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结束后，我冲着毛艾伦同学发火，埋怨她不该拉我去跳舞，叫我沿街出丑。可她却若无其事，显得十分淡定，说：“这有什么，多来它几次，习惯了，就好了，没事，没事。”听了这番话，我好生纳闷，我掉了这么大的底子，她却不当回事呢？过了许久，我也慢慢地悟出了一些道理，一个人很难说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只是经历多了，熟悉了，适应了，自然也就习惯，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同样一件事，她和我的看法如此不同，也许是我见识浅，她见广识多，见怪不怪，这或许正是我们农村来的同学，应向城里同学学习的地方。
转眼五十年了，初进昙华林的情景和遇到的那些事，现在想起来仍然新鲜有趣，值得纪念。昙华林不仅有幽静的环境、良好的学习与生活条件，还聚集了一批诲人不倦、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师和一群学而不厌、奋发有为、乐于助人的学子。这里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若是人生真能够返老还童，我还想再回到那里学它三五年。
（王敏夫，1961年入中文系。曾任荆州市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
往事拾遗
【徐善堂】
五十多年前，我们中文系六一级一百三十多位同学在昙华林里朝夕相处，那一幕幕、一件件幸事、趣事、憾事，甚是有味，现略叙二三，聊以自娱。
钟楼夜话
钟楼是文华楼的一部分。文华楼是昙华林唯一的一座三层楼的四合院。钟楼就镶嵌在这四合院西边的中间。钟楼比四合院高两层，是清水红砖墙，顶部还修有一个水泥方框，可以在上面休闲观景。站在钟楼顶上，放眼四眺，那真是别有一番风光。进入视野的不仅有昙华林以及十四中的全景，而且东边的螃蟹岬和沙湖相映相衬，简直是一组田园风光画，可以说，钟楼是昙华林的一个座标。记得有一年国庆放假时，我和几位同学相约游蛇山，在蛇山顶上俯瞰武昌城的全貌时，就看到了昙华林的钟楼楼顶。
我喜欢登高，记得有一个秋高气爽的晚上，星期六，我们班有位同学特地邀我上钟楼楼顶聊天，我们乘兴而上，站在钟楼顶上，一轮明月就好像是专门为我们悬挂在天空的，播洒着清辉，把大地照得格外明亮。这位同学选择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登钟楼，我知道他是特地约我来谈心的。那个年月，凡要求进步，要求入党的同学，总是主动找班上的党员学生干部谈心，以表达自己要求进步的心情，希望得到组织的了解和关心。我想把这谈心的气氛搞得随和一些，先说点天南地北的趣事，但他却主动打断我的话，谈他对党的认识，谈他要求加入党组织的信念，还谈了一些隐私，并给自己扣了资产阶级意识的几顶帽子。那个时代有许多理念被扭曲了，但当时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政治热情很高，对党的信仰坚定不移，这一点，我们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位同学的真诚和执着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今难忘。我作为他的同学和同志，能得到他的信任，感到高兴。不久，我便将他的心愿和要求，除了他的隐私外，都如实地向党支部作出了汇报，并提出了我的意见和建议。
那天晚上，我们在钟楼顶上聊了很长时间才下楼。上到钟楼顶聊天，在我们同学中实属少见，甚至再没有第三人，所以这也是我对钟楼记忆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后来文华楼拆掉了，原地盖了一栋新大楼。显然新大楼要比当年的钟楼高多了，但是我的心目中，原来的钟楼更高。
沔阳秋收
一九六二年秋，收获的季节，我们6102班的男同学参加了近两周的劳动，到当时的沔阳县杨林尾收割黄豆。
我们去的杨林尾，地势低洼，是一望无涯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它是当时沙湖水长期淤积起来的黑土地，特别肥沃。过去当地流传着“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若要一年收，狗都不吃糯米粥”的歌谣，就包括这一带。一九五四年以后，荆江分洪工程很快修起来了，这样的地方就很少淹水。现在，那大片大片芦苇，与电视剧《铁道游击队》中的微山湖畔的景象差不多，只是我们所在地见不到大片的湖面。芦苇都有一丈多高，极为稠密。除了芦苇，很少有其它的植物。据说是两年前，学校为了帮助师生更好地度过当时的经济困难，在那里租了这么大片芦苇地，开办了一个简易农场。农场只将芦苇杆砍掉，未除根，用拖拉机翻耕一遍，撒上黄豆种子，就不管它了。之后，黄豆长出了，芦苇也照旧长出来。只是芦苇比没有翻耕过的地方稀少一些，芦苇比黄豆要高一倍多。即便如此，那黄豆梗茎的高大粗壮仍是我们不少人从未见过的。像一棵棵小树，都有一米多高，主杆有大拇指那么粗，所有枝杆都结满了深黄色的黄豆角。我们用镰刀要使很大劲才能割断一棵黄豆主杆。我们一部分人负责收割，一部分人负责挑运黄豆回农场场部。我是参与挑运的。
那黄豆地离农场场部约一公里，只有一条羊场小道。小道两边均是一丈多高密密麻麻的芦苇，我们在来回的途中时不时地会碰到窜出的一只野兔，甚至于狐狸或者狼。刚开始，我们往往被吓一跳，碰上几次后，就习以为常了。有的膘肥体壮的野兔，因为肥就笨，只要它顺着路跑，我们就可以放下担子追它一程，记得有几个同学还真的抓住过一只野兔。厨房为大家改善伙食，一人尝一点，那兔肉又鲜又嫩，好吃极了。我们见着的狼，不像大西北的狼那样成群结队。而是单独行动。单个的狼在我们这些勇敢的男人面前，仍然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样子，满不在乎。只有我们放下担子，手拿扁担，对它做出一个发动攻击的架势来，它才漫不经心地走开。至于狐狸，那就比狼狡猾多了，每当我们碰上它时，一瞬间，它便飞驰而过，绝不停留片刻。但它也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弱点，那就是它无论路过什么地方，总要留下一种独特而难闻的狐臭味，而且这气味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失。如果猎人要追捕它，沿着它留下的气味就一定能找到它的踪迹。
刚开始，有的同学还弄不清狼、狐狸与狗的区别，特别是狐狸。有的同学说：“这地方的野狗尾巴又大又长，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这话引起同学们一阵大笑，笑完后，有人插话：“为什么说狐狸的尾巴藏不住，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我们这次劳动，天气特别好。大睛天少，雨天也少，而阴天最多。这是老天爷的关照，使我们干活的时候凉爽、舒服。大家在劳动中有说不完的笑话，无论是在田间劳动、休息。还是晚饭以后的时间，大多数同学都可以说个段子。有民间传说故事，有自己家乡的趣事，有我们同学中的笑料，有些段子还真令人捧腹。这种欢快的场面至今难忘。我们近两周的劳动，大家互相关照，互相帮助，说说笑笑，常常忘记了疲劳，时间过得很快。
“四清”运动与林璧梅的遭遇
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们正在做毕业实习的准备工作，突然通知说：实习不搞了，课也不上了。国务院通知，凡大学文科三、四年级学生一律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已在一个多月前就到考感县搞“四清”运动的试点，因此，上级指定我们到王任重抓的“试点”县参加“四清”运动。
那时是天不顺、人不和的岁月。阶级斗争的烽火一波接一波，连年不断。我们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于一九六三年秋去黄陂县参加过三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社教”与后来的“四清”异曲同工，而现在又要我们去参加“四清”，内心十分不情愿，但谁也不敢说。传达文件作动员的系领导讲：这场“四清”运动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参加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主课，主课不及格毕不了业。这几句话绝不是出自于系领导本身，但它具有足够决定我们命运的震慑力。
我们华师中文系的师生和武昌县（江夏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混合编成“四清”工作队。但我们华师的师生又自己设立有一个大队部，这是出发之前就确定了的，主要是便于管理。承蒙系领导的信任，我被安排在大队部工作，与一位老师一起跑各工作队，了解我们师生在运动中的工作进展情况，有时写个简报，帮助带队领导掌握动态。
我们工作队进村后的纪律十分严格，十分强调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依靠他们开展运动。明确规定在农民家里吃饭，不准吃鱼、肉、蛋、豆腐、面条等等。我们班上的林璧梅就是在生活方面不能吃苦，不能与贫下中打成一片。他在农民家里住不惯，嫌农民家里脏。吃不惯，嫌农民的饭菜难吃。说怪话，对贫下中农的态度不好，对工作队队员不理睬。开会不愿参加，即使参加也是打瞌睡。不安心工作，总想回家。就这些事，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林璧梅是三年级时，从其它的专业转到我们班上来的，广东潮州人，性格内向，特别倔犟，与同学交往不广泛。是一个遇上弯道还要直着走，撞上南墙不回头的人。由于他的这种性格，在“四清”运动生活艰苦、纪律严格的氛围中，便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直至发展到不肯回头的程度。大家对他进行批评帮助，要他写个检讨，他写了249个字，又没有改正错误的行动。工作队的领导对他比较恼火。当时工作队是武昌县的农村干部当家作主，便将林璧梅的问题上报到工作队总部，总部决定开除其工作队队籍，送回学校严肃处理，并建议学校开除学籍。大队部当时派我送林璧梅回学校，叫做“遣送”。
我按领导要求，到林璧梅所在工作队与负责人打过招呼后，就同他到孝感坐火车回学校。我记得，在火车上我有时找他说说话，他总是问一句答一句，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他精神恍惚，脸色灰暗，眼神发呆。可想而知，他当时正经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他不得不吞下不肯回头的苦果。殊不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自由生存的空间是很小的。伟人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任何一项政策具体到小人物身上，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林璧梅就是其中一例。
林璧梅被送回学校后，我将林璧梅的书面处理材料以及工作队领导的口头意见，如实地向院系领导作了汇报。同时根据学校带队领导的要求，对我们师生在下面参加“四清”运动的大致情况，也向院系领导作了简要汇报，第三天我就赶回孝感了。后来，我听说林璧梅在学校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劳动，就被开除学籍回广东老家了。过了两年，在“文革”初期，林璧梅回到学校进行了申诉，学校根据他的申诉，取消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安排他随下一个年级的同学一起毕业，分配了工作。
林璧梅当时被开除工作队队籍，好像在我们同学中影响不怎么大，但被开除学籍，在同学中却议论比较多。了解一点实情的人认为处理过重，因为开除学籍涉及到一个人的前途问题。他虽然在这场阶级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毕竟是生活和思想觉悟方面的问题，他并没有直接反对这场运动的言论。不了解情况的人，则认为在这场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中犯了错误，属于阶级斗争的主课不及格的范围，开除学籍是情理之中的事。快五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打击对林璧梅虽然是短暂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给他留下的一个很深的创伤。
（徐善堂，1961年入中文系，副研究员。曾任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劳动啊劳动
【陈佩璋】
本文所忆的昙华林校园，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所在地。这里的回忆，是随手写来，没有一定形式，不过是雪泥鸿爪而已。
我们一进校，每个同学发了一个劳动手册，每个学期规定了劳动时间，手册上要作记录，因为当时毛泽东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十二月的一天，两个班正在文华楼上石声淮先生的先秦文学课，上到一半，突然一位女同学走进教室，宣布说：现在全年级去参加劳动。这堂课就这样散了。当时系里对我们说，大跃进物资丰富，武汉码头上物资堆成山，积压在码头上，码头工人无法搬完，我们得去支援码头工人，为大跃进出力。当即去到徐家棚码头，从江中停的船上运红砖、红瓦及其它一些物资。江中的确停了不少装满物资的船只，不知为什么没人来卸货。还有一次是吃了早饭后，集合说要劳动。每人发两个馒头作为中餐，到关山茅店去生产队里的地里砍白菜，然后挑回交食堂。据说是校部汽车没有油，无法运物资。另有一次是先动员家在武汉的同学，回家拿扁担、绳子、筐子，然后到武昌造船厂码头运水泥。都是男同学，有的背一包水泥，有的挑两包水泥，有的抬一包或两包水泥，水泥搬到昙华林校园，估计是学校用。这次抬水泥，按数量在放暑假时发了点搬运费。
还有在校农场的劳动及桂子山校本部从大门到图书馆修马路的劳动。
最为艰巨的劳动是1960年春节后，修汉丹铁路的劳动。时间有半个月，我们年级的工地在云梦县隔铺潭，住在农民家里，饭基本上可以吃饱，但没有油水、没有菜吃。回来那天，一早动身赶到孝感火车站，中途遇大雨，男女学生及老师，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上火车后，衣服未干，冻得发抖。这次劳动后，医务室曾作过一次体检，不少女同学得了妇科病，男同学中的肝炎、肺病病人增加了不少。
我就是在修汉丹铁路回来后，发现肝肿大得很严重。后来被送到桂子山校本部肝炎疗养院住了几个月。当时，得肝炎病住疗养院的同学不少，老师职工中也有不少人得此病，一些老教授，还有陶军教务长都得了肝病，也住在疗养院里。疗养院医疗、生活条件好，后来回到昙华林，因病没有好，也就没有回班上宿舍，而是住肝炎病室。生活、医疗上也照顾得很好。有一段时间，我们肝炎病号是在教工食堂吃饭，饭菜比学生食堂好得多。医务室的刘医生及几位护士，对病人非常耐心。每隔半个月，到同济医院作检查，内科主任过晋源教授负责门诊肝病，服务态度非常好，他为我开具全休的证明。一直到工作多年后，我的肝病才痊愈。
这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是“结合”产生的结果。
（陈佩璋，1959年入中文系。武汉市汉阳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
重返昙华林
【赵耀斌】
我终于回了一趟昙华林。
2012年6月中旬，我去湖北中医院，探望一位住院的挚友。从医院出来，一看手表，时间还早。便独自沿着花园山，走向昙华林，去看看阔别四十六年之久的，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故地。
没想到，昙华林竟变得面目全非。
走进后门，右侧那栋别致的小洋楼不见了，左边周末放电影的小篮球场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几栋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教师公寓楼。女生们住的“三八楼”，倒还默默地坐落在小坡上。但是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了。
向前往东走，看到了当年的资料楼、办公楼。然而，高高的水塔，西方神殿式的图书馆，都被拆除了。原址上，修了个不伦不类的小场子。原先紧邻图书馆的阅览室，总算保存了下来，里面却空空如也。要不是门前那块文物保护的牌子，恐怕也无踪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