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边努力备考，一边又开始准备“七？一”晚会。在这次告别母校的晚会上，我们年级除了有夏雨田、戴安康的精彩的相声表演外，还有一个感人的节目《青年英雄颂》。这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造型诗朗诵。一个方桌搭上一块落地的红布就是一个雕塑基座了。四位同学分别扮演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向秀丽。四位同学表演很到位，一亮相就给人逼真的英雄塑像的感觉。朗诵的同学则是满怀真挚深沉的崇拜之情在颂扬四位青年英雄。表演也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英雄的颂歌在感动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感动了全体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送我们走下舞台。我记得参与创作和朗诵的有我、刘百燕、彭慧敏、戴安康、王洪玉、郭建良等人。《刘胡兰》颂是我写的，所以我还记得它的序诗和尾声。“年轻的朋友啊，你可曾听见过隆隆的炮声？你可曾看见过滚滚的硝烟？你可曾知道啊，为了今天的幸福，有多少人把青春奉献？井冈山的岩石金沙江的水，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们会告诉你：美丽的五星红旗是英雄的鲜血染红，幸福的康庄大道是英雄的生命铺成。……十四岁的刘胡兰啊，十四岁的小姑娘。十四岁的刘胡兰啊，十四岁的英雄！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花为你艳，旗为你红，我们为你唱赞歌啊，你永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依依惜别“半月楼”
七月，学院召开了毕业生动员大会。文华楼前拉起了巨大的横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因为是文艺积极分子，和学院某些领导很熟。管人事的领导知道我如离开武汉，就只剩我妈一个人在家了。我符合留城条件，他要我写一个留城申请报告。我说：“我是共青团员，主动申请留城是可耻的。我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这样想法的绝非我一人。如果你能看到我们当年的毕业生登记表，你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填写的：服从组织分配。
离开昙华林的前夜，我和几位好友坐在女生宿舍前的草坪上话别。那是一个美好的仲夏之夜，清风徐徐，皓月当空。从交谈中我知道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无论在哪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将永远忠于我们的理想，要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力争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一定要做到“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们几个人，有的要回广东，有的要去恩施去荆州去襄樊，都要远远地离开大武汉了。反而是我分在黄冈地区，距离武汉最近。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聚！夜深了，一缕依依惜别的愁绪开始缠绕我们的心。一人起头众人和，我们相依相偎唱起了：“但愿从今后，我俩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月光下的女生宿舍，那美丽的白色半圆形小楼，在我的泪光里变得朦朦胧胧。我在心里说：再见了，美丽的半月楼，快乐的女儿国！再见了，美丽的昙华林，多彩的大学生活！
（凌忠祺，1956年入中文系。曾任鄂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昙华林，我心中的歌
【王浚山】
我家住在长江边。每到傍晚时分，我总爱沿着滨江公园的林荫道散步。江水波光粼粼滔滔东去，波浪拍岸，发出节奏鲜明的声响，好像在唱着永远唱不完的歌。踏着波浪的节拍，在漫步中，我总会想起五十三年前的往事……那年我高中毕业了。八月的一天中午，邮递员推着自行车，边看门牌号码边向我家走来。走到我家门口，他手里拿着信封，高举着一边摇晃一边大声喊道：“王浚山，来通知了，考上大学了！”那年是一九五九年，录取通知书告诉我考取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八底到武昌昙华林报到。
也就是在长江边，我一手提着一个装着生活用品的线网兜，一手提着一只小木箱，沿着江岸一级一级的江岔子（也就是江岸的阶梯）拾级而下，乘上开往武汉的轮船。江水滔滔东去，那拍岸的波浪发出节奏鲜明的声响，好像在唱着永远唱不完的歌。停立船舷边，望断滔滔东去的江水，眼前水茫茫的一片，我不知道武汉在前面什么地方。我在心里默默唸着“昙华林”的地名，想像着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将开始人生第一课，去寻找那还十分飘渺的梦想。
那年，我刚满十七岁。
华师中文系在昙华林里。“昙华林”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名字呵！我想，在那里一定开满昙花，是一个充满梦幻的地方。走进昙华林，映入眼帘的却是苍翠的松柏，高大的银杏、梧桐和叫不出名的阔叶树和葱郁茂密的灌木丛。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远的红砖灰瓦西式楼房掩映在绿荫之中。我没有看见昙花，却感觉置身在一个幽深静谧的庭院里。那沿着满坡落满树叶的幽静小路，那飞檐高挑像古建筑一样的室内体育馆，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高耸在绿树丛中的文华楼。“文华楼”，这是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名字呵！我认为，只有叫“文华”的楼，才配建在中文系里。
此时，我的思绪飞进了文华楼中的教室里。在我眼前浮现出教我们“先秦文学”的石声淮教授的身影。石声淮教授瘦长高挑的身材，背微微有些驼，平时总爱穿一袭长衫。上课时，他不紧不漫娓娓道来，全神贯注沉浸在讲授之中。他微微仰着头，眼神深邃遥远，好像在眺望着很远的地方。一次，他讲授屈原《楚辞》中的《离骚》篇。当他吟诵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时，转身走到黑板前，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车轮，在轮子和地面交接的地方画了一块塞住车轮不让其滑动的木头。他讲道：“轫”，就是这块塞在车轮子下的木头。车行前，拿走楔轮子的木块，就叫“发轫”。所以“发轫”引申为“动身”、“启程”的意思。他配的图解形象生动的讲述一下子使我们豁然开朗，在我眼前仿佛一辆车子已经启动，开始远行。我忽然感到，石声淮教授吟诵《离骚》时的形象不真像屈原吗？
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是最重要的地方。中文系的图书馆在文华楼上面的山坡上。星期天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都上街去了。我囊中羞涩，就泡在图书馆里。我如饥似渴地在书堆里饱餐，享受着那从未品尝过的美味佳肴。碰上我喜欢而又买不起的书，就一本本地抄。至今我还收藏着的《沧浪诗话》，就是我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字抄下来的。
文华楼是华师中文系的标志和灵魂，在文华楼里，辛勤的教授们皓首穷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才华出众的有为青年；在文华楼里走出了一届又一届学业有成的学子。文华楼是华师中文系历史的见证和丰碑。
在文华楼院内，有一口水井，水井边有两张很大的水泥台子。水泥台子大到可以在上面把整床被单铺开。水井很深很深，井水很凉很凉。水井是我亲密的伙伴。第一次远离家乡在外求学，最感到困难的就是洗被子。在家里，被子、衣服都是母亲洗的。现在要自己洗，真是不敢设想。看见水井边偌大的水泥台子，真像找到了救星。我把被单铺在台子上，擦上肥皂，用洗衣刷一块一块挨着刷洗，直到把被单全部刷洗完，然后放到大木盆里用脚踩着清洗干净。我再也不怕洗被单了。课余休息时，我同水井、洗衣台交上朋友，水井和洗衣台伴随了我四年。它们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当我想起那清清的井水，宽阔的洗衣台，心里就荡漾起一片温情，感到格外温暖。
昙华林、文华楼和水井是不可分的。郁郁葱葱的昙华林、高高的文华楼、深深的水井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师中文系学生。从涉世未深的青年到饱学成熟的才俊，是昙华林这个摇篮哺育了他们。
昙华林也真像个摇篮。走进昙华林中的华师中文系，四周环抱的是一个高坡。坡上林木茂盛，绿树成荫。沿着坡上的石梯拾级而下，是一片绿树掩映中的楼房。昙华林就像是一个盆地，中文系的教室、操场和学生宿舍就在这盆地之中。这难道不是一个大的真的摇篮吗？
昙华林，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就是在这里长大，成人，开始了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
昙华林，我心中的歌……
（王浚山，1959年入中文系。曾任宜昌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宜昌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
初到昙华林
【王敏夫】
1961年9月，我满怀求知的渴望和上大学的喜悦，从洪湖农村来到了武汉，走进了我向往已久的华中师院中文系校园——昙华林。
昙华林位于武昌古城东北角内，西有花园山，东近大沙湖，背山面水，视野开阔。院外还有护城河缓缓流淌，仿佛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昙华林非常僻静，初来的人难以找到门径，走东门要转一大圈，走南门要经脂胭路，过粮道厅、拐几个弯，穿几道巷，只有到了学校门前，才感到豁然开朗，另有一番天地。这时你会被她那古朴、典雅、风景如画的校园所吸引，满园的樟树粗壮高大，枝繁叶茂，环抱着校舍屋宇，没有汽车轰鸣，没有人声鼎沸，除了偶尔听见几声鸟鸣，一切显得安静祥和。
昙华林里，有一道自然形成的土坡，由西向东伸延，将校园分为两半，南边高地，座座欧式小楼是老师们住房和办公场所；北边低平，建筑十分集中，一个中西结合的四合院，四进三层，教室宿舍都在其中，并有走廊与饭厅、盥洗间紧密相连，中文系的学生几乎全在大院里学习生活。在这个四合院中，我度过了整整四年，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
初到昙华林，环境陌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几乎从未曾谋面，特别是我们这来自农村的学生能否与城里的同学和谐相处，心里十分茫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了解，很快打消了种种顾虑，同学间热情友好，乐于助人。不仅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好的品质，还学到了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
记得刚进校园的第一个周未，天气有点热，吃罢晚饭去洗澡，只见澡堂里的人很多，十几个水龙头都有人在使用，有的还坐在一旁等侯。有人讲话，有人唱歌，伴随着流水哗哗，洗澡室里充满了阳刚之气。我正找位子坐下，身边有个同学主动同我打招呼说：“你是新来的同学吧？”我说“是。”他问：“叫什么名字？”显得很亲热。待我告诉他后，他说：“你的名字颇有文气，我叫卢诗信，五八级的。”我见他快言快语，自报家门，便同他闲聊起来，说：“你的名字也很雅，诗兴大发。”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无拘无束的交谈起来，于是他热情地介绍中文系的过去和近况，特别是在讲到老师的时候，敬佩不已，说：“方教授是中文系主任，全国知名学者，明清文学的权威，讲课引原文时，不看讲稿，西厢记、葬花诗背诵如流。杨教授不仅学识渊博，根底扎实，而且治学严谨，他编写讲义全用毛笔，书写工整，一笔不苟，讲稿堪称书法珍品。还有高教授、石教授讲课也很有特色，听他们的课，那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你总嫌时间太短。”介绍青年老师的时候也如数家珍，邢福义、王庆生、刘兴策等等，说他们课讲得好，深受同学们欢迎，学术也颇有造诣，知名度很高。他绘声绘色地介绍，是那么自豪，那么富于感情。他一口气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我也被他的情绪所打动，我们两人聊得如痴如醉，几乎忘了洗澡。其他同学都走了，他才说：“好了，不讲了，洗澡去！”这时我才想起我们是来洗澡的。真幸运，初来乍到就碰到这样的事，没想到我进校上的第一堂课竟在洗澡间，不是教授，而是一位从未谋面的学兄。
学校刚开学，上届的毕业生还没离校，学生宿舍也没有空出来，进来的新生暂时安排在文华楼的教室里打地铺。一天下午，许多同学都上街购买生活和学习用品，临时宿舍几乎空空无人。我不想买什么东西，只在附近转了转就回校了。只见一个同学斜躺在自己铺上看书，我问：“怎么你一人在家，没有上街？”他挪了挪身说：“我是本市人，随时都可以去的。”他很有礼貌地回答，抬了抬头，只看了我几眼，又低头看他的书。我端详了他一会，看上去他要小我几岁，戴着眼镜，皮肤白晰，显得很斯文。见他读书那么认真，便好奇地问道：“这么专心，看的什么书？”他答道：“读字典。”我说：“字典不是备查的么，怎么当书读？”他忙解释说：“字典除了查读音外，字义的诠释更是最全面、最精准的知识，开卷受益。”如此回答把我怔住了，想不到小小年纪见解如此独到，语出惊人，真令我佩服。事后我在心里琢磨了许久，才觉出读字典，学知识，有道理，是个好办法。
结束了临时住宿的生活，我们各回各班，他分配在6104班，我在6103班，后来我打听到他的名字叫佘斯大，武汉人，颇有家学渊源，后来我们接触交谈的机会不多，对他的情况也知之甚少。直到毕业后若干年才有同学告诉我，佘斯大毕业后分配到鄂城工作，文革后考上了石声淮教授的研究生，是我们中文系61级唯一考研的学生。毕业留华师任教，据说在学术上颇有造诣，著作甚丰。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意外，就凭他当年那种学习认真的态度和探索精神，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还有一桩事我也难忘，那是一天下午，刚上完公共课，正准备回宿舍，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过去，那个同学已经走到我面前，只见她衣着朴素，身材中等，短头发，戴一副宽边眼镜，热情大方，声宏嗓大，对着我说：“王敏夫，把书放在宿舍，去排练场跳舞。”我冷冷地回了她一句，“不会？”她说：“不会就学嘛！”我说：“不去！”“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我边走边滴咕。见我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不再往下讲，好像知趣地走了。我以为她不会再来找我了，哪知第二天下午，她又来了，这次没有直接找我，而是让班干部胡德林找我谈话，经介绍方知这位同学名叫毛艾伦，是6102班的，她找我跳舞是受学生会之托。胡德林说，马上国庆节要到了，武汉市要举行庆祝活动，各大学都参加化装游行，也是展现我们大学生风采的机会，系里交给她的任务是挑合适的人选，邀你去，你还是去吧。这大政治活动不参加，怕不太好吧。见他们如此认真，还上纲上线，我也不好再坚持已见了。说：“那就试试看。”到排练场和许多同学一起练习了四五次，跟着学会了一些舞蹈的基本动作。说老实话我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担心到时会出洋相。
到了国庆节，中文系一年级新生都去参加庆祝游行，我身着维吾尔族服装，在民族大团结方阵，游行队伍从阅马场出发，行往彭刘扬路、解放路，队伍浩浩荡荡，市民夹道欢迎，场面宏大。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自然也很激动，忘情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来。行进到司门口，迎面跑来一群小孩，先是在人群里看热闹，当我们列队走近时，他们忽然指着我嚷嚷起来“看啰，看那个人跳的。”似乎在取笑我的舞姿实在难看。我感觉受到了羞辱，高涨的情绪像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心里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