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昙华林——忆中文系的几次学术大辩论
【袁巍】
静静的昙华林坐落于绿荫覆盖的花园山与逶迤连绵的蛇山之间一块宽阔的低凹平地上；她西邻滚滚长江而东枕波光粼粼的沙湖——更远处是浩瀚的东湖。这里似乎是武汉三镇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悠长悠长的清代小巷、青青的石板路、中西合璧的建筑；庭院深深，曲径回绕，林木葱茏，透着一股西洋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的历史底蕴。她超凡脱俗，毫无市井气息，不闻周边车水马龙的喧闹声。百余年来，昙华林并不总是静静的，她也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几次巨大社会变革的策源地之一。
1963年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我走进了昙华林。岁月匆匆，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记忆犹深的，是1964年沸腾的昙华林——那几次难忘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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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围绕管用和的新诗《绕道》主题思想的大辩论。辩论缘起于中文系63级，辐射昙华林、轰动武汉市、波及全国文学界，也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
大约是1963底，我们63级的陈宏冉、周庭信同学以“东宏冉、舟雨亭’为笔名，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为被定为有“人性论错误”的诗歌《绕道》辩护，赞扬它“揭示了崇高的心灵美”。这在当时“舆论一律”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近乎“离经叛道”。
《绕道》是湖北诗人管用和同志创作的一首新诗。原文是：
“区委书记到县里开会／额上流满了汗水／他把太阳追下西山／急步儿，又把月色踏碎／／跨过银亮的小河／向着桃花堤上飞／猛一阵蜜语扑耳／细微、细微／／“望你好久不来／把心儿也等累……”／男女相依花影动／一一啊！分明是约会／／笑上霜眉，／甜上心扉／老书记绕道堤下步轻微／别惊扰这幸福的时刻／一一由它甜醉／／多行点儿路算得什麽／书记曾踏遍千山万水／大渡河、雪山、草地……／险山恶水没敢阻拦这双腿／／铁鞋踏破为了啥／别惊扰，由它甜醉／书记绕道远去了／花更香，月更明媚……／／”
这首小诗，在当时的我看来，应该是一首思想情感健康、意境优美的好诗；今天看来，亦是如此。可是它当时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1963年10月号的《诗刊》上的“一得诗谈”栏目中，刊载了署名贺兰的短文，批评这首“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表现了作者对革命对爱情的错误观点。《诗刊》是当时中国诗歌界最权威的刊物，贺兰的文章就等于官方的定性了。
随即，11月13日的《武汉晚报》，发表了东宏冉、舟雨亭的文章《揭示了崇高的心灵美》，为《绕道》辩护。晚报同时也刊出《绕道》一诗原文和贺兰的批评文章，开辟“笔谈《绕道》”专栏，展开讨论。专栏连续几个月，参与讨论的文章多达800多篇。
东宏冉、舟雨亭的文章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后，在中文系引起极大反响。顿时，在昙华林里掀起了自发的大辩论热潮。一时间，文华楼内各种社团的墙报和油印刊物纷纷发文，中文系领导也因势利导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讨论和辩论。支持东宏冉、舟雨亭观点的同学们认为诗歌不是政治书籍，老书记的形象体现了老一辈博大的胸怀，一首小诗不可能包含更多内容，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只不过是幸福生活的象征。我是积极赞同这个观点的。而持反对意见的同学重复官方的腔调，认为老一辈的革命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青年人能够幸福地谈情说爱，青年人应该具有更远大的志向。辩论越演越烈，渐渐地，在昙华林内，支持‘东宏冉、舟雨亭”的观点，肯定《绕道》的，成为了大多数。
紧接着，湖北、武汉的其他报刊上也纷纷开辟了专栏，发表了支持和反对东宏冉、舟雨亭观点的文章。其间，我们年级组成了一个小组去参加《武汉晚报》的辩论会，我是成员之一，我也发了言。我认为：《绕道》只是一首小诗，只能反映生活的一个小侧面，不能要求它像政治教科书一样准确、全面。《绕道》的基调是正确的、感情是健康的。其他同学都从不同侧面为《绕道》辩护，支持东宏冉、舟雨亭。会上各抒己见，激烈争论。真理明显倒向我们一边。最初，《武汉晚报》比较客观刊载双方文章，后来却变成一边倒的批判了。对于这场辩论，当年的苏联和美国也有相关的报道，可见影响之深远。
这场辩论，在武汉市辩论者各执己见，没有权威结论。1964年2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黎之的文章《思想感情语言及其他——从＜绕道＞的讨论谈起》。文章从诗歌的主题到艺术手法全面地对《绕道》进行了批判，认定《绕道》就是一首坏诗。但是，在我们中文系，许多人仍旧坚持对《绕道》的肯定的态度。这场围绕着《绕道》的辩论后来慢慢地不了了之。不过这次大辩论，对我们，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更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学习，受益匪浅。经过这次辩论，管用和同志也正式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可见，尽管官方已经定调批判，社会上还是认可《绕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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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文系的教学，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也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约束。这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教学与阅读中——尤其是对外国文艺的传播中显得更突出。比如，我们的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体系基本上还是苏联的，很少介绍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我们学习的作家、作品大多是是苏俄时代与十九世纪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的，几乎没有涉及当代西方其它流派的作家、作品。而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某些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则成为批判的靶子。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结合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主要的方式是组织学生观看有关被批判的作品，鼓励学生参与有关的社会活动，展开自由的学术大辩论。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这个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内部观看了苏联电影《驯虎女郎》、《第四十一个》、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观看了中国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并就这些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的主题和“人性论”的倾向展开辩论。这种辩论仅限在学术范围，师生们可以各抒己见，不划框框，不戴帽子，因此师生们热情很高，积极参与。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的政治倾向很明显：一反过去传统的，歌颂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转而大肆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反对一切性质的战争，宣扬通过人道主义的发扬和对人性的尊重，能够实现人类的社会进步。
影片《第四十一个》就表现了一个人性与阶级性相互冲突的主题。大概情节是这样的：苏联内战时期，红军女战士、神枪手玛柳特卡已经击毙了四十个白匪，第四十一枪击伤并俘获了一名带有重要军事情报的白匪中尉。玛柳特卡负责押送他的过程中，遭遇海上风浪，二人漂泊到了一座孤岛上。在荒无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淡水的孤岛上，两人长期过起了“鲁滨逊”和“礼拜五”那样的生活。在远离炮火硝烟的孤岛上，两人的阶级仇恨逐渐消融，人性的“光辉”开始复苏，进而产生了“爱情”。最后，玛柳特卡还是果断击毙了企图逃跑的“第四十一”个白匪；但她又痛苦地一下子跪到水里，拥抱他，把他的头紧紧搂在怀里，哭了。喃喃地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虽然当时主流舆论已经把《第四十一个》定性为宣扬“人性论”的毒草，但是还是有不少同学正面肯定影片的主题。认为“人性”是人的本性，值得肯定；多数同学认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影片是宣扬“人性论”。我反对“人性论”，坚持“阶级论”；但又认为影片没有歌颂“人性论”，相反，影片最后，玛柳特卡还是击毙了白匪中尉。红军女战士和白匪中尉两人的阶级性最终还是战胜了他们的“人性”。
与此同时，中文系师生对国产影片《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主题的讨论，分歧更大，争辩更激烈。而在主流媒体上，几乎是清一色地对其予以否定。
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描写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萧涧秋为了救助文嫂母女，不惜牺牲自己与陶岚的爱情，结果反而导致了文嫂在舆论重压下自杀。影片表现了萧涧秋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失败。当时，多数同学同意主流的观点：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仅仅依靠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的“列赫留道夫式的道德自我完善”和对弱者的“人道主义”式的施舍，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命运，反而是一种精神麻醉药。只有从根本上推翻阶级压迫，改变社会制度，千万个文嫂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林家铺子》，被官方媒体定性为美化和同情了资本家林老板。这次辩论很激烈，几乎是针锋相对，从全系各年级、各班的分散辩论，扩展到全系师生集体登台辩论。
全系辩论会在昙华林的小礼堂举行，全系师生参加。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国文学教授胡雪先生的发言。胡雪教授大约五十多岁，身着浅灰色带条纹的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玳瑁边眼镜，宽阔的额头，开始秃顶，颇有西方名士派头。他的观点极其鲜明：《林家铺子》没有美化资本家，因为林老板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本家。他的论据很有意思，竟然是从影片的场景林家铺子的铺面商品价值来计算林老板的资产总额的。他拿出一个本子说：“我看了几遍影片，认真作了记录，林家铺子里有开水瓶XX个，脸盆XX个”……总计值XX元。这点资产，只能算是一个小老板，算不上资本家。何况他主要是自己经营，仅仅只有一个雇工。”他的发言引得哄堂大笑。我是赞成胡雪教授的观点的，我认为林老板不过是当时中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中的“虾子”，反映了民族资本家和小商人的艰难处境。
离开昙华林已经半个世纪了。回眸往事，留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伤痕”式的“反思”，也有火红岁月和澎湃的青春激情！
（袁巍，1963年入中文系。鄂州大学副教授。曾任鄂州大学文法系主任）
昙华林里尽朝晖
【彭树楷】
昙华林，这座位于武昌旧城西北部的校园，质朴而美丽，古老而年轻。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她，既见证了这所华中地区最高学府的世纪沧桑，又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师范教育的崭新篇章。
昙华林，是华师的摇篮。经过全国院系调整，1953年新组建的华中师院，以昙华林为校本部，开拓了相连的花园山分部（原中华大学），以及城外分部两个校区。由于发展的需要，1956年以后，华师才陆续迁到桂子山现在的校址。
1954年秋季，我考进华师外语系，有缘来到向往已久的昙华林。
昙华林里，一座座高不过两三层的西式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那座正六边形的水塔，鹤立鸡群似的高高耸立着，堪称昙华林的标志性建筑了。最雄伟的建筑是体育馆。我第一次走进铺设了木地板的室内篮球场，惊叹不已，在木地板上撒上滑石粉，就是一个绝佳的舞池呀！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教学、实验、集会、办公、生活用房，大都是普通的砖木结构，简朴、实用、舒适，错落有致，精巧自然，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感；而这种美感，与建国初期艰苦创业的时代旋律是多么合拍啊！
郭沫若在《洪波曲》里对昙华林的描述，我是拜读过的。抗日战争初期，昙华林曾经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驻地，曾经是政治部三厅的大本营。周恩来、郭沫若、陈诚、黄琪翔等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曾在这里帷幄运筹；田汉、阳翰笙、冼星海、胡愈之等文化精英，曾在这里呕心沥血。日寇的飞机，多次轰炸这个重要的军政目标，造成房坍人亡的惨剧……而今，居安当思危，而历史的痕迹安在？
昙华林啊，我有幸在您慈母般的温暖怀抱里，度过了四年宝贵的青春岁月。
国庆之夜，老院长同我翩翩起舞
进校不久，我们迎来了国庆五周年的盛典。
国庆之夜，昙华林到处张灯结彩，举办盛大的狂欢舞会，露天电影场、体育馆、各个大饭厅，都安排了舞场。俊男俏女们，有的穿上奇装异服，有的化装、戴面具，尽情释放自己的狂热。学校领导到各个舞场去同师生们一起狂欢。
那天晚上，我们班规定人人都得化装参加，根据我年龄最小、个子娇小、眉目清秀的特点，不管我愿不愿意，硬让我化装成一女生。于是，我穿上借来的花衬衫、花裙子，系上头巾，哟，活脱脱一花季少女呢。平生头一次穿上轻飘的裙子，翩翩起舞时，直感到腿下凉风习习，舒畅极了，嗬，没想到当女生还真清爽呢！
我们唱着跳着来到主舞场——露天电影场。听说，刘介愚院长等几位校头儿，是超级舞迷，常在这里跳舞。只见，舞场上高手如云，帅哥靓女争相亮相。我们几个“新兵蛋子”，自愧弗如，退到场边。
新的一曲奏起来了。只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士，走到我面前，笑容可掬地作出邀请的手势：“小同学，请！”我犹豫了一下，但马上想到我今晚是女生啊，进了舞场是不能拒绝任何男士的邀请的。
伴着《让友谊天长地久》的优美的旋律，我们转起四步来。马上，我就认出来，这位舞伴竟然是刘介愚副院长！名不虚传，果然他步法到位，节奏感特强。
“小同学是新生吧，哪个系的？从哪儿来的？”
“外语系……从广西来……”一开口讲话，就露出了男生的庐山真面目。
刘院长乐开了：“哈哈，你这小鬼，男扮女装还蛮像嘛……”
我们边跳边聊，什么拘束、腼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面前的这位刘院长，听说抗战时期就是根据地的地委书记，劳苦功高的老革命，却这样和霭可亲，这样平易近人，像慈父，更像朋友……末了，刘院长鼓励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到华师来不易呀，好好读书！”
曲终人散。校务繁忙的刘院长，恐怕早已忘却了我这个广西的“小姑娘”，而我，却终身难忘那慈爱的微笑，那谆谆的教诲。巧的是，天公作美，竟安排我在毕业前夕，再一次同这位慈父般的老领导相会。
1958年毕业前夕，我和同班的好朋友张新生，心血来潮，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我们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到大西北去工作”，希望中国青年报能帮助我们心想事成。报社很快回了信，对我俩肯定、赞扬、鼓励一番，把信转给校党委。
几天以后，刘院长约我们去谈话。在校长办公室里，他亲切地，久久地握着我们的手，还是慈父般地微笑着，只是比四年前苍老多了。老院长对我俩的雄心壮志慰勉一番之后，委婉地说明本届没有到西北的分配指标，“就把你们安排到湖北的大西北工作吧，那里也很艰苦哟，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为母校争光！”于是，把我分配到襄阳地区，把张新生分配到恩施地区。
握手告别时，我神秘地笑笑说：“刘院长，您还记得四年前国庆之夜，同你跳舞的那个‘小姑娘’吗？”
刘院长怔了一下，在大脑里不住地搜索着，经我不断地提示，终于恍然大悟：“哦——记起来了，你，是广西来的‘小姑娘’！……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啊！”
从那以后，再没机会见到这位慈祥的，总是笑容可掬的老院长了。每当我打开华师的毕业文凭，就会想念起他老人家来，那上面赫然印着“刘介愚”的名章。杨院长调北京之后，很长时间都是由刘副院长主持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