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录
【周光庆】
昙华林，诗一样的名字，诗一样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度过了诗一样的年华，构筑过诗一样的梦想！虽然五十年过去了，但是我仍然时时感到，在我现在的岁月里，还积淀着在昙华林的年华；在我现在的耕耘中，还飘逸着在昙华林的梦想。所以我时常有一种冲动，想邀集几位同学好友，去昙华林慢慢寻梦。
一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1962年9月3日，我露着“饥饿时期”的菜色，穿着一身土棉布的衣服，怀着一腔极深切的向往，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一口木箱和一卷衣被，走出武昌曾家巷码头，穿街过巷，来到了华中师范学院分部亦即中文系、历史系所在地昙华林，受到了迎新同学的热情接待。迎新同学告诉我，我们生活学习的处所是“文华楼”。我当即一愣：“文华楼”，多么高雅的名字，这不正是大学生们神往的地方吗？当我经过一座小洋楼，登上文华楼，看到的是一座四合院式的三层的楼房：楼上两层，木地板红漆犹在，木栏杆曲折回环，透着雅致与温馨；文华楼中间，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桂花树旁有一口水井，似乎点染上一些乡间别墅的风韵。而文华楼西边楼房的正中处，却又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钟楼，尖尖的楼顶直指天空，仿佛要以悠扬的钟声把人们的心灵带到悠远的境界，也使整个“四合院”楼房具有振起之势。这一切，对于我是那样新奇，又是那样亲切！我真想当即就向远在黄冈的父母高喊：我终于来到了昙华林，住进了文华楼！
真正使我领略到昙华林高等学府风貌的，是中文系的大课堂。一百三十多名学生，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长课桌，只有柺手椅，真是济济一堂。大教室里透着兴奋，却又显得宁静，钢笔唰唰写字的声音轻盈悦耳。老师们讲课，风格各异，往往都不太注意学生的反应，却又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派头，像是要告诉同学们：我一定要开拓你们的视野，带领你们去攀登人文科学的高峰！而这又正是大多数同学所企盼的。所以，当年老师们的风采，石声淮先生一袭长衫吟唱《离骚》，杨潜斋先生一身西服讲解索绪尔，高庆赐先生在艰难时颇见功力的考证，邢福义先生于细微处颇见精神的分析，欧阳德威先生大气磅礴的唐诗宋词评点，孙子威先生朴实而亲切，在对文艺理论的讲解时引导学生深入文学作品之美的意境中……都使我们终生不忘！
大教室之外，最能使我流连忘返的则是图书馆。昙华林里的文科图书馆，规模并不算大。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却已经非常深邃而富有魅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国现代文化典籍，世界各国文化典籍，线装本，洋装本，民国本，“内部读物”本，许许多多都是我未曾见过的。我兴奋了，着迷了，只要一有时间，就信步来到这里，在书架中穿行；这本也想看看，那本更想借借，回头一看，刚才翻阅过的线装书又在向我招手，有时还没来由的激动！记得，我当时最为倾倒的，是司马迁、陶渊明、苏东坡的人格与诗文；细细渗入我心田的，是王维的辋川诗，还有屠隆、陈继儒的一些清言，如“临池独照，喜看鱼子跳波；绕径闲行，忽见兰芽出土。亦小有致，时复欣然”等等。正是在图书馆里，我慢慢体味着高等学府的内涵，陶冶着自己的性灵。
中国高校的老一辈人常说，62级的大学生较为特别，值得关注。其实那是因为，中国的1962年，既是走出“饥饿时期”的一年，又是“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一年；高考录取名额很少，并且不讲“阶级路线”，只看学生成绩是否优秀。因而62级的大学生，在熬过了“饥饿时期”之后，更加珍惜上大学的机遇，尽管仍然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却大都怀有些学业上的抱负。而我，则时时提醒自己，我是我们家族乃至周围几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加之我又百无一能，只爱读书，只会读书。所以，我自诩为昙华林中的读书人，无论什么书，只要是我认为富有文化内涵的，读起来都显得有些贪婪，并且渐渐萌生出一种斑斓而模糊的意识：这里最适合我，我也适合这里，我要在书山深处找到自己作为读书人的人生之路。而本年级里许多同学，则比我更有远大志向，更加刻苦用心。每天早晨，楼道里，小路上，树林中，总是书声琅琅，使得昙华林格外生气勃勃。时常还有这样的一幅幅画面：一些女同学，一手拿着灰黑的大麦馒头，一手端着老旧的文化典籍，倚着栏杆，旁若无人，细细地品味着，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典雅端庄。
二
回顾人生历程，我有时对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出身贫农，品行端正，待人诚恳，小时放过牛，打过柴，从不以贫寒为苦，可是在学校里却总也不能“积极”起来，读小学没有加入少先队，读中学没有加入共青团，读大学更是没有想到要“靠拢组织”。尽管物质生活仍然清苦，最大的奢侈，是在饥饿难耐时溜到胭脂路的小餐馆吃一碗八分钱的热干面，而且一星期之内最多只能一次，可是在昙华林，我居然养成了一种透出“夫子气”的生活方式。上课、读书之余，主要就是与一二好友一起，寻访书店，漫步沙湖，登临蛇山，眺望长江，唯以黄鹤已去黄鹤楼亦去为最大的遗憾。书店的清香，沙湖的夕照，蛇山的夜景，长江的归帆，总能牵动我的心灵！我还记得：有一次跟随何常生（念龙）在粮道街找到一家很不起眼的小书店，买到一套缺一本的线装书《昭明文选》，大喜过望；有一次相伴宋士威在中华路古旧书店买到一本乾嘉学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激动不已！还有一次，舒邦新看上了我的一本线装书《吴梦窗集》，坚持要用自己的一套线装书《柳河东集》来交换，我对他说“你亏了”，他却喊道“我乐意”！这些书，与我情谊深厚，跟随我一起穿越了半个世纪的风云，直到今天还在跟我长相厮守。
不过有一次却受到了一点震动：那时，全国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刚刚有所缓和，北京就逆向而行，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喊声和动作。一天傍晚，我和宋士威等人登临蛇山回来，看到全班同学都集中在大寝室里开会，班上主要干部正在高声宣讲“身边阶级斗争的形势”，会场上一片肃杀之气。我们吓了一跳，连忙悄悄找个角落坐下来。这回，我倒是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话，可是总也捉摸不到“身边阶级斗争”的影子。于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无须理睬，安心读书，走我自己的路！然而不久，团支部却“理睬”我了，派来文小蓉同学找我谈心，说是组织上很关心我，希望我牢记贫下中农的嘱托，读书要注意选择，不能受书本影响太深，要积极靠拢组织。我谦逊地笑了笑，但是心里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我“出身好”，有把伞，可以安然读书，可以走自己的路！
然而我当时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气压下，“阶级斗争”的风雨还真的来了，并且越来越严重地损害了昙华林的教学生活、精神生活乃至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我们也不能那么安然读书了。
原来，1962年，全国的政治形势有所松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在这种气候下，中文系62级部分同学由于有些才气，有些激情，有些抱负，就按捺不住，纷纷组建诗社、剧社，办墙报，演话剧，发表各自的诗歌、散文，满怀自信地踏上了自己设想的人生之路。连我也参加了我们班吴方柏、韩麒麟（晖）等人发起的“蓓蕾社”。一时之间，各种精美的墙报竞相开放，各种优美的作品争奇斗艳，同学们的激情抒发出来了，才华展露出来了，创造力得到了培育与发展，昙华林也因此而更有朝气、更有诗意、更有高等学府的风华，有的老师还送来了赞扬鼓励之声，多数同学都进入了一种意气风发的状态，只有少数同学似乎有些失落。
这时，6202班的傅生文在他们的《碧桃》上发表了诗作《生活的涟漪》，引得许多同学都去观看。我也认真读了：他那生活的涟漪固然是我所没有的，而那浪漫的诗情，那勃勃的才气，更是我所缺少的。我由衷佩服！不料没过几天，有高年级同学贴出一篇批评文章，指责他表达了灰色的思想意识，代表了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引起了部分同学的异议，于是形成了自发的争鸣。按说，在大学的中文系，这是难能可贵因而值得珍惜的局面，学生们可以受到多么好的激励与锻炼！可是，由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笛在长鸣，这件事也被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逐级汇报上去，而一种政治压力，又逐级传送下来。于是，墙报纷纷叫停，诗人渐渐无语，傅生文被退学了，同学们刚刚迸发的创造活力也被摧残，有的同学开始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徘徊；有的老师在讲课时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昙华林内“稳定”下来了——却再也没有了那种勃勃生气和浓浓诗意，高等学府的灵魂萎缩了。而我，却不能甘心，既然不能抒写意气，那就潜斋读书吧！
三
到了1963年、1964年，昙华林内的师生们，又先后被拉到了黄陂县和孝感县参加“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在当“工作队员”的同时“接受教育”。在孝感县，我又比其他同学多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的风雨。原来，出发之前系里已经明确宣布，任何人都不准私带任何专业书籍。而我却不能理解：仅仅只有四年大学时光，怎么能够离开大学一年；离开大学一年还不能私带任何专业书籍，我们的学业怎么办！于是，我就私带了一本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以为那本书里附有很多诗词作品，却又既小且薄，便于阅读和收藏。更加情不自禁的是，我居然还偷偷写了几首即景生情的小诗，多是“荒烟迷四野，柳陌余一人”之类的句子。对于这些，我自以为小心谨慎，却不料被一位比我年长十岁的党员同学发现，悄悄交给了“组织”。于是，“个别谈话”，书面检讨，小会“帮助”，一定要使我“从思想感情上走出象牙塔，投身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幸而还有把“出身”的伞挡了挡，“上纲”不高，总算过关了，我还是我，只是在同学当中落下了一个长久的笑柄。没想到，“四清”运动快要结束时，却又要我写入团申请书，并且很快就让我入团了。后来才知道，是北京有个指示精神，要求在运动中大力发展“出身好”的大学生入团。
整整十个月后，“四清”运动结束，回到昙华林里。我默默地四处走了走，跟昙华林、跟我以前经常散步的地方轻轻问了声好。我分明感觉到，她们有些憔悴了，有些黯然了，也在殷切地等待着我们回来。是的，我能理解我们的昙华林，能理解中国所有的高等学府，没有老师和学生的高等学府，没有学术和思想的高等学府，没有竞争和争鸣的高等学府，怎么能算得上是真正富有创造活力的高等学府！她们能不憔悴、能不黯然吗！她们的憔悴，也引发了我的伤感，幸而有众多的典籍相伴，有前方的灯火相招，我还能无声地努力。
然而，1965年初夏的一天，昙华林忽然精神振奋起来！这一天，昙华林钟楼下面，挂出了很多张写满字的白纸，向我们庄严宣告：中国最高学府和最高研究机构终于开始招收研究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华楼欢腾了！关于“研究生”，我既是深知的，因为我知道我所景仰的一些前辈学者有的就是研究生出身的；又是陌生的，因为我在小学、在中学、在大学从未听人讲过研究生。我特别兴奋，又有些好奇，跟张玉能他们议论了很久。那时张玉能已经沉静下来，在“啃”甲骨文、钟鼎文了，对我有些感染。慢慢地，一个梦想在我心中悄然构筑起来：明年，我一定要试一试，看看能否由此而重新开垦自己的人生之路！读研究生，细细耕耘中国文学史或文化史的某一片园地，寻找自己的快乐，贡献自己的价值，努力成为一名富有人文关怀的学者，不正是我这些年心灵深处潜在的愿望吗？从此以后，我看书学习的方向性更明确了，自觉性更增强了。
可是，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搅乱了全中国，打碎了千万人的理想，也粉碎了我的梦想！全国人民都被愚弄了，都被压制了，看不到前面的路，而且还无处诉说，不能抗议！也就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奉命急匆匆离开了昙华林，来到了华中师范学院本部所在地武昌桂子山，参加“文化大革命”。草草在桂子山上定居下来，我就开始懊悔：我怎么没能像头一年那样，默默地四处走走，跟昙华林，跟蛇山、沙湖等以前经常流连的地方，轻轻告别一下呢？我怎么能忘记，她们也在留恋我们呀！
1967年12月，我们被“过期分配”了，我回到了家乡黄冈，住过“五七干校”，教过小学，教过初中，教过高中。然而，这一懊悔，伴随着那剪不断的留恋，伴随着那理还乱的梦想，一直在我心间时起时伏，萦绕了十二年之久，暗暗地牵引着我，激励着我。直到1978年春，中国开始在重重困境之中筹划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了攻读研究生的初级“人权”。我在陪送一批优秀学生上大学的同时，自己也带着那份懊悔，那份留恋，那个梦想，来到了武昌珞珈山！1981年冬，我又回到了与昙华林遥遥相望的武昌桂子山，开始重温那份梦想，努力想使自己成为一名富有人文关怀的学者。
可是时机易逝，直到2010年，感谢舒邦新大声一呼，我们十几位老同学，终于结伴回到了久久思念的昙华林，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探访。然而，昙华林完全改变了，文华楼彻底失去了，那棵高大的桂花树也没有留下一点余香！我们很不甘心，总算找到了五十年前的一座办公楼，可是，那本来就不是我们最感亲切的地方呀！我们曾经的梦想啊，我们曾经的年华啊，要到哪里才能寻觅回来？慢慢地，我回过神来，安慰似的对自己轻声说道：五十年前在昙华林织就的梦想，不是经受住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直到今天，还在我不懈的耕耘中飘逸吗！
（周光庆，1962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青春昙华林
【黄丽璋】
离别昙华林已近半个世纪，昔日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是两鬓飞霜、白发婆娑的老人。岁月的河流载走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残留在脑海里的犹如磨砂玻璃上的影像，似真似幻，我挖掘记忆的宝库，努力地还原往日的生活情景，来和大家分享青春时光的欢乐。
当年，同学们怀着做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理想来到华中师范学院，我们的中文系就设在昙华林里。记忆中的昙华林坐落在一条狭窄小街的深处，远离街市的喧嚣。校园里，没有雕栏画栋，没有湖光山色，但有花有草，有众多的各类树木，甚至百年老树。它自然、朴实、宁静，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的青春就像小鸟一样在昙华林里自由地飞翔。
