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育发展优先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拔尖人才出自非正规教育，靠自学自励、社会实践成才。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仅受过3个月正规教育的爱迪生；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安培、高尔基；读过两年小学的法拉第；初小没念完的道尔顿；念到小学四年级的松下幸之助；只念过两年私塾的齐白石；小学没念完的亥维赛……中国古代成才的那么多科学家更无法跟今天正规教育下的披榛采兰相提并论。其实获得诺贝尔三类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也并非全都靠名师抚育和依附名校科班。远的不说，就是200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彼得·曼斯菲尔德（Sir Peter Mansfield，1933～），也是中学没念完，15岁就不得不去打工当学徒！
当然，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信息化和信息革命的呼声席卷全球后，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的号角如响斯应，80年代中发展高新科技的浪潮汹涌澎湃，80年代后期形成所谓后工业化经济的概念，90年代中石破天惊的知识经济论述铺天盖地而来，紧接着提出新经济和创意经济等理念。如今已经家喻户晓的是：高新科技领域将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也就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目标。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成才道路问题：依靠个体取得科技突破的情境开始淡化、衰退，代替它的将是在高新科技支撑下集体的甚至团队的创新开拓。即使要求激发个体创意的“点子经济”（见9-6节的创意经济），也还是要在高新科技的氛围中才能崭露头角。于是，为了让今天的炎黄子孙能够在科技创新路上凭真才实学、追本穷源，营造殷实深谋、精益求精的正规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第二十八章的标题就是“优先发展教育”。其中特别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完成‘普及、发展、提高’三大任务，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大教育投入”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质问题是当前我国人才培育对教育系统提出了紧迫要求。关键在于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职前教育与继续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注重高层次人才培育，也要注意培育从小学到大学逐级减少的分流人员的培育。学历教育固然是孕育人才的一种途径，但非学历教育同样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不言而喻，广义的正规教育既包括学历教育，也应包括结业证形式的非学历教育。有的教育行政部门囿于原始的应试教育传统，忽视对培育人才利莫大焉的非学历教育，或者把这部分紧要活动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事实上不利于人才培育的升堂入室。据国家教育部透露，200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正规教育年限约8.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以上。但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统计，23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已超过12年。
2.义务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的现实年龄段：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已基本接近100%，但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仍与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预测，几乎要等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日才能基本上接近100%。根据国家教育部统计，2004年全国义务教育覆盖率还只有93.6%。
2004年全国小学在校生1.12亿人，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8.95%，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98.1%，比2000年提高3.2个百分点，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初中阶段在校生6528万人，毛入学率达到94.1%，比2000年提高5.5个百分点。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我国将普及高中教育。2004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3648.98万人，比上年增加405.58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48.1%。
3.高等教育
我国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7.2%，明显低于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的12.6%。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影响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从1998年在校生780万，增加到2004年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提高到19%；年招生数从1998年27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62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2004年的420万人。
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质量提升问题主要有六大方向，即民主化、大众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综合化。
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与单一公办教育体制存在不小的矛盾。2005年中，全国有2200多所公办高等学校，而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只有223所，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公办教育的经费，民间办学的扩展势必要求学校制度的变革。
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阶段跨入大众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到2002年的15%，仅仅用了12年时间就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大众教育的基准线，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而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5%到15%的飞跃，美国用了30年（1911～1941年），日本用了23年（1947～1970年），韩国用了14年（1966～1980年），巴西用了26年（1970～1996年）。这充分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正在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靠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资源后备力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时间比美国晚了60年，比日本晚30年，比韩国晚20年。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80%，日本和韩国均已超过50%，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中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水平已达40%，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超过20%；而我国高等教育现仅处于大众教育起步阶段。因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年来跨越式的发展既不能被认为是发展过快、增长过猛，也不能就此满足，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高校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高新技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强大生力军。2004年，高校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分别占总数的64%、60%和55%，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教学上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知识为本；忽视引导学生探索新的知识，忽视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以教师为中心，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考试主要考记忆性的知识，束缚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都在为强化“应试教育”而殚精竭虑、疲于奔命！
4.职业教育
我们在前面举例说明了当前我国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状况。城镇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32.9%，其中高级技工只有4%。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目前中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职工，其中高级技工仅占2.5%、中级技工占17.5%，初级技工占30%；发达国家的高级技工一般占35%、中级技工也占35%、初级技工占15%。另一方面，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超过9亿，至少需要提供7.5亿个就业岗位，以后还要更多，但是GDP占全球不到5%；全部发达国家才提供4.3亿个就业岗位，GDP却占全球60%～70%。20世纪8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9.3%，年均就业增长率3%；9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10.4%，年均就业增长率却降至1%。而今后10年每年将有800万～900万新增就业劳动力，实际能安排的550万～650万劳动力全部需要技能型人员补充。可见全方位开展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乃是我国当前教育系统和劳动就业中的当务之急。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确定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扩大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当年招生达到800万人以上，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左右。为此要求合理调整教育结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加大投入，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改革，提高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特别是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具体结构分布是：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程度占31.1%，初中程度占49.3%，高中程度占9.7%，中专程度占2%，大专及以上程度占0.5%。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3.6%。
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需要在全社会和企业中，营造支持和鼓励技能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机制。2003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工人队伍中的高技能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和技能振兴行动，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企业岗位培训、个人自学提高等方式，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教育部等六部委2003年联合发出过《关于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知》，在全国确定近600所职业院校作为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建立校企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有效加强相关职业院校与各地推荐的1400多个企业单位的合作，不断加强基地建设，扩大基地培养培训能力。
5.关于教育投入
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了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才逐步与国际接轨，把高等教育定为非义务教育，实行学生缴费上学，以便建立起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由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家长或个人共同分担高等教育培养成本的机制。可是，学生收费标准上升过快，已经大大超出一般收入的公民所能负担的水平；由于多年来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2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和发达国家6%以上的平均水平；很多学校办学条件差，运转困难；教育乱收费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亟待解决。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James J。Heckman，1944～）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约把GDP的2.5%用于教育投资，而占GDP的30%用于物质性投资，二者之比为1：12；美国分别是5.4%和17%，两者之比是1：3；韩国分别是3.7%和30%，两者之比是1：8.当然，这种反常现象正在得到扭转。遵照中央部署，2010年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将达到4%。
6.关于全民教育
人才培育要从最基本的人文环境做起，国际上更倾向于提高整个人类的文化素养。1990年联合国在泰国宗滴恩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联合国教科文（UNESCO）等组织首次提出“全民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的目标有六个，即扫盲、发展幼儿教育、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生活技能培训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大会以后，世界各国的全民教育状况有了较明显改善：每年入学儿童增加1000万，基础教育入学的儿童从1990年的6亿增至1998年的6.8亿；失学儿童由1.27亿降到1.13亿，但仍有1亿儿童失学，仍有8.75亿成年人是文盲。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确认了为每个公民和社会实现全民教育的六项目标及其时间表。从此逐年召开世界全民教育高层会议，讨论全民教育六项目标中的一项。2001～2005年高层会议分别在法国、尼日利亚、印度、巴西和中国召开。
全民教育是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新课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部门计划活动的重中之重，也是联合国系统包括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粮农组织、艾滋病署等专门机构共同参与的重大活动。全民教育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首先是发展问题。目标中的三个基本目标已分别列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的八大目标之一，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