末，中国在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所占比例为54%以上；到了19世纪，竟一落千丈地降到0.4%。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会如此大起大落？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曾尝试着进行过解答。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诞生，原因来自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有：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或者说中国儒家的人文观束缚着人们的科技开拓意识；皇权至上和官僚等级促使整个社会的知识阶层穷于应付权术而淡化了科技追求；中国过于讲究实用，把一些发现停留在经验尝试；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以及至今保留着的应试教育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追求；八股文以及至今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类似毛泽东同志反对的“党八股”残迹扼杀了后生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思维范畴最终被拘禁在个人的名缰利锁下，“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的最高目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没有建立系统化的科技奖励制度。也许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数量上升，读书的目的变成就业第一了。
清朝历代帝王将相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本领已被我国的艺术界通过银幕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把这个置科技发展于不顾的朝代渲染得宠爱有加，而惟独对皇权显贵造成国家民族科技一泻千里的恶劣影响却未能口诛笔伐。有人认为，而今出现的前朝后遗症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学家确定科研重点，科学家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科学家来主导研究项目。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方法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科学家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是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我们的科技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却不敢尝试。
作为科技界的最高奖项的诺贝尔奖至今仍未能在我国出现，据资料报道，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基斯坦、印度、前苏联、捷克、波兰分别在建国29、30、39、41、46年后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国建国已在向60年靠拢，却没能产生一个在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位科学家不能专心从事研究，是不可能出成果的。美国哈佛大学一年就有7万多篇论文在著名的《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表，而我国一年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才1万多篇。所以，哈佛大学平均一年出一个或半个诺贝尔奖得主，按此计算，我们自然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获诺贝尔奖者毕竟是少数，不能忽视各行各业各具匠心的精英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一定恰好就是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所说的纵览全局的战略科学家和带队攻坚的领衔科学家。
中国科教界的年轻人很难在《科学学》认定的智商最高年龄段出人头地，他们被近亲繁殖、被职称、被生活待遇、被福利跟“级别”挂钩捆住了手脚；由于盛行“论资排辈”、年轻一代“宁为鸡头，毋为牛后”的现象颇为普遍，知识的传宗接代往往戛然而止；我们至今只在局部形成了相对宽松的、自由的成才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社会还没有创造出生长诺贝尔奖得主的沃土，长沙市著名的“诺贝尔摇篮”成功的幼教创新实践也许是惟一例外。一个家喻户晓的最深刻的事实乃是当今文化传播中首当其冲的电视传媒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人们弃农、弃工、弃科技而迷恋着舞台价值和效益，把市场经济错误地理解为畸形炒作就达到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目的，间接地把人才引向短期成就和立竿见影的研究项目。加上社会传统舆论而主张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不太赞同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越雷池一步”等都是原因之一。
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推行自主创新，加速提升自主知识产权，优化自主创新文化环境，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