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来昙华林时，正院长是杨东莼，国务院的任命书下达不久，是从广西大学校长的任上刚调过来的。杨院长，著名的历史学家，资深的民主人士，民进中央副主席。1954年秋季开学不久，杨院长参加全国第一届人大从北京返校后，在昙华林大操扬作传达报告。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院长，聆听他的教诲。杨院长满口桂林官话，在我听来是格外亲切的。
“同学们，毛主席一贯提倡联系群众，可我这个人的名字呀，不太好念，有人叫我杨东纯，有人叫我杨东专，可见我这个名字就太不联系群众了！”
幽默的开场白，引来了满场笑声。杨东莼的“莼”字，念“纯”。“莼”的繁体字特别生僻，写成“草字头下面一个繁体的‘专’”，很容易错念成“杨东专”。杨院长把自己的名字调侃一番，巧妙地作自我介绍，告诉大家不要把自己院长的名字给念错了。
杨院长亲自抓新生工作，带着一个精干的专班，到各系开新生座谈会，倾听大家发言；还亲自听课，雷厉风行解决所发现的教学问题。
一天吃中饭时，杨院长突然来到我们食堂，陪同的只有一个秘书。他边看边闻边问，“四菜一汤，够吃么？味道怎么样？”走到我跟前，大概是觉得我个子小不太像大学生，使劲捏了捏我的胳臂，“小鬼，多大啦？”……体育系的同学向杨院长反映：“饭是吃得饱的，就是运动量太大，营养有点跟不上。”杨院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三天之后，体育系的伙食立马就大改善：早餐，每人加了一个鸡蛋、一个馒头；中晚餐，每席加一大盘荤菜。那时，其他系只有在过年过节时、在考试时，才能这样打牙祭，我们真要“垂涎三尺”了。
杨院长是个大忙人，在校外的参政议政活动非常频繁。在报上看到，毛主席在北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我们的杨院长也是为数不多的与会者之一，此时，昙华林仿佛平添了几分光彩与自豪。1957年春天，杨院长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华师院刊发表了一篇访谈录《语重心长话别情》，有的细节太感人了：配给院长使用的所有公物，包括茶瓶、茶杯、痰盂之类，凡是损失了的，一一按价赔偿。“质本洁来还洁去”，于微细处见精神，我读着读着，不由得热泪盈眶。
昙华林没有大楼，但有饮誉海内外的大师
一位教育家讲得好，光有大楼不是大学，有大师才称得上大学。
当年的昙华林，确实没有豪华壮观的大楼，但已经拥有一批在各学术领域响当当的名师、大师。作为中南地区领军的师范大学，华师是实至名归的。
各系的同学、同乡、朋友聚在一起，最喜欢追捧自己系的名师、名人。历史系的夸他们的“国学大师钱基博”“历史文献专家张舜徽”，中文系的夸他们的“语言学家高庆赐”“文学家方步瀛”，政教系的夸他们的“哲学家詹剑峰”“华大老校长韦卓民”，化学系的夸他们的“高分子化学家张景林”，物理系的夸他们的“核物理专家韦宝锷”，音乐系的夸他们的“指挥家陆华伯”，美术系的夸他们的“著名导演汤麟”……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名师名人的成就地位、奇闻轶事，津津乐道，引为骄傲。
钱基博，国宝级教授，全国屈指可数。这位年逾古稀的国学大师，那时已经不教课了，专心做研究和指导青年教师。那时，他儿子钱钟书，还远没有其父有名，小说《围城》还没有流行开来呢。
韦卓民，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一位“潜龙见首不见尾”的高深莫测的人物。他，是旧华中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在海内外有深厚的人脉。解放前夕，他拒绝出国、拒绝赴台，毅然决然留在昙华林，把华中大学完好地交给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然后功成身退，还当他的教授。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有复杂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是在劫难逃的。
在昙华林，同学们看到韦卓民按时到政教系上班，穿着整洁的中山装，一脸饱经沧桑的皱纹，不卑不亢的神态，令人敬而远之。他继续潜心翻译、研究康德哲学著作，还开过康德哲学讲座。听说，韦老的海外旧交来华访问时，还特地来昙华林拜访他。
被称为“三好教师”的高庆赐教授，跟同学们的关系特别亲近。清晨，在轻纱般的薄雾里，高教授同我们一起长跑，你追我赶，谈笑风生，在400米的跑道上要跑上四五圈。高庆赐时任华师副教务长，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听过他的汉语语音知识讲座，深受教益。
陶军、陈铁、高原，被称为昙华林时期华师讲坛上的“三剑客”，只要是他们作报告，大家闻风而动，抢占座位，会场绝对爆满。三位演讲家各具特色：陶军的演讲，观点独到，见识渊博，纵横捭阖，妙语连珠；陈铁的报告，纲举目张，条分缕析，逻辑性强，雄辩无比；高原的讲话，内涵丰富，有血有肉，激情四射，感召力强。听三位的报告，如沐春风，简直是艺术享受啊。
三剑客，各自走过了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但归宿堪称圆满。据说，陶军，在文革后出任过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代表；陈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颇有建树；而高原，最后当了华中师大的党委书记。
昙华林时期，章开沅还是个青年讲师，但学术上已经崭露锋芒，令人瞩目了。当时，万里长江第一桥开始修建，他在报刊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说古论今，畅谈太平天国时为了军事的需要，在长江上修了一座大浮桥，选址竟与百年后的武汉长大桥不谋而合，讴歌中国人民的大智大勇。我是从拜读这篇文章之后，知道章开沅的大名的。这位后起之秀，以后成了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近代史专家，曾任华中师大校长。
昙华林里，留下了章开沅那一代学者学术起步的脚印。
昙华林里，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昙华林的早晨是最美妙的。丛林里，小鸟们的啾啾鸣叫声；林阴道上，学子们的琅琅书声——抑扬顿挫的俄语朗读声，还有韵味十足的古典诗词唱读声；从校园各个角落琴房里传出来的钢琴声，从声乐教室里传来的练嗓声：汇成一曲独特的昙花林青春交响曲。
在这青春交响曲的旋律里，我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快乐。我们埋头读书，但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世界风云、国家大事的敏感和关切，是华师人的一贯传统。同学们不仅抢着去听陶军、陈铁、高原的报告，而且对校外名人的演讲会，也是争先恐后，力争参加的。我就争取到几次难得的机会。
1955年秋，有一次团支部让我去武大听胡耀邦的报告，我真幸运，真高兴啊！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他到广东、海南检查指导工作后，来到武汉，同青年们见见面，谈谈心。胡书记个头不高，留着平头，劲头十足，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爱做大动作，有点像列宁演讲的风采。他从广东人敢吃蛇、爱吃蛇讲起，激励青年大胆创新，开拓进取。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我听得热血沸腾。
我听过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报告。同胡耀邦慷慨激昂的讲话风格不同，王任重作报告却是娓娓道来，与听众促膝谈心。针对某些大学生对生活困难的抱怨，他说，“同学们，我只是个高中生，没有条件读大学。现在如果让我来上大学呀，睡地板我都干……”引发了全场的欢笑和议论。
1958年初的一天，得知当晚周扬要到武大作报告的消息，我们奔走相告，相约前往。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他的报告非听不可！我们火急赶到会场时，连过道都已经挤满了人。怎么办？冲！涌上舞台，坐在舞台地板上听，只给周扬留出讲台立足的一小块地方。那天，周扬穿着呢子大衣，为大家的高度热情感染，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报告结束，同学们围上去提问：“周扬同志，请问应该怎么看丁玲的作品？”
“丁玲的作品还是可以读的……”周扬只答了半句，就被保安人员保护出场。当时反右运动刚过去，丁玲被错打成右派，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具有挑战性的。周扬的回答，并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极左”态度，是发人深思的。
在昙华林，除了抢着去听报告，还有一“抢”——到阅览室抢占座位。那时还没有空调，但阅览室夏天有电扇，冬天有煤炉，冬暖夏凉，室内特别安静，还有几百种报刊可供浏览，实在是读书的最好去处。
到阅览室抢座位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了莘莘学子读书热情的高涨。没有频繁的考试，没有辅导教师、班主任的监督，更没有物质刺激的奖惩，大家却如饥似渴地读书，孜孜以求的是学业上的长进。读书是快乐，长进最光荣！
谁学业有成，比如，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什么的，大家是最最羡慕的。1956年春，我写了一篇散文《临别的一课》，通过一位苏联女教师在撤离回国前给中国学生上最后一课的描述，反映了中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作品获得了全校征文赛一等奖，还发表在《长江文艺》《长江日报》上。应该说，这是我文学写作、语文教学的一个闪光起点。
许多学友的成就更令我艳羡。
邢福义，同我一样都是1954年进华师的，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相互并不认识。邢福义还在上大一，就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语言研究的文章，有的文章居然发表在《中国语文》上，那是汉语科研期刊的最高权威，真不简单哪！据说，汉语学大师吕叔湘，就是从那些文章中发现邢福义的。如今，邢福义是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语言学家。在华师百年校庆的庆祝大会上，我听着邢老兄的讲话，感慨万千：他，应该是从昙华林走出来的，取得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校友了。
李德复，我的学长，是外语系的。我进华师时，他已经读完大二了。看着他用流利的俄语跟同学对话，我真羡慕啊！我们都喜欢晨练，在昙华林的运动场上是常常相见的。1956年秋，他分配到襄阳工作，不久就不教外语，专心于文学创作了。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典型报告》，有幸获得了时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茅盾的赏识与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茹志娟的《百合花》）。李德复一鸣惊人，陆续创作出数百万字的作品，成了著名作家，我们还请他来学校作过报告呢。
昙华林里，走出了全国有名的相声艺术家夏雨田；走出了教育部副部长邹时炎；走出了数不胜数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教授、博导、专家、学者、各界精英。昙华林啊，你不愧为人才的摇篮！
婚礼，就在教室里举办
也许有人会问，当年昙华林里的大学生，会谈情说爱么？
回答是肯定的。爱情是大学生活的永恒主题，只不过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而已。比起意识超前的90后，那个时代的谈情说爱要含蓄一些，内敛一些，循规蹈矩一些，但心都是火热的。
讲一点似乎不可思议的趣事吧：当时有一批参加工作三年后再来上大学的“调干生”，他们年龄大一点，有的已婚，有的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学校对他们有非常人性化的安排。我们班有位调干生办好了结婚手续，可到哪里办婚礼呢？班长请示系里，系主任说：“婚礼，就在教室里办！”周末，我们向学较借用了一个稍大的教室，张灯结彩，在黑板上写上大红喜字，有司仪主持，有节目表演，只发喜糖，不摆酒席，婚礼办得既热热闹闹又简朴节俭。
我们班有一个叫汪洁的转业军人，妻子探亲来了，学校安排一间空房给他临时住宿，被褥自备，分文不收。
无微不至的体贴，浓浓的人情味，昙华林里情浓爱深啊！
昙华林里，文化氛围浓郁，精神生活丰富。露天电影场每周都放映新片，当然是免费的，座位可要自备。你不会跳交谊舞吗？不行！班上马上扫你的“舞盲”，把你拽到周末舞会上去“出洋相”。校、系的文艺社团百花齐放，任你展示。学校剧团群英荟萃，演出了不少名剧大戏。老舍的新作《西望长安》，由教师演员担纲，教务长陶军也粉墨登场。1956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由曹禺编剧的话剧《家》盛大演出，是华师戏剧活动的高潮。演出的精彩和成功，是可以跟专业剧团媲美的。《葛麻》等楚剧节目演得很地道，夏雨田演的葛麻，唱功做功都很到位，赢来了一阵阵喝采声。
当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一些，但基本生活条件是国家包干的。所有师范生，一律免交学杂费、书籍费、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也就是讲上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包括大病转院治疗），有困难还可以申请补助，调干生每月发十多元生活补贴。我在华师读了四年书，没给学校交过一分钱，还申请过两次冬装补助。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在艰苦创业时期，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作为新中国早期的大学生，我们感到很幸运，很满足，更感到背负着人民的重托，肩头沉甸甸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华师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大气候、大环境。在华师的四年里，我觉得，前两年昙华林的气氛还比较正常、和谐，1957年以后就不太正常了、不够和谐了，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昙华林里尽朝晖。作为华师的摇篮，昙华林是美丽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如果没有违反客观规律的“三面红旗”的挫折，昙华林里的朝晖一定会更加灿烂，百花齐放的春景一定会更加瑰丽。
（彭树楷，1954年入外语系。湖北文理学院教授）
难忘昙华林
【骆道书】
离开昙华林近半个世纪了，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对在那里认识的老师、结识的同学，仍难以忘怀。
一、昙花、银杏、桂花
昙华林自然应该是有昙花的。
记得在入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昙华林忽然喧闹起来，轰传植物园里昙花开了，于是大家蜂拥而去看“昙花一现”的这个昙花了。我随着人群挤进去看：白白的花朵，似乎有香味。并未看得仔细就被挤出来了。它的枝干，叶片，乃至花的具体形态都未看明白，但似乎却已满足，我已经看到昙花了，真切地看到昙花了，至于其他已不重要了。后来在有关的书上见到关于昙花的介绍：“昙花：仙人掌科，肉质植物。灌木状。老枝圆柱形；新枝扁平，绿色，呈叶状。花生于叶状枝的边沿，白色，大型，两侧对称。美丽，芳香。夜开，翌晨即萎，仅数小时，故有‘昙花一现’之说……”。也许，正因为“昙花一现”，所以弥足珍贵，所以才令人难于忘怀，连同那个难于忘怀的夜晚。
昙华林的银杏给我印象很深。
我并不认识银杏，一次我在银杏树下，拾起一片银杏的叶子，询问一位做卫生的老伯，他告诉我，这叫银杏，又叫白果树，是很珍贵的树种，我说：“这一排树，有十几年了吧？”他笑了笑说：“十几年？我解放前就在这里做事了，那时，它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棵大的树，少说也有五十年了。说不准已有百年了。”我再次仔细打量那挺拔的银杏树，很有些感触。后来，我查阅有关资料，证实环卫工人的说法：银杏落叶乔木，高达40米，叶，折扇状；种子，椭圆形或倒卵形。系孑遗植物，生长较慢，树龄长可达千年……我大为吃惊：“孑遗植物”！那是和熊猫并列的珍稀生物啊。我为它受到冷落而不平。可它傲然挺立，恬然生长，淡然面对世人。
凡是在昙华林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忘不了那两株桂花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